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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如此的，便对吗？
《等待野蛮人》（1980年）
定价：19。00元
《等待野蛮人》是作者第一部为自己赢得国际声誉的长篇小说，正是在这部有意隐去时代和地域背景的寓言作品中，库切显示了对当代生活的真切把握，从根子上抓住了文明的痼疾。此书一出版即摘取费柏纪念奖，英国最老牌的企鹅出版社将此书选入该社“20世纪经典”系列。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1983年）
定价：20。00元
纳丁·戈迪默称这本书的出版是“一桩了不起的成就”。小说描绘了内战爆发后一片荒凉的战争场景下的大南非，一方面谴责了种族主义，一方面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做出了质疑，力图表现人在混乱环境中内在的精神生活以及人和他所生活的外部世界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彼得堡的大师》（1994年）
定价：22。00元
一本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主人公的小说。采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中的大量史料。当年《纽约时报书评》的题目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开普敦：J。M。库切的小说〈彼得堡的大师〉》”。库切选择这样一个文学人物来作为小说的素材是耐人寻味的。
《青春》（2002年）
定价：19。00元
一本用小说的方式追溯自己青年时代经历的书，颇有自传性质，发表于库切62岁的那年。小说回顾了一个50年代的青年人在伦敦寻找自己的文学梦想，又在无比的失意中重返南非的一段经历。书的副标题为“外省生活场景之二”，和《童年：外省生活场景之一》构成一个完整的成长故事。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2003年）
定价：24。00元
本书是作者获诺奖前两个月最新出版的一部小说，被称为是最复杂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近七旬的女作家。全书以复调小说的对话关系为叙述核心。整部小说的结尾，科斯特洛念叨着“文学的，太文学的”，戛然而止——她在寻求冥冥中的一个声音来为自己的文学生涯做出价值判断。
《政法笔记》：
从来如此的，便对吗？
□书评人王小山
但凡一本书是说道理的，能把要说的说清楚，是头等难能可贵的。我读书也有近30年了，却依然有些书读不懂，总觉得有些遗憾——我指的是我本以为自己应该读懂的那些，不包括一看书名就知道读不懂的，比如《线性代数》或者《相对论研究》。忽然找到一本能读懂的说事的书，自然很高兴，我指的就是冯象先生的《政法笔记》。
《政法笔记》是冯象先生25篇文章的结集，这些文章讲的大都是跟法律有关的道理（只除了最后介绍自己读书经验的一篇和写2000年美国大选的一篇，没兴趣的可以不读）。一般说来，他喜欢从一个具体的事例入手，分析事例背后的法理学意义，无非是从法理、类似案例、约定俗成的解决办法等方面相对照，把事情说清楚而已。比如其中一篇名为《取名用生僻字该不该管》的文章，从国家语委的一项名为《人名规范字表》的“工程”谈起，最后得出“不该管”的结论。其间反复论证，涉及到的文本有《汉语大字典》、《康熙字典》、《同源字典》、《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宪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修辞学》、《红楼梦》等等，甚至有《性心理学》；人物有毛泽东、圣奥古斯丁、蔡文姬和她的三个丈夫、王熙凤等等，可谓融古今为一炉，收中外为己用了，虽然有嗦的嫌疑，但道理确实是讲清楚了。
书中的文章大多都是这个套路，涉及的问题也是多种多样，从婚前财产公证到鲁迅的肖像权，从性贿赂到官员的名誉，好就好在作者一般都会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婚前财产公证没有实际意义，性贿赂不是贿赂……对于法律，如我这样的门外汉实在太多，汗牛充栋的法律条文书和律师资格证考试辅导一类的书对我来说，读起来与《线性代数》也没什么两样，同样都是看不懂，需要的就是这样有明确结论的书。
这也就引入了另外一个话题：这本书是给什么人看的。简单的结论上面已经有了，这本书是给一般对法律有兴趣的普通读书人看的——在“普通”和“人”中间加上“读书”两个字，意思是，如果不经常读书的人，看本书也会有障碍，因为作者实在太爱掉书袋了，引用很多前人的话，讲很多古今中外的典故，但有时候并不试图去说清楚这些典故之间的内在联系，须仔细考虑才能明白他的“深意”，如果一个不经常阅读的人看本书，会存在一些障碍。也就是说，《政法笔记》讲的是法律，能够深入浅出，但虽然不高，也还是有个门槛的。在读本书时，跳过作者设置的这些障碍，直接读论证过程，也是一种办法，我试了试，这么做并不会把作者的意思理解得太歪。
前面说过，这是一本容易读懂，但多少又有些障碍的书。除了一些转文外，还有另外一方面的障碍来自作者的文字，因为作者的文字并不那么晓畅易读。虽然在法学博士之外，冯象先生还是文学博士，但我个人觉得，他的法学知识超过了文学能力。
同类书中，林达先生的《历史深处的忧虑》就基本没有文字问题，林达先生的文字感觉很好，节奏感强，甚至可以读出声来；类似的讲事的文章中，王小波的文字也是好的，自然通畅，不矫饰不造作。不同的是，王小波先生不习惯给出个明确的结论，总是希望他的文字能“其义自见”。这两种风格，并无高下之分，但作为一个还算经常读书的人，总希望看到的书内有更平淡从容的文字，这要求并不过分，而冯象先生文字的书卷气则偏浓了一些。当然，只是个人喜好，冯象先生这种近似典雅的文风也许很多读书人会喜爱。
其实，在我看来，这本书最大的意义是：冯象先生得出的很多结论与我们想象中“应该”的结论完全相反，但沿着他的思路跟踪下去，你会发现他的道理。这等于给读者提供了思维的另一个方向——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并不总是对的。
有人可能会说：可是，这是从来如此的。
但“疯子”们考虑问题会有另外的方式——我说的是鲁迅笔下的狂人，他反问道：从来如此的，便对吗？
阅读始终不缺席的克里玛
阅读始终不缺席的克里玛
□高兴
“为了一种无与伦比、至高无上的自由的感觉，所有那么多年的剥夺是值得的。”
——伊凡·克里玛
提起捷克当代文学，几乎所有捷克以外的读者都会不由自主地首先想到米兰·昆德拉。阴差阳错，在世界各地无数人的心目中，昆德拉已然成为整个捷克文学的代表。有趣的是，一些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捷克人对此却颇不以为然。谈到昆德拉，他们往往会耸一耸肩膀说：噢，就是那个早就跑到法国并已加入了法国籍的捷克人。
许多捷克评论家和作家甚至已不承认昆德拉是捷克作家（实际上，昆德拉本人也早就把自己当做法国作家并直接用法语写作）。这里面自然涉及到不少文学及文学以外的因素，比如，特殊的民族心理和民族自尊，更为特殊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等等。捷克人最最推崇和喜爱的是几个“始终没有缺席的”作家。伊凡·克里玛便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是最让捷克读者着迷的一位。
伊凡·克里玛（IvanKlima；1931—）算得上捷克当今文坛最为活跃的作家。他生于布拉格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二战期间，曾有过三年多时间的集中营经历。中学毕业后，到著名学府查理大学攻读捷克语言文学。1969年，应邀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当访问教授，本来完全可以留在美国，可第二年，重又回到祖国，从此一直在布拉格生活。
同200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一样，他对集中营经历也有着自己特殊的视角。他认为，除去恐怖，那段极端的经历还给他带来了对幸福和自由的全然不同的理解。他甚至觉得：“为了一种无与伦比、至高无上的自由的感觉，所有那么多年的剥夺是值得的。”也正是在集中营里，他首次听从了写作的召唤：“当我周围的每一个人，包括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都一一死去时，我却幸存了下来。这时，我被一种类似于责任和使命的情感所压倒：去变成他们的声音，去变成他们的叫喊，抗议将他们的生命从世上抹去的死亡的叫喊。”这样的出发点实际上很容易让人走向偏激和狭隘。但让人惊奇的是，在克里玛的作品中，我们却几乎看不到“仇恨”两字，因为，克里玛及时地悟到：极端的经历并不打开通向智慧的道路。我们若是和自身的经历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这种开悟在将他的创作引向一种更高境界的同时，也激活了他内心源源不断的创作力。在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他已出版了《我的初恋》、《我快乐的早晨》、《我金子般的生意》、《爱情和垃圾》、《风流的夏天》、《被审判的法官》、《一日情人》、《爱情对话》、《绝对亲昵》等几十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此外，还写下不少剧本以及《布拉格精神》、《在安全和不安全之间》等随笔集。尽管“布拉格之春”后，他的作品在捷克遭禁，他本人也迫于生计，当过急救站护理员、土地测量员、小商贩等等，但他的大量作品依然以地下读物的形式同读者见面，不少还传到了海外。因而，上世纪90年代初，当他重返捷克文坛时，实际上已是一位在国际文坛上享有声誉的作家，作品被译介到了五十多个国家。只不过当时昆德拉正在中国迅猛走红，让我们对其他捷克作家视而不见。而欧美文学评论界早就将克里玛和移居法国的昆德拉、当上总统的哈维尔以及已经故世的赫拉巴尔相提并论。
但同这几位同胞相比，克里玛走的显然是另一种路子。他不像昆德拉那样讲究作品的结构、形式和哲学意味，不像哈维尔那样注重文学的使命、职责和斗争性，也不像赫拉巴尔那样追求手法的创新和前卫。他更像他的前辈哈谢克：随意、散漫，有将任何悲剧化为幽默的天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哈谢克更能体现捷克文学的传统。
克里玛的小说手法简朴，叙事从容，语调平静，结构松散，讲述的往往是一些小人物的小故事，整体上看，作品似乎都很平淡，但平淡得很有韵味。一种大劫大难、大彻大悟后的朴实，自然和平静。如果说昆德拉的笔触最终是朝天的话，克里玛则是向地的。昆德拉总是不断地从小说背后跳出来，打断读者并引领读者去沉思、去发问，自觉地扮演起导师的角色。这可能也是我每每读到昆德拉，就会首先感到他的骄傲，他的炫耀，甚至他的自私的缘由。昆德拉是个文学野心很大的作家。他也的确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文学成就。而克里玛却要谦卑得多，只诚恳地给你讲几个故事，一段生活，然后完全由你自己去回味，去琢磨。如果你觉得没什么可琢磨、可回味的话，他也一点不在意。他有从第一刻就消除同读者之间距离的本事。他的作品无疑更加接近生活和世界的原貌。他笔下的人物一般都有极强的幽默感，有极强的忍耐力，喜欢寻欢作乐同时又不失善良的本性。而这些正是典型的捷克民族特性。没有这样的特性，一个弱小民族在长期的磨难中，恐怕早就消亡了。昆德拉就时时担心自己的民族随时都会灭亡。克里玛相反，他相信捷克民族早就练就了一套对付生存的超级本领。读读哈谢克，认识一下那个胖乎乎的帅克，你就会同意他的看法。他在谈到布拉格这个城市更愿谈判，甚至投降，而不是反抗时，也正是在谈论捷克这个民族。
克里玛作品中有两个基本点：情欲和死亡。情欲是宣泄口，是真实生活和生活意义的具体体现，也是调剂品。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般都有无数个情人，而且基本上一见面就做爱。做爱成为情人对话的特殊方式。在这一点上，他和昆德拉有着相同的策略。死亡则是前提，是背景，是潜在的敌手，是压舱物，也是悲观或乐观的最好的理由，甚至还涉及到克里玛最初的写作动机：用创作来抗衡死亡。许多思考也都围绕着这一前提展开。这两个点恰恰最能反映人的微妙心理和精神风貌。它们既互相依赖，互相衬托，又互相抵触，互相瓦解，形成一种张力。抓住这两个点，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克里玛的小说，也更容易理解捷克民族。此外，克里玛在捷克以及其他国家的畅行，恐怕也同这两个点有关联。
许多小说家认为，小说仅仅提出问题并进行讨论，并不提供答案。克里玛更加干脆：提出问题后，连讨论都显得多余。他更愿意通过原封不动地描述一个个故事来呈现世界的悖谬和人性的错综。他的那些有关爱情、婚姻、良知、忠诚和背叛、灵与肉等等主题的故事也因此更能贴近读者的心灵。有评论家称他讲述的故事“触及了人类心灵极为纤细的一面”。
再见，六十年代！
再见，六十年代！
□书评人肖锋
作家兼记者出身的曼彻斯特以长达近2000页的《光荣与梦想》给美国上个世纪的四十年画了个像，他借这个人间喜剧式的宏大文本，成为他那个时代的巴尔扎克。历史在细节中。人们惊叹于曼彻斯特的蛮力，他像个超级搜索引擎，将社会变迁中发生的一切搜集起来，再抽丝剥茧般抖搂出来，而且一抖落就是2000页。
当初作为反面教材出版的这四大本，却“意外”地教会了一代中国传媒人如何新闻写作。之前，有报社甚至将之列为编辑部的必读书之一。曼彻斯特的语式和写作角度招来一批模仿者。比如，曼氏有关时代英雄的盘点——“自由主义的时代英雄，在三十年代是愤怒的青年工人，四十年代是美国大兵，五十年代是被母亲误解的青年人”——被我们《变化》的作者直接转化为对民族主义的盘点：“民族主义不同年代代表不同含义，民族英雄也拥有不同身份：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是颠覆满清的海外留学生；30年代是强迫老蒋抗日的军阀；40年代是反对内战的文人；50年代是抗击美国的志愿军；60年代是红卫兵；70年代是独立自强的劳动模范；80年代是自卫反击战的战士；90年代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几个年轻人……”于是，惹得出版社以再版的方式再一次向威廉·曼彻斯特致敬。
在这个速读时代，我们习惯于读图和读题。我怀疑新的小记小编们是否有耐心将这2000页纯文本的东西读完——毕竟，那是在遥远的上个世纪、发生在别国的事情。所以，按网络化阅读方式，我们跳到该纪实最能引起兴趣的部分——我推荐第四册即关于六十年代青年文化的部分。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年轻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声音。六十年代青春已“形成为一种崇拜对象，人们立意加以延长、享受它，而且从商业上空前地加以迎合……。”青春期有的是幻想，是崇拜，是适合幻想和崇拜生长的年龄。1960年，14至24岁的美国人达到2700万，1969年这样年龄的人达到4000万，只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集中到某一件事上去，就马上会形成风行一时的风潮。其代表就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1969年）。“如果他们集体怀旧，那么整个社会就会跟着怀旧，如1971年的怀旧风。”
青年文化形成的关键是所谓社会认同感（socialidentity），即我们是一群人，我们很重要，我们要表达，我们要改变世界。比如，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愤青们，反对资本主义的物质压迫。比如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式的怀疑及迷茫者，这种情绪在《毕业生》中被达斯汀·霍夫曼以喜剧形式表现出来。再如，两个年轻人不经意的一个念头，引发了伍德斯托克40万乐迷的狂欢——以后的各类版本再也未能达到它创下的这个高峰。
历史往往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加以重演。威廉·曼彻斯特所叙述的历程正在中国发生。阅读这部分时我们会产生强烈的亲近感。中国现时的青年人不是4000万，而是它的十倍。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正为解救地球上三分之二受苦人忙活着，王小波们正蹲在中缅边境上犹豫：去，还是不去？这种哈姆雷特式的提问使一些人退却，另一些人则奋勇向前，一去就是不归途——这种切·格瓦拉精神甚至激励着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都市愤青们。
传媒给了六十年代生人一个特指，即所谓“六八”代——在六十年代生，在八十年代受青春期教育。有精英杂志将之宣扬为一群社会精英。他们在八十年代喊出了变革之声，在九十年代对帝国主义说不。只是在商品经济利器的冲击下，这种理想主义马上被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