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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思想家萨特与社会活动家萨特风雨同舟沈志明让—保尔·萨特生于一九○五年，卒于一九八○年。新旧世纪交替的二○○○年正逢他逝世二十周年，法国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萨特热，仅评论萨特的专著和专刊专集就有十几种，依然褒贬不一，依然左派褒者多贬者少，右派贬者多褒者少。其中影响较大的左翼代表，贝尔纳—昂里·莱维，八九十年代走红的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目前人气最旺的学者之一，于二○○○年一月发表厚厚的论著，题为《萨特世纪》，认为法国的二十世纪是萨特世纪，法国思想界由萨特主宰。而著名的资深记者、政论家让—弗朗索瓦·雷韦尔，一九二四年出生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则出版薄薄的专著《大表演》，其中认为作为法共同路人的萨特，比法共左得更厉害，排斥一切异议者，投靠斯大林主义，下场虽说悲壮，对二十世纪法国的负面影响却太大了，是不可宽恕的。这两位名人的高论，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如果说莱维年富力强，到处演讲，对遭到蛋糕扑身的倒彩并不介意，那么八旬老人的宏论，姑妄听之，也不必太认真。无非说明萨特仍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一谈起他，必有脸红脖子粗的争论。明年，二○○五年是萨特诞辰一百周年，会有相当规模的庆祝活动。我们借此机会，评说萨特的功过，也算凑个热闹吧。
一大器晚成的作家哲学家，姗姗来迟的社会活动萨特自幼心气儿极高，学问令人佩服，但直到一九三七年被让·波朗视为法国的卡夫卡后才在《新法兰西评论》杂志得以发表《墙》。这个短篇小说立即引起文坛泰斗纪德的重视，他对一位编委说，马尔罗的作品虽然非常有意思，但缺少文学语感。言下之意，遐迩闻名的马尔罗在文学语言价值上不如萨特，由此对萨特寄予厚望。波朗喜见试发成功，仅隔数月，即一九三八年四月，出版单行本《恶心》。萨特时年三十三岁。虽然比高师同窗学友们出道较晚，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不，要比原创性，即富有突出个人灵性的艺术独创性，萨特独领风骚。因为《恶心》终于把萨特存在哲学的核心成分，通过挥洒自如的文学语言，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个性伸展自如，生命力自由洋溢，确实是文学独创。著名文学评论家莫里斯·布朗肖当时发表了最有代表性的评论，指出《恶心》概括了当代文学的好几种倾向，是这部哲理小说石破天惊的尝试，就是说，不去揭示事物，而是去揭示事物本质的存在。所以可以说，萨特已步入卡夫卡、乔伊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塞利纳、普鲁斯特、尼采的行列。
萨特看到，经过八年不懈努力和失败历练，自己的文学地位终于确立，便迫不及待要抛头露面出人头地了。在波朗的怂恿下，他对准两个目标出击。首先发表《一个企业主的童年》。当时极右的法西斯思潮通过《法兰西行动报》在右翼高中生和大学生中风靡一时。萨特作为高中哲学教师深为反感和痛心，但因缺乏抗争手段而焦急、无奈，于是通过这个短篇，婉转地指出法西斯思想的危害，权作一种间接表态吧。第二个出击目标是瞄准以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为代表的正统观念文学，其手段是先于一九三八年八月把多斯·帕索斯奉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家”，接着在《新法兰西评论》一九三九年二月号上抛出《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先生和自由》，猛烈攻击这位信奉天主教的著名作家根本不懂小说艺术，武断下结论：“上帝不是艺术家，莫里亚克先生也不是。”批评虽然偏激，却振聋发聩，使巴黎文学界对这位新秀刮目相看，但很快遭到反击。
为首的是《法兰西行动报》文学栏作家罗伯尔·布拉泽耶克，他受到《一个企业主的童年》的刺激，对号入座，恼羞成怒地在自己的专栏大骂萨特“讨嫌”、“文笔极差”、“相当肮脏的色情文学”、“成天混在污浊下流肮脏的环境里炮制某些充满仇恨的思想”。而在支持者中打头阵的则是同窗挚友尼赞。此时的尼赞已是知名作家和记者，法共领导人之一，从一九三七年三月开始就与阿拉贡和布洛克共同主持《今晚报》。他撰文誉称萨特是“法国的卡夫卡”、“一流的哲理小说家”。萨特立即投桃报李，在一九三八年十一号《新法兰西评论》上推荐尼赞的新作《阴谋》，称赞尼赞的“战斗风格”，认为不仅是一般的好小说，更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武器。
然而，萨特与尼赞的联系仅此而已，并没有参与尼赞的任何政治活动。他成天沉醉于写作，沉溺于有众多情人生活的小圈子里。甚至得知尼赞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第二天登报声明辞去《今晚报》主编的职务，并宣布脱离法共以示抗议，萨特仍旧给一个小情人写信安慰道，希特勒发动战争是不可能的，虚张声势罢了。不料，就在第二天，他被动员入伍，不得不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抛弃一切，匆忙从军。可见，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两年，萨特因异军突起、头角峥嵘、心神专注于庞大的写作计划，又逢手头宽裕、情场得意，从而陶醉于虚假和平的生活而未察觉危机四伏大难即将临头，恰恰被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后两年的和平烟幕所迷惑。
萨特入伍当了气象兵，工作轻松，有大量空余时间。他争分夺秒，一天平均读书写作十二小时。从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一九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密密麻麻的小字写满十五册笔记本。但直到他去世三年后才出版，题为《奇怪战争的手记》。他在书中反思自己小半辈子孤军奋战、孤芳自赏，着力进行彻底的自我批判，努力克服面对尼赞等激进左派而产生的自卑感，坚决解放自己，准备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同时他心急如焚想完成长篇小说《自由之路》，可惜第一部《不惑之年》虽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完成初稿，但因战争爆发直到一九四一年春才定稿。
一九四○年五六月，法军大崩溃，法国停战投降标志着萨特一生的分水岭。宣布停战后几小时他就被俘虏了。他和战友们一起被押往一所宪兵营房。在那里，萨特一下子看清什么是历史的真相：“我领悟到自己作为一分子生活在民众中面临各种危险，就是说我这个分子亦面临诸多危险，所以押在那里的人们互相团结了起来。”《与让—保尔·萨特长谈——一九七四年八至九月》，西蒙娜·德·波伏瓦笔录，见《离别仪式》第四九○至四九一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他第一次有了属于群体的感觉。可以说，这位无政府主义作家第一次真正与社会与历史相遇，也是第一次真正与过去决裂：“我先前那些年所学所写的一切在我看来不再有价值了，甚至不再言之有物了。”《与让—保尔·萨特长谈——一九七四年八至九月》，西蒙娜·德·波伏瓦笔录，见《离别仪式》第四九○至四九一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值得一提的是，萨特在神甫朋友们的协助下，在志同道合的难友们的参与下，自编自导了《巴里奥纳，雷之子》，主题是为了自由必须抗争。巴里奥纳经历了一场思想和行为的转变过程：从绝望到期望，从怀疑三王宣告救世主基督诞生到采取更有建设性、更具活力的新举措。战俘难友们全神贯注地看戏，企图从中捕捉他们期待的信息。他非常感动，顿时觉得自己与观众心连心了。这种集体认同感使他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增强他此后文学创作介入社会现实的决心。
第一部分：序获释后回到文学领域孤军奋战
一九四一年三月萨特凭一张假的医疗证明获释回家，理由是“右眼部分失明导致方向感偏差”。他甚至索回被一个德国军官没收的手稿。四月返回法国首都，巴黎的局势完全变了。法国作家们早已作鸟兽散，各从其志，各行其是。纪德颇为悲观，深居简出；德里欧·拉罗什尔倒向伪政权；圣爱克絮佩里面临贝当和戴高乐两难抉择，举棋不定；马尔罗赋闲在家，享受天伦之乐；布雷东去约纽躲避战乱；阿拉贡表面上只发表些即景即兴诗，惟有部分法共和亲共作家转入地下组织。况且，德国人下了书检禁令，连加利马（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也得违心服从。
面对这种形势，萨特仍不改初衷，决心抗德。他首先动员与自己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西蒙娜·德·波伏瓦以及他们的小圈子成员，然后说服亲朋好友和熟人，很快在萨特和梅洛—蓬蒂周围团结了五十多人，准备成立“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由他们两人各自起草一份宣言。暑假来临，萨特和德·波伏瓦骑着自行车南下寻访名流和法共地下抵抗组织。经过千辛万苦总算找到纪德，但八旬老人对法国前途却不看好，甚至认为受点德国人的奴役没有坏处，萨特说服不了老人便走了。然后去拜访马尔罗，虽然受到很有礼貌的接待，却让他大失所望，因为马尔罗认为眼下任何行动都是无效的，不如期待俄国的坦克和美国的飞机来赢得战争。后来才知道，马尔罗在等待伦敦的召唤，直到一九四四年初才出山积极参加抵抗。至于接触法共地下抵抗运动负责人，根本没门儿，因为法共根本不信任萨特。原因有三：一、尽管“社会主义与自由”领导人之一梅洛—蓬蒂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萨特当时还是蒲鲁东主义者和反对共产主义的，而其他成员多为托洛茨基分子，或是无政府主义者，鱼龙混杂，极不可靠；二、萨特是尼赞的同窗挚友，而尼赞已被法共党魁多列士亲自定性为“叛徒”、“烂狗”、“警察卧底”，按法共当时的逻辑，“叛徒”的挚友自然不是好东西；三、有人诬陷，说德国人故意释放萨特，让他回法国充当德国特务，弄不好他已是法奸了。此说在南部地区法共内部流传甚广。所以南方之旅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谁都不接纳他。更糟的是，团体内部意见不合、众说纷纭，十分怀疑两巨头提出的方向，即逐渐把联合抵抗的团体转变为新型独特的左派政党，前提是尊重成员个体自由。然而很快有两个同志被捕。这样，脆弱的“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一九四一年岁末就瓦解了，为时不足半年，萨特第一次组建团体政党的尝试失败了。
受挫被诬之后，萨特决心忍辱负重，回到文学创作和哲学立说这个得心应手的领域，孤军奋战。可是时不时传来消息，一些因苏德缔约而受到孤立的地下共产党激进派采取个人恐怖行动，谋杀德国军官，引起占领军和伪政权的疯狂反扑，开戒滥杀无辜。首当其冲当然是犹太人和共产党人，暗杀一个德国人，就有几个甚至几十个无辜的人惨遭集体处决，以儆效尤，以杀去杀。为摆脱这种绝境，正忙于写《存在与虚无》的萨特应著名导演聘请，采用古典悲剧的骨架和人物创作了《苍蝇》，隐喻德国占领国土所引起的社会悲剧，即恐怖分子的悲剧。他想通过《苍蝇》的寓意发出以下信息：自由人虽然想拯救人民，却不管不问老百姓愿不愿意摆脱奴役，就杀害占领者，以为这样就能使人民摆脱水深火热的处境。不料老百姓根本不领情，因为这给百姓带来更大的灭难。
《苍蝇》一九四三年六月初上演时，对剧本的寓意，伪政权略懂一二，为此很快进行阻挠，并组织伪媒体恶评，而观众却没有看懂，更谈不上领会作者的初衷。倒是以共产党人为主体的地下刊物《法兰西文学报》登载了著名作家米歇尔·莱里斯（笔名）一篇赞扬文章，指出：“俄瑞斯忒斯拒绝登基执政，义无反顾地离开故乡，带走侵扰危害故土的苍蝇。他犯了谋杀罪而不悔恨，反而充实受用，因为在他，这既不是报复也不是个人野心，而是自由完成的行为。他打破了命中注定的循环，开辟了由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的道路。”《法兰西文学报》第十二期，一九四三年。而代表右倾势力的莫里亚克竭力贬低和打压他，引起波朗反感，觉得莫里亚克很不公平，认为“那座悔恨者的城市无非就是维希”。在德军占领统治最黑暗的时期，一个文学作品脱颖而出，引起强烈关注，左褒右贬，左赞右厌，恰恰说明，这一投石问路宛如往死水潭里扔进一小块石头，激起一层层涟漪，波纹虽细，却把作者逐渐推向法兰西文坛的中心。
同期，即一九四三年夏天，加利马推出萨特存在哲学的代表作《存在与虚无》，这是萨特存在思想最基本的著作，从哲学角度高度概括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以后几十年的所作所为，回过头来都可以在这部著作中找到源头。这部本体论的轴心是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之间自始至终的那种紧张关系，即主观绝对凌驾于客观，进而主体不断在客体上碰撞吃瘪，这正是孤独的良知自生至死的历险。面对世界和社会，这种良知才上升为个体绝对自由的意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萨特与社会、政治、伦理、美学的关系。因此这不完全是一部纯哲学的著作，它涉及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等等。举个与当时的政治有关的问题为例：
当时最令萨特气恨难平的是，德国法西斯排犹反犹，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他在《存在与虚无》中以哲学高度审视，从谴责社会标签着手，揭露排犹主义的反动性：“因为我是犹太人，在某些社会，就会被剥夺某些可能得到的东西。……我不能违抗禁令，不能声称种族是一种纯粹的集体想像，而实际存在的只是一些个体。于是乎，我就突然面临我本人的完全异化：我不由自主选择的东西，这将会是怎样的处境呢？”《存在与虚无》第五八一至五八二页，加利马简易本，一九四三年。意思非常明白，世人属于哪个种族不能选择，与生俱来，不能因为我是犹太人就要受欺负，也不能因为我是雅利安人就可欺负人。但在那人人自危、食不果腹的年代，有多少人去读这本七百多页的著作？太厚了，令人望而生畏。要等到两年多之后解放，等到人们痛定思痛，需要新的思想反思过去、瞻望未来时，饥不择食的学子们才开始钻研这部著作，学习萨特存在哲学思想才蔚然成风，这当然是后话。
在那种严峻的形势下，很不得志的萨特意识到地下刊物《法兰西文学报》赞扬《苍蝇》是伸来的橄榄枝，并得知法共处境极度困难，不得不放弃开战初期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而扩大统战范围，决定邀请他参加一九四三年八月的重要会议，并加入全国作家委员会。萨特接受邀请，但有先决条件，那就是必须撤销和纠正诬陷他的一切不实之词，禁止发行诋毁他的小册子：由于他发展了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而被打成纳粹死党。法共代表克洛德·莫冈当场同意。不久南方来讯证实，令行禁止，效果不错。萨特这才开始为《法兰西文学报》撰写文章，并参加了八月会议。然而全国作家委员会非常复杂，各色人物应有尽有，尤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莫里亚克对萨特仍耿耿于怀，使他自尊心受创最深的是被萨特讥讽为“严肃认真而目的未果的作家”《境况种种》之一，第五十二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四七年。。其他右翼成员对萨特也不以为然，更不幸的是，左翼成员虽有团结之心，却仍存戒心，何况美学观点极不相同，他们的偶像巴比塞和罗曼·罗兰是萨特最讨厌的作家。
第一部分：序几个剧本的上演令他名震西方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令萨特最为欣慰的是，《隔离审讯》于一九四四年春在巴黎上演。剧中只有三个角色，自始至终在舞台上一起待着。原来是三个死者，两女一男，处在一间地狱互相审讯，毫不留情，互相揭短。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作者利用他在德国战俘集中营的体验来表现他在《存在与虚无》中阐述的一个哲理：“地狱即他人。”也是战俘萨特在做自我剖析，对自己进行战俘心理分析，因为处在地狱般的集中营，他看到一道道围墙或铁丝网、一条条走廊、一间间封闭的或有人看守的寝室和活动室，看不到大墙外的天地。而大墙内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恰恰是大墙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缩影。两个女杀人犯和一个男叛徒形成互相敌对的三角，已深深陷入毫无出路的恶性怪圈，永远后悔莫及地沉沦下去。只有每个人都真心诚意承认自己的罪行，老老实实付出代价，认罪服法，出路还是有的，还有“砸碎地狱圈的自由”，萨特说，“自由只是一种小小的行动：把完全受社会制约的生物变成部分摆脱使他受制约的人”《境况种种》之九，第一○一至一○二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七二年。。
对《隔离审讯》的舆论评价明显分成正负两面：持负面批评和攻击乃至谩骂的是伪政权媒体，他们认为思想内容堕落、“伤风败俗”、“只能骗骗性无能的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