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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进了晋阳，派出兵士去侦察，回来的人都说冒顿的部下全是一些老弱残兵，连他们的马都是挺瘦的。如果趁势打过去，准能打胜仗。
汉高祖还怕这些兵士的侦察不可靠，又派刘敬到匈奴营地去刺探。刘敬回来说：“我们看到的匈奴人马的确都是些老弱残兵，但我认为冒顿一定是把精兵埋伏起来，陛下千万不能上这个当。”
汉高祖大怒，说：“你胆敢胡说八道，想阻拦我进军。”说着，就把刘敬关押起来。汉高祖率领一队人马刚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突然四下里涌出无数匈奴兵
40万匈奴骑兵突然从四面八方把他们。包围汉军粮食断绝，又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无法脱身。高祖身边的谋士陈平打发了一个使者带着黄金、珠宝去见冒顿的阏氏（音ｙāｎAｚｈī，就是匈奴的王后），请她在单于面前说些好话。阏氏一见这幺多的礼物，心里挺高兴。当天晚上，阏氏对冒顿说：“我们占领了汉朝地方，没法长期住下来，再说，汉朝皇帝也有人会来救他。咱们不如早点撤兵回去吧！”冒顿听了阏氏的话，第二天一清早，就下令将包围网撤开一角，放汉兵出去。第二天清早，天正下着浓雾，汉高祖悄悄地撤离了白登。陈平还不放心，叫弓箭手朝着左右两旁拉满了弓，保护汉高祖下山。汉高祖提心吊胆走出了匈奴的包围圈，快马加鞭，一口气逃到广武。他定了定神，首先把刘敬放出来，说：“我没听你的话，弄得在白登被匈奴围了起来，差点儿不能和你见面
白登之围以后，西汉政府自知实力不如匈奴，汉高祖问刘敬该怎幺办？刘敬说：“最好采用‘和亲’的办法，”汉高祖同意刘敬的意见，派刘敬到匈奴去说亲，冒顿同意了。汉高祖挑了一个宫女所生就采取“和亲”政策，将汉朝皇室女子嫁给匈奴首领为妻，并每年向匈奴赠送大量的丝绸、粮食等礼物，以求得北方边境的暂安定。但“和亲”政策并未完全阻止匈奴贵族的南下掠夺。
后人感慨
白登山，今名马铺山，位于大同城东5公里处。西临御河，东接采凉山，南傍张同公路，北靠方山。“白登之战”距离今天虽有2000多年之历史，但作为游览古战场来说，还有很大军事价值，曾经吸引不少游客调古凭今。明朝宣大总督翟鹏来游白登山，感慨万千，赋诗名曰“白登山怀古”：
荒台犹有白登名，一望龙沙万里明。
尚想精兵围汉帝，翻怜奇计出陈平。
云中烟垒曾鸣镝，塞下山村有废城。
顾我临风怀古意，胡笳吹彻暮云横。
明朝大同知府魏大本游览白登山，抚今追昔，赋诗名曰“白登台怀古”：
迭迭冈峦处处村，君王遗迹向谁论。
战场一夕围兵解，汉垒千年故业存。
流水何心悲往昔，浮云随意变朝昏。
独余西北青山好，壁立金墉固塞垣。
第一部分 黄帝战蚩尤——中华民族的初步形成第14节 休养生息，文景之治
汉朝于公元前２０２年统一全国，分封异姓功臣为王者七国，同姓子弟为王者九国。又有侯国一百余。封侯只食邑，不理民政。王国则俨然独立，“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这只算是中央权力还没有稳定之前，“不为假王填之，其势不定”的临时办法。所以帝业一确定，刘邦和吕后，就用种种方法，去消灭异姓功臣。内中只有长沙王吴芮被封四月之后病故，可算善终，又四传之后无嗣才除国。其它或遭擒杀，或被逼而亡命于匈奴，统统没有好结果。
而吕后以女主专政，以吕产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吕氏封有三王，引起朝内大臣和朝外诸王嫉妒，酿成“诸吕之乱”。直到吕家势力被扑灭，文帝刘恒被拥戴登极，汉朝帝业，才算稳定。文帝在位２３年，传位于儿子刘启，是为景帝，在位１６年。这３９年，从公元前１７９年到１４１年，汉朝的政局，开始正规化。根据传统谥法，“道德博闻曰文”，“由义而济曰景”。文与景都是上好称呼。而刘恒与刘启间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年岁收成不好就下诏责己，又不大更张，一意与民休息。其恭俭无为，在中国历史上造成“文景之治”，是中国统一以来第一次经历史家称羡的时期。
文、景二帝先后统治了近四十年。据史书记载，由于经济的复苏，百姓人给家足，国家仓库中堆满钱粮，串钱的绳子日久而腐烂，粮食年年相积而陈旧变质。因此，国家财富盈溢，社会人口激增，出现一派升平景象。这种景象被后世史学家称誉为「文景之治」，它为后来汉武帝时的富强盛世，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静无为」
西汉之初，黄老学派的「清静无为」思想成了治政之主导思想。黄老学派亦即道家学派，该派把黄帝、老子尊奉为创始人，主张「无为而治」的统治术，认为治政者只要政治措施简单，不多生事端，老百姓就能安静下来而不会起来造反。高祖时就已推行「无为而治」，惠帝继之。到了文帝及其子景帝执政期间，进一步大力执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之政策。
“黄帝之学”与“老庄”学说总体上都是强调“虚”、“因”、“静”，即要求统治者在政治上“清静无为”，“无为而治”。当然二者也有不同之处，“黄帝之学”在强调无为的同时，也十分强调“刑”、“德”并用，是将原始道教学说中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加以延伸的结果。所以“黄老”政治的实行并不是消极的“无为”，而是一种统治策略的选择。在汉初的思想界和统治集团内部，一批鼓吹道家思想的人最终获得了皇权的认同，并使这个思想付诸实际政治过程，这无疑是有益于社会发展的。
对政治统治方式的干预在汉初并不仅仅是道家一个学派，提出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陆贾，其思想基本上属于儒家范畴，他同样也主张“无为”而治，说明儒家也在“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积极改变原始儒学中迂腐的部分，并与现实政治相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清静无为”政治路线的选择，不能完全归结为道家思想的影响，而是汉初统治者根据当时社会现实所做出的历史抉择，代表了社会大众的普遍要求。秦的暴政及战国以来的社会动荡不安是这种要求产生的直接社会基础，但普遍的社会要求并不能自动演化为现实统治者的正确思想。秦统一后的社会也是希望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但统治者没有顺应民意。暴政导致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王朝迅速灭亡。秦暴政的历史惯性在汉初依然存在，整个官僚队伍的素质与秦代没有大的差异，汉高祖对各级官吏“背公立私”提出过严厉批评。汉文帝策问晁错的题目即是：“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著名政治家贾谊指出：“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所以汉初统治者选择顺应社会的治国方针，是整个统治集团政策的重大调整，决不是消极的无为。
轻徭薄赋，发展生产。仅仅依靠“清静无为”的安宁政策并不能带来社会的真正进步。加快物质资料的生产并切实减轻人民的负担，才能给人民以实惠。刘邦即位后，秦代竭泽而渔的剥削方式在汉初得到重大改善。景帝时最终将田赋的比例定在“三十税一”，并成为定制。此外，口赋、算赋、更赋等赋税在文景时期也都获得不同程度的减轻。徭役曾是秦代暴政的象征，汉初统治者都十分节制使用民力。为了使百姓免受转送赋税之苦，文帝下令列侯不准居住京城，各自归国。文帝首开“籍田制”，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文景二帝还多次下诏救助灾荒，令郡国官吏务必重农桑，发展生产，并设“孝弟力田”奖励努力生产的农民。这些政策或法令对于社会秩序与生产的迅速恢复具有重要作用，使得封建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小农经济在汉初几十年中有了长足的进步。汉初还逐步调整盲目抑商的政策，使商人和商业流通发挥出服务社会的作用。文帝时又接受晁错“入粟拜爵”的方法，使商人提高社会地位的愿望得到满足，农民多余的粮食也有了出路。
蠲削烦苛，刑罚用稀。秦律的烦苛与残暴致使“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政治统治离不开法律，但严刑峻法只能导致社会人人自危，众叛亲离。文景时代的刑罚尽管不像史书所记载的那样“宽容”，但较之秦代肯定是大为减轻并且有章可循。特别是文帝本人对法律十分尊重，他所任用的廷尉张释之不以君权的意志行事，敢于维护法律的尊严，提出“天子所与天下公共”的法律观，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话。例如，一次文帝要对惊其御马的人处以极刑，而释之认为只能处以罚金，最后说动了文帝。还有一次文帝要对盗高祖庙前玉环的人判族刑，廷尉认为只能判罪犯本人死刑，文帝也不得不尊重廷尉的意见。汉初几十年轻刑慎罚，维护法律尊严的风气，给人民带来一个安宁的社会环境。
敬天畏民，节俭安邦。应该说，汉初的统治者对所拥有的权力能够清醒地自我反省，因而做到自我约束。这个风气起于汉初，文景尤盛。汉初刘邦责萧何修建未央宫过于“壮丽”，说明他已有节省民力、限制过分奢侈欲望的思想。惠帝、吕后时也都注意节俭，没有大肆铺张之举。文景二帝更是在各方面自我克制，为创建廉洁、勤俭的社会风尚不懈努力。文帝想造一座“露台”，算下来需要“百金”，觉得花费太高，结果作罢。他所宠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与秦始皇大修坟墓不同，文帝对生死有着朴素的理解，他说：“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因此他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器。因其山，不起坟”。这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也是少见的。景帝也一再下诏，反对雕文刻镂，要求各级官吏重农桑而轻黄金珠玉，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统治者个人的品质虽然不是社会进步与倒退的决定性因素，但从自身做起，提倡勤俭的生活作风，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善，节省民力和控制社会的奢侈浪费还是极为有益的。
强调统一，反对分裂。汉初分封了大批异姓诸侯王，这些诸侯王很快就成为割据势力的代表。刘邦用其统一后的余生与之作斗争，终于剪灭异姓诸侯王。但他错误地总结了历史教训，又分封大批同姓诸侯王，他们占据了全国大部分富庶的土地与人口，也很快成为与中央抗争的地方分裂势力，严重威胁着刚刚建立不久的统一政权。景帝时以吴王刘濞为代表的分裂势力终于联合七国反叛，景帝采取果断措施，仅用三个月就平息了这场叛乱，使分裂势力受到重创。七国之乱之所以没有形成气候，与汉初以来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厌恶战乱的心理密切相关，是休养生息政策产生了积极的政治效果。景帝抓住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第一，继续实行“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在原诸侯国的土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王，削弱其力量。第二，改革制度。王国官吏由诸侯自行任命改为由中央直接任命，并从名称上将中央官职与王国官职区别开，从而降低王国官吏的地位。第三，“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剥夺王国的统治权。通过这些措施，王国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统一的中央集权局面才真正形成。
打击社会异动势力。所谓社会异动势力在汉初主要是豪强势力。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应当说，在汉代历史上，文景之治还不是强盛时期。但没有这个时期的历史积淀，就不可能有武帝时代的全面繁盛。文景之治局面的形成给予后世许多启发。第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需要统一的政治指导思想。第二，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最基本要求。第三，统治者要善于总结历史教训，不断根据社会现实调整方针政策，顺应客观历史发展的要求。正因为此，“文景之治”被历代有为的封建统治者奉为楷模，并从中汲取宝贵的历史经验。
第一部分 黄帝战蚩尤——中华民族的初步形成第15节 张骞凿空
似乎人们有一种观念，好象中国人是封闭的、保守的。从来都没有出现像哥伦布、麦哲伦那样的伟大探险家。对这一点，梁启超在自己的《饮冰室合集》中就进行了批判，他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反证，就是张骞凿空。
「第一奇男子」
梁启超把张骞誉为中国古代的「第一奇男子」，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班固在《汉书》中集记载：“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为郎。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陇西。径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予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
居匈奴西，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道译，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夫人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拜骞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初，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语皆在《西域传》。
西域，汉朝时是指甘肃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地区，大大小小分布几十国，大致相当于今日新疆一带。本来西域各国大多臣服于匈奴。武帝为了彻底孤立匈奴，决定与它们联合。听说大月氏国（原在玉门关附近，后徙至今阿富汗境内）与匈奴有仇，所以武帝在公元前139年，派张骞带一批人前往西域，想联合大月氏等国共抗匈奴。但张骞中途被匈奴捉住，一关押就十几年。后来他想法逃脱，辗转经过乌孙、大宛、康居等国而抵大月氏。那时大月氏已无心结盟，使张骞此行不得要领。在回国的途中，张骞再次被匈奴扣留，拘禁一年多，最后于公元前126年返归长安复命。
到了公元前119年，张骞又跟从卫青出击匈奴，他带领随从三百多人及大批物资前往西域。抵达乌孙后，又遣副使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诸国，宣扬汉朝的国威。公元前115年，偕张骞同乌孙等国使者数十人，返归长安。汉与西域交通之孔道，自此打开。
司马迁的《史记》，把张骞之交通西域誉称为「凿空」，「空」即「孔」，意思就是开辟孔道。由于张骞的交通西域，使中国人得以由长安出发，经过西域各国而前往西亚、北非乃至欧洲。它大大促进了中西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其中尤以中国丝绸西运最具特色，所以今天称张骞通西域为「丝绸之路」之始辟。因此，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不仅弘扬了汉朝的文明，而且带回异域的文化，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今天，丝绸之路仍然吸引着络驿不绝的中外游客，继续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指汉代从中国到西方的交通大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在古代世界上，只有中国是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近年各地考古资料已充分证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锦绣的生产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那时中国丝绸已经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辗转贩到中亚、印度。
汉初，河西走廊曾先后为乌孙、月氏、匈奴所占，西域绿洲诸小国亦为匈奴所控制，汉与西方的道路难以直达。元光二年（前133年）以后，汉武帝连年派大军进攻匈奴，巩固西北诸郡边塞，又陆续设立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隔绝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得以沟通西域。又从敦煌到盐泽（今罗布泊）筑造了很多烽燧亭障，以防匈奴南侵。公元前77年汉兵攻克当道的楼兰国，更其国名曰鄯善，将其国都迁至以南扦泥城。公元前60年汉置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