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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论高下，两人各有千秋，萨特不一定绝对占优势：小说平分秋色，也许喜欢加缪小说的人更多一些；萨特戏剧思想深刻、内容丰富，但技巧不如加缪。萨特是地道的哲学思想家，有一套自己的系统，自己的本体论，在理论上、命题上自成体系，而且带有一套自己的体系术语。但不能说加缪没有思想，虽然在功底上、在体系上与萨特相比差几个等级，但他更多从实践中总结体验并使之升华，更接近大众哲学，更容易被大众接受。比如《西西弗神话》世人皆知皆懂，都能说出个道道。而萨特的哲学思想直到今天对世人来说仍是一头雾水，惟有专家才说得清一二，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然而当时两人的行为方式不同，政治思想分歧太大。各举一例：梅洛—蓬蒂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瑜伽信奉者与无产者》。聚会时，出身贫寒的加缪发难，认为该文嘲笑无产者。梅洛—蓬蒂竭力为自己辩护，并得到萨特的支持。加缪大怒，拂袖砰门而去，萨特和博斯特赶紧冲出去追他，苦苦挽留，但加缪仍拒绝回来。后来经人调解，事隔三月才重归于好。在政治上，加缪比萨特更偏激、更极端，比如对待斯大林主义，萨特认为不可一概否认和一棍子打死，要揭露、要批判，但有些事情还得与苏共法共联合起来做。而加缪坚持认为斯大林主义等于法西斯主义，只有斗争和打倒。关于如何对待阿尔及利亚问题，分歧更大，众所周知，不必细说。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萨特决不含糊，决不讲情面，与加缪决裂是迟早的事情。所以也不能全怪萨特，尽管同情加缪的人一直占多数。再说，一九六○年初加缪车祸身亡，萨特立即在《法兰西观察家》（一月七日）发表悼念文章，写得相当得体，漂亮的文字把深情厚谊涵在哲理中。
现在回到他与《现代》同仁艾田蒲和勒福尔所发生的冲突。艾田蒲是《现代》文学专栏的负责人，于一九五三年二月收到主编的一封亲笔信，训斥他专栏文章的一句话：“我宁可不跟斯大林纳粹打交道，而跟真正的坏蛋、露骨的坏蛋、纯粹的纳粹打交道。”萨特指出：“换句话说，一言以蔽之，您宁可要希特勒分子而不要共产党分子。那天您曾问我，合作者的自由是否有限制。我回答错了，是有一个限制的。您让我发现您超越了限制，所以我认为，您的文章就是您想改换门庭的通知。”一向主张思想绝对自由的萨特，因一句话不合他的心意就把著名学者、散文家艾田蒲炒了鱿鱼。跟勒福尔的争论更加严重，更加复杂、剧烈。一九五三年四月号《现代》同时登载勒福尔的《马克思主义与萨特》和萨特的《答复勒福尔》。勒福尔是《现代》的主要合作者之一，曾代表一批拥护萨特的知识分子。他明确指出：“萨特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萨特两次错位：一九四五年大部分知识分子追随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却保持距离；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大部分知识分子远离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却紧追不舍。
第一部分：序萨特名扬四海但损失惨重
至于梅洛—蓬蒂与萨特分手，对两者来说都是最为可惜、最为痛苦的。他们是高师的同学，又同时专攻现象学，虽然门道和路子不同，却志同道合地走到一起创办《现代》。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二年，他们是《现代》第一和第二号人物，共同主持和分担社论撰写。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梅洛—蓬蒂无法忍受萨特太过靠近斯大林主义，因为他一向认为斯大林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共产极权专制主义。一九五五年出版他的专著《辩证法的奇遇》，其中《萨特与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专题仔细深入分析了萨特与共产主义现象的关系，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不能既是自由作家又是共产党人，抑或既是共产党人又是反对派，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对立的统一，不能以在两个对立面之间疲于奔命的来往将之代替。”这一具有先见之明的劝告，事隔十八个月苏联坦克踏平匈牙利之后，才对萨特产生了效应，两个老朋友再次和好。
总之，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六年这四个春秋，萨特名扬四海，踌躇满志，但损失惨重，授人以柄，永远让人揭伤疤。
幸好，这四年之初他的文学成就给他留下立于不败之地的空间。一九五二年夏，以《让—冉奈作品全集》序言形式出版的《圣冉奈，演员和殉道者》竟是一部单独的“大砖头”，长达六九○页的研究冉奈专著。这头“怪兽”令人惊讶之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作者借题发挥之作。经过许多专家的研究才明白这确是一本奇书，很难以传统的分类法将它定为何种类型：首先是一部哲学散论，界于《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之间，是运用存在心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阐明萨特思想的一个重要阶段。其次是一部文学评论，介于评论波德莱尔和福楼拜之间，或者说修正论波德莱尔之不足，即把诗人与其著作分开研究，而这次则把作者与其作品作为整体来研究，详细阐述两者的辩证关系，即作者创造作品和作品创造作者的辩证关系。顺便说一句，这种批评方法，后来被誉为新批评的一个里程碑。再次是一部伦理散论，通过个体的嬗变来探究伦理学：冉奈曾是小偷、鸡奸者、诡辩家，蹲过大狱，但他一旦公开承认他是小偷，并把自己改变成世人要他改变的那种人时，他便成为诗人了。最后还是一部心理分析传记。要表现一个人的整体，要描绘一个人的一生，光凭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心理分析学的说明是有局限的，只有使个体在其整体中与命运碰撞才显得出个体掌握命运的自由。
总之，萨特认为，天才不是天赋，而是在种种绝望的境况下创造的结果。所谓天才作家，是指作家终于重新获得其自身的选择，包括他的生活；包括他对世界的感觉，直至他的风格和作品的形式特征，直至他形象的人物结构，直至他个人的趣味特性。写一位作家的传记，就是重新详细描绘他自身解放的历史。
著名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一九八○年高度评价《圣冉奈，演员和殉道者》，指出此书是“当代法国现象学本体论最灵活最聪明的教科书”。《丧钟》第五十八页，德诺埃尔—贡蒂埃出版社，一九八○年。著名文学评论家若日·巴塔伊指出：“我不仅认为这部长不见尾的论著是当今最丰富的专著之一，而且认为是萨特的杰作。”《文学与恶》第一二六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五七年。
更令人惊喜的是，照例，萨特每当撰写思想专著时总觉得言犹未尽，需要一种文学形象创作来诠释、来补充。这次几乎同时完成的是一部戏剧，名为《魔鬼与上帝》，自一九五一年六月七日首场至一九五二年三月一直未间断上演，几乎场场爆满。虽然盛况不衰，但批评不断，误解难除。甚至引起不少人的公愤。尽管选择了中世纪农民起义的历史背景，尽管法德两国是信仰自由宗教包容的国家，但肆无忌惮地议论上帝和魔鬼是会激起众怒的。即使像萨特这样的名人，也不可以任意妄为。但，他偏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结果招来过分的反应和抨击是难免的。
剧评的火药味十分浓重，甚至有报刊攻击这部剧作是“亵渎上帝的战争机器”、“可笑的亵渎神明”《震旦报》，一九五一年六月九日至十日。。莫里亚克训斥萨特大逆不道，著文《萨特，无神论神明》《费加罗报》，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甚至从首场演出开始不断有人来闹场，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位男子混进剧场吹唿哨，被带到警察局，竟发表声明：“我憎恨萨特，他是毒害法国青年的罪魁，是个罪犯，应当把他当做有害的畜生给枪毙掉。”《不妥协周刊巴黎版》，一九五一年六月九日，第七页。爱尔莎·特里奥莱在《法兰西文学报》（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四日）著文批评《魔鬼与上帝》既缺乏历史性又缺乏现实性，譬如纳斯蒂用谎言煽动农民造反，当时的条件并不成熟，而如今的无产阶级是革命的，用不着向无产者说谎。
面对如此糟糕的反应和误解，萨特本人和以西蒙娜·德·波伏瓦为首的支持派，做了耐心的解释和指导，现简述如下：《魔鬼与上帝》根本不涉及上帝是否存在的形而上问题，而主要围绕伦理问题，即善与恶的辩证关系。“事实上，萨特再次以社会实践来对抗伦理的空泛。这种对抗与在他先前的作品中相比走得远了很多很多……一九四四年他以为一切处境都可以通过主观的行动得到升华；到一九五三年他明白了形势有时窃取我们的升华，而对抗形势，个体的救助是不顶用的，只有依靠集体的斗争。”西蒙娜·德·波伏瓦《势在必然》上卷，第三三○页，加利马袖珍本，一九六四年。格茨是冉奈的投影，而且比冉奈走得更远，无论作恶还是行善，都在寻找绝对，要么追求绝对的恶，要么追求绝对的善，结果都以惨重失败告终。这实际上是萨特作为精神领袖在革命民主联盟失败后对现实无可奈何的反思，但促使他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让格茨做了我做不到的事情。”《一种处境剧》第二六九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七三年。
不幸，萨特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方式越来越接近斯大林主义，从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六年，虽然写下无数的文字，但很明显，他的文学创作灵感和源泉几近枯竭。后来萨特醒悟过来之后也承认，在四年的同路人期间，讲了假话，违心颂扬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甚至承认惟一的创作《涅克拉索夫》是“一部半拉失败的戏剧”，尽管动机是好的。《涅克拉索夫》（1955）本应该标志着作者深深涉及社会现实，不再采用传奇，而单刀直入社会政治，直抒胸臆。但结果他居然违背自己提出的介入文学理论，越过自己划定的创作底线，搞成一部政治剧，除讨好苏共法共外，遭到各方的谴责和辱骂。剧本主题是，涅克拉索夫是个骗子，冒充一个叛逃的苏联部长，在地区选举前夕，利用报界透露耸人听闻的秘密。作者胆敢触及最敏感的问题，甚至触犯禁忌，尤其是讽刺挖苦西方反共媒体，当然引起公愤：《费加罗报》挑衅性指责萨特是“暗藏的共产党人”，其他各大报，诸如《法兰西晚报》、《快报》、《巴黎竞赛报》、《震旦报》群起而攻之，整个六月份，万炮齐轰：“剧本简单化”、“小儿科”、“可笑透顶”、“无聊至极”、“漏洞百出”等等。
但赞赏和支持者也不乏其人，比如大名鼎鼎的罗兰·巴特、让·科克多、吉尔·桑蒂埃等。尤其巴特指出问题的要害，他认为此剧触及了资产阶级灵魂深处的敏感处，描绘了一个政治空间而非道德空间，点破了大媒体的奴性，让那些在资产阶级邪恶下感到窒息的人们出了一口恶气。《涅克拉索夫，让我获益匪浅》，《人民戏剧》一九五五年第十四期。
在这四年中比较被看好的倒是一九五三年萨特根据大仲马署名的《凯恩或混世魔王》改编的同名剧《凯恩》，与政治无关，体现了萨特固有的哲学思想和语言风格，回到“私生”、“背叛”、“真诚作弊”等主题，写来得心应手，对话活泼流畅、丰满幽默，又充满哲理、雄辩和自信。很有看头，但毕竟是改编，无论是思想和风格都无新意。
第一部分：序投入国内政治斗争
四晚年偏执人气下降，幸有巨著永葆英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九五六年十月苏联入侵匈牙利，萨特闻讯，对苏联的态度立即一百八十度转变。与一九五二年相比，以同样风风火火、心急火燎、义无反顾的态度反戈一击，其激情、其怒火、其疯狂、其手段完全与四年前相同。结果当然也截然相反，立即遭到苏共法共强烈的谴责和辱骂。正式决裂开始于十一月九日，萨特居然在反共的《快报》发表正式声明：“我百分之百地、毫无保留地谴责苏联侵略（匈牙利）。我重申苏联人民没有责任，是苏联政府犯下了罪行。在我，此种罪行不仅仅是用坦克袭击布达佩斯，而且是十二年的恐怖和愚蠢所造成的。我声明，与目前仍领导法国共产党的人士，现在不可能，将来永远不可能再恢复联系了。他们的每句话语、他们的每个行为都是三十年谎言和僵化的结果。”萨特时年五十一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个觉醒的人了，久疯痊愈，铲除了甜酸苦辣的疯根。”《文字生涯》第二十二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很快，他在《现代》发表洋洋数万言的政论，题为《斯大林的幽灵》。立刻受到右派媒体的欢迎，一向反对萨特的《法兰西晚报》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刊登详细摘要，并非常聪明地指出《斯大林的幽灵》是未完成的《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续篇。事实上萨特十二年来一直是带批判精神的法共同路人，关系时好时坏，离距时远时近。
事实也是如此，这次与苏共法共的决裂，丝毫没有使他转向西方阵营，相反使他更靠近马克思主义。他痛惜苏共法共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而他则越来越赞赏马克思主义。萨特自以为他的存在主义最接近马克思主义，为此写下极其著名的《方法问题》（1957），后来作为长序收入《辩证理性批判》（1960）。总之，通过《方法问题》他想论述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仍是当今的哲学，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马克思主义的环境并没有过时，而要建立马克思主义大写的“知”，非他莫属。然而，马克思主义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停滞了，变成僵化的教条主义，已经解释不了人类现象所处的广度，而他却能解释，这就在马克思主义真知的边缘产生了他的存在主义。现在，他试图把存在主义融入马克思主义，从内部使马克思主义复活，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临时飞地。因为存在主义坚持启发性的方法，即客观的、发展的方法，适应人类的创造性。比如，马克思主义应当吸收美国的社会学和欧洲的心理分析学来充实自己，以便能够从整体性上懂得个性，不至于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以上两方面的内容，很快由《辩证理性批判》详细地从哲学上做出深入的阐述和论证。
萨特每次遇到大麻烦，都会调整自己的哲学思想，突破精神危机，发表重大哲学著作，但定稿谈何容易。所以他总要把哲学思维难以表达的思想同时用文学形象表达出来，这次是先推出相应的文学创作，体裁仍是戏剧，题为《阿尔托纳的隐居者》（1959）。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三日首场演出得到一致好评，媒体交口赞誉，评说是萨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许是最好的戏剧作品。所谓重要作品，是指内容具有里程碑性质，正如《隔离审讯》印证《存在与虚无》中“真诚作弊”的现象学诠释；又如《魔鬼与上帝》反映《圣冉奈，演员和殉道者》中所描绘的善与恶的辩证法，那么《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则包含着《辩证理性批判》中所阐述的系列相异性的哲学概念。剧中人物一个个身不由己，无能为力，摆脱不了命运的捉弄，因为他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却要对自己的命运负完全的责任。
这次上演成功是萨特一生中内心深处感到最悲壮的时刻。赞扬声虽然使萨特感到一丝欣慰，但毕竟苦涩和无奈挥之不去。最使萨特高兴的是德国人的觉醒和集体忏悔意识。德国观众感谢萨特这位伟大的文化使者并通过萨特向法国人民感谢对德国人民的宽容和理解。萨特向德国观众和读者谈到集体犯罪观念和个体责任观念的关系时指出，忏悔是必要的，但弗朗茨没有因愧疚而自杀，而是意识到自己毫无用处，无益于任何人，再活下去毫无意义了才自杀。他鼓励青年人向前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萨特最早主张法德友好，是建立欧洲联盟的思想家。他的这番话顺理成章，顺势投缘。从此，萨特在德国人的心目中始终留下美好的印象。
我们可以看出，萨特与众多因匈牙利事件而退出法共的知识分子不同，非但没有消沉，反而越斗越猛。他与法共意识形态权威专家罗杰·加罗迪的辩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的争论长达数年，互不让步，但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