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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稗类》中，有几篇读着觉得真好，比如《寓言的箭射向光影之间——一则小说的指涉论》，从种种引例中，说到“倘若寓意果真能缩减、撮要、归根到底成这样一句话，这则寓言之中最珍贵的秘密，就豁然而解，同时丧失了所有的趣味”。这话说得很对，但寓意是最方便的阐释法，有时连张大春自己也不免犯这样的常见病。在讨论速度感时，他举了老舍的《断魂枪》作例子，但是叙述中的一缓一急，能在“沙子龙与沙子龙所象征的精神”中找到原因吗？读到此处，总觉得还没有说深说透，只是用“有说服力的语言”给收梢了。所以张大春的这本书，不能算是很完美，还是觉得有说理涩、举例浮的地方，一个好作家的好语言，有时也会给他带来“文字障”，因为他能用文字给滑过去，所以反而留下了没有补上的缝隙。
张大春以一个小说家的身份而自豪，但他的小说，却越来越“不像小说”了。我最近看到的一篇，是《本事三则》中的《猴王案考》，收在《小说三城记》的台北卷中，但读着，无论如何觉得是一篇学术论文。而这篇小说发表之后，还引来读者淮上客状告抄袭，说张大春抄袭了一篇发表在《江淮学刊》上的、署名李元泰的学术论文。张大春的回辩文章妙极了：原来这位李元泰是他的一个笔名，是“拙作《大荒野》系列中的一个人物”。——连看几篇相关文章，笑得不行，真是比小说还好看！读过《小说稗类》，我忽然又想起这个作品，如果《猴王案考》都能算是小说，《小说稗类》是不是也可以看做一个小说，一个不出场的主人公在小说的各种向度之间游历探险，最后留下的一部罗曼史？
白先勇：为昆剧招魂
白先勇：为昆剧招魂
□书评人杨彬彬
少年一心西化，老来回归东方，这是不少中国文化精英共同的人生规律。白先勇先生少年时代即与昆剧结缘，但真正浸淫其中不能自拔，其实还是人到中年回到祖国以后的事。这之后，白先生始终以“昆剧终身义工”自许，先后两次促成《牡丹亭》在台湾的上演。这次27折的青春版《牡丹亭》则是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最成功的一次演出。年轻时种下的善因，要到老年才能结果，昆剧之作为“老人艺术”，由此也可见一斑。
不过，尽管白先生投入了最大的热情和最多的心力，堪称昆剧功臣，看完这本《姹紫嫣红〈牡丹亭〉》（这是白先生排戏之外的一点文字因缘，可称为“戏余”），我仍然不得不说：姹紫嫣红的“青春戏”也好，字字珠玑的“戏余”也好，恐怕都只是白先生自己的一场大梦，既不是昆剧本身，也不是昆剧观众的梦。因为作为一门剧种，昆剧已死，垂死之人，自然无梦可言。从另一个更极端的角度来说，谁都想救昆剧，但是谁也救不了昆剧；试图救昆剧者，结果都可能更加速它的灭亡。
盖因为当下“昆剧义工”们的善举，多数只是在重建，而非抢救。这和文物界任由真古董毁去，另建一堆假古董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在这本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的书稿里，除了青春版《牡丹亭》剧本这样一件假古董（让我不解的是剧本前的一段附注，华玮、张淑香、辛意云、白先勇四位改编者称：本剧本改编权为改编者所有，非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演出或出版。这好比一支古建筑队以“修旧如旧”的原则翻新了故宫某处建筑，完了还要主张其“翻新版权”一样。如此专美，令人不解），大部分论文其实只是白先生这样的昆剧爱好者在抒发自己对于昆剧、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满腔热情而已。除了“古典艺术集大成”、“中国的莎士比亚”这样连篇累牍的赞美外，并没有什么太多新鲜见解。我个人觉得，真正有价值的倒是书中南京大学吴新雷教授的一篇短文《1911年以来〈牡丹亭〉演出回顾》（很荣幸，四五年前我在南京时曾有幸每周和吴教授同场排曲，他的《乔醋》是得过俞振飞先生亲授的），这其实也可看做一篇昆剧灭亡史。从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明清以降，昆剧剧目已百不存一，昆剧艺人更是烟云散尽。作为物质遗产的古建筑即使烟熏火燎，总有图纸尚存，修复有望；可作为口述及非物质遗产的昆剧，一旦失传便如同雪泥鸿爪，只有消亡一途。
所以，对作为“舞台艺术活化石”的昆剧来说，当下要务首在抢救，而非重建。昆剧之必将灭亡，非关艺术，非关人事，而在世道人心。世道变了，作为载道抒情的艺术形态自然也会跟着变。一个剧种的兴起，背后必然是一个社会形态的改变；一个剧种的衰落，也必定与社会整体审美旨趣改变有关，“巢之将倾，卵将安附”？曾经写出过《游园惊梦》这样不朽小说的白先生，其实心里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接受采访时他也袒露心迹：这样大张旗鼓筹划青春版《牡丹亭》，根本深意还是为呼吁内地剧团能够珍惜传统，接通现代。不过对昆剧这样一件活文物来说，接通现代不易，珍惜传统更难。在中国、在曲界，从来就不缺少真正的爱好者，当年“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盛况也好，如今“知音少，吾谁与听”的窘境也好，变化的只是人数，昆剧的薪火其实一直未灭。
当下昆剧真正缺少的恐怕还是俞粟庐、穆藕初、吴梅这样能挽危弦于不坠的传承者、扶大厦于将倾的担大任者。否则一任爱好者抛弃真古董，大造假古董，只会帮助昆剧速死；一时的风光热闹，也只不过是在为昆剧招魂而已。
《狼图腾》：慷慨激昂地媚俗
《狼图腾》：慷慨激昂地媚俗
□书评人魔鬼教官
很多中国文人最爱的智力创造是这样一种东西：先编个故事，然后根据故事讲述一番很大的道理。如果你不明白，建议你看看炒得正热的《狼图腾》。看到封皮，我就猜得出作者打算说什么，它的确没给我什么意外——只是我没想到作者会终于按捺不住讲道理的冲动，在小说结尾干脆把主人公陈阵当成自己直接的传声筒，整页整页大谈其“狼性民族”与“羊性民族”的历史观。在他看来，农耕民族是羊性的，游牧民族是狼性的，只有游牧民族的狼性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原动力。
我笑了。
就像“罂粟”二字如果入了通俗读物的标题，书中一定会出现一大片罂粟花，并且它将成为主要场景，罂粟花的妖艳诡谲、不可抗拒的神秘诱人，将会成为主旋律反复出现。所以，在你捧起《狼图腾》时早该有心理准备，这本书中的狼，不过是作者心中的图腾，是试图向你兜售道理的工具。
我没义务去一一反驳纠正作者历史常识的错误和荒谬的逻辑，不过，倒有必要提醒，你崇拜游牧民族对中原文明的破坏可以，但不要随意替俄罗斯人总结，说他们能追赶西方，乃是因被蒙古人占领强暴而得了高贵的蒙古血统的缘故，这愚昧的话最好不要让普希金听了，否则他会气得从坟墓里跳出来。
我很能理解姜戎对他祭出的狼图腾的崇拜心理。
然而个人审美体验是一回事，历史本身又是另一回事。
古代游牧民族身上热烈奔放原始血性的东西，只在后来者眼睛里才有了审美价值，至于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本身，他们一切行动只是出于当时的生存本能而非审美意志。用今人为满足自己审美愿望的眼光去美化那段野蛮屠杀的历史，我想，说其是全无心肝，当不为过。
我没看出中国古代穷光蛋书生通过意淫狐狸来表达对爱情的向往，与姜戎通过《狼图腾》来表达一种对强悍、刚强性格的向往有何不同。不过，在《狼图腾》的结尾，我欣喜地看到，姜戎终于有了绕到现代自由民主观念的可喜努力，然而，从狼性格扯到现代公民社会的公民品格似乎远了点，建议作者在下一本书中着力赞美猫与自由主义的联系，最后弄一本《猫图腾》出来，作为《狼图腾》的姊妹篇，一起改造华夏民族糟糕的民族性格。
高阳历史小说：写作及其范式
高阳历史小说：写作及其范式
□书评人林扶叠
单纯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历史小说”是一个偏正词组，它的主体是“小说”，“历史”则是对主体的限制和修饰，也就是说，历史小说是以历史为主题的小说。
这是一个矛盾统一的概念：所谓小说，除了需要具备故事性之外，它的实质则是虚构，天马行空，无中生有——即使面对纪实性的题材，小说所需要做的也是远离事实，重起炉灶，仿佛浪荡子骗小姑娘，为达目的，信口雌黄；而历史，则总是道貌岸然正大庄严，仿佛守寡多年的贞妇，有着自身的面目和立场与价值判断，闲杂人等不可造次，更不可亵玩。将小说限定在历史的范畴之内，类似于拉郎配，乱点鸳鸯谱，将贞妇推到浪荡子的怀中。二者角力，其结局无非有两个，要么贞妇被浪荡子肆意轻薄，要么浪荡子被贞妇束缚住手脚，失去了本来面目，其极端表现，则是浪荡子也跟着贞妇三从四德，面目可憎起来。
吊诡的是，寡妇门前是非多。历史的发展规律证明，浪荡子总是要调戏贞妇，使其不再贞洁，甚至跟着浪荡起来，从天上掉到地上，沦落为破鞋。中国的文化，可以说是关于历史的文化，除了浩浩荡荡的二十四史之外，还有林林总总的野史，不可胜数。二十四个正大庄严的贞妇，率领漫山遍野的小贞妇们，宛若穆桂英挂帅，率领着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军团，终至于让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大一统起来。然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的末流，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开端，《三国演义》揭竿而起，变天了。
作为一部小说，《三国演义》的实质，则是以小说改造历史，以浪荡子改造贞妇。关羽温酒斩华雄，赵云匹马救幼主，诸葛亮草船借箭，都是对历史的上下其手，罔顾历史的本来面目和社会既有意志，肆意妄为，张扬小说文本的生命力。可以说，在中国小说的发展史上，《三国演义》以其对历史的大胆篡改和轻薄，开了一个好头。
浪荡子调戏贞妇，其形式表现为轻薄，其实质则在于摧毁，轻薄贞妇的身体，摧毁贞妇固守的社会道德和规则。《三国演义》只实现了形式上的探索，放弃了实质上的追求，最终却被贞妇改造成了一个乖孩子。《三国演义》的故事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张扬，而其中心思想，则是对天地君亲师的膜拜，刘备永远是好男人，曹操永远是白眼狼——浪荡子调戏贞妇，原本的目的或者夜奔，或者野合，或者始乱终弃，不意却被贞妇改造，拜堂成亲，落地生根，不做二流子，专心做住家男人；贞妇既获得了身体的快感，又实现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责任和道德追求，并且进而发展出一个新的文学门类：有着浪荡子面目、贞妇实质的小说，承担着对社会中人的教化作用。
表面是荡妇，骨子里是贞妇，是中国几百年来的历史小说的普遍面目，影响所及，不仅在文学领域，而且在史学领域。
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部浩浩荡荡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在写到大汉奸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时候，无法处理李自成、刘宗敏强抢民女陈圆圆这一历史事实，于是笔锋一转，将陈圆圆描述为打入起义军内部的地主婆。这种写法，从文学上来说毫无问题，属于“戏说”历史，调戏历史，很得浪荡子的精髓。然而，这位作家如此处理还不解气，索性写了一篇历史考证文章，证明陈圆圆这个人是虚构人物，不存在，李自成、刘宗敏不可能做出强抢“虚构美女”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如此这般，历史小说家强行进入史学研究领域，捞过界，碰了一鼻子灰，也算是中国历史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笑话。
如今，没有人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了。然而，中国历史小说的问题，自《三国演义》身上遗传下来的“白化病”，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帝王将相、忠臣节妇、红透亮高大全、皇上是好的大臣是坏的等等，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小说写作的范式，晚近河南作家所写康雍乾三个皇帝的大传，不过是这一文学创作范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功的又一例证。历数中国的历史小说写作，受的影响小的，大概还要算台湾的高阳和湖南的唐浩明，然而，在他们身上，《三国演义》的根子依旧存在。
库切：不变的批评立场
库切：不变的批评立场
“库切小说文库”
作者：［南非］库切
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
□书评人涂志刚
和很多小说家不一样的是，库切喜欢为他人的作品写书评，很可能他是写书评最多的小说家之一，这显然与一般人出于种种原因要写些书评文字很不一样，我们从库切的书评中可以感受到他对批评的爱好，这里说的批评绝对不仅仅是文艺批评，其实，从库切的作品来看，他是那种真正批评社会的思考者。而且他思考的已经不是社会的表面，而是世界的根本。
在库切的早期作品《幽暗之地》和《等待野蛮人》中，居于他写作中心的是文明与人之间的冲突，库切没有对《幽暗之地》中殖民者对待土著的方式提出任何批评，他所做的只是呈现，在他几乎冰冷的笔下呈现出来的殖民图景令人不寒而栗，而蕴涵于这部小说中的主题也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人是被分开的。当《等待野蛮人》中的那位长官疯狂爱上被俘的野蛮人盲女，企图打破被分开的命运时，等待他的就只有同样成为阶下之囚。
在《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库切把镜头对准当代南非这片土地，那时的南非还处在种族隔离时代，人们的斗争也还有目标，而库切描写的却是一个孤独的飘泊者，他只想离开。然而被命运锁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是不可能离开的，迈克尔·K的流亡过程令人崩溃：库切描述了两种不同的命运，然而最后的结局都是孤独，特别是迈克尔·K在人群中的孤独，让读者触目惊心。
恺蒂曾经在一篇关于库切的评论中说，读库切，让她想到的是中国的作家——鲁迅，一样勇敢地直面人生，一样不向任何人妥协。很多人都会有和恺蒂相同的感受，以至于他们开始认为，库切不会出席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因为诺贝尔奖虽然是文学界的最高奖项，却始终难免有被政治等其他因素把持的嫌疑，作为批评者的库切是不该与之妥协的。
然而年底的颁奖礼上，人们看到了库切，库切不但前来领奖，而且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在这篇小小的寓言中，“他”和“他的人”互为依存，却又互相不能理解：他们像两只航向相反的船，一只驶向东，一只驶向西。没有人说得清楚“他”和“他的人”到底是谁，然而透过这篇寓言骨子里面的孤独，库切延续了他的一贯立场，对整个西方文明世界进行反思。
恐怕不会再有人无视诺贝尔奖了，库切也不会。但是通过他的演讲，人们似乎看到，库切其实并没有做出任何妥协，在这篇现代寓言中，库切继续着他的反思与批判，而其中的冷峻与孤寂，与他其他的作品并无二致。
其实库切真的和鲁迅很像，不只是从他的散文中可以看到那种只有在鲁迅作品里面才有的淋漓尽致的痛快，更多的，是他对事物进行整体思考的方式。很多人曾经猜想鲁迅如果更加长寿会在晚年有什么表现，或许库切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任何一个独立的思想者恐怕都会像库切这样：例如在《冒犯：论审查制度》这样的散文中，库切对当时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做出了深刻的思考和严厉的批判，而从风行一时的《耻》，所有读者都了解到库切对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社会痛心疾首。所有思考者都会相信，批评会促使一个社会进步，库切显然也相信这一点。
似乎每个社会的批评者最终都将成为流亡者，或者在身体上，或者在精神上。《耻》的出版给库切带来了第二座布克奖的奖杯，更给他带来了当时的南非总统姆贝基的公开指责。新南非的建设者们或许很难理解库切对这块土地的热爱，他们也不愿正视库切描绘出来的南非现实图景，于是库切只好选择自我放逐，因为南非已经不再是家园。
库切的批评显然并不只是针对南非，其实更多的，是对历史与当下的双重思考，即使在自我流放的途中，即使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库切依然还是库切，继续着对世界的批评与期望。
从来如此的，便对吗？
《等待野蛮人》（1980年）
定价：19。00元
《等待野蛮人》是作者第一部为自己赢得国际声誉的长篇小说，正是在这部有意隐去时代和地域背景的寓言作品中，库切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