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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元年（1804年），俄国派俄美公司总经理雷扎诺夫作为使节来日本，
到长崎要求开始谈判，幕府则坚持锁国是祖法，不能改易，拒绝通商要求，
将雷扎诺夫遣送回国。文化八年（1811年），幕府在国后岛拘捕了正在测量
千岛列岛的俄军舰长郭洛宁。在监禁26个月之后，将其释放回国。
其次是英国的叩关。文化五年（1808年）英国军舰费顿号，挂起荷兰国
旗，瞒过日本守备兵，驶入长崎港。事后，长崎奉行引咎自杀。
德川幕府的锁国，直到嘉永六年 （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在浦贺登陆，
才被打开了日本封闭二百余年的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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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朝 鲜
（1）朝鲜李朝晚期的土地关系和农业
朝鲜在李朝统治初期（15世纪），仍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从
15世纪直到17世纪上叶，朝鲜尚无货币。作为实物货币通用的，主要是米
①
和正布 。国家包括田赋在内的各项收入，全部通过贡物制度来实现。在贡物
制度下，代纳人为谋取重利，农民往往要缴纳高出几倍的贡物。1592—1598
年朝鲜卫国战争 （丰臣秀吉侵朝战争）期间，军粮供应成为首要问题，事实
上也不可能征收贡物，因而在忠清道和全罗道改征大米以代替所有贡物。1608
年，政府决定在京畿道试行“大同法”，把以往向宫司为首的中央各司献纳
的常贡（别贡除外）及向地方官厅献纳的需米和其他杂物全部废止，代之以
对土地一律征收大米的制度，所征收的大米称为“大同米”。在京畿道试行
“大同法”之后，大约经过一个世纪，除西北的平安道和咸镜道外，各道都
逐步实行了大同法。
在实行贡物制时代，名义上贡物是任何人都须缴纳的，但豪门势家常得
以免税，全部负担都落到平民身上，同时由于代纳人剥削严重，宫廷和官府
实际收入反而很少。“大同米”只是有土地的人才缴纳，因而对无地或地少
的人应该是有利的。然而，由于依然存在向宫司或中央官厅献纳地方特产的
“进上”和“别贡”，以及还须向地方官厅缴纳如木炭、蜂蜜、鸡、野鸡之
类的物品，佃农身上的负担一点也没有减轻。17世纪中叶以后，由于租税加
重，官僚、土豪土地兼并加剧，以及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高利贷盛行，造
成了农村的阶级分化。进入 18世纪后，农民能保守父祖之田业而不卖于人
者，10户中只有5户。到19世纪初，农村出现了“农夫无田，皆耕人田”
的现象。农民耕种地主土地，税赋负担占收成的50％。除去种子、假贷、岁
前之粮，所余仅及收获量的15％。
在封建剥削日益加重下，自18世纪以后，农民的流亡逃散和武装起义，
成为李朝晚期的明显特征。1811—1812年的平安道农民起义，大大动摇了封
建统治的基础。平安道农民在起义被镇压前实有户数302844户，男丁664654
名，1814年骤减至192867户，男丁减至402972名。农民颠沛流离，田园荒
芜。1813年的大凶年，京畿、忠清、庆尚、江原四道受赈济灾民达 788746
人，1814年，由于连年凶作，庆尚、全罗、忠清、江原四道受赈济灾民达5384280
人。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消失，和土豪霸占堤堰导致水利灌溉设施的破坏，严
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尽管如此，在李朝统治时期，朝鲜农民创造了新的栽培方法和引入了不
少新的作物。朝鲜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从15世纪起就有人在南部使用移秧
法，到 17世纪末，移秧法已取代直接播种法而成为全国主要种植方法。到
18世纪后半期，不但移秧法更进一步发展，而且在三南各道创造了双季稻，
这是朝鲜农业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成就。其次，朝鲜自古以来以产人参著
称，但随着火田的开发，原先主要的山参产地江界和江原道以及咸镜道的采
地缩小，野参采取量也随之下降。进入17世纪后，朝鲜开始人工栽培人参，
17世纪20年代，开城成为人参的主要产地。开城人参经蒸造成红参后大量
① 朝鲜以升表示棉布密度，密度达到5 升的棉布。35 尺为1 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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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往中国。经济作物烟草，是在1592—1598年间与辣椒、南瓜同时由日本传
入的。17世纪后，朝鲜已广泛种植烟草并输出到中国沈阳等地，成为清朝民
间的消费品。西红柿也是在16世纪末，从中国传入的，朝鲜最初称为南蛮柿，
后以“一年柑”名称广泛种植。18世纪后从对马岛带入甘薯种子，从中国传
入土豆，经过朝鲜农民苦心栽培，成了朝鲜人的主要食物。
（2）商业和对外贸易
在李朝统治初期，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重本抑末思想，对国内商业活动采
取压制政策。尽管从15世纪起，在全罗道、庆尚道和忠清道已存在许多乡市，
但只是在首都汉城才有以“六矣廛”（享有特权的六种行业座商）为首的大
小常设店铺。到了17世纪，由于废除了几乎将地方各种产物搜刮殆尽的贡物
制度和实行大同法，促进了乡市的发展。到肃宗统治时期（1675—1720年）
终于改变了对商业的压制政策，改为统一征收市场税。乡市通常五日一市，
投入流通的商品基本是农副产品，但也有陶瓷、农具等手工业品。同时在一
些大市场上开始出现经纪人和融通资金的贷款业者。到 18世纪中叶以后，全
国乡市数目达到1000多个。在大邱、清州、公州等地，每年春秋两季还举办
专门买卖药材的“药令市”，其中大邱药令市尤为著称。此时，一些地方都
市也纷纷出现很多常设店铺。著名的商品有六镇的麻布，关西的明紬，两南
的楮纸，海西的棉、铁，内浦的鱼盐等。进入19世纪以后，大米成为更重要
的商品，以汉城为中心的汉江一带，商人兼做米谷贸易和海上运输业，积累
了大量资本。但一般国内商业，商品流通还受到很大限制。汉城的商权仍被
以“六矣廛”为首的特权商人所垄断，他们在封建统治者支持下，可行使禁
止“乱廛”权（禁止别人经营同类商品权）。因此直到19世纪上半期，朝鲜
除寄生性消费都市汉城外，还未出现真正的商业城市。
对外贸易在李朝统治初期统制甚严。16世纪末丰臣秀吉以要求通商为借
口的侵略战争，使李朝统治者更加强了对外族的防范。但从17世纪后，随着
朝日两国恢复通交，重新又开始了对日贸易。李朝与德川幕府间的官方贸易，
主要是派遣信使交换方物，同对马岛领主的贸易则通过“岁遣船”方式进行。
当时日本输朝的商品主要是铜、硫磺、蜡、苏木、胡椒等，作为“回赐品”，
朝鲜每年输出棉布721同（每同合50匹）、大米2。5万余石，此外还有人参
和皮货。17世纪中叶后，朝日间的私人贸易渐趋活跃，在朝鲜釜山的倭馆内，
两国商人每月有6次贸易活动。朝鲜商人以人参交换铜和银，政府每10斤人
参抽税1斤。同时逃避征税的黑市贸易也很盛行。18世纪中叶后，朝鲜对日
贸易进一步扩大。日本商人带来的苏木大量积压，鲜朝人参的价格飞涨，以
东莱商人为首的一部分富商获得了不少利润。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同清朝
贸易的增长，同日本的贸易逐渐衰退。
朝鲜与清朝的贸易，早在满清入关前就有了“会宁开市”。1628年，宁
古塔、乌喇 （现吉林）的商人带着满族官府的标文来会宁交换牛和盐。1636
年清军入侵朝鲜，次年，仁祖向清军投降，朝鲜对清朝执臣下礼，自此两国
贸易渐渐活跃起来。除两国贡舶贸易外，在各地边境还定期开设互市。1646
年起，每年春秋两次在义州中江 （鸭绿江兰子岛）开“互市”，也就是“中
江开市”。中江开市最初为官方贸易，禁止私商参与，但后来禁令松弛，私
人贸易盛炽，形成所谓“中江后市”。
17世纪末期，中江后市已不能满足朝鲜商人的需要。义州和开城的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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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在清朝使臣回国时常常混入随行人员中间，携带人参和银子渡江到“栅
门”（凤凰城边门）外进行交易，形成所谓“栅门后市”。随着栅门后市的
繁荣，1700年“中江后市”被废止。在栅门后市贸易中，占比重最大的是人
参和银子，其次是清朝的绸缎、白布、宝石、眼镜、文房四宝和朝鲜的金、
麻布、皮货等。
18世纪中叶以后，与清朝的贸易进一步扩大。1742年李朝政府命令将输
清的红参转卖给“湾商”（义州商人），每包（10斤）收税金200两。随着
输清红参的逐年增加，中叶后，年输出量达到2000包。然而到1787年，朝
鲜政府为防止物资外流和泄露国家机密，撤销了“栅门后市”，同时禁止私
商过江。1795年政府为筹措使臣经费，再开栅门后市，对输出品税额定为年
4万两。
欧洲的舰船于17世纪已来往朝鲜，正式向朝鲜提出通商的是1832年驶
入忠清道的英国商船罗得·阿姆赫斯特号。当时英国商人带来洋布、呢绒、
羽毛绡、玻璃器皿等，要求交换朝鲜的金、银、铜、大黄，但李朝政府在对
外关系上实行锁国政府，拒绝了同英国通商，其后外国商船曾频繁驶入朝鲜
领海要求通商，但全部被拒绝。
（3）手工业
李朝统治初期，封建的官厅手工业，经过世宗（1419—1450年）和世祖、
成宗 （1456—1494年）的整顿和扩充，达到了全盛期。16世纪官厅手工业，
无论从生产规模或技术水平，都远远超过民间手工业。但在卫国战争时，庞
大的官厅手工业受到的打击更为严重。京工匠集中的五司九寺，撤销的撤销，
残存的连一名工匠也没有，外工匠的情况也是一样。战后李朝政府陷于深重
的财政困难和政治混乱，就再无余力收复官厅手工业。流散的工匠中很大一
部分人于是转变成了个体手工业者。
17世纪中叶后，在商品经济刺激下，民间手工业有较大发展。农村传统
的家庭手工业在产量和质量上有明显提高。如著名的六镇和吉州的麻布，永
兴的丝绸和德川的亢罗，安州的刺绣和忠清道韩山、林川的苧布，全罗道康
津、海南和庆尚道义州以及京畿道安城的棉布，这些都属妇女的副业生产。
而一些由专业手工业者生产的朝鲜传统工艺品，如各种金银细工品、螺钿、
黄铜品、漆器以及扇、墨、篦、笠等日用品，都有很大发展。到18世纪后半
期，手工业生产已形成固定的中心，如安城的黄铜器，统营的漆器和笠，灵
岩的篦子，晋州的扇子和海州的墨，等等。
在采矿业方面，朝鲜有较丰富的银矿。李朝初期为避免明朝对朝鲜金银
的苛求，甚至禁止开采。当卫国战争时，为抵补军费曾从明朝延聘技术人员，
来大力开发端川的银矿，17世纪中叶开展对清贸易后，对银子的需求日益增
加，1652年政府许可在坡州、交河、谷山、公州等地开采银矿，按产量征税。
1687年银矿改由政府经营。1741年，随着银矿产量减少，将银矿移交给地方
管理。18世纪中叶后，政府开始开采成州和遂安的金矿，但均因官家开采效
益不高而停止。与此同时，民间私采金矿之风却日益盛行。据《正宗实灵》，
18世纪下半叶平安道，“食力之民大半归于金穴”。19世纪初，京畿、忠清、
黄海、平安、江原、咸镜各道，私自开采金矿和沙金之风，累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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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伊朗 （波斯）和阿富汗
伊朗濒临波斯湾，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西方殖民者在西亚争夺的主要
目标。伊朗在萨菲王朝阿巴斯一世统治期间（1587—1629年）达到鼎盛时期。
伊朗作为丝绸之路的中途站，每年输往印度、土耳其和欧洲的蚕丝达2万捆
（每捆约合215磅）。首都伊斯发罕有人口50万，是欧亚各国，包括中国商
人的贸易活动中心。1623年阿巴斯舰队联合英国东印度公司舰队，驱逐了盘
踞在霍尔木兹岛的葡萄牙殖民势力。东印度公司由此取得了商业特权。17世
纪上半叶，伊朗萨菲王朝与奥斯曼帝国是西亚两大强国，但由于两国教派上
的对立（伊朗独尊什叶派教义，奥斯曼信奉逊尼派），使两个穆斯林强国经
常兵戎相见，导致双方国力的削弱。18世纪初，伊朗一度为阿富汗人所征服。
1736年，伊朗游牧部落纳迪尔汗势力崛起，驱逐了阿富汗入侵者，建立
起纳迪尔王朝（1736—1747年）。纳迪尔王朝为扩展疆土，曾先后侵入阿富
汗、印度等地，连年征战和国内各族封建主间的斗争，使伊朗经济更为衰落。
1796年，卡扎尔部落荡平内乱，统一了全伊朗，建立起卡扎尔王朝，奠都德
黑兰。
卡扎尔王朝统治下的伊朗，是一个落后的封建专制国家。封建的生产关
系占统治地位，同时保留着浓厚的公社宗法关系。伊朗全国耕地几乎全部为
国王和僧侣贵族所占有，小农所有制只占极小比例。农民耕种土地，按传统
“五分制”（土地、水、种子、耕畜、人力各占一分）缴纳租赋。农民一年
辛苦的耕作，要将4/5的收成交给封建主，自己只能得到1/5，而且还须服
封建徭役。
伊朗手工业落后，行会势力强大。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大不
里士等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才开始出现一些简陋的手工业工场，织工用工场主
的原料和织机加工棉纺织品和地毯。伊朗的商业活动由于封建割据，各州省
关卡林立 （如从里海沿岸的勒什特到波斯湾的布什尔，沿途就有十几道关
卡），而得不到正常发展。尤其，地方封建统治者不仅可任意规定价格，而
且还常派军队沿途抢劫过往商旅，或包庇匪徒坐地分赃，这一切都严重阻碍
了工商业的发展。
卡扎尔王朝政治腐败，宫廷生活穷奢极欲，朝廷一切官衔、职位都有明
码标价，由国王出售。第二代国王法特·阿里统治时，有后宫佳丽1000人，
儿孙935人。国库岁入989000杜曼，而阿里的宠妃塔乌斯一年所花费的御厨
佐料钱不下1。2万杜曼。除王室外，伊斯兰什叶派的高级阿訇，在伊朗政治
生活中拥有莫大势力，他们占有大片土地，利用特权鱼肉乡民。伊朗腐朽的
生产关系造成社会经济停滞不前，国家积弱不振。这一切为欧洲殖民势力的
侵入提供了有利条件。
1800年，英国同伊朗签订贸易条约，条约规定伊朗有义务不让法国势力
进入伊朗和波斯湾，英国商人可在波斯湾购买土地，设立商馆，并享有免税
进口商品特权，英国则承担在伊朗同阿富汗或法国发生战争时给予武器弹药
援助。然而，伊朗的北邻俄国自18世纪以来一直觊觎着伊朗西北各省领土，
18世纪末，俄国进军格鲁吉亚，目的是要最终占领伊朗的里海省，以打开通
往印度的道路。1801年俄国兼并了格鲁吉亚，1804—1813年，经过9年的俄
伊战争，签订了古利斯坦条约，俄国夺得伊朗在高加索山脉以南的12个省，
同时攫取了控制里海交通及俄国商人在伊朗的自由贸易权和 5％关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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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年后，英、法、美、奥等国殖民势力纷纷要求签订不平等条约，伊朗从
此丧失了主权和独立地位，沦为半殖民国家。
阿富汗位于中亚的西南部，西与波斯接壤，东与印度相邻。阿富汗由于
地处地中海和里海到印度洋之间的枢纽地区，是西亚通往印度的门户，因而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阿富汗统一的国家的形成，开始于1747年建立的杜兰尼王国。1747年，
阿富汗的萨多查依部落酋长阿赫马德乘波斯帝国内乱之机，建立了阿富汗王
国，将自己的部落改称杜兰尼族（杜兰尼意为“珍珠中的珍珠”）。在阿赫
马德·沙·杜兰尼统治时期（1747—1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