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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会感到，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分析与流行理论并无二致。流行学派说，在任何情况下，极度的商业自由，不论对个人或对整个国家米说都是最有利的；就原料的交换这一点而论，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当然，我们未尝不可用限制办法来增加这方面的生产，但所得的只是表面利益。正如这个学派所说，这样做只是使资本和劳动移转到效用较低的方面。但是工业生产力的情形却相反，这是在另一套法则的支配之下的，不幸这个学派对于这一点完全没有顾到。
我们已经看到，限制原料品输入是有碍于国家自然资源与力量的充分利用的，但是对工业品限制输入时，情形却完全不同。就一个人口众多，在农业和文化上已组有了高度发展的国家来说，限制工业品输入就可以引起生枯起朽的作用，使国家的大部分天然力量活跃起来；实际上毫无疑问，在纯农业国家，大部分天然力量是永远隐伏着没有利用机会的。限制原料品输入，不但妨碍国家工业，而且妨碍国家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因限制国外工业品输入而产生的国内工业生产力却能刺激整个农业生产力，这是高度发展的国外贸易所办不到的。假使说输入原料足以使外国对我们处于依赖地位，足以剥夺它发展本国工业的手段，那么同样，我们输入国外工业品也会使我们自己对外国处于依赖地位，就是自己放弃了发展自己工业的手段。假使说输入农产品和原料是使外国丧失凭这部分原料让它自己的人民获得供应与工作的机会，而把这个机会转让给了我们，那么同样的道理，输入工业品就是使自己放弃了增加人口并让他们获得工作的机会。假使说输入自然产物和原料足以使我们在世界舞台上增加势力，使我们具有与各国发生商业关系的手段，那么输入工业品却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会使我们处于最先进的工业国家的束缚之下，仰人鼻息，就象葡萄牙对英国的关系那样。乔治一世的大臣们曾这样说过，国家输出工业品、输入粮食和原料的数量越大，就越加富强。历史和统计都证明这句话的正确性。有些国家只是由于专门输出粮食和原料、专门输入工业品而一败涂地，这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孟德斯鸠比在他之前或之后的任何人都更懂得怎样吸取历史给与立法者和政治家的那些教训，他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了上面所说的一点，不过在那个时候政治经济学还很少有人注意，使他无法彻底说明其中的症结。他同重农学派全无根据的推论相反，认为波兰如果能完全放弃国外贸易，当可获得更大发展，那就是说，它应当自己建立工业，国内原料和粮食应当由它自己进行加工和消费。波兰只有发展本国工业力量，建成自由、人口稠密、各种事业欣欣向荣的城市，才能有巩固的内部组织和本国工业，才能有自由和财富；只有这样，才能争取独立自主，才能对文化比鞍落后的邻近国家取得政治优势。它所应当输入的不是外国工业品，而是外国工业家和外国工业资本；英国在文化上处于与波兰同样的水平时，就曾一度这样做过。但是波兰的贵族阶级情愿将从农奴劳动中得来的微不足道的产物运销国外市场，换回外国制造的价廉物美的商品。一个国家，当它自己的工业还没有充分巩固，在商品的价格和质量上还没有能与外人相竞争时，是否宜于向国外购人工业品——波兰贵族的后继者现在可以答复一下这个问题。别的国家的贵族阶级，当受到了封建意识的煽动而胸无主宰时，应当把波兰的遭遇记在心里，然后再看一看英国的贵族，就可以明白，强大的工业、自由的内政制度和富足的城市，对大地主来说，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
波兰的选任王，处于当时的环境下，是否有可能实行象英国世袭王逐步发展建立起来的那种商业制度，这一层姑且不论，假使他们果然这样做了，那么对波兰将产生怎样惊人的效果，难道我们还理会不到吗？那时靠了勤劳奋发的大城市的助力，王位将成为世袭制，贵族将不得不让人们便于参与上院的立法事宜，将不得不解放农奴；农业将自然获得发展，就同英国的情形一样；波兰的贵族将富裕起来而且受到尊敬；波兰这个国家，即使不能象英国那样在世界上占有现在这样的地位，这样的受人尊重，也早已强盛起来，在文化上有了高度发展，势力也早已扩张到了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它由于没有工业，以致衰亡，并被瓜分；这样的情况即使未曾发生，此后也仍然是势所难免的。在波兰，自发的工业力量从来就未曾有过发展机会；这是不会有的，因为这方面的努力势必要受到先进国家的破坏。它既没有保护制度，只是在自由贸易制度下与先进国家发生着商业关系，即使它直到现在仍能保留独立地位，它所能进行的也只是处于残缺状态下的农业，决不会别有发展；在这样情况下它是决不会达到富强地位，决不会对外占有势力的。
工业可以使无数的自然资源和天然力量转化为生产资本，这一事实正足以说明保护制度对于国家财富的增长会起怎样有力的作用。这种发展并不是虚假的表面现象，象保护政策对纯粹天然产物的贸易所发生的影响那样，而是一种真实的东西。农业国家自己建立了工业以后，就会使原未完全搁呆不动的天然力量有活跃的机会，使原来全无价值的自然资源成为宝贵的财富。
向来有这样一种经验之谈，认为人类也同各种动物一样，通过异种配合，身心两方都可以获得改进，认为彼此通婚的范围如果老是限于少数家族，就会逐渐退化，正同老是用同类种子施种于同一块土地的情形一样。非洲和亚洲有许多未开化或半开化部落，人口无多，那里的男子总是向别的部落物色妻子，这种情况似乎不能不认为就是出于这一自然法则的启示。有些小城邦的寡头政治的执政者总是在他们自己团体范国内互相通婚，结果或逐渐消灭，或显然退化，这是一个经验事实，这一事实也似乎与这一自然法则有关，假使由两个完全不同的种族实行交配，几乎没有例外，子孙总是壮健而漂亮的，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例如白种与黑种杂交以后，第三代到第四代子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见解应用到整个国家时似乎更加确凿可信，经常进行异种交配并使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国的那些民族，他们思想的活泼，精力的充沛，以及在智力、体力、仪表各方面，都胜过别国的民族。
有些人在小村落里从事处于残缺状态的农业，那里几千年来，只是有限的若干家族在彼此通婚，那里若干世纪以来没有人想到要使用新式工具，或在耕作中采用新法，或在衣服式样上作任何改变，或吸收任何新思想，那里被认为最上的妙策的并不是怎样来发挥身心力量以取得尽可能多的享受，而是怎样得以尽可能地省免这类享受；但是根据上节的推论，我们认为可以断言，这些人并不是注定要变成这样蠢顽不灵的生物的，这样的演变并不是必不可免的。
建立了工业以后，这种情况就可以完全改变（这是有利于整个国家民族的进步的）。增加的农业人口有一大部分投入工业社会以后，各地区的农业人口与工业人口彼此互相通婚而搀合在一起以后，那种在智力、道德、体格上停滞不前的现象就可以消失。工业以及以工业为依据的与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商业所引起的交往关系，会使整个国家以及各个社会和家族受到新血液的灌注。
工业的发展对于畜种的改良也有同样重大的影响。不论何处，建立了毛纺织业以后，羊的品种就会迅速得到改皮。工业人口增长以后，对于上品肉类的需求也随之增长，农民就势必要设法提高畜产品种。对于“上乘的马”的需求有了增长以后，跟着发生的必然是马在品种上的改进，这是一定的道理。于是我们就可以不再看到那些恶劣的、属于原始品种的马、牛和羊，那是由于农业处于残缺状态、对于家畜品种的交配和选择全不注意的结果，是它们蠢陋的主人的侧面写照，双方是互相称合的。
许多国家在家畜方面，由于外国品种的输入，本国品种已经有了极大改进，因而国家的生产力也有了极大增长；但是在这方面有待于更进一步努力的，还有多少啊！所有欧洲的蚕种，是君士坦丁一世在位时代，由希腊僧人把它放在空心竿千里从中国带到君士但丁，然后传入欧洲的，当时中国对于蚕种是严禁出口的。法国的毛织品所以这样优美是由于输入了西藏产的山羊。向来关于动物的饲育和改进，主要目的总是在于适应奢侈享乐方面的需要，而不是在于增进广大群众的福利，这是很可惋惜的。根据旅行家的记述，说在亚洲某些国家曾看到一种牛类，既富有拖重能力，又善于奔驰，使用时几乎与马具有同样的优点。欧洲的小农民如果能备有这样品种的牛，对他将何等有利！劳动阶级在生活资料、生产力和便利方面，由此将获得多大的增进！但是人类生产力从草本和木本植物的改良和输入方面得到的增长远比从动物品种的改良和输入得到的为多。这只要把处于原始状态下的植物同改良品种比一比，就立见分晓了。我们可以看一看，就各种谷物、果树、蔬菜以及橄榄来说，它们的原始品种与改良品种，在形式上，效用上，两者之间有着多大的差异！由此在营养与享受方面，在人力获得有利使用的机会方面，产生了多大的效果！诸如马铃薯、甜莱根、饲料根菜作物的种植，加上改进的施肥方法与改进的农业机器，已使农业收入比亚洲各部族目前所得到的增加了十倍。
对于植物新品种的发现与改良，科学已经作了很多贡献，政府方面对于这一重要问题，为了经济利益，应当予以充分注意，但目前在这方面的注意还不够。最近据说在北美洲草原发现了一种草本植物，这种植物在最贫瘠的土地上所提供的产量，比我们所知的最肥沃的土地上的饲料作物的产量还要高。很有可能，在美洲、亚洲、非洲以及澳洲的原野，还有很多植物听其自生自长，没有加以利用，经过移植与改良以后，也许会使温带居民的福利获得无限的增进。
这是很明显的，大多数动物与植物品种的改良与移殖，这方面大多数的新发现，以及其他方面的一切进步、创造与发现，主要受益的总是温带国家，尤其是其中的工业国家。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十九章 工业与国家的工具力（物质资本）
国家生产力的来源是个人的身心力量，是个人的社会状况、政治状况和制度，是国家所掌握的自然资源，或者是国家所拥有的作为个人以前身心努力的物质产品的工具（即农业的、工业的与商业的物质资本）。在前两章里已经分析了工业对于前三项国家生产力来源的影响，在这一章和下一章，我们将从事于说明工业对上述末一项生产力来源的影响。
我们在这里所称作“工具力”（instrumentalpowers）的，在流行学派则称作“资本”。对于一种事物，用什么字眼来表示。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所选择的字眼，表示的必须始终是同一事物，不多也不少，尤其是关于科学研究，这一点更加重要。当讨论到问题的不同方面时，作出这样的区别就有了必要，现在流行学派使用“资本”这一名词时，指的不仅是有助于生产的物质手段，而且还有精神和社会手段。但是当提到资本时，显然应该确切表明，它所指的究竟是物质资本、即生产中的物质工具，还是精神资本、即个人所固有的或个人从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得来的精神力量和体力。当应该作出这种区别而没有作出时，就势必会导致错误的推论，或起一种掩盖错误推论的作用。不过我们主要目的是在于暴露这种在不准确、不恰当命名的掩盖下所犯的错误，而不是在于制造新名词，因此我们仍然采用了“资本”这个名词，但是对于精神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对于物质的、农业的、工业的与商业的资本之间，对于私人资本与国家资本之间，将加以区别。
亚当·斯密用了资本这个笼统的名词，提出了下列论点，竭力反对保护贸易政策，他的门人也沿袭了这种论调至今未改。他说：“一个国家采用了这种（保护）办法以后，的确可以使某类特种工业比没有这个办法时成立得快些，这类工业在若干时间以后也的确能够出产与国外同样便宜、甚至更加便宜的产品。但是虽然在这样情况下可以更快地使国家工业走向它以后会自动走向的方向，这决不是说，用了这样的方法，国家的工业或收入总量就可以有所增长。国家的工业只能随着资本的增长而作相应的增长，国家的资本则只能依照从收人中逐渐得来的储蓄而增长。可是这些方法的直接后果是使国家的收入减少。既足以减少收入，就不能使资本，以及工业，比在任其自由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增长时增长得更快，这一点是确切不移的。”
这个学派的创立者为了证明这一论点，举述了我们已在前一章里所驳斥了的在苏格兰种植葡萄那个著名的例子。
他在著作的同一章里又说，国家的岁人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只是国民工业每年所生产的那些东西的交换价值。
上述论证，就是这个学派反对保护贸易政策的主要根据。它承认通过保护措施能够把工业建立起来，并且能够出产同国外来的一样便宜或者甚至更加便宜的工业品；但它认为这类措施的直接后果是减低国家收入，即国民工业每年所生产的那些东西的交换价值。它因此就削弱了取得资本的力量，因为资本是从国民每年收入中得来的储蓄形成的；然而，国民工业总量是决定于资本总量的，前者是只能随着后者而相应地增长的。得出的结论是，通过这些措施所导致的一类工业，如果让它循着自由的进程前进，当然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因此这类措施是足以削弱工业的。
我们反驳这种推论时首先要指出，亚当·斯密使用资本这个字眼时，他所持的观念只是那些收租的人或商人在簿记及贷借对照表上对资本所必然要抱有的那种观念，就是把资本作为与由资本产生的收入有所区别的那种交换价值综合量。
他忘记了他自己给资本下定义时，也曾把生产者的身心力量包括在这个名词的涵义之内。
他误认为足以决定国家收入的只是物质资本的总量。但是相反地，在他自己的著作里却有着数不清的证据，说明这些收入主要决定于国民身心力量的总量，决定于这些力量在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完善程度（尤其是靠了进一步完善的分工与国家生产力联合所实现的完善程度），说明保护政策虽然需要有一个时期的物质牺牲，但是这些牺牲在力量上，在取得交换价值的能力上，却可以得到百倍的补偿，所以实际上只是国家的再生产支出。
他忘记了，使整个国家能增加物质资本总量的能力，主要是在于能够把未组使用的天然力量转变成为物质资本，转变成为有价值的、能产生收入的工具，而就纯农业国家的情况来说，有着许多搁呆的、原封未动的天然力量，只有通过工业才能使之加速地活跃起来。关于工业对国内贸易与国外贸易、对国家的文化和力量、对国家独立自主地位的维持以及对于由此而未的取得物质财富的能力这些方面的影响，他都没有考虑到。
他没有体会到，通过殖民地开拓，英国取得了多大数量的资本（据马丁估计这一项数额在二十五亿英镑以上）。
他在别的场合虽然那样清楚他说明，使用在中间商业中的资本，只要是没有与任何某一国家的土地适当地结合在一起，就不能认为是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