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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型学者，力图把古老、枯燥的汉学带入当代社会。他的大量著作，文采斐然，妙笔生花，在西方社会一般层面上极大地拓宽了汉学的视野和影响力，开掘了读者群。汉学这一学科在当代欧美受人注目并日益走俏，史景迁居功至伟。
“历史的一项功用，乃在于提醒世人，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能够不可思议到何种程度。……历史的另一项效用还在于，它得以显示，人们在面对极端匪夷所思的情形时，其反应是何等的实际……”
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史景迁教授在《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的前言里写下的这段话，几乎是他的历史著作的主旨和精要。他像一个敏捷的侦探，总是可以从浩如烟海的官方卷帙和飘落在历史风烟里的蛛丝马迹探寻往事真相，并用文学化的叙事技巧和敏锐的感知能力，让僵化的史料背后的人物从时光隧道中返回，成为活生生的人物。
发生在1728年的曾静谋逆案，以湘西安仁县大路边一个小小学馆里的一次闲聊肇端，无数士子文人的命运因之改变，而一些也许本可以老死户牖的小人物也懵懵懂懂被卷入这弥天大案之中，此案最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和一个不起眼的乡村教书先生之间的“对话”——当然不可能是平等的对话。阅读曾静案的整个侦察过程，我们很容易联想起2003年某个非典源的追查过程。史景迁确信：某次和来自省城的陌生人的谈天，某次和邻人的唠嗑，某次途中的被流放边陲的犯人们之间的闲聊，甚至是添油加醋欺瞒吹牛的大话，都在若干年后被掌握着巨大资源和人力的官吏们，从久逝的往事和深埋的记忆里拽了出来。
1729年7月27日，雍正皇帝发出了一系列谕旨，和谋反的士子曾静展开了一场亘古未有的讨论。《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里的雍正不是电视剧《雍正王朝》里励精图治为天下苍生谋幸福，也不是《李卫当官》里和兄弟们比勇斗智心系祖宗基业，这个雍正简直就是不良少年管教所的所长。他立志要让被异端邪说蒙了心的不良老年曾静翻然悔悟，深刻地自我批评，“从一个不同寻常的谋逆犯转变为一个诚心归向的合作者”。为了让曾静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让曾静学习朱批奏折并写下读后感。皇上和大逆之徒的书面对话，形成了一本《大义觉迷录》的书刊行天下，以求“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后来被他儿子乾隆全部收回销毁。
史景迁的历史侦察，让雍正从历代无数帝王中脱颖而出，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很难用政治手段或权谋一言以概之。
他这种讲故事的历史写作，正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所谓历史，就是发生在过去特定时间的故事。大部分历史著作不是在许多事件中找出一个共通的模式，就是要给事件套上一个模式。他一定要假设他知道为什么这些历史上的人会做出这些事，即使他只是“如实”叙述所发生过的事件，也总不免要指出事件发生的原因及行为的动机。而史景迁的历史著作，则是西方典型的非虚构写作，它用一种更具想像力的方法，对历史进行侦察，它允许作者把自己融入到时间当中；也允许作者从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所叙述的人物和事件。在史景迁的内心深处，他最真切地抵达了曾静当年于安仁大路旁翘首远望的小小私塾。
这是我在现在风行的历史写作中看不到的真诚。一些写作者习惯于用现时观念去勒索历史上的人事，或者用一些自创的词汇去套用历史事件。当然并非不可用，但正如史景迁所言，万事万物有许多不可思议之处。历史如此，现实如此。
历史写作也如此。
几十年前，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对民族的历史自己的历史往往诚惶诚恐讳莫如深，恨不得一下子抹掉记忆，好像自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那时候，历史是包袱，是负债。一不小心，就要为之人格破产，斯文扫地。三十年河东，如今证明历史不仅不可怕，还很有趣，还是生金蛋的营养鸡。
从黄仁宇的“大历史”纵横天下，到如今皇帝们的幽灵飘荡在大小荧屏上正说反说，消费历史好比消费电器，品种丰富任君选择。但在我看来，市面上无数“死者的倒影”都不及史景迁的一双磨损的软底红鞋耀眼。
如果说《皇帝与秀才》一书构建了一个寒儒社会——读书人一生陷入科考之网，一旦无法及第，便被定格为失败者，于是他们期冀在思想和知识上达到与达官显宦们的平等，那么另一本小书《王氏之死》则构建了十七世纪中国一个边缘小县的日常社会。
史景迁通过三个渠道进入郯城和郯城历史的悲痛。一是1673年编写的《郯城县志》，一是曾任郯城县令的学者黄立鸿的官箴和回忆录，一是郯城邻县淄川作家蒲松龄的作品《聊斋志异》。十七世纪中国山东郯城乡下夫人王氏的死亡，经过史景迁的侦察，她的一生骤然再现，并由此勾画出清初庶民社会的重重面貌。
妇人王氏穿着软底红棉鞋，躺在被白雪覆盖的林间空地上，越过她的身体，我们才进入真正的乡村世界，走进我们先人的苦难和梦幻之中。
黑格尔曾简洁明了地评价中国：“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中国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非历史的：它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
在无数雄伟的废墟之外，史景迁从乱坟岗里扒出的一段人生，格外地珍贵而且壮丽。
莱温斯基：与谁的爱情？
莱温斯基：与谁的爱情？
《我的爱情——莫妮卡·莱温斯基自述》
作者：＇英＇安德鲁·莫顿
版本：作家出版社，2004年8月
□书评人颜回乐
莱温斯基的口述自传最先露脸是在盗版的小车上，看到了这个女子的脸，很纤瘦，不是以前熟悉的那一张脸，连书名也没看仔细。正版拿到手，书名居然叫《我的爱情》，不是“我的经历”，不是“我的反击”，不是“我不得不说的故事”，居然是“我的爱情”，周围人都哑然：她和谁的爱情？和克林顿？他们之间有爱情吗？其实这些都是中文版翻译加入的颜色，英文名字很朴实，就叫Monica誷Story，而作者是曾经给戴安娜立过传的英国作家安德鲁·莫顿，看来还是挺有来头的一本书。
扉页上说“这是一个关于爱、背叛与迷恋的故事”，书读完了，感觉好像并非如此，在事件演化到后来这种情形以后再来说“爱、背叛与迷恋”，广告语无疑带着些东方色彩缠绵的纯洁，而书中的那个莱温斯基则就只是西方人单纯的简单了，两者看似相似却截然不同。我们总热衷于为暧昧事件中千丝万缕的情愫理个头绪，臆想着她与他的恋与爱，而对于他们，事件的结果即是事件的意义。
后来莱温斯基回忆起与克林顿的第一次偷情，只是简单地说：“在这个世界上，忘记一个人一般要靠另一个人，而我的救生圈不过是总统。”她只是想借此忘记当时正在给她伤害的另一个已婚男人，却不小心让自己陷入了更大的麻烦里。
6年过去，当年的女孩早已经长成女人，6年前的那场风波让她平添了无数知名度，也让她在6年内令众多男士望而却步，浅尝辄止，并转而踏上了与当年白宫实习生截然不同的道路。书中有两张照片让我颇有感触，一张摄于莱女两岁时，憨淳的笑容，毫无心机地看着这个世界，据说这也是总统先生最称赞的一张照片；一张摄于克莱两人初识之际，两人礼貌地握着手，却有一种张力在交汇的眼神中无限蔓延开去……莱温斯基在书中仍然说着爱过这个男人，如今再单纯地说“爱情”这两个字似乎变得那么可疑，但一直以来，爱又似乎总比性显得更高尚那么一点。
克林顿的自传《我的生活》提及莱温斯基，只是说：“我和莱温斯基间发生的事是不道德的，是愚蠢的，我深深为此感到羞愧，却不希望被曝光。”
高耀洁：无私自然无畏
高耀洁：无私自然无畏
□记者甘丹
人就要讲社会责任感
记者：很多报道都说过你第一次直接接触到艾滋病人的事情，在这之前你对艾滋病有多少了解？
高耀洁：对这个病的基本知识还是有了解的，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中国的艾滋病有这么多都是靠血液传播的。第一次接触到的那个艾滋病人是一个妇女，送进医院没多久就死了，后来一追查，她就是做子宫瘤手术输血传染上的。于是我才开始注意到原来在我们这里得艾滋病的人多是血液感染。于是我开始印资料，宣传防治艾滋病知识，而且也一直强调，在农村血液是艾滋病最大的传播源。
记者：我曾听你说过你在退休以后，一直是在做妇女保健知识和防止性骚扰的讲座和咨询，1996年后又开始了防治艾滋病。是什么促使你去无偿做这些事情？
高耀洁：是社会责任感。有人老是笑我，说我又忧国忧民了。他们像在说笑话，可是我却觉得就是这样的，人就应该有社会责任感。
记者：你说人就应该有责任感，现在中国有这么多人，也不是非得你来讲责任感，你已经70多岁了，一般的老人都会选择安享晚年。
高耀洁：我跟你说说我小时候的事情。我小时候有个外祖父，他是个翰林，他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的大伯死得早，我爸爸就在我出生后把我抱给了我的大娘，这个影响我的外祖父就是我大娘的爸爸。我对这个外祖父比对我亲生的外祖父还要尊敬和喜欢。那个时候没有多少女孩能读书识字，可是我这个外祖父却教我读了《四书》，直到现在我还是能背出《四书》里很多东西。他就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他常常跟我说要对人好，他也老是去帮助其他的人，他说：“仁者爱人。”所以，我觉得就是他最早让我看到了有责任感的人，我很敬佩他。
记者：就是你外祖父的影响让你坚持了十年去从事防治艾滋病？
高耀洁：其实我一直不太愿意说我在“文化大革命”时候的事情，那个时候我真是经历了一些非人的生存方式，我因为忍受不了这些曾经自杀过三次，为此，我的胃被切掉了三分之二。
我记得，记得清清楚楚，1966年8月24日，被游街后我第三次自杀。那个时候我的三个孩子都还小，他们看着我，在旁边哭啊，喊啊：“妈啊，妈啊。”我突然就觉得我不能死，我要站起来，为了我的孩子，还要为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说实话。那次的经历让我开始发生了转折。
我是个妇产科医生，我那时能做的就是好好地看病。（笑）防治艾滋病的事情也是一样的，我就是觉得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就是该为弱势群体说话，因为我曾经也是弱势群体。
关注艾滋孤儿再打“黑洞”
记者：听说你现在还在写关于艾滋病的书？
高耀洁：我前不久刚写完了的《艾滋泪》已经交给出版社了。这本书讲的是一个个关于艾滋病的故事。还有一本书叫《艾滋殇》，是我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写的，写的是地方上的艾滋病病情现状。在这本书里，我把我所了解到的现在农村的艾滋病疫情写了出来。这本书也马上快完成了，基本上在最后的修订阶段。另外，还有一本很重要的书叫《我的十年防艾路》，它是以日记的形式来写的，我希望在2006年4月份，我防治艾滋病十年的时候出版这本书。
记者：那我们再谈谈你防治艾滋病这十年，你刚才说你最早开始防艾是1996年？
高耀洁：那个时候就是印小册子，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艾滋病与性病防治》，印完了以后到处拿去发给别人，我还去歌舞厅发过呢，结果被人赶出来，有意思吧。最开始主要就是宣传知识。
记者：你一直特别关注艾滋孤儿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的？
高耀洁：2001年，我下到农村去，发现了这些艾滋孤儿，他们受歧视，遭人打，特别可怜。而且他们本身也有很多问题，比如生活问题，心理问题，有些孤儿说要杀人，或者就是结拜兄弟，别人欺负他们，就一起上去打架。这些到最后都会成为社会问题，可怕得很。
记者：除了艾滋孤儿之外，你现在是不是还主要关注打艾滋“黑洞”？
高耀洁：是啊，还要打啊。不过我告诉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打黑血站了。
记者：去年8月，我去你家的时候还没有听你说过这个事情呢。
高耀洁：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现在还有这么多的黑血站。我是10月才知道的，给我惊讶得啊，竟然还有这么多人干这么没良心的事情。
11月我就找了两个小伙子帮我去调查了情况。发现了三个地方，还拍下了照片，有张照片里是农民排着队去卖血，简直就是“前呼后拥进鬼门关”。还有很多地方，我都知道有这种黑血站，但是我还没有拍到，还没有证据，所以我还不能说。只要我有证据了，调查清楚了，我一定要把这些都打了，公布了。
我现在用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房间失火了，你光去搬东西，不去救火，有什么意思？
不把卖血问题解决，怎么能控制病情的传播？
记者：听说调查这些是很危险的事情，你不怕？
高耀洁：怕什么？我反正都这么大年纪了，能活多久啊。而且我这些年得罪的人可多了，我能怕得过来吗？有句话你听说过吗？——无私自然无畏。
记者：就你个人而言，年龄是不是也是你面临的困难？
高耀洁：就是这样我才有危机感紧迫感，我说我现在是在做身后事了。我希望中国的艾滋病不再传播了。
仅有高耀洁是不够的
仅有高耀洁是不够的
□书评人韩福东
人们喜欢将高耀洁称做“中国的德兰修女”，这个年过70的小脚老太太，因为一场被称为“国难”的疾病而成为良知的符号。当德兰修女于1997年在其创立的“仁爱会”总部逝世时，高耀洁正在河南艾滋村内流泪。
2003年夏天，我在河南郑州采访高耀洁的时候，情况仍然不妙，你能感觉到这个矢志掀开被覆盖的“泰坦尼克之灾”的民间人士的尴尬处境，在赢得中国普罗大众的敬意和国际声望之同时，她的子女和当地政府机关一样疏远她。
作为河南最具新闻价值的人物之一，她从不入“河南十大新闻人物”评委会的法眼，只在一些针对艾滋病患者所展开的行动中，她才会得到来自权力部门的“礼遇”。虽然与相关部门的沟通一直处于“脱榫”状态，但高耀洁在当地受重视的程度之高，是毋庸置疑的。
相当长的时段内，高耀洁像一个孤胆英雄。因为印发宣传资料，得罪了游医，她还被告上了法庭。但在其编著的新书《一万封信》中，各地群众写来的万余封信件，表征出人们对这位坚毅老人的信赖、支持，还有尊敬。信中所展示的真实，也永远具有让人颤栗的力量。
“人们不讲道理、思想谬误、自我中心，不管怎样，总是爱他们；如果你做善事，人们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如果你成功以后，身边尽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敌人，不管怎样，总是要成功；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被遗忘，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诚实与坦率使你易受攻击，不管怎样，总是要诚实与坦率；你耗费数年所建设的可能毁于一旦，不管怎样，总是要建设；人们确实需要帮助，然而如果你帮助他们，却可能遭到攻击，不管怎样，总是要帮助；将你所拥有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可能会被踢掉牙齿，不管怎样，总是要将你所拥有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德兰修女这样说。
从中我看到了高耀洁老太太的影子。
高耀洁一直是中国防艾事业的一面民间“旗帜”。在防艾救民这一道路上，她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教授桂希恩选择了两种不同的路径，桂希恩更多地依赖于传统的“下情上达”途径，冀望于高层的反馈以救民苦于倒悬。而高耀洁则选择现代的信息公开手段，充分利用大众传媒的影响力。而在最终的目的地上，她和桂希恩没有根本分别——因为谁都知道，在防艾事业上，政府的角色举足轻重。
2003年是关键的一年。中央政府高层开始针对艾滋病疫情发言，并频繁发出动作。这一年的年底，在郑州的一家饭店里，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部长吴仪约见了高耀洁，吴仪说：“你的工作是对的，我看过两遍中央台‘面对面’对你的报道，你可以随意谈。”这次长达三个小时的会晤可以看做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中国卫生防疫的最高指挥向立足草根的防艾人士问道，它象征着官方与民间一种共识的趋于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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