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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言自语：“真奇怪，我不再是我了，我再也认不出自己了！”天气很暖和，人们在街上闲逛，脸上露出了春天带来的惊喜和初次笑容。吕西安如同一块坚硬的钢铁钻入这柔软的人群。他想：“这已经不是我了。”昨天我还是一只和费罗尔的蟋蟀一样的鼓鼓的大昆虫。如今吕西安觉得自己像精密的计时器一样干净、清晰。他走进泉水酒吧，要了一杯佩尔诺酒。小团体的伙伴们从不光顾泉水酒吧，因为此地麇集着来自地中海地区的外国佬。但是那一天，那些外国佬和犹太人都没有烦扰吕西安。在这个如同随风微微作响的燕麦田的黄褐色皮肤的人群中，他觉得自己非同寻常，而且样子十分可怕，如同斜靠在长椅上的一座耀眼的巨钟。他饶有兴趣地认出了一个矮小的犹太人。上学期他曾被爱国青年联盟的人在法学院的走廊里痛打了一顿。那个胖小鬼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身上并没有留下挨揍的痕迹。他大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伤痕累累，后来才恢复了原形。但是他身上表现出一种对淫威的屈从。
第四部分：一个企业主的童年最富于温情的权利
此时，他的样子很高兴。他舒舒服服地打着哈欠。一束阳光刺痒了他的鼻孔。他搔了搔鼻子笑了。那是笑吗？倒不如说是产生于外面大厅某个角落而前来终结于他嘴上的一次小小的振荡。所有这些外国佬都在深暗和沉重的水里漂流，波浪摇撼着他们柔软的肌体，抬起他们的胳膊，拍打着他们的手指，并且和他们的嘴唇嬉戏。这些可怜的家伙！吕西安对他们不由得生起恻隐之心。他们到法国来干什么？是什么样的海浪把他们带到此地的？尽管他们在圣米迦勒大道的高档时装店里购置了时髦服装，那也是徒劳。他们并不比水母更好看。吕西安想，他不是水母，也不属于这群低三下四的家伙。他想：“我是居高临下地看他们！”后来，他突然忘记了泉水酒吧和外国佬。他只看见一个后背，一个宽阔的肌肉拱起的后背，它正在用一种平静的气魄离去，无情地消失在雾气中。他还看见了基加尔。基加尔脸色苍白，也在盯着这个后背看。他对看不见的皮埃蕾特说：“得了！就当我干了一件蠢事！……”吕西安狂喜不已，因为这个强壮和孤独的后背正是他的！这个场面是昨天发生的。有好一阵，他竭尽全力使自己变成了基加尔。他用基加尔的双眼看着自己的后背，他在自己面前体验到了基加尔的屈辱，并且觉得既高兴又害怕。“这对他们是一次教训！”他想。背景变了：这是未来，发生在皮埃蕾特的小客厅里。皮埃蕾特和基加尔神色不大自然地正指着一份需要邀请的宾客名单上的一个名字。吕西安不在场，但是他的威慑力在他们的身上起作用。基加尔说：“不！别请他！跟吕西安在一起会闹出事来的。吕西安是容不得犹太人的！”吕西安又细细地思量了一番，他想：“吕西安就是我！是一个容不得犹太人的家伙。”这句话他已经说过多次，但是今天却不同往常，完全不同。当然，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如同说“吕西安不喜欢牡蛎”或“吕西安喜欢跳舞”。但是千万别误解，对跳舞的爱好，也许在那小个子犹太人身上也能发现，这并不比水母的一次颤动更有意义。只需看一眼那个可恶的犹太人便能明白，他的全部好恶都如同他的气味和皮肤的光泽一样紧紧地附在他的身上；而且像他那沉重的眼皮的上下眨动和令人厌恶的贪婪微笑一样和他一起消失。但是吕西安的反犹太主义属于另外一种。这是一种十足无情的反犹太主义，它如同一把锋利的钢刀从他手上冒出来，直刺别人的胸膛。“这种事，”他想，“很是……很是神圣！”他想起小时候母亲有时用一种特别的口气对他说：“爸爸在书房办公呢。”这句话仿佛是宗教格言，忽然间赋予他一大堆宗教义务，例如不可以玩他的卡宾气枪，不能高喊“塔拉嘣”。他在走廊里必须踮着脚尖走路，如同在大教堂里一样。“如今，该轮到我了。”他满意地想道。人们只要悄声地说：“吕西安不喜欢犹太人。”于是大家都会吓瘫了，仿佛四肢都被大量痛苦的短箭刺透了。他动情地想：“基加尔和皮埃蕾特都还是孩子呢。”他们曾犯了弥天大罪，但是只需吕西安略施淫威，他们便后悔不已，他们就得低声地说话，并且踮着脚尖走路。
吕西安再一次对自己充满了敬意。但是这一次他不再需要借用基加尔的眼睛了。他令人尊敬地出现在自己的眼面前。他这双慧眼终于穿透了他的肉体、好恶、习惯与性情的外壳。“在我寻找自我的地方，”他想，“我不能找到自我。”他真心诚意地、仔仔细细地把一切属于自我的东西都搜集在一起。“可是如果我只应该是目前这个样子，那么我和这个小犹太人也相差无几了。”在黏膜深处如此这般地搜索，除了肉体的伤痛、关于平等的可耻谎言以及混乱之外，还能发现什么呢？“第一句箴言，”吕西安想，“是别想在自己身上发现什么，没有比这个更危险的错误了。”真正的吕西安——他现在知道了——需要在别人的眼光里，在皮埃蕾特和基加尔胆怯的顺从里，在所有那些为了他而成长壮大的人们，那些今后会成为他手下工人的学徒以及有朝一日他会当上他们市长的大大小小费罗尔人的充满希望的期待之中去寻找。吕西安几乎害怕了，因为他几乎觉得自己个子太高了。有多少人都携着武器在等着他。而他呢，目前和将来永远都是别人的这种无限期待。“一个头头就应该是这样的。”他想。于是，他仿佛又见到了肌肉发达、拱起的后背，随后立即又见到了一座大教堂。他就在教堂里，在通过窗玻璃射入的缕缕光线中小心翼翼地漫步。“不过，这一次我就是大教堂！”他目光死死地盯住身旁那个浅棕色皮肤、个子高高像一枝雪茄的古巴人。必须找到适当的词语来表达他这个了不起的发现。他慢慢地、小心谨慎地把手举到额前，如同拿着一枝点燃的蜡烛，随后他庄严地冥思苦想了一番，那些词语便脱口而出了。他喃喃说道：“我有权！”权！这是像三角和圆那样的东西。它们是那样完美，因此实际上并不存在。人们徒劳地用圆规画出了成千上万个圆，但是仍然画不出一个圆周。一代又一代的工人将谨小慎微地听从吕西安的命令，然而他们却不能使吕西安的这种指挥权枯竭。权在存在之外，如同数学对象或宗教信条。而吕西安恰恰就是这样，他集一大堆责任和权利于一身。曾经有很长时间，他认为自己偶然地、漂泊不定地存在于世上。但那是因为缺乏认真思考的缘故。早在他出生之前，他已在光天化日之下定位于费罗尔。甚至在他父亲结婚以前，人们已经在期待着他的降临。他之所以来到这人世，就是为了占据这个位置。“我存在，”他想，“乃是因为我有权利存在。”可是，可能是生平第一次，他对自己的命运做了闪电般的辉煌的想像。他或早或晚（而且这毫无意义）将被国立高等工艺学校录取。那么，他将会摆脱莫德。（如果她总想跟他睡觉，这很腻人。他们俩融合在一起的肉体在这初春的灼热中散发出一种有点烧焦的白葡萄酒烩肉的味道。）“再说，莫德属于大家，今天她跟我在一起，明天她会跟另一个人，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他将去费罗尔定居。在法国的某个地方，有一位像皮埃蕾特那样的姑娘，一位为他保持着贞洁、眼睛鼓鼓的外省女子。她有时试图想像其未来的主人，那个既可怕又温柔的男人。但是她没有成功。她是一位处女，并且在内心深处承认吕西安有独占她的权利。他将娶她，她将成为他的妻子。这是他最富于温情的权利。晚上。当她以庄重而细小的动作宽衣解带时，仿佛是一种献身。他在大家的赞同下把她搂在怀里，他将对她说：“你是属于我的！”她要向他展示的，她有责任仅仅向他展示。而做爱对于他来说则是能带来快感的对自己财富的一种清理。这是他最富于温情的权利，也是最隐秘的权利。这是直到肉体都被人尊敬的权利，在床笫被人服从的权利。“我将趁年轻就结婚。”他想。他还想将会有很多孩子。随后他又想到了父亲的事业。他迫不及待地想接父亲的班，并且在思忖弗勒里耶先生是否不久便会去世。
挂钟敲响了十二点整。吕西安站了起来。他终于完成了嬗变。在这家咖啡馆里，一小时以前走进来一名举止文雅、犹豫不决的青年人，现在走出去的是一名成熟的男子汉，是法国人当中的一位企业主。吕西安在法兰西某个早晨荣耀的光辉沐浴下走了几步。在学校街和圣米迦勒大道的拐角处，他走向一家文具店，照了照镜子。他很想在自己的脸上找到他十分欣赏的勒莫尔当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但是镜子折射出来的却是一个漂亮而固执的小脸蛋，还不算十分可怕。“我要开始蓄须了。”他做了决定。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夏尔与路易斯
献给夫人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二十四日让—保尔·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应邀访问苏联。他们跟陪同的法文翻译列娜·卓妮娜结下了友谊。一九六三年该书分两次刊登在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上，题献给Z夫人（即列娜·卓妮娜）。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日至七月十日萨特再度访苏，为Z夫人翻译的俄文译本《文字生涯》写过一篇短序。一读书
一八五○年左右，阿尔萨斯的一位小学教师为孩子所拖累，降尊纡贵改当食品杂货商。这个脱雅还俗的人巴望有一个补偿：既然他已放弃造就人才的事业，那就应当有个儿子从事塑造灵魂的工作：家里要出一个牧师。这件事落到夏尔头上。夏尔不干，甘愿背井离乡去追寻一个马戏团的女骑手。于是夏尔的画像在墙上被翻了个儿，从此不许提起他的名字。该轮到谁呢？奥古斯特赶紧学父亲的样，献身于商业，并对此感到心满意足。只剩下路易了，正好路易没有什么突出的天赋，父亲便抓住这个沉静的小伙子，转眼间让他当上了牧师。路易谨遵父命，竟至也亲自培育了一个牧师——阿尔贝·施韦泽阿尔贝·施韦泽（1875—1965），法国神学家、哲学家。一九五二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他的生涯我们都是知道的。
然而，夏尔没有找到他那位马戏女郎，而且父亲的高雅给他留下了印记：他毕生追求高尚情趣，醉心于把芝麻大的事搞得轰轰烈烈。看得出，他并不是不想光宗耀祖，只是想从事一项轻松的修行，既神圣又能跟马戏女郎厮混。教书这一行倒能两全其美，于是夏尔决定教德语。他写过一篇论述汉斯·萨哈斯的学位论文。选用了直接教学法，后来他自称是直接教学法的创始人，与西蒙诺合作出版了《德语课本》，备受称赞。从此一帆风顺，连连晋升：马孔，里昂，巴黎。在巴黎的一次发奖仪式上，他作了演讲，讲稿还很荣耀地专门印发给大家：“部长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亲爱的孩子们，你们怎么也猜不着我今天要给你们讲什么，我要讲音乐！”他还擅长即兴吟诗。家里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常说：“路易最虔诚，奥古斯特最有钱，而我最聪明。”兄弟们听了哈哈大笑，妯娌们听了直抿嘴巴。
夏尔·施韦泽在马孔娶了路易丝·吉尔明，一个信天主教的诉讼代理人的女儿。她对新婚旅行一直耿耿于怀：丈夫没等她吃完饭便把她拽走塞进火车。到了古稀之年，路易丝还讲起在车站餐厅吃韭葱冷盘的事：“他把葱白全吃了，只把葱叶留给我。”他们在阿尔萨斯待了两个星期，始终围着餐桌转。兄弟们用土语讲些不堪入耳的与排泄物有关的故事。牧师路易不时转过身来给路易丝翻译几句，算是基督教徒的施舍吧。没过多久，她便从医生那里获得了通融证明，从而免去了同房的义务，可以单独住一间房。她老嚷嚷偏头痛，常常躺在床上不起来，开始讨厌噪声、情欲、热情，总之讨厌施韦泽一家粗俗不堪和演戏似的生活。这个易怒的、狡黠的女人总是冷冰冰的。她的想法正经，但不高明。她的丈夫想法不正，但有巧思。因为她丈夫爱骗人而且轻信，所以她对什么都怀疑：“他们硬说地球是转动的，他们懂得啥？”她周围净是一些道貌岸然的喜剧演员，因此她憎恨德行和做戏。这个注重实际的女人十分敏感，她生活在粗野的唯灵论者的家庭，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于是笃信起伏尔泰的宗教怀疑思想，以示对抗，尽管她并没有读过伏尔泰的书。她娇滴滴，胖乎乎，活泼诙谐，但愤世嫉俗，绝对否定一切；她双眉一拱，隐隐一笑，就把别人向她表示的一切热情化为齑粉，而不为人所察觉。否定一切的狷傲和拒绝一切的自私占据了她的整个身心。她不见任何人。占先坐上手吧，未免太过分；将就坐下手吧，虚荣又使她不甘心。她说过：“要善于让别人有求于你。”起先人家确实有求于她，但后来对她越来越淡漠，由于老见不着她，到头来干脆把她忘了。她几乎身不离安乐椅或卧床。
施韦泽一家既是自然主义者又是新教徒。这两大美德兼而有之，并非如人们想像的那么罕见。他们讲话喜欢直言不讳，一方面以地道的基督教徒方式贬低躯体，另一方面欣然赞同对生理机能应予满足；而路易丝却喜欢闪烁其词。她念过许多猥亵的小说，不太欣赏男女私情，却赞赏裹着男女私情的层层透明薄纱。她美滋滋地说：“这才是大胆设想，妙不可言！做人嘛，要悠着点儿，别太使劲儿！”这个纯洁得像白雪的女人在读阿道尔夫·贝洛写的《火姑娘》《火姑娘》，当时流行的猥亵小说。时，险些儿没笑死过去。她津津乐道地大讲新婚之夜的逸事，大凡以不幸告终：不是新郎急不可待想成其好事，把妻子磕在床架上折断脖子，就是新娘不见了，第二天清晨发现她光着身子，疯疯癫癫地躲在柜子顶上。路易丝把自己关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夏尔一进屋，便推开百叶窗，把所有的灯全点亮。她用手捂着眼睛，呻吟道：“夏尔，多刺眼呀！”可是她的反抗决不超过约定俗成的限度：夏尔使她胆战心惊，给她带来奇妙的不舒适，有时也感受到友情，反正只要夏尔不碰她就行。但要是夏尔一嚷嚷，她就什么都让步了。夏尔使她出其不意地生了四个孩子：第一胎是女儿，生下不久就夭折了，然后是两个男孩，最后一个是女孩。
夏尔出于对宗教的冷漠，或出于对神的崇敬，同意让孩子们受天主教的熏陶。路易丝并不真信教，但因为她讨厌耶稣教，所以让孩子们信天主教算了。两个男孩都向着母亲，她悄悄使他们疏远身宽体胖的父亲，夏尔却毫无察觉。老大乔治进了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老二爱弥尔当了德语教员。爱弥尔的行径有点蹊跷：我知道他一直打光棍，尽管他不喜欢父亲，却处处学父亲的样。父子动辄闹翻，但也有几次使人难忘的和好。爱弥尔神出鬼没，他非常喜欢母亲，一直到死，常常偷偷来看望她，事先并不打招呼。他对母亲又是亲吻，又是爱抚；讲起父亲，先是冷嘲热讽，然后越讲越生气，最后大发雷霆，砰的一声关上门离开母亲扬长而去。我想，路易丝很喜欢爱弥尔，但爱弥尔使她心惊肉跳。这两个粗暴而难处的男人使她头昏脑涨，所以她更喜欢乔治，可惜他老不在身边。爱弥尔一九二七年孤独悒郁而死。在他的枕头底下，发现一把手枪，箱子里塞着一百双破袜子，二十双断跟皮鞋。
小女儿安娜—玛丽的童年是在一张椅子上度过的。父母教她学会无所事事，学会坐正立直、缝缝缀缀。她颇有天赋，但父母让她的天赋荒废掉以显示其高雅；她颇为艳丽，但父母小心翼翼地把她的姿色掩盖起来。这等高傲的小康人家对美的判断可谓高不成，低不就，比他们富裕的或比他们条件差的都可以显示美：他们认为美是属于侯爵夫人和娼妓的。路易丝高傲到了缺乏任何想像力的程度，由于害怕上当受骗，干脆把她孩子、她丈夫、她自己身上最明显的优点否定得一干二净。夏尔则根本不善于察看别人的美，他把美貌和健康混为一谈。自从妻子病了之后，他便与一些想入非非、长胡须、浓妆艳抹的女人来往；只要她们身体健壮，他都可以得到安慰。五十年之后，安娜—玛丽翻开家里的照相簿，突然发现她曾经是很美丽的。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我的寄宿生
差不多就在夏尔·施韦泽与路易丝·吉尔明结婚的同时，一个乡村医生娶了佩里戈的一位大财主的女儿，在凄凉的梯维埃大街的药房对面安家落户。新婚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