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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而我呢，我哪里也不去，我没有工作。
自学者天真地笑着，阳光在他稀疏的头发上闪亮。
“您点菜吧。”
他递给我菜单，我有权点一个冷盘：四片圆圆的红肠或者白萝卜或者河虾或者一小盘浇汁芹菜。勃艮第蜗牛得另外加票。
“给我来红肠吧。”我对女侍者说。
他夺过我手上的菜单。
“没有更好的吗？这不是有勃艮第蜗牛吗？”
“我不大喜欢蜗牛。”
“啊！那么牡蛎呢？”
“得加四法郎。”女侍者说。
“好，来牡蛎吧，小姐。我要白萝卜。”
他脸红了，对我解释说：
“我很喜欢白萝卜。”
其实我也一样。
“然后呢？”他问道。
我看了肉类那一栏，我喜欢焖牛肉，但我预知他会叫烩鸡，因为那是惟一要加票的菜。
“给这位先生来烩鸡，给我来焖牛肉，小姐。”他说。
他将菜单翻过来，反面是酒类。
“我们喝点葡萄酒吧。”他郑重其事地说。
“哟，”女侍者说，“您这回要酒了，您可是从来不喝的。”
“偶尔喝一瓶还是可以的。小姐，来一瓶安茹葡萄酒吧。”
他放下菜单，将面包掰成小块，用餐巾擦餐具。他看了一眼那位看报的白发男人，微笑着对我说：
“我来这里一般总带上一本书，虽然医生劝我不要这样，因为吃快了咀嚼不够充分。但我有个鸵胃，什么都能消化。一九一七年战争期间我当过俘虏，吃得极差，大家都病倒了，当然，我也像别人一样请病假，其实我什么事也没有。”
他当过俘虏……这是他头一次告诉我，我惊奇不已，很难想像他除了自学者以外还能是什么人。
“您在哪里当的俘虏？”
他不回答，放下叉子，用锐利的目光看着我，他要讲述他的麻烦事了。此刻我想起图书馆里曾经有过不顺当的事。我竖起耳朵听，因为对别人的麻烦表示同情，这是我求之不得的，我可以换换脑子。我没有麻烦，我像享受年金者一样有钱，我没有上级，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我存在，这就是一切。而我的厌烦是如此空泛，如此玄奥，我为它羞愧。
看来自学者不想讲述。他向我抛来一种古怪的眼光，不是为了观看，而是为了心灵相通。他的心灵上升到那双美妙的盲人眼睛里，显露了出来。如果我的心灵也如法炮制，将鼻子贴到玻璃窗上，那么它们将相互致意。
我不要心灵相通，我还没有跌得这么低。我往后退，但是自学者死盯着我，同时在桌子上方向前俯身。幸好女侍者端来了他的萝卜，他坐回到椅子上，心灵从眼中消失。他顺从地吃了起来。
“您的麻烦解决了？”
他吓了一跳，惊恐地问：
“什么麻烦，先生？”
“您很清楚，那天您对我说过。”
他满脸通红，冷冷地说：
“哦！哦！对，那天，对了，是那个科西嘉人，先生，图书馆的科西嘉人。”
他再次犹豫，显出母羊的固执神气：
“那都是闲话，我不愿意惹您讨厌。”
我不再坚持。他吃萝卜，吃得极快，不像是吃。当女侍者给我端上牡蛎时，他已经吃完了萝卜，盘子里只剩下一堆绿梢头和少许湿盐。
外面有两个年轻人停下来看菜单，一个厨师模型左手拿着菜单给他们看（右手拿着一只煎锅）。他们在犹豫。女人怕冷，下巴缩在皮衣领里。年轻男人最先决定，推开门，让女伴先进来。
她进来了，和气地环顾四周，有点发抖。
“这儿暖和。”她低声说。
年轻男人又关上了门。
“先生太太们好。”他说。
自学者转身和气地说：
“先生太太们好。”
其他客人不回答，那位高雅的先生稍稍放低报纸，用深沉的眼光打量新来者。
“谢谢，不用麻烦。”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奥尔西尼奥尔西尼
年轻男人不等女侍者跑来帮忙就灵活地脱下了雨衣。他没穿短上装，穿的是带拉锁的皮夹克。女侍者有点失望，转身朝着年轻女人，但那男人又抢在前面了，他用轻巧而准确的动作帮女伴脱下大衣。他们在我们近旁坐下，两人靠在一起。看上去他们相识不久。年轻女人的脸显得疲乏和纯净，有几分怨气。她突然摘掉帽子，微笑地甩甩那头黑发。
自学者和善地久久端详他们，转身对我动情地眨眨眼睛，仿佛是说：“他们多美！”
他们不难看。他们沉默着，很高兴在一起，很高兴人们看见他们在一起。从前，当安妮和我走进庇卡迪伊一家餐馆时，我们有时也感到自己成为动情端详的对象。安妮为此不快，而我呢，我承认我有几分得意。主要是惊奇。我从来没有像这个年轻男子那样潇潇洒洒、清爽利索，甚至也不能说我的丑陋打动了人。然而当时我们年轻，而现在，年龄使我为旁人的青春而感动，我不为自己感动。那个女人有一双深色的、温柔的眼睛。男人的皮肤稍呈橘红色，有些颗粒，可爱的小小的下颌显示倔强。他们使我感动，的确如此，但又使我有几分恶心。我觉得他们离我很远。暖气使他们软弱无力，他们在心中追寻同样的梦，如此温柔、如此软弱的梦。他们很自在，充满信心地看着黄墙，看着人，这样的世界真好，它正应该是这样，而目前，他们正从对方的生命中吸取自己生命的意义。不久，他们两人将变成一个惟一的生命，一个缓慢的、温和的，将没有任何意义的生命——而他们将毫不觉察。
他们仿佛彼此害怕。最后，青年男子笨拙而坚决地握起女伴的手指尖。她深深地呼吸，于是两人同时低头看菜单。是的，他们很快活。那以后呢？
自学者得意地，带几分神秘地说：
“前天我看见您了。”
“在哪里？”
“哈！哈！”他尊敬地逗我。
他让我等了一会儿，说：
“您正从博物馆出来。”
“啊，对，”我说，“不是前天，是星期六。”
前天我可没有心思去逛博物馆。
“您见到那幅著名的奥尔西尼奥尔西尼（1819—1858），意大利革命者，一八五八年一月十四日刺杀拿破仑三世未遂，当场死伤一百五十八人。——原编者注谋杀案的木雕吗？”
“我不知道这个作品。”
“怎么可能呢？它在进门靠右手的一个小厅里。作者是一位公社起义者，他躲在布维尔的一个谷仓里，直到颁布大赦。他原想乘船去美洲，可是这里港口的警察很厉害。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利用被迫空闲的时间雕刻了一大块橡木，而且除了小刀和指甲锉以外没有别的工具。他用锉刀来刻精细部位：手和眼睛。木头长一米五，宽一米，整个作品是完整的一片，一共有七十个人物，每个人物像我的手那么大，还有给皇帝拉车的两匹马！那些面孔，先生，用锉刀刻出的那些面孔，都很有表情，很有人情味。先生，我敢说这个作品值得一看。”
我不想做出许诺。
“我只是想去看看博尔迪兰的画。”
自学者突然现出愁容。
“大展厅里的那些肖像？先生，”他露出颤抖的微笑说，“我对绘画一窍不通。当然，我能看出博尔迪兰是大画家，他的笔法，怎么说呢，有功夫。可是，先生，乐趣、美学乐趣，与我无缘。”
我同情地说：
“雕刻也与我无缘。”
“啊，先生！唉，我也一样，还有音乐，还有舞蹈。不过我也不是一无所知。是呀，有些事难以想像，有些年轻人的知识不及我的一半，但他们一站到画前就似乎能感受乐趣。”
“也许是装出来的。”我用鼓励的口吻说。
“也许吧……”
他遐想片刻：
“我之所以感到遗憾，主要不是因为我失去某种享受，而是因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与我无关……然而我是人，这些作品也是人画的……”
他突然变了声音：
“先生，我曾大胆想过，美仅仅是趣味问题。每个时期不都有不同的标准吗？您允许吗，先生？”
我惊奇地见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黑皮小本。他翻了一下，有许多空白页，隔很远就有用红墨水写的几行字。他脸色苍白，将小本平放在桌布上，大手压着翻开的那一页，局促地咳了一声：
“我有时有些——姑且说思想吧。很奇怪，我在那里看书，可突然不知从哪里钻出这些东西，仿佛是幻象。最初我不在意，后来我决定买一个本子。”
他停住，看着我，他在等待。
“哦哦！”我说。
“先生，这些格言当然是暂时的，因为我的自学还没有完成。”
他用颤抖的手捧着小本子，十分激动：
“这里正好谈到绘画。您要是允许我念念，我就太高兴了。”
“请吧。”我说。
他念道：
“十八世纪所认为的真实，如今已无人相信。十八世纪所认为的杰作，难道我们必须欣赏吗？”
他用恳求的眼光看着我。
“您看怎样，先生。也许有点像悖论。我是想让自己的思想采取俏皮话的形式。”
“是的，我……我觉得很有意思。”
“您在别处见过吗？”
“没有，当然没有。”
“真的？哪里也没有见过？那么，先生，”他的脸色阴沉下来：“这就是说它不是真理，否则别人早想到了。”
“您等等，”他说，“我现在想起来了，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他的眼睛亮了起来，他掏出铅笔，用精确的语调问我：
“是哪位作家？”
“是……是勒南。”
他欣喜若狂。
“您能给我那段精确的话吗？”他一边吮笔尖一边说。
“可您知道，我是很早以前看到的。”
“呵，没关系，没关系。”
他在小本上那条格言下方写上勒南的名字。
“我和勒南不谋而合。我用铅笔写他的名字，晚上再用红墨水描一遍。”他兴奋地解释说。
他入迷地瞧了一会儿小本，我等他继续念格言，他却谨慎地合上小本，塞进衣兜，大概想一次有这么多幸福就足够了。他用亲密的口吻说：
“时不时地这样倾心交谈，这可真是愉快的事啊。”
可以想像，这块砖头击碎了我们有气无力的谈话，接着便是长长的沉默。
两个年轻人进来以后，餐馆的气氛变了。那两位红皮肤的男人不再说话，放肆地端详迷人的女郎。高雅的先生放下报纸瞧着那对青年，露出欣赏、甚至会意的神气。他在想老年是智慧，青年是美丽，他带着几分殷勤点点头。他知道自己仍然漂亮，风韵犹存，他那棕色的面孔和瘦高身材仍然有吸引力。他高兴地以慈父自居。女侍者的感情似乎更为单纯，她站在那对青年面前，目瞪口呆地瞧着。
他们在低声交谈。女侍者已经端上了冷盘，但他们根本没碰。我竖起耳朵，抓住谈话中的片言只语。女人的声音低哑而丰富，我听得更清楚。
“不，冉，不。”
“为什么？”年轻男人激动地说。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那不是理由。”
有几句话我没有听见，接着年轻女人做了一个可爱的手势表示厌烦：
“我尝试够了。我已经过了重新开始生活的年龄，我老了，你知道。”
年轻男人嘲讽地笑了。她又说：
“我承受过不止一次……失望。”
“应该有信心，瞧，你现在的样子，这不是生活。”
她叹了口气：
“我知道。”
“你瞧瞧冉奈特。”
“是呀。”她撇撇嘴说。
“可我，我觉得她做得很对，很有勇气。”
“你知道，”年轻女人说，“她是饥不择食。我告诉你，我要是愿意，这种机会有的是。我宁可等一等。”
“你做得对，”他温情地说，“这才等到了我。”
她也笑了：
“自命不凡！我可没这么说。”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不必老远寻找生命的意义
我不再往下听了。他们使我不快。他们会在一起睡觉，这一点他们知道，他们每人都清楚对方知道这一点。然而，他们多么年轻、纯洁、端庄得体，他们都想保持对自己和对对方的尊重，爱情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大东西，受不得惊吓，他们每星期去几次舞会和餐馆，表演他们惯常的和机械的小小舞蹈……
总之，得消磨时间。他们年轻，身体好，还得这样过三十多年，所以他们不慌不忙，慢慢吞吞，他们没有错。等他们在一起睡过觉以后，他们就该寻找别的东西来掩饰存在的巨大荒谬性了。不过……必须对自己撒谎吗？
我用眼光扫视店堂。这是闹剧！这些人都万分严肃地坐在那里，他们在吃饭，不，不是吃饭，是在补充体力以完成所承担的任务。他们每人都有自己小小的顽念，因此看不到自己的存在。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自己对某人或某事是必不可少的。自学者那天不是说过吗：“努萨皮埃写出这么广博的综论，谁也比不上他。”他们每人都做一件小事，做得比谁都在行。那位旅行推销员推销斯万牌牙膏，比谁都在行，这位有趣的年轻人在旁边女人的裙子下乱摸，比谁都在行。而我，我在他们中间，如果他们看我，他们一定想到我干我的事，比谁都在行。但是我知道。我看上去若无其事，但我知道我存在，我知道他们存在。如果我精通辩术，我会走去坐在那位漂亮的白发先生旁边，向他解释什么是存在，他会做出一副怪相，想到这副怪相我不禁大笑起来。自学者惊讶地看着我。我想打住，但不由自主，一直笑出了眼泪。
“您可真开心，先生。”自学者用审慎的口气说。
“这是因为我在想，”我笑着说，“我们这些人在这里吃饭喝酒，无非是为了保持我们珍贵的存在，不为其他任何东西，任何东西，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
自学者神情严肃起来，他在努力理解我的话。我的笑声太大，几个人转头看我。我后悔说了这么多话，其实这事与谁也没有关系。
“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您大概是说，先生，生命没有目的吧？这不就是所谓的悲观主义吗？”
他又沉思片刻，然后缓缓地说：
“几年前，我读过一本美国人写的书《生命值得你活着吗？》《生命值得你活着吗？》，罗宾逊著，麦克米伦出版社，伦敦，一九三三。。这就是您对自己提的问题吧？”
当然不是，这不是我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但我不想解释。
自学者用安慰的口吻说：
“书的结论是提倡有意义的乐观主义。如果你愿意赋予生命意义，它就有了意义。首先得行动，投入一个事业。等你后来思考时，大局已定，你已经介入了。不知您怎么想，先生。”
“没有想法。”我说。
不如说我在想：这正是这位旅行推销员、这两位青年、这位白发先生经常欺骗自己的谎话。
自学者微微一笑，狡黠而又一本正经地说：
“这也是我的看法，我想我们不必老远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啊？”
“有一个目的，先生，有一个目的……有人。”
说得对，我刚才忘记他是人道主义者了。他沉默片刻，以便将半盘焖牛肉和一大片面包消灭掉，干净利落、毫不留情地消灭掉。“有人……”他刚刚描绘了自己，这位多情人。——是的，但是他说不清楚。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心灵，这是无可辩驳的，然而这远远不够。从前我结交过一些巴黎的人道主义者，听他们说过上百次“有人”，但那是另外一回事。维尔冈是无与伦比的。他摘下眼镜，仿佛要赤身露体，用令人激动的眼光，沉重而疲惫的眼光盯着我，似乎要脱光我的衣服，好抓住我的人性本质，接着他便抑扬顿挫地喃喃说：“有人，老朋友，有人。”他赋予“有”字一种笨拙的威力，仿佛他对人类的爱——永远是新的、惊奇的爱——因翅膀太大而行动不便。
自学者的表演还不到这种精湛程度。他的人类之爱是天真的、野蛮的，他是外省的人道主义者。
“人，”我对他说：“人……可您看上去并不十分关心人。您总是独自一人，总是埋头读书。”
他拍拍手，诡秘地笑了：
“您弄错了。啊，先生，请允许我对您说：您完全错了。”
他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