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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周国平所说的对甘阳久怀不满的是哪个副主编？苏国勋还是刘小枫？传说，歌德与贝多芬散步时，王后走过来，歌德脱帽致敬；贝多芬把帽子往下拉了一拉，抄起手照样走自己的路，王后反倒来向他致敬。
后来，米兰·昆德拉在《不朽》里考证说，这根本就是歌德与许多文化名人的密友贝蒂娜的创造，而她创造这个故事，不过是为了自己的不朽，而且1924年就已被新发现的资料推翻。不过，看起来这个故事流传得太久，到今天人们记得的还是那个向王后脱帽致敬的歌德。这样看来，所谓历史，往往与书写者有关。人们总是愿意相信一个最先出现的说法，而不肯相信后来的翻案。
“文化：中国与世界”对当事人来说，不过还是记忆，而对我们这些后来者而言，已成历史，许多事情只有靠当事人的追述来建构。昆德拉考证说，歌德生命中最后的岁月几乎全都用来与贝蒂娜做斗争，因为他已经预感到了贝蒂娜可能会篡改他的历史。昆德拉一语中的，贝蒂娜就是渴望自己做历史的祭司，即使马克思不愿意跟她散步，她也一定要想方设法实现这个愿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她获得不朽。
周国平难道是想做贝蒂娜？
永远在路上的林达
永远在路上的林达
□书评人张弘
林达的写作有着不可模仿的独特性，这不仅因为他习惯于用引人入胜的故事娓娓道出背后的历史和文化渊源，而且因为其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使之对于两种制度下的文化有了深入、全面的了解。
其深思熟虑之后选择的关注焦点，更体现着他的良苦用心和人文关怀。这其中，蕴涵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悠久情怀，即便身在异国他乡，也难以割舍对于故土的眷恋。
人文之旅和思想之旅从一种文化环境到另一种文化环境，林达在逐渐融入美国社会的同时，也在有意识地了解支配这个社会得以运行的那些机制和规则，他还追溯了这些机制和规则得以形成的历史原因和背景，以及形成过程中的曲折和坎坷。他不仅从正面阐述那些重要的制度和法律作用于社会生活时产生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从反面暴露它的消极影响。这样一种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外而内，丝丝入扣的言说方式使得美国社会中那些看似复杂、矛盾的现象得到了明确的解释，从而使得一种消除隔阂的理解成为可能。那么，林达的言说有着怎样一条明晰的线索？其中一以贯之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
从他的六本著作所涉及的主题可以看出，林达所要竭力展示的，是一张美国的全息图景，它的立国基础、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等等。在这些作品中，他实际上想表明，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设定，在看到其带来的种种好处时，也必须想到应当付出相应的代价并采取防范措施。其中的关键在于，人民是否有选择的权力，在所制定的法律、制度方面，那些构成美好社会所不可或缺的价值是否得到了尊重和保护。因而，林达的每一次旅行都是真正的人文之旅，思想之旅。在路途中，他阅读和思考；在游览时，他体验和记录。在此过程中，东方人的习惯思维与西方人的逻辑观念实现了理性的融合。因而，他的文字对于国内的读者具有了天然的亲近，又独有一份睿智和从容。
每个人都是旅行者，游走乃是对于现状的不满，一种情绪上的躁动不安所引起。它同时意味着寻找。
这是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通过游走的过程，游走者不仅能从不同的视角看清自己先前所在的位置，也更有可能从困境中解脱。认识自己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如果没有一种疏离和比较，很难得到相对客观、准确的答案。在形而上的意义之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旅行者，他要在时间的维度里行走，同时也在空间里移动，直到生命终止，旅行才宣告停息。
因而，人的唯一目的或许是证明自己曾经来过一趟人世，他赤条条而来，走时也不能带走任何东西。这要求他必须用眼睛来观察，用大脑来思考，用心灵来感受，而不能对身边的事物视若无睹——否则，他的旅行就将了无意义。而在现实生活之中，人们通常会安心于一个熟悉的环境，一个温暖的家，一个具有确定性的生活环境，一个能让自身身份得到认同的社会环境。但是，一旦安定过久，潜藏在人自身的本性就会不断出现，他无法控制自己对于远方的向往，对于彼岸的期待和寄托。这时，旅行变成了生活的调剂，它使人们暂时忘却平常所要面对的一切生活程序，回复自然的本性，让身心得到放松。
苏珊·桑塔格在《对旅行的反思》一文中写道：“旅行本身曾是一种反常的活动。浪漫主义者认为从根本上说自我就是一个旅行者——一个不断追寻，无家可归的自我，他归属于一个根本就不存在，或已经不复存在的地方，那是一个理想化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形成鲜明的反差。”显然，林达并非一个浪漫主义者，他也并非为了感受一些让人称奇的异国情调，更不是在乐土上的恣意逍遥。他更多的是一种有意识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读”和“行”中为自己曾经遭遇的一些问题寻找答案。这是一个幸福却又充满激情的寂寞旅程，林达不仅行走在时空里，也行走在历史和文化中。
幸运的是，现实中的林达不必像阮籍那样“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他所描述的异域风情，无异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参照，从而使我们把自己看得更清楚，知道以后的方向。至少，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究竟需要一种怎样的生活？我们如何挣脱笼罩在头顶的宿命？
林达在《一路走来一路读》的后记中所写的几句话不仅是其全部写作的动机，也足以让我们警醒：“这些先行变革的国家，也只是在暗中摸索着向前走的，非常可能在磕磕碰碰中，因迈不过众多沟坎中的一个，在那里翻车了。今天的变革者们，虽有诸多属于自己的特殊问题，但是，毕竟也有一些教训可以借鉴。也许，就因此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张小娴的智慧被魔鬼偷走了
张小娴的智慧被魔鬼偷走了
□书评人张燕
我最喜欢的作家是玩魔幻现实主义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此同时我也是香港女作家张小娴的“粉丝”（追星族fans的音译）。好多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喜欢马尔克斯，于是他们就更想象不出我也喜欢只写男男女女的张小娴。我说：“因为张小娴有智慧啊，我仰慕一切出色的智慧。”
张小娴笔下的男女故事、爱情感受都表达了她对生活深刻的领悟，常常令我暗自叫绝。比如，她说“爱情不是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的事，而是一个人的事”，“爱情，是自身的圆满。当你了解了爱情，你也了解了人生”。如果你稍谙世事就能知道，发现这些爱情的本质和魔幻现实主义一样需要智慧。
所以，有很长时间张小娴的《幸福的鱼面颊》、《不如你送我一场春雨》这些小册子，成了我的枕边书。我几乎每天睡觉前都会翻几篇她的小文章，然后，回顾自己的感情经历，每每都能产生共鸣，总结出一二经验，才昏昏睡去。
张小娴不但打动了我，也打动了很多有感情体验的人。一个从不读书的男性朋友，在从日本回国的飞机上读完了我借给他的张小娴的书。下了飞机就给我打电话说，张小娴真是了解男人。这是我第一次听他感叹一本书的好处。
我觉得这个现象同时展现了张小娴的另一处高明：让她的智慧雅俗共赏。
而且，张小娴又不像刘墉那样，稍稍明白人世间道理的人就会嘲笑他的故作聪明，我想可以这样理解：对情感而言张小娴是深刻的，她所发现的本质是充满个人智慧的。
遗憾的是我一直不喜欢张小娴的小说，她的小说失去了随笔的犀利和深刻，总是在浮泛地讲一些故事，企图表达一些对感情生活的理解，结果总是表达不到位。我最近刚刚读了她的新长篇《我们都是丑小鸭》，小说写了一群年轻人的故事，他们之间有错综复杂的感情关系。张小娴想用这个故事说明人生和感情的无常，天才的悲剧命运，甚至想说每个人潜在的性别定位的模糊。这时你发现小说的主题虽然深刻，但都是毫无创意的陈词滥调式的真理。
还需要解释的是，我之所以能够清晰地概括出小说的主题，是因为它的展现方式完全是对常识的讲述。
所有的情节都能让人看到这些“因”，就知道后面的“果”，不用思考你就能知道作者要表达什么。张小娴让钢琴天才杜飞扬最后变成了杂耍演员，让叶念菁从童年的小胖子变成了美女，让徐可穗和孟颂恩两个家庭环境差距极大的孩子成了朋友和情敌，让林希仪的妹妹林于然是天才，她在姐姐的妒忌和父母的宠爱中死去。这些情节构成了小说主题和小说情节之间直白的关系。
我觉得张小娴还不知道小说里的生活和她的现实生活一样复杂，小说家张小娴的智慧被魔鬼偷走了，她的小说是粗糙的、直白的、物质的。我的意见还是读读张小娴的散文，因为，在她的笔下世俗的生活也能开出智慧的花朵。
人的命运河的命运
人的命运河的命运
赵诚怀着最诚挚的敬意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又一位良心立传
□书评人涂志刚
最早听说黄万里先生的名字，是在黄先生去世之后，清华的曾昭奋先生在《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江河万里》。那时候，除了传说中的大禹和课本上的李冰，还有那个为《水经》作注的郦道元，我不知道任何一个和水利相关的名词。
以这样的知识背景，我当然无力去理解黄万里先生的学术成果，但黄万里先生对于长江黄河的付出与执著，却是任何一个读者都能够读懂的。就像他的名字一样，黄万里的一生都和万里江河连在了一起，1971年，面临绝境的黄万里自以为不久于人世，他留下的“绝笔”是“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这位把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了江河的人，江河有知，当把他引为知音吧。
与6300公里的长江、5500公里的黄河相比，黄万里90年的人生显得太短。而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位以治水为己任，立志要让大江大河为百姓造福的科学家并没有得到多少大展身手的机会，这是黄万里的遗憾，也是长江与黄河的遗憾，当然，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遗憾。
黄万里，1913年生，著名的爱国志士、教育家，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黄炎培先生的第三子。黄家是个大家族，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像我国早期音乐教育最重要的奠基人、著名音乐家黄自就是黄万里的族兄。
黄万里兄弟姐妹众多，大部分都学了理工科，因为黄炎培相信，危难中的中国最需要的是专业技术人才。1931年长江大水，水淹武汉三镇100天，死亡超过7万人；1933年黄河十几处决口，人命财产损失无数，在整个民族的阵痛中，已经担任铁路桥梁工程师的黄万里决定出国学习水利，学成后治理黄河长江。
严格说来，黄万里或许是中国第一个学习过水文学的水利专家，此前的水利工程师大都长于施工，对于作为水利基础的水文学却不甚了了，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立志治水的专家不在少数，而大江大河却始终没有找到知音。1937年黄万里学成回国，他从水文学入门，兼修地理、地质、气象，这时候已经是土木工程硕士和水利工程博士了。
黄万里在美国曾经驾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回国后的黄万里也曾经徒步考察过金沙江、嘉陵江。一线的勘测经验使黄万里迅速成为具有强大实战能力的水利专家，1947年，这种实战能力在他担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期间得到充分施展，他也得以一展平生抱负，倾心治理黄河。可惜这段经历太过短暂，1949年，黄万里被派往东北工作，那里的水利领导把他困得缚手缚脚，几年之后，两手空空的他，只能选择去大学教书，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培养新一代的水利人才。
或许是命运如此，进入了校园的黄万里的命运最终还是和黄河连在了一起。
1950年，黄万里成为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一员，1955年，在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决定上马庞大的三门峡水库工程。和黄万里出国留学前国内的情况一样，前苏联派来的专家是搞工程的，他们不懂水文，他们也不了解黄河，而当时国内的水利专家，除了黄万里，居然没有一个人反对前苏联专家的意见。最后三门峡工程上马，黄万里因言获罪。虽然此后的无数事实都印证了黄万里的判断：三门峡大坝建成之后，渭河变成了一条悬河，黄河每年要断流100多天，而大水更是时时威胁着陕西省。2003年陕西省5年一遇的小洪水竟然酿成了50年一遇的大灾，225万亩良田绝收，500万人受灾，这一切，不能不说是三门峡水库的原因。而此时的黄万里，已经不能再面对这条他情牵一生的大河了。
黄万里境况不佳，在困境中，黄万里既没有走上绝路，也没有放弃独立人格，当年清华校党委宣布他是“右”派的时候，黄万里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赵诚说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黄万里真正做到了俯仰无愧于天地，此言非虚。
黄河之痛也就是黄万里之痛，而黄万里的命运恐怕让黄河也不得不叹息。几十年来，这位中国最杰出的水利专家却始终不能介入水利工作的前沿。上个世纪90年代，三峡工程论证的时候，黄万里只有依靠自己几十年前徒步勘测时得到的数据，因为新的资料他无法得到！
2001年8月20日，清华大学为黄万里举行了90寿辰的庆典，大家都知道，留给这位当代大禹的日子恐怕不多了。7天之后，8月27日，黄万里走完了90年的人生旅程，这个时候，黄河还依然断流，而长江三峡也正准备着“旧貌换新颜”。
小说像稗草一样蔓延
小说像稗草一样蔓延
□书评人苏七七
要说张大春的《小说稗类》，先从张大春的小说说起吧。就我目力所及，没能看到张大春长篇（比如《城邦暴力团》与《聆听父亲》）的大陆简体中文版，最常见于选本的，是早期的一篇《将军碑》，黍离之悲，家国之思，非常合乎正统文学观的鉴定标准。但我喜欢他，是因为零散看到的几个中短篇：《欢喜贼》、《我妹妹》、《我和我妻子的赋格练习》等等。他写作的题材、技法变化很大，《欢喜贼》很民间，《我妹妹》很文艺，《我和我妻子的赋格练习》很先锋——但他民间得生动新鲜，文艺得真诚深切，先锋得不故作玄虚，而是从内心与世界的问题出发。
张大春是个非常自觉的小说家，因此，对于小说被视为“稗”一样小一号、次一等、差一截的东西，自然要奋起反抗，说：“我半生的志业（以及一生可见的作业）都是小说，看人不把它当成个东西，自然有抗辩不可忍。”——这话说得很骄傲，也很可爱。在为小说正名中，张大春从庄子与太史公出发，为小说在“发明另类知识、冒犯公设禁忌”之处，找到了自己的存身要义，正是在边界之外，小说像稗草一样成长，把感受与观念可能性向预设的藩篱之外扩展，在书写与阅读中，引发作者与读者的“轻盈的迷惑”，而迷惑，正是接近自由的漫长晚餐的头一杯开胃酒。因而，这部书先是表达了一个小说家对于小说的敝帚自珍，接着他就开始如数家珍。
比方鲁迅那句著名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它为什么不能修剪为“墙外有两株枣树”呢？张大春的回答“简单得令人失望”：“一旦修剪下来，读者将无法体贴那种站在后园里缓慢转移目光、逐一审视两株枣树的况味。”“枣树只是鲁迅为了铺陈秋夜天空所伏下的引子，前面那四个‘奇怪而冗赘’的句子竟是写来为读者安顿一种缓慢的观察情境，以便进入接下来的五个句子：‘这上面的天空，奇怪而高……’”这种解释很让人敬佩，因为它很简单，但说在点子上，有着写作者与写作者之间的惺惺相惜之意。而看这本《小说稗类》，看得最高兴的，也在于张大春对于作家作品的品评论次。读者在读书时不甚清晰的体会，看着它们在张大春的笔下“显影”出来，心里头真是很愉快。他这么评价汪曾祺：“新文学运动以来，汪曾祺堪称极少数到接近唯一的一位写作‘中国小说’的小说家，一位深得笔记之妙的小说家。”——我看着，几乎要对着书点头称是。
《小说稗类》中，有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