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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家庭劳动，日本称之为“问屋制家庭工业”。
在农村外的城下町，则又是另一种景况。根据“一国一城”的原则，城
下町是藩的政治、经济中心。城下町里有相当比例的手工业人口，如 1707
年冈山藩城下町的手工业者占人口的18。9％，以同行聚居地命名的町有锻
冶、染坊、金银、制枪、制革、造纸、制锅等10多个。
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生产又进入一个新的阶
段。这时开始出现集中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其中较为突出的是纺织业、陶
瓷、漆器、造纸、酿造、制盐以及采矿等行业。
在纺织业中，尤以京都西阵的丝织业最为著名。西阵丝织业受幕府保护，
采用进口的“唐丝”，生产各种质地精良的高档产品，以供应上至将军、宫
廷、下至地方领主及上级武士和富裕町人享用。在麻纺织业中，著名的有奈
良生产的麻布和近江生产的蚊帐等。棉纺织业在一些先进的产棉区，已发展
为独立的专业化生产。18世纪中叶，从摄津、河内、和泉等地销往大阪的棉
加工品分别有：籽棉、皮棉、桄纱、白棉布、条纹棉布等种类。18世纪中叶
后，许多农民和农家女已完全脱离农业，被吸收到商人组织的机户（作坊），
按分工方法进行同一产品的生产。在桐生新町，1757年在机户中的机织女及
缫丝者人数已有1482人；到1819年达到3353人。在越中井波町，1806年
有织机106架，年生产柳绢4000匹。
至于陶瓷业，则与茶道的发展有很大关系。茶道是以室町幕府时期足利
义政将军在东山山庄里的风趣生活为中心而繁盛起来的。到了德川幕府时
代，茶道成了广大平民的教养内容，并刺激了陶瓷业的发展。同时，由于丰
臣秀吉在侵略朝鲜的战争中俘虏了一批朝鲜陶工，从而使制陶技术有了显著
进步。例如肥前的有田烧，加贺的九谷烧，都是当时著名的茶具。
漆器工艺以京都最享盛名。此外如能登的轮岛涂，奥州的会津涂，能代
的春津涂也都是漆器工艺中的佼佼者。造纸业主要集中在美浓，土佐、越前
等地，其中尤以越前生产的奉书纸、鸟子纸工艺质量最佳。酿酒的大规模生
产，集中在伊丹、滩、池田等地。往来于江户与京、阪之间的运输船中，就
有专门运输这些地区酒的运输船。制盐业，由于日本所处地理条件和渔业的
发达而处处皆有，其中著名的有赤德、抚养、行德等地的精加工盐，有不少
藩都将制盐作为垄断专营的事业。
采矿业基本由幕府直接经营。幕府的财源除来自广大直辖领地的租赋
外，主要就是经营矿山的收入。佐渡的金山，石见、生野、院内的银山，以
及足尾的铜山，都是直辖矿山，这些矿山的收入是幕府初期的主要财源。宽
永四年（1627年），又在各国设置金银奉行，以奖励开采金银矿。铜矿开采
也很发达。宽文时 （1661—1672年），国内主要铜矿已有23座，到贞享时
（1684—1688年），增加到34座。18世纪下半叶，铜是德川幕府第一重要
出口品。亚洲沿海国家进口日本铜来铸炮与铸币。中国清代也依赖日本的铜，
在18世纪头25年中更其如此，当时清代的货币全用日本的铜铸造。铁矿，
除原有的山阴、山阳等冶炼业日渐发展外，其他各地也陆续开发。煤炭业，
17世纪末集中在筑前煤矿，18世纪上叶又开始采掘三池煤田，所产煤由池田
运出，概称池田煤。
（3）德川时代的幕藩制市场结构与商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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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幕府与各藩的上下级封建关系，是幕府凭借强大实力强制推行的。
而各藩大名多半也是凭自己的实力，在自己领地内继续握有征税权以及行
政、立法、司法等多方面的强大权力。领主在其领内所具有的统治权和独立
性，相当于一个国家。因此，德川时代的商业发展，具有欧洲领主制结构特
征。但最主要的，日本近代商业的起步，还带有“实物米经济”的特征。
幕藩制市场结构，是一种双重结构，下面是大名领地内的地方市场，上
面是以大阪、京都和江户 （现东京）三大城市为中心的中央市场。中央市场
的突出地位，除历史形成的诸种有利条件外，就是无处不在的“实物米经济”
效应。
德川时代，众大名根据门第的高低被分为国主 （国持）、城主和无城三
类。随着兵农分离政策的全面推行，武士离开了土地，成为居住在城四周的
纯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领主为保证武士的生活需要，都采取免收地税、
工商自由等优待政策，吸引商人和手工业者来城下町居住，从而使城下町成
了藩的经济活动中心。尽管庆长二十年（元和元年，1615年）幕府制定的武
家法度规定，各国不得另行新建城堡，即使是修补也必须提出申请，但事实
上，城市位置都已由往昔的偏僻地方移到了水陆交通的要冲。17世纪末期到
19世纪初，10石以上的城下町在全国约有50座。可是，在领内或地方城市
流通的商品主要还是手工业品，除个别采矿业较发达的地区外，大量的年贡
米必须通过中央市场才能转换成货币。
幕府所在的江户城是从庆长十一年 （1606年）到宽永十三年 （1636年）
间新建成的，庆长年间（1596—1615年），江户全城约有300余街。由于庆
长二十年（1615年）幕府制定了参觐条例，并于宽永十二年（1635年）进行
增补后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因而依照条例诸候必须一年住在江户，一年
住在自己领地，每年4月份进行轮换。同时他们所率领的家臣也要在这里居
住。这样，到正德年间（1711—1716年），全城街道增加到了933条，人口
数估计最盛时达100万人，超过了当时欧洲任何一个城市。
江户除作为政治中心外，在中央市场体系中是关东地区的经济中心。关
东、奥州的诸候在江户建造有许多“藏屋敷”（货栈），使江户成了关东、
东北地区的年贡米集散市场。江户由于官方交通的需要，以江户为中心开辟
有五条交通干线：东海道、中山道、日光道、奥州道和甲州街，五条道路合
称为“五街道”。它为藩间贸易和地方与中央市场间的商品流通提供了有利
条件。
大阪，自丰臣秀吉建城后，就是国内的物资集散地。大阪在中央市场体
系中的作用，首先是年贡米的集散中心。西国、北国的诸候在大阪建立了大
批的“藏屋敷”。17世纪末，大阪有97所这样的货栈，入库栈米超过100
万石。此外，萨摩的砂糖、土佐的纸、阿波的靛蓝等，也都是存栈商品，由
此再销往全国各地。
千年皇都的京都，历来也是工商业的“座”（同业行会）和批发商云集
的经济城市，而且还是各种新旧社寺鳞次栉比的宗教城市。它的传统手工业
产品，如高档丝织品、武士衣甲、描金漆器、茶具、祭祀用品等，都是领主
和武士阶级需要的奢侈消费品。许多藩在京都都设有“国问屋”（采购店）。
17世纪末，各藩在京都的采购店多达55个。
宽文年间（1661—1672年），河村瑞贤遵照幕府命令而进行的航路整修，
使原先的局部性航运形成了规模。当时主要的沿岸航路有江户与京阪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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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路和东环及西环航路。负担江户与京、阪间漕运的船只，有定期的货物船
和运酒船。东环航路，从日本海沿岸出发，经津轻海峡出太平洋，到达江户。
西环航路，从日本海沿岸出发，绕下关海峡经濑户内海，到达大阪。由于海
运的畅通，使地方市场同中央市场的联系变得方便而且频繁。
幕藩制市场的双重结构，是以先进的畿内和落后的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不
平衡为条件的。幕府中期以后，地方经济的变化对封建的市场结构造成了巨
大的冲击。首先是工业地理的变化，使近畿地区失去了优势。如关东的棉花
种植业，由于肥料费用低于近畿而得到发展，而且当地生产的棉花已可以在
藩内就近纺织而推动了织布业的发展，这样就改变了棉布供应须依赖畿内的
局面。生丝产地随着丝织业的发展而逐渐东移，宽保时 （1741—1747年），
关西的蚕业已为关东所取代，关东上野（今群马）的桐生，由于从西阵（京
都市上京区）引入先进的机织技术而发展为与西阵并驾齐驱的两大丝织业中
心。随着地域经济的变化，各藩开始加强对商品流通的控制，并相继实行专
卖政策。专卖的结果减少了转运中央市场的商品量。19世纪初，幕藩制市场
结构开始走向衰落。
（4）货币、金融和商人资本的兴起
统一货币的工作，在丰臣秀吉时期就已着手进行。当时铸造了大型和小
型金币，以及用银和铜铸造了天正通宝、永禄通宝两种硬币。庆长三年（1598
年）秀吉去世，庆长六年（1601年）德川家康下令改革币制，先后铸造金币
大判 （十两）、小判（一两）、一分金（l/4两），以及银币丁银和豆板银，
同时铸造了银钱庆长通宝和铜钱元和通宝。宽永十三年（1636年）又铸造了
铜钱宽永通宝，宽文十年（1670年）禁止古钱流通。以上货币逐步取代了各
藩的地方货币“灰吹银”（粗制银锭）。到17世纪末，幕府发行的货币成为
全国统一的货币。然而，各藩因财政窘困又开始陆续发行地方纸币藩札。虽
然藩札只能在领内流通，与外界交易时仍需兑换成金银正币，但增强了地方
经济的独立性。从1661年福井藩首先发行起，到18世纪上叶各藩已普遍发
行。
在幕藩制市场条件下，金融业发展很快。德川时代从事金融业的商人称
兑换商，其中著名的有大阪的“十人兑换”。“十人兑换”相当于全体兑换
业的管理者。由于幕府的出纳由其办理，破例允许他们带刀。江户的兑换商
有兑换金银和一般兑换（换钱、换米）之分。兑换金银的，除从事金银买卖、
贷款、汇兑、存款等一般金融业务外，还办理幕府和诸侯的汇兑业务。最大
的金银兑换商是三井。由于当时的兑换商也兼任大名“藏屋敷”的“挂屋”
（负责贷款出纳）等职，随着其财富的增长，社会地位也不断上升。大阪“十
人兑换”中的一人鸿池，同时担任加贺、广岛、尾州、纪州各藩的“挂屋”，
仅从各家领取的禄米总计就有一万石。许多陷于财政困难的大名，还常以将
来运到的米作为抵押，或出让贡米收缴权，从他们那里预借款项。
占商人资本第二位的是大批发商。德川时代，批发商的主要经营方式，
是受货主委托（或从货主那里买进货物），转手把货物倒给经纪人。为了对
营业进行垄断，他们往往成立各种组织，如江户的“十组问屋”，大阪的“二
十四组问屋”，都是有名的批发商垄断集团。往来于江户同京、阪之间的货
物船，也是这些批发商集团经营的。正德年间 （1711—1716），大阪有批发
商5655人，经纪人876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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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其次是一些操纵市场和对外贸易的商人。大阪堂岛的大米市场是以出
售各藩存储的大米为对象而发展起来的。正德时期，有一些商人从事买卖各
诸侯“藏屋敷”发行的米券，后来发展为官方承认的大规模投机交易。堂岛
米价行情的涨落，牵动着诸侯的喜怒哀乐。在对外贸易方面，商人垄断了当
时主要进口货物之一的生丝，以垄断价格转售给各地。此外，对马（今长崎）
的宗氏垄断了同朝鲜的贸易，岛津氏利用琉球同中国进行走私贸易。
随着商业发展而积累起来的商人资本，有的投放到对大名、武士和一般
人的高利贷活动，有的用于土地开垦，有的则投入到家庭手工业或渔业上。
他们控制着日本全国的经济。商人资本的兴起打破了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
同时削弱了强大的幕府政治。
（5）德川时代的锁国政策
德川时代的锁国政策，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涉及的也不只是海外贸易，
它是幕府整个统治时期的一项基本国策，反映了国内社会矛盾的激烈。
还在丰臣秀吉时期，为转移暂时屈服其武力但随时可能叛变的藩侯、大
名的目标，并想从对外贸易中攫取巨额利润以解决财政困难，发动了长达 7
年的侵朝战争。当时，日本同中国、吕宋、台湾的关系，也相当紧张，然而
另一方面，各地大名和京都、大阪的商人出海贸易仍很活跃。文禄初年（1592
年），官方制定了朱印船制度，商人出海必须携带“朱印状”，状内载有航
行目的地与身分等证明，以有别于走私和海盗船。
德川幕府初期，贸易作为财源之一，曾得到政府鼓励，朱印船制度也有
进一步发展。然而与此同时，基督教也在国内兴盛起来。庆长七年（1605年）
全国的教徒，总数已达70余万人。丰臣秀吉时因信徒的活动有乖日本纲常伦
理曾一度驱逐传教士，但因未禁止通商贸易而未能禁绝。德川家康虽贪图商
贸之利，但对包括大名在内的信徒人数激增，也不能不有所警惕。尤其是通
过一次信徒内讧。暴露了在德川家康身边竟有10余名基督徒。于是在庆长十
七年（1612年）对直辖领地下达了幕府最早的禁教令。次年，又将禁令推行
到全国。从此就开始了驱逐教士、捣毁教堂、强制改宗等大规模宗教迫害运
动。
家康之后，幕府进一步加强了这一方针，同时将英、荷两国的贸易活动
限制在平户、长崎两地。英国不久即关闭了在日商馆，停止了对日贸易。但
是西方传教士无视幕府命令，仍继续秘密来日，国内信徒也没有被肃清。因
此，德川家族继任者又加紧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宽永十年（1633年），幕
府禁止朱印船以外的船只和朱印船以外的日本人出海；在海外侨居超过5年
的日本人，禁止回国。这是锁国令的开始。宽永十二年（ 1635年），幕府
禁止一切日本船、日本人出海；不准侨居海外的日本人回国，违者处死。同
时，中国驶来的船只也只能到长崎。次年，在长崎港内辟出一个沙洲即所谓
出岛，让葡萄牙商人居住，其子女则一律驱逐出境。
宽永十四年（1637年），日本发生了岛原之乱。基督教大名有马晴信的
旧领地岛原半岛和基督教大名小西行长领地天草岛等地的基督徒，因新领主
大肆镇压而爆发了大规模反宗教迫害起义。次年，起义被镇压后，幕府一方
面疯狂地对信徒处以极刑，一面加强了锁国措施。宽永十六年 （1639年），
下令禁止葡萄牙船来日，将长崎的葡萄牙人全部驱逐出境。次年，幕府烧毁
了企图前来和解的葡萄牙船，斩杀了船员。以后又将荷兰商馆从平户放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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崎，将长崎定为唯一的贸易港。至此，最终完成了锁国。
锁国以后，幕府只在出岛同荷兰、中国进行贸易，其限制也越来越严。
正德五年 （1715年），规定中国来日贸易船只每年限30艘，贸易银额6千
贯；荷兰船每年2艘，贸易银额3千贯。同朝鲜的贸易，由对马的宗氏掌管。
在幕府锁国时期，最初来叩关要求通商的不是西欧国家，却是北方的俄
国。18世纪起，俄国船只就不断地出没于日本北边沿海。明和八年 （1717
年），幕府第一次从荷兰商馆获悉俄国入侵虾夷地 （日本列岛北端，因古代
有虾夷人居住，故名）计划，但始终未予重视。宽政四年 （1792年），俄国
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的使节拉赫曼搭乘军舰，以送回日本漂流民为名，携带
国书和方物，来到虾夷的根宝，要求通商。幕府派人向拉赫曼解释了锁国国
法，退回了国书和方物。此后，幕府派遣了大型调查团去虾夷，一直调查到
国后，择捉等岛，并进一步加强了沿海的国防。
文化元年（1804年），俄国派俄美公司总经理雷扎诺夫作为使节来日本，
到长崎要求开始谈判，幕府则坚持锁国是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