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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专家的姿态。前后变化如此明显，一点常性都没有，但是他们本人却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因为在“跟周围人保持一致”这一点上，他们的确做到了持之以恒。
但要是换成了以前的人就绝对无法容忍和理解这样的做法。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喜欢的东西往往都比较明确，而且长久。在我们看来，那种变来变去的人是缺乏“气节”的。只要他是喜欢看棒球的，那么不管日本足球联赛和世界杯比赛搞得多么沸沸扬扬，他们也要雷打不动地看棒球比赛，因为他们担心如果自己轻易地改变了，会有人来调侃自己说“你不是喜欢看棒球的吗？怎么看起足球来了？”他们实在丢不起这个面子。而且普遍规律是年纪越大，越在意这些。
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自我”才是心灵的主宰，他们拥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行动规范。他们喜欢独来独往，讨厌跟大家一样，自然也不会受周围人意见的左右。这类人的基本特征就是尽可能跟别人不一样，追求个性的舒展。这种心理过度了，就会发展成为我们所说的“躁狂抑郁症”，自我意识过剩。
“躁狂抑郁症型”人的人生态度看起来斩截明快，富有个性，但它也有缺点，那就是“顽固不化”。与此相反，“精神分裂症型”的人虽然缺乏主体性，但他们老实本分，不会像“躁狂抑郁症型”的人那样招摇生事，容易跟人配合做好工作。因此，这两种个性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各有所长，也各有其短。
而且，这两种类型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并不是所有人都百分之百地属于其中一个类型。就像人虽然可以分为男女，但有的女的比较男性化，有的男的却具有某些女性特质一样，在一部分人身上，这两种个性也是掺杂在一起的。只不过通过比率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大致的倾向，即四十岁以上的人多偏向于“躁狂抑郁症型”，而四十岁以下的人则偏向于“精神分裂症型”。
第三部分：职场生存技巧自“粉红女郎”开始的“一统江湖”现象
前面我提到一九六五年以后出生的人当中“精神分裂症型”居多，但在这之前出生的人当中也不乏这种类型的人存在。纯粹意义上的“躁狂抑郁症型”人多出生于一九五五年以前，至于在一九五五和一九六五年间出生的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则兼具两种类型的特征，属于“躁狂抑郁症型的残余”和“精神分裂症型的先驱”，四十多岁的人应充分利用自己的这一优势，为自己在职场开创大好局面。
我选择在一九六五年这个年份划线是有根据的。首先，为什么我认为“精神分裂症型”人出现于一九六五年以后呢？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个简单的现象——“粉红女郎”组合于一九七六年出道，结果一炮而红，风靡全日本。
在“粉红女郎”出道以前，偶像歌手领域流行的是三人组合，比如“三少女”、“中三三重奏”等。而且，同期出道的偶像歌手看不出哪个更胜一筹，大抵平分秋色，分别拥有自己的歌迷。在学校的同一个班级里，有的人是“百惠派”，而有的人却喜欢跟山口百惠实力相当的淳子，属于“淳子派”；有的人迷西城秀树，可有的人对他却不感冒，更喜欢弘见。
但是“粉红女郎”一出道却迅速一统江湖，赢得了所有人的支持。试想如果人们像以前一样拥有独立的价值观的话，这种“大一统”的文化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我认为“粉红女郎”的“一统江湖”现象恰恰说明人们的个性开始向着精神分裂症型的方向转化。而且这种“江湖一统”的局面至今未能改变，比如抒情歌手松田圣子，影视歌三栖明星木村拓哉，流行教主浜崎步等人无一不是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当时最迷“粉红女郎”的当属小学生和中学生了。因此可以这么推断，“粉红女郎”全盛时期（一九七六～一九七八年）就读于小学和中学的那批人从那个时候起他们的个性已经开始朝着“精神分裂症型”的方向发展了。这批人正是我的同龄人，出生于一九六五年前后。
如果说“粉红女郎”现象是精神分裂症型年龄层形成的标记的话，那么我认为躁狂抑郁症型人的象征则是“五月病”。
对躁狂抑郁症型人来说，“自己”才是万事万物的主宰，所以基本上他们的责任感都很强。抑郁症患者会把全世界发生的不好的事情都归咎自己，而躁狂症患者则认为全世界上所有好的事情都多亏了他，总之不管事情本身是好是坏，在其中起了决定作用的都是他们自己。所以，躁狂抑郁症型人往往相信“有志者事竟成”，也非常努力，但正因为如此，当他们实现了某个目标后，内心的失落感也大。
五月病说的就是这种症状。很多躁狂抑郁症型的人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挤过高考的独木桥，在四月新学期开始的时候迈入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后，没过多久就因为一下子失去了奋斗的目标，找不到自己人生的价值，而变得精神沮丧，萎靡不振。这种症状我们称之为“五月病”，除此以外，它还有一个别名叫“卸下重负型抑郁症”，这是惟有在躁狂抑郁症型人的身上才能看到的症状。
“五月病”作为一个词条第一次出现在《现代用语基础知识》上是在一九六九年。但在此之前，在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小圈子里已经广为流传，它首次出现在日本战后出生的那代人身上。
第三部分：职场生存技巧社会越富足，精神分裂症型人格越明显
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五月病”忽然从大学校园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与之不同的，一种名为“学生无精打采合并症”的症状。它指的是学生们考入大学以后，根本无心学习，甚至对玩也不感兴趣，整日里无所事事，萎靡不振。它的表面症状虽然跟“五月病”有些相似，但本质上却大相径庭。
调查结果表明，出现这种症状的学生在考入大学之前也不属于十分努力的类型，很多人 只不过因为高考这一关非过不可才勉强学习的。他们与躁狂抑郁症型人不同，不是在考上大学以后才开始沮丧，而是之前一直就这样，只不过在升学压力大的高考前夕暂时消失了一段时间而已，所以高考一过，他们又重新回到以前的无精打采状态，什么也不想做。
对精神分裂症型人来说，“他人”才是万事万物的主宰，他们可不相信什么“有志者事竟成”，而是觉得自己的努力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力气。总之，他们的支持力量来自周围环境，而非他们的内心。
“学生无精打采合并症”的患者处事消极，这一点正是“精神分裂症”的重要特征。因为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无精打采，只知道发呆的症状。因此，我断定“学生无精打采合并症”在校园里取代了“五月病”的七十年代正是“精神分裂症型群体”形成的时间，当时的那批大学生大多是在一九五五年左右出生的，为此，我断定“精神分裂症型群体”形成于这一年。
从七十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人的个性之所以会向精神分裂症型的方向发展，还跟它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系，那时正是日本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要知道，如果整个社会都比较贫困的话，那么个人就必须拼搏才能取得成功。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提升自我的价值，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去。所以，我们老一辈的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咬紧牙根，奋力拼搏了一把。总体来说，因为那个年代的特点是谁拼了，谁就能上去，所以“躁狂抑郁症型”个性才成了社会的主流。
但等到社会富足了以后，人们即便不努力拼搏，也能保证衣食无忧。只要跟周围的人做着同样的事就可以生活得很幸福。况且当时的国家政策也决定了“多劳者并不能多得”，就算你创业成功，赚到了大笔的钱，也拿不到手，一下子就被国家当税款给抽走了。但在政界和演艺界，那些二世祖、三世祖们，他们本身其实没有什么才华，只不过仗着父辈的名声就可以坐享其成，财富、地位得来全不费功夫。平民出身的人再怎么努力也无法与他们一较高下。
所以，渐渐地人们不愿意再去努力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与其辛辛苦苦地与人竞争，还不如各安天命，知足常乐呢。
第三部分：职场生存技巧“命运是不可战胜的”
因此，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年轻人的个性特征也开始渐渐朝着“精神分裂症型”的方向靠拢，而把他们完全推到“精神分裂症型”这一端的则是泡沫经济的破灭。这一变化也体现在杂志风格的变化上。泡沫经济破灭以前，市面上充斥着像《CREA》、《anan》这样的杂志，它们的读者定位都是公司的高级女白领，因此多刊登一些小资的内容，还积极宣扬“女的也顶半边天”的“躁狂抑郁症型”的观念。
但是，泡沫经济一破灭，这类杂志几乎全部消失了，只有《anan》还苟延残喘，但它的读者定位也重新做了调整，由一本只面向高级白领的杂志变成了纯娱乐性的杂志。再看看最近新创刊的杂志，比如《VERY》，它的主题跟以前的女性杂志完全相反，不再鼓励女性自立，而是教你怎样修饰自己，好钓上一个金龟婿，让灰姑娘的故事在自己身上重演。即杂志中所反映出的女性价值观由“自强自立”变成了“依附他人”。
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我个人认为是泡沫经济的破灭让年轻人遭受了惨重的打击，因此产生了“人无法与命运抗争”的消极观念。
泡沫经济的破灭对人的思想的一大冲击在于它显示了“先天资本”的优越性。与那些靠着个人的努力辛辛苦苦考入东大，并完成学业的人相比，生在富豪之家的人更容易在不利的社会条件下生存下去。这样一来，怎么还会有人认为努力是有用的呢？
当时，心灵上受到冲击最大的当属小学生了。在泡沫经济刚刚破灭的时候，我就曾亲耳听到过两个上完补习班走在回家的路上的小学生边叹气边说，“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将来也是撑不起一个家来的”。那已经是十好几年以前的事了，想来当年的小学生也快要踏入社会了吧。如今他们肯定变得懒散抑郁，成为典型的“精神分类症型”大军中的一员了吧。
事实上，即便是到了泡沫经济破灭以后，人的个性也没有完全停止向精神分裂症型方向发展。有的人可能会想，经济不景气，大家为了毕业后能找到好工作更应该努力学习，争取考上名牌大学才对啊。但你看看早稻田大学和庆应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它的考生每年都在递减。
相反，地方的国立大学的人气却在逐年攀升。这说明如今的年轻人并不是没有考虑就业问题，只不过仍旧不愿意努力罢了。在这个时代，就算你是“精英”，也不见得生活质量就会比别人高出一截，所以很多人不愿再辛辛苦苦地拼搏，只要不是太差就行。地方国立大学的毕业生在毕业后通常可以顺利地分到当地政府机关工作，因此才这么受欢迎。总而言之，如果我们的国家不出台几条政策来促进社会竞争，人为地促使人的个性向“躁狂抑郁症型”方向发展的话，“精神分裂症化”就将会愈演愈烈。
躁狂抑郁症型上司跟精神分裂症型部下必不可免地要产生分歧
上面简单介绍了一下精神分裂症型和躁狂抑郁症型个性的差别。精神分裂症型的人没有“自我”，不愿发表个人意见，厌恶竞争，所以这批人注定了要做“跟随者”。
个性类型本身本无好坏之分，但如果必须共事的上司和部下分属于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话，他们双方都会感受到压力。因为他们谁都无法理解对方的思考和行动模式，没有办法进行沟通。
本来嘛，精神分裂症型和躁狂抑郁症型人在人际交往的方式方面就是不同的。
精神分裂症型人只求“跟大家一样”，因此他们交游广阔，但都是泛泛之交，点到为止。但由于他们没有“自我”，所以他们有意地避免跟某些人交往过密。因为你如果想要跟一个人深交，就免不了要有一些发自肺腑的交谈，但是他们根本没有“自我”，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心里话”可说。所以当有人问他们“你对这件事的真实看法是什么？”的时候，他们根本就答不上来，因为对他们来说，周围人对一件事的看法就代表他的看法，他们根本就没有自己独立的意见。
但躁狂抑郁症型人就不同了，他们希望交到知心的朋友，渴望通过心灵的直接碰撞，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他们的“自我意识”强烈，希望对方能更好地理解自己，也愿意去理解对方。因此，他们往往希望上司与部下之间的关系不那么公式化，而是能有一定的人情味。他们乐意听部下向他诉说一些个人的烦恼并给出自己的意见，而他们在工作之暇，也会说一些私人的事，比如跟老婆吵架了什么的，或者发发牢骚。
这样一来，躁狂抑郁症型的上司和精神分裂症型的部下在各个方面都合不来。就说出去喝酒吧，精神分裂症型的人喜欢一大群人聚在一起，开个party，而躁狂抑郁症型的人则喜欢三两成群，可以边喝边谈。所以当公司里召开忘年会日本在每年的年末公司都会组织员工们进行联欢，借此忘记一年当中的辛苦疲劳，故称“忘年会”。、欢迎会或欢送会的时候，躁狂抑郁症型的人巴不得赶快结束“一次会”日本人喝酒通常一晚上要换好几个地方。在第一个地方喝酒就叫“一次会”，再换一个地方就叫“二次会”，以此类推。，换个地方开始“二次会”，但精神分裂症型的人往往就不愿意参加“二次会”。就算去，他们通常也愿意选择去歌厅等不适合于谈话的地方，总之一句话，他们不愿意对人敞开心扉。
除了歌厅以外，还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待很长时间而不必说什么话。比如可以看漫画的咖啡厅，有对打游戏的游戏厅等等。这些地方的存在本身就说明当今社会人的个性已经偏向于“精神分裂症型”了。
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通常可以观察到自闭的症状，他们无法与人正常相处。精神分裂症型的人自然不愿意自己的人际关系发展到这个地步，这会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因此他们 选择开party，到歌厅唱歌或者去打电子游戏这样的方式来跟人接触，这样既联络了友情，又不必与人深交，对他们再合适不过了。所以虽然他们表面上看起来交游广阔，实际上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有着一道无法跨越的屏障。
第三部分：职场生存技巧迎合精神分裂症型人毫无意义
所以，如果上司属于典型的“躁狂抑郁症型”人的话，就会觉得“精神分裂症型”的部下很难相处。因为作为上司，他首先要“知人”才能“善任”，所以他会想尽办法去跟部下拉近关系，但任凭他怎么努力，部下总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下了班以后，就算上司主动提出，“我们去喝一杯吧”，部下也丝毫不觉得高兴。
以前，中年人和年轻人都同属于“躁狂抑郁症型”人的时候，虽然二者之间也存在着生 活模式和价值观的差异，但只要上司主动邀请，部下还是乐意陪同的。因为他们都觉得“大家都是人嘛，只要有机会都可以沟通得很好”。
但现在就不一样了。你越想靠近他，他对你的警戒心反而会越强，表现得也就越郁闷。
退一步说，即便部下接受了你的邀请，你们可以进行“一对一”的谈话，也不意味着你就此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他。因为精神分裂症型的人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他们的爱好和意见总是随着社会潮流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就算今天你理解了他的价值观，等到明天他自己又变了，那你们还是陌路人。
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还可以观察到“善变”的症状。抑郁症患者通常容易对“过去”耿耿于怀，所以你经常会听到他们说：“那个时候我要是没说那句话就好了”之类的话，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现在”就是全部。对他们来说，“现在”所相信的妄想和幻觉才是正确的，所以他们说的话跟前一天所说的可能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比如，他前一天可能说“实际上是太阳围着地球转”，但只过了一天，就可能改成“地球其实是在围着木星转”。他们的言谈缺乏与“过去”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我在前面曾经提到过，躁狂抑郁症型人重视“自我”，所以他们不能忍受自己的言谈举止与过去不一致，但是精神分裂症型人却认为只要始终保持“跟周围人一样”，那么前后的具体内容是否一致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