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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了步伐。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第一个完全实现纵向整合的产业是石油业，1882年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托拉斯首先实现了这一目标。尽管许多州都反复尝试运用法律手段禁止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垄断石油和运输价格，甚至最高法庭于1911年也做出相应裁决，但是这些都未能打破这个到21世纪一直主导世界石油贸易的卡特尔。标准石油公司模式理所当然地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哈佛项目创建商业化农业的样板。
20世纪20年代，厄普顿？辛克莱在他的书《丛林》中通过描述肉类加工业充满恶臭味、有碍健康、非人性化的状况，揭示了当时美国肉类包装加工业令人震惊的状况，此后美国议会曾通过一系列法律来控制食品垄断，尤其是在肉类部门。
根据美国新成立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指控，五大公司——阿摩尔、史威福特、玛里士、伟信和卡达依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构成了“对美国食品供应的垄断”。这五家公司在此之前已经系统地通过非法手段几乎实现了对肉类加工业的非法垄断。
五大公司那时控制着谁能获得公共养牛场。他们通过垄断控制对家畜的营销渠道进行干涉，掌控了批发分销渠道，限制了零售商的购货品种。随着冷藏火车和肉类加工流水线工厂的诞生，肉类公司也开始纵向整合。他们向前整合肉类产品营销；向后整合，垄断肉牛和生猪的供应。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一项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显示：这五大公司通过控制主要养殖场、铁路终端、家畜信贷、市场新闻媒体和竞争对手可能用来建立加工厂的地皮主导了家畜贸易。更严重的是，他们运用自己的垄断力量将自己的竞争对手驱逐出局，非法地对市场进行垄断。他们通过占有冷藏运输工具和冷库来控制零售水平，严重地阻碍了竞争者的进入。据政府调查显示，除此之外，五大公司的肉类加工厂通过收购和控制方法同时控制了替代食品市场。
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粮食供应又一次落入极少数农业综合企业的掌控之中。在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由列昂惕夫领导的）美国经济结构哈佛经济研究项目的支持下；戈德伯格和戴维斯充当了对美国乃至全球粮食供应进行纵向整合和垄断控制的急先锋；其规模之大史无前例。
戈德伯格和戴维斯以及他们的哈佛同仁们跳到前台，开导新一代经理人：他们可能会在这场完全改变美国人的种粮方式以养活自己和全世界的宏伟工程中遭受利润徘徊不前的影响。
第47节：如火如荼 发动全球“农业革命”（7）
当美国政府的管制篱藩在解除管制的战鼓声中轰然倒塌的时候（特别是在里根总统时期），农业综合企业迫不及待地用它们自己的行业规则和标准填补这一管制真空。这些标准并不是所有企业共同制定的，而是由业内四五家大型垄断企业制定的。
这个过程导致了美国农业的集中和转型。原来独立的家庭式农场纷纷被迫放弃了土地，让位给“更高效”的大型产业化农业企业；或称为“工厂化农场”（factory farms）、“企业化农业”（corporate agriculture）。大多数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也都被迫成为“合同农民”；为大型农业综合企业打工。
“农民们都到哪里去了？”
就在政府管制、行业标准和反垄断法一股脑地松绑的时候，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布什时期，商业化农业开始彻底改变美国传统农业的面貌；但对此美国的普通消费者却全然不知。大多数人依旧到本地超市买上一块切好的牛肉或猪肉，以为他们买的仍然是家庭式农场的产品。
接下来发生的是批发环节的整合和兼并。美国粮食生产一步一步地从家庭式生产转变为全球企业巨头的集中生产。农民逐渐变成合同工，负责在巨大的饲养场中集中喂养成千上万的家畜。但是他们已经不是这些家畜和农场的所有者，更像是封建制度下的农奴，负债累累。债主不是封建领主，而是像嘉吉、ADM、史密斯菲尔德食品或康尼格拉这样的全球跨国公司。
对于新型农业综合企业巨头来说，这种转型十分有利可图。到20世纪90年代末，家庭式农民完全丧失了对市场的控制，大多数农民的收入急转直下。据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显示，农民资产净值的回报率已经从70年代的每年10％下降到每年2％。与此同时，工业化食品加工部门的股票净值的年平均回报率从1993年的13％上升到1999年的23％。
成千上万的独立家庭式农民随着商业化农业的普及与大规模运营被迫放弃农业生产。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能力进行竞争。传统农业本质上是劳动密集型的，而工厂化农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设法筹到钱进行家畜圈养的农民很快发现他们微薄的储蓄不够支付各种设施、能源、围栏和兽药日益增加的成本。
工厂化农场的增多导致独立农民饲养的家畜的价格下降，这迫使他们离开这一行业。1979年至1998年间，美国农民的数量下降了30万人。
养猪场的数量从60万个下降到15。7万个，然而出售的生猪数量却在增长。合并的结果是美国3％的猪场生产了50％以上的生猪。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份提交给美国农业部长的报告指出：美国农业在从家庭式向商业化农业转变的过程中耗费的社会成本非常巨大，整个农村的经济基础土崩瓦解，乡镇空无人烟。这个报告后来石沉大海。
另一份由参议员汤姆？哈肯领导下提交的少数派报告于2004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临近前发布，也同样被束之高阁。这个报告揭示，截至2004年，美国粮食与农业经济的集中和垄断程度已经非常严重。报告发现，四家最大的牛肉加工企业控制了84％的肉牛屠宰和64％的生猪屠宰，四家公司控制了89％的早餐麦片市场。
1998年，嘉吉公司收购了大陆谷物公司的粮食处理业务，至此仅嘉吉一家公司就掌控了美国40％的粮食仓储容量。美国司法部批准了这一兼并。四大农业化学、种子公司——孟山都、诺华、陶氏化学和杜邦——控制了全国75％以上的玉米种子销售和60％的大豆种子销售，这些公司同时还控制了农业化学市场中很大的市场份额。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传统农民纷纷放弃了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农业综合企业乘虚而入占领了这些地区。这一巨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聪明的统计方法所掩盖；表面上看来家庭式农业似乎正在发展壮大；而事实上美国的农业已被农业综合企业巨头们所控制。
各个大城市往往在农业不景气的地区拼命吸引工人就业。它们还为农业综合企业巨头提供有吸引力的特殊政策、税收优惠等，让他们在该地区建立工业化农场，希望由此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动物大量集中圈养带来的主要增长是动物的排泄物——难以想象的大量动物排泄物。
第48节：如火如荼 发动全球“农业革命”（8）
所谓的家畜工厂化生产革命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但出于很明显的原因并没有公开宣传。大型企业引进了汽车工业的流水线生产技术；实现了工厂的高效率和规模化生产。之前，猪、牛和鸡在田野或者小型农场中饲养，一旦生病会受到农民的单独照料。现在的生产技术包括所谓的“圈养”或者叫做“集中畜牧经营”（CAFOs）。他们的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即华尔街所谓的股东价值。对单个的猪、牛、鸡、牧场和农田进行精心照料的体制已经不复存在。驱动农业综合企业巨头改变农业的出发点就是利润。
集中畜牧经营把家畜尽量放在最小的空间内。一只猪从出生到被屠宰的平均重量为500～600磅（约226～272千克），它们从未离开过和它几乎同样大小的猪圈。动物不能躺倒休息，因此它们的腿部总有严重的问题。而且，非自然的圈养使生猪发疯，导致“咬栏杆”和无意识的咀嚼，成天不见天日。
据美国农业部估计，集中饲养的动物中大约有10％左右死于紧张、疾病和受伤，对于一些品种的鸡来说这个比例达到28％。然而，工厂经理从未考虑过把时间和金钱花在单独照料动物身上，他们认为宁可承受“畜禽存栏损失”以保证“有效节约成本”，而不愿花钱请什么兽医来治病。由于工厂化农场在竞选活动中对议员的“慷慨解囊”，他们这种集中饲养行为得到了禁止残酷对待动物的法律的豁免。
数以千计的牛都关在一模一样的牛栏里。伦敦的《经济学人》杂志在2000年5月的报道中描述了在工厂化农业的旗帜下艾奥瓦州转变成美国最大的生猪生产中心的情况。在这篇题为《到猪的天堂旅行》的报道中他们写道：“艾奥瓦州艾姆斯北部绵延10英里的乡村；生产了美国近十分之一的猪肉。但是在那里你看不到一只生猪。在巨大的金属棚里一次喂养了4000多只生猪。这些猪的食物都被严格监控，它们的粪便都按时清理，饲养员像外科医生一样淋浴更衣，以免感染了猪群。”
OMB观察——一个监测美国政府在这一领域监管作用的组织——在其报告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始于卡特执政时期；政府就对大型工厂化农场的畜禽排泄物等污染大幅度减少管制；产生了不良影响。
在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环保署应农业综合企业的要求废除了一项畜牧企业所有者应对动物排泄物污染造成的损害负责的规章。他们指出，工厂化集中圈养企业通常是通过转包饲养家畜来逃避责任。美国环保署同时也取消了强制工厂安装监控地下水设备的规定，这个规定是为了防止动物排泄物对地下水的污染造成社区饮用水危害。尽管提起了很多法律诉讼，美国环保署还是拒绝改变经营畜禽的集中畜牧农场污染排放许可等级。
由于集中畜牧农场和工厂化农场规模巨大，动物排泄物对地下水的污染不可小觑。大型畜禽饲养场集中喂养了数以千计的牛、猪、鸡等。据称；这种工厂化农场一年产生的废物是人的130倍，也就是说它们每年产生2。7万亿磅（约12。25亿吨）的动物废物。这些废物都顺管道排到“泻湖”中，这些污水池易漏、易破、易溢出，不仅杀死了鱼类和其他水生物，而且传播疾病，污染社区的饮用水。集中畜牧农场总是把过多废水排到称作“排泄区”的农田中，这些废水又流入水渠中。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200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受动物排泄物污染的水会导致人类罹患急性肠胃炎、发烧、肾衰竭等疾病甚至死亡。”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发现了一些美国农业综合企业卡特尔导致的令人担忧的结果。他们在文件中明确记录美国政府的疾病控制中心1996年确认印第安纳州妇女的自然流产与临近动物饲养场的饮用水中的高氮含量有联系。同时，饮用水中的高浓度氮也会增加患高铁血红蛋白症（先天性心脏损害）的几率；导致婴儿死亡。更进一步讲，动物排泄物含有多种致病细菌，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隐孢子虫和粪便大肠菌，其含菌量可达到人体排泄物的10到100倍之多。有40多种疾病可以通过动物粪便传染给人类。
第49节：如火如荼 发动全球“农业革命”（9）
一般来说，经营集中畜牧农场的公司用很低的工资雇佣非法移民来集中处理大量的动物粪便，这些粪便经管道排入巨大的易漏、易溢出的“泻湖”，导致鱼类的死亡和饮用水的污染。
到20世纪90年代末，工厂化畜牧业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水污染源。一项研究显示，一只猪在生长中产生的粪便是人的2～4倍，一头奶牛产生的粪便是人的24倍。在传统的家庭式农场时期，这些粪便遍撒在广袤的田野中；从未破坏过生态环境。自从人们开始追求工业中心内每平方米容纳动物的最大数量，造成了惊人的环境和卫生危害。由于农业综合企业巨头的巨大财力，政府不得不迎合它们利益最大化的需求，而无视保护公众健康的法令。
为了应付大量的动物粪便问题，集中饲养场的通常做法是挖深坑来掩埋数百万加仑的腐烂物，这些废物的“污染力”要比人类高130倍。腐臭的动物大小便污染了美国不计其数的江河小溪和地下水源。
在加州的中央谷总共饲养了90万头奶牛，这里大型的奶牛集中饲养场把奶牛排泄物泄漏到地下水中，使水中的氮含量达到普通饮用水的400％。动物排泄的废物相当于2100万人排泄的废物。
不只是废物，药物的消耗量，特别是用于在集中饲养区域控制传染病的抗生素的消耗量，也是惊人的。到20世纪90年代，抗生素及同类药物的最多使用者不是人而是动物，动物消耗了抗生素药物的70％。大型制药公司正在成为商业化农业产业链的一部分。
1954年当哈佛的戈德伯格和戴维斯提出商业化农业的时候，美国农民每年大约在食用动物上消耗50万磅（约22。68万千克）抗生素。到2005年，抗生素的消耗量已经上升到4000万磅（约1814。4万千克），上涨了80倍。约80％的抗生素是直接投放到动物食物中的，以促进动物的生长。在工厂化农场中，青霉素和四环素是应用最广泛的抗生素。
它带来的恶果之一是衍生出了剧毒性细菌的新菌种在人体中传播，并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美国农业部报告，通过食用摄入抗生素和其他物质的肉类食品在人类中传播的疾病一般都是“传染性的”，这些疾病通常是由于人类食用了注射过抗生素或其他药物的肉所引起的。大多数与食物相关的疾病都是由于被食物、牛奶受到污染或饮用被动物粪便污染的水所致。
公司的合并与纵向整合能力在农业中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企业集中化。到20世纪90年代末，四家大公司——泰森、嘉吉、史威福特和全国牛肉加工公司控制了美国84％的牛肉加工。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泰森、史威福特和荷美尔四家公司控制了64％的猪肉加工。嘉吉、ADM和邦基三家公司控制了71％的大豆压榨加工。嘉吉、ADM和康尼格拉三家公司控制了63％的面粉磨制加工。两个转基因巨头——孟山都和杜邦的先锋良种公司——控制了美国60％的玉米和大豆种子市场，其中包括全部受专利保护的转基因种子。到2002年，以沃尔玛为首的十家最大的食品零售公司控制了全球6490亿美元的市场。
新千年伊始，农业综合企业通过纵向整合实现的市场集中程度即使是在20世纪20年代托拉斯（为减少竞争、垄断价格等而成立的企业联合组织。——译注）的全盛期也望尘莫及。商业化农业作为一个工业产业已经成为仅次于制药业的第二大盈利产业，每年的国内销售额逾4000亿美元。自然而然，下一步该轮到制药业和商业化农业的整合了。
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五角大楼的国防大学发布了一份报告；声称：“商业化农业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就像石油对于中东一样。”商业化农业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武器库中的战略性武器。
巨型的工厂化农场同时也摧毁了传统农业的生存能力，每一个低工资的新型工作机会扼杀了传统农业中的三个工作机会。股东价值让美国农业遭到报应。
美国农业部是林肯总统在1862年建立的，他把农业部称为“人民的”部门。农业部最初的任务是为农民和农户服务，当时农民的数量占美国总人口将近一半。到20世纪末，美国家庭式农业人口已经大大减少。传统农业在商业化农业及其通过纵向整合控制整个农业部门的重压之下几近灭绝。
第50节：如火如荼 发动全球“农业革命”（10）
美国农业部已经转变为商业化农业的游说部。在1995～2003年间，美国的纳税者支付了1000亿多美元的政府农业补贴款。然而这些补贴款并没有发到苦苦挣扎的家庭式农民手中，大部分发给了大型商业化农业的经营者。其中数几百万美元发给了降低政府补贴的鼓吹者戴维？洛克菲勒。约10％的大型农业集团获得了72％的农业补贴款。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美国政府在发表的报告中承认；对于全国肉类加工包装工业的卫生和安全的法律监管远远不够。2006年1月，美国农业部发布了下面的报告，很显然这只是为应对一个“孤掌难鸣”的参议员的质询所做出的回复：
粮食检查、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管理局尚未建立起一个充分的控制机制和环境来监管“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计划”规定的调查活动……我们无法依赖“肉类加工厂和饲养场计划”的跟踪系统，竞争和综合调查也没有开展，对影响日常行为的问题也没有及时采取行动。这些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