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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证明。
所以，法的概念就其生成来说是属于法学范围之外的，它的演绎在这里被预先假定着，而且它应该作为已知的东西而予以接受。
补充按照形式的、非哲学的科学方法，首先一件事就是寻求和要求定义，这至少是为了要保持科学的外观的缘故但是实定法学至少不大注重这点，因为它的主要任务是指出什么是合法的，就是说，什么是特殊的法律规定。
因此，有过这样的警语：omnisdefinitioinjurecivilipericulosa〔在市民法中一切定义都是危险的〕。事实上，法的规定愈是前后不一致和自相矛盾，在这种法中下定义就愈缺少可能，因为定义应该包含一般的规定，但这么一来，就会把矛盾着的东西，在这里就是不法的东西，赤裸裸地显露出来。例如，罗马法就不可能对人下定义，因为奴隶并不包括在人之内，奴隶等级的存在实已破坏了人的概念。对所有权和所有者下定义，在许多情形下也同样是危险的。
不过定义大多从语源演绎而来，特别是从特殊事件中抽象出来，所以是以人们的感情和观念为基础的。于是定义的正确与否就看它是否与现存各种观念相符合而定。
采用这种方法，就会忽略科学上唯一本质的东西，即在内容方面忽略事物本身（这里是法）的绝对必然性，在形式方面忽略概念的本性可是在哲学的认识中，概念的必然性是主要的东西；生成运动的过程，作为成果来说，是概念的证明和演绎这样，由于它的内容本身是必然的，所以第二步就是要在观念和语言中寻找与这种内容相符合的东西但是，在它的真理中的和在观念中的这种概念本身不仅可能互有区别，而且在形式和形态上也必然各有不同。不过，如果观念在它的内容上倒也不是谬误的话，那末概念可被指陈为包含于观念中，而且按其本质是现存于观念中的。这就是说，观念可被提高到概念的形式。可是由于观念远不是概念（其本身是必然的和真实的）的尺度和标准，所以它毋宁应从概念中去吸取其真理性，并依据概念来调整自己和认识自己。
但是，虽然一方面上述那种认识方法，连同定义、推理、论证等烦琐形式多少已经消失了，可是另一方面取而代之的别种方法，却是一种恶劣的代替品，那就是直接把一般理念，连同法的理念及其更详细规定，作为意识的事实①来掌握和主张，并把自然的或被昂扬起来的感情、自己的胸臆和灵感变成法的渊源。如果说，这是一切方法中最方便的，那末它同时也是最不合乎哲学的，——这种不仅与认识而且也与行动直接相关的②观点的其他方面姑不具论。如果说，第一种诚然是形式的方法，但在定义中仍然要求概念的形式，而在证明中要求认识的必然性的形式，那末，直接意识和感情的手法却把知识的主观性、偶然性和任性提升为原则。
至于哲学的科学处理方法究竟是怎样的，哲学的逻辑学已加阐明，而且是这里的前提。
补充（哲学的开端）哲学形成为一个圆圈：它有一个最初的、直接的东西，因为它总得有一个开端，即一个未得到证明的东西，而且也不是什么成果。但是哲学的起点只是相对地直接的，因为这个起点必然要在另一终点上作为成果显现出来。哲学是一条锁链，它并不悬在空中，也不是一个直接的开端而是一个完整的圆圈。③
第３节
法一般说来是实定的④：（一）因为它必须采取在某个国家有效的形式；这种法律权威，也就是实定法知识即实定法学的指导原理
①针对弗里斯而言。——译者②参阅本书第１２６节和第１４０节两节的附释。——译者③参阅《哲学全书》第１５节（即《小逻辑》，三联书店１９５４年版，第６８页）。——译者④参阅本书第２１１节以下各节和附释。——译者
（二）从内容上说，这种法由于下列三端而取得了实定要素：（１）一国人民的特殊民族性，它的历史发展
阶段，以及属于自然必然性的一切情况的联系；（２）一个法律体系在适用上的必然性，即它必然要把普遍概念适用于各种对象和事件的特殊的、外部所给予的性状，——这种适用已不再是思辨的思维和概念的发展，而是理智的包摄；（３）实际裁判所需要的各种最后规定附释如果把内心的感情、倾向和任性跟实定法和法律相对立，哲学至少不能承认这些权威。暴力和暴政可能是实定法的一个要素，但这种情况对实定法说来不过是偶然的，与它的本质无关。在哪种情形下法必须是实定的，且到以后在第２１—２１４节再说。
这里只举出那几节所要详细研究的各种规定，以便指出哲学上的法的界限，并立即除去可能发生的看法甚或要求，似乎通过哲学上法的体系的阐述就会得出法典，即现实国家所需要的那种法典。
自然法①或哲学上的法同实定法是有区别的，但如果曲解这种区别，以为两者是相互对立、彼此矛盾的，那是一个莫大的误解。其实，自然法跟实定法的关系正同于《法学阶梯》跟《学说汇纂》的关系。
①关于自然法的朴素意义，参阅《哲学全书》，第５０２节。——译者
关于本节第一点所列举的实定法的历史要素，孟德斯鸠曾经指出真正的历史观点和纯正的哲学立场①，这就是说，整个立法和它的各种特别规定不应孤立地、抽象地来看，而应把它们看作在一个整体中依赖的环节，这个环节是与构成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特性的其他一切特点相联系的。只有在这一联系中，整个立法和它的各种特别规定才获得它们的真正意义和它们的正当理由。
对于各种法律规定在时间上的出现和发展加以考察，这是一种纯历史的研究这种研究以及对这些法律规定的理智的结论加以承认（这种结论是从这些法律规定的既存法律关系的比较中得出），在各自领域中固然都有其功用和价值，但是与哲学上的考察无关，因为基于历史上原因的发展不得与出于概念的发展相混淆，而且历史的说明和论证也不得被扩展而成为具有自在自为地有效的那种论证的意义这项十分重要而应予坚持的区别，同时也是十分明显的某种法的规定从各种情况和现行法律制度看来虽然显得完全有根有据而且彼此符合，但仍然可能是绝对不法和不合理的。例如罗马私法中的许多规定就是符合例如罗马父权②和罗马婚姻身分等制度而产生出来的。但是，即使有些法律规定是合法的、合理的，可是指出这些规定具有这种性质——这唯有通过概念才能做到——是一回事，叙述这些规定出现的历史情况或叙述使这些规定得以制定的那些情况、场合、需要和事件，是又一回事这样地指出和（实用地）认识历史的近因或远因，通常叫做说明，或者宁愿叫做理解，人们以为为了理解法律和法律制度，这样地指出历史上的东西，似乎已经做了有关的一切事情或有关的本质的事情，其实真正本质的东西即事物的概念，他们却完全没有谈到人们也常常谈起罗马的和日耳曼的法律概念以及这个或那个法典中所规定的法律概念，但是他们所指的不是概念，而只是一般法律范畴，理智命题，基本原理、法律等等而已。
①参阅孟德斯鸠：《法意》，第１卷，第３章。——译者
②参阅本书第１８０节附释和补充。——译者
忽视上列的区别，会产生观点的错乱，会使对这一问题的真实论证渐次转入依据各种情况的论证和从其本身毫无用处的前提来得出结论，如此等等；总之，这样会使完全相对的东西代替绝对的东西，外在的现象代替事物的本质。如果是历史的论证而把产自外部的和产自概念的混为一谈，那会无意中作出同本意相反的事。假如，证明在特定情况下某种制度的产生是完全适宜的和必要的，因而做到了历史观点所要求的东西，那末，如果就把这种东西算作事物本身的普遍论证，将会发生相反的结果，这就是说，由于那种情况早已不存在，那种制度也就完全丧失了它的意义和存在的权利。例如，如果以为保存修道院是为了它具有移民垦荒的功绩，为了它具有用教育和抄写等方法而保存了学问的功绩，并且又把这种功绩看做修道院继续存在的理由和使命，那末，根据同一理由所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修道院至少从这方面说就成为多余的和不适当的了。
由于某事件产生的历史意义、历史式的叙述和成为易于理解，跟有关同一事件的产生和事物的概念的那哲学观点，属于各不相同的领域，所以在这限度内双方可以保持互不关心的立场。但是，这两个立场即使在科学领域也未必经常保持着这种平静状态，因此我想举出一个与这种接触有关的例子。这一例子见于胡果先生所著《罗马法史教科书》中，它同时还可对上述的对立看法作更详细的说明。胡果先生在那本书中（第５版，第５３节）说：“西塞罗对哲学家们侧目而视，对十二表法却很欣赏。”
“但是哲学家法伏林处理十二表法与其后的许多大哲学家处理实定法完全一样。”
胡果先生又在同处对这种处理态度作了最后的回答，他所提出的理由是：“因为法伏林不懂十二表法正如这些哲学家们不懂实定法一样”。至于谈到法学家塞克司吐斯。塞西留斯对哲学家法伏林的指正（载盖里乌斯的《阿提卡之夜》，第２０卷，第１节中），首先表达了对性质上纯粹实定的东西作论证的那恒久而真实的原理。
塞西留斯对法伏林说得好：“你不会不知道，法律有种种长处和补救方法，这些长处和补救方法，依据时代习尚，国家制度性质，当前利益的考虑和应予矫正的弊风会有变动和起伏在性质上，法律决非一成不变的，相反地，正如天空和海面因风浪而起变化一样，法律也因情况和时运而变化看来哪里有比斯托罗的建议更有益的，比伏柯努斯的平民立法更有用的？哪里有比李希尼的法律更为必要的？但见国家成为富庶，所有这些东西都被一笔勾销而埋葬了。“这些法律既然按当时情况都有其意义和适当性，从而只具有一般历史的价值，所以它们是实定的，因此之故，它们又是暂时性的。立法者和政府考虑当前情况把要做的做了，又酌斟时势把要固定的固定下来了，他们在这方面的智慧是单独一件事，应受到历史的评价。这种评价愈得到哲学观点的支持，他们的智慧所得到的历史上承认就愈深刻。
关于塞西留斯反对法伏林而对十二表法作进一步的论证，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因为塞西留斯在这些论证中安排着理智方法和理智推论这种永世的骗局，这就是说，对坏事加上好听的理由，并认为这样就可使坏事得到辩解。
有这样一种可怕的法律，它规定逾期以后，债权人有权杀死债务人或把它当作奴隶出卖，甚至债权人为多数人时，有权把债务人切成若干块，而在债权人间进行分配，而且是这样的：如果谁多切些或少切些，不会对他发生任何法律上不利的情事①（这种条款正是有利于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并且为他所最感谢而乐予接受的）。
①罗马十二表法第３条的规定。——译者
为了替这种法律辩护，塞西留斯提出这样好听的理由：由于这种法律，诚实和信用就得到更大的保证，而且正因为这种法律极其可怕，就不应发生这种法律会获得适用的问题。这时他思虑未周，不仅没有想到正因为有这种规定，保证诚实和信用那种意图被取消了，而且也没有想到，他自己接着马上举一例子，说明关于伪证的法律由于刑罚过严而未收到效果。
但是胡果先生说法伏林不懂得法律，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不得而知；每个小学生都完全能懂得法律，至于夏洛克会对上述有利于他的条款比任何人懂得更好。
想来胡果先生必然把懂得这词仅仅指为，对这类法律能找到某种好听的理由而感到安定这样一种理智上的教养。
在该书同处塞西留斯又证实了法伏林对另一点的误解，一个哲学家会对这一点误解坦白承认而不至于感到难以为情。我所指的是这一点误解，依据法律规定，传唤病人到法庭作证，只应供给他jumentum〔驮兽〕使用，“而不是arcera〔有蓬车〕”；但是，jumentum不应光指马而言，而且也指二轮车或四轮车。塞西留斯还能从这一法律规定中获得进一步的证明，传唤害病的证人到庭，甚至规定得这样详明，不仅区别了马和车，而且还区别了这种车和那种车，即有篷的并装饰起来的车（依据塞西留斯的说明）和不很舒适的车。说到这里，我们或许会在上述法律的严酷性和这些规定的琐屑性之间有所选择。不过说这种事情甚或对这种事情所作博学的说明是琐屑的，这将是对这种或那种博学的一种最重大的触犯。
但是胡果先生在上述教科书中又提到关于罗马法的合理性的问题。
我注意到下列一点。
他在第３８节和第３９节中论述国家的起源“到十二表法为止这一段时期”时说：“（在罗马）人们有许多需要，他们非劳动不可，那时人们使用拉曳和载重的牲畜以为辅助，这正与我们今天相同；地面上丘陵与山谷交替，城市建立在丘陵之上”，如此等等。
这段论述好象有意实行孟德斯鸠的思想，但我们很难看出这段论说有什么地方接触到了孟德斯鸠的精神。
他这样叙述之后，就在第４０节中接着说：“法律状态要使理性的最高要求得到满足，距离还是很远”（完全正确；罗马的家庭法、奴隶制等对理性最起码的要求都未给以满足）；但在论述较晚时期时，胡果先生却忘记指出，是否有过一个时期，如果有，在哪一个时期，罗马法曾对理性的最高要求给以满足。只是在第２８９节中谈到罗马法作为科学达到最高成就时期的那些古典法学家时，他说：“人们很久以来就注意到，古典法学家有哲学修养”，但是“很少人知道（由于胡果先生的教科书出了好多版，现在知道的人虽然比较多了），没有哪一类著作家确象罗马法学家那样根据原则，进行推理，首尾一贯，堪与数学家媲美的，并且在阐明概念方面具有颇为显著的特点，可与近代形而上学的创始人相提并论的；后者得到下列奇特情况的证实，即没有任何地方象罗马古典法学家和康德那样常常使用三分法的。“莱布尼茨所推崇的联贯性，确是法学的本质上特点，象数学和其他一切理智性的科学一样。但是，这种理智的联贯性，同满足理性要求和哲学科学毫不相干。不仅如此；罗马法学家和裁判官的不联贯性应被看做他们的最大德行之一，因为他们曾用这种办法避免了不公正的苛酷的制度。但是他们感到有必要Calide〔巧妙地〕想出空洞的语言上区别（例如把反正是遗产的东西叫做Bonoromposesio〔资产占有〕）和本身愚蠢的遁辞（愚蠢也同样是一种不联贯性），以便保存十二表法的文字，例如借助fictio，Bπóρισι〔拟制〕而把filia〔女儿〕当做ADCfilius〔儿子〕（海内秀斯，《古代罗马法史》，第１卷，第２篇，第２４节），但是，光因为古典法学家在少数地方采用三分法的分类（尤其胡果先生那部著作中注５所举的一些例子），就把他们和康德相提并论，并且把这种东西称之为概念的阐明，说起来真太滑稽了。
第４节
法的基地一般说来是精神的东西，它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性。至于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的王国，是从精神自身产生出来的、作为第二天性的那精神的世界。
附释：谈到意志自由，令人想起从前的认识方法，那就是把意志的表象作为前提，试图从这表象得出意志的定义并把它确定下来。
然后依照以前经验心理学的方法，从寻常意识的种种感觉和现象，如忏悔、罪过等等，导出所谓证明，证实意志是自由的，并主张以上这些东西只有根据自由的意志才能说明。
但是与其采用这种方法，还不如直截了当地把自由当作现成的意识事实而对它不能不相信，来得更方便些意志是自由的这一命题以及意志和自由的性质，只有在与整体的联系中才能演绎出来，已如上述（第２节）。这一前提的基本特征是：精神首先是理智；理智在从感情经过表象以达于思维这一发展中所经历的种种规定，就是它作为意志而产生自己的途径，而这种意志作为一般的实践精神是最靠近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