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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文字生涯预先把自己放在死者的地位
今天，我认识到他们是对的，因为他们全盘接受我们的生存状况，包括焦虑状态在内，而我选择高枕无忧，事实上我真以为自己永垂不朽哩。我预先把自己放在死者的地位，因为只有死者才享受永垂不朽。尼赞和马欧马欧也是萨特的同届同学。后曾出任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长。明白他们会成为野蛮干预的对象，活生生、血淋淋地被迫离世。我则自欺欺人：为了抹杀死亡的野蛮性，我把死亡当做目的，把生命当做了解死亡的惟一手段。我慢慢走向我的终点，惟一的希望和欲望是能写完我的书，确信我的心脏最后一次跳动刚好落在我著作最后一卷的最后一页上，这时才让死神带走一个死人。尼赞二十岁的时候就用一种绝望的急切心情观察女人、汽车以及世上一切财富：必须马上看到一切，占有一切。我也观察，但虔诚多于觊觎。我来到世上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清账。这颇为省事嘛：我是一个过分安分的孩子，胆怯、懦弱，不敢正视自由开放的生存和没有上帝保佑的生存；我望而生畏，连连后退，硬要自己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更有甚者，认为一切都是周而复始的。
显而易见，这种作弊的做法免得我受自爱的诱惑。我的每个朋友受到灭亡的威胁，他们时刻自卫，以求生存，寻求凡人生活的不可替代性，自视可爱、珍贵、卓越，人人自命不凡。我则把自己与死者相提并论。我不自爱，认为自己极其平常，比伟大的高乃依更令人生厌。依我看，我奇特的主体只在为变成客体做准备时才有意义。难道我比较谦虚吗？不是，而是更为狡猾。我让后代来替我爱我自己。那些还未出世的男男女女将来有一天会觉得我可爱，就是说认为我有某种魅力吧，我是他们幸福的源泉。我有更多的心眼儿，更会用心计：我把枯燥无味的生活变成我的死神的手段，然后悄悄杀个回马枪来援救我的生活。我用未来人的眼睛看待我的一生，感到这是一则美妙动人的故事，是由我替大家亲身体验的。多亏了我，今后任何人都不必再亲身经历这一切，只要动嘴巴讲讲就行。这是十足的疯狂：我把某个伟大死者的过去选作自己的未来，妄想倒过来经历一遍。在九岁、十岁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是被追认的人了。
这不完全是我的过错，因为外祖父就是用这种追溯的幻想培养我的。再说也不完全是他的过错，罪魁不是他。我一点也不怨他，这种海市蜃楼自然而然地产生于我们所接受的文化。在同代人完全消亡的情况下，某个伟人的死亡对后代人永远不会构成意外打击，时间为他的死亡确实了某种特色。凡享高寿的死者都死于先天，死亡既在他接受临终涂油礼，也在他初生受洗礼的时候来临，他的一生属于我们这些后来人。我们从开始，从末尾，从中间，进去出来，随意顺年表而下或逆年表而上，因为年代顺序已经打乱，不可能重建，所以这个人物可以高枕无忧，不担风险，即使有人在他的鼻孔里挠痒痒，他也不会打喷嚏。他过去的存在提供了一个按时间顺序展开的人生表象，但是只要你稍微让他的生命复活一下，他的经历顿时变成同时发生的事件。你若想置身于消亡者的地位，装作体验他的激情、无知、偏见，复活一下已消失的抵抗力，重现一点儿急躁或忧虑情绪，那是万万办不到的。你忍不住要根据他本人当时无法预料的结果和掌握不住的情况来评价他的行为，你情不自禁地要对他本人当时忽视而后来证明很重要的事件给以特别的重视。这就是海市蜃楼，未来比现在更符合实际。这并不奇怪，死亡是出生的归宿，盖棺才能论定。死者居于存在与价值的中途，介乎历史的原貌与编写的历史之间，他的历史成了某种循环的液汁，在他一生的每个时刻都得到体现。在阿拉罗伯斯庇尔于一七五八年生于阿拉。的沙龙里有一个年轻的律师，沉着镇静而矫揉造作，他就是后来上断头台的罗伯斯庇尔。当时没有一个客人注意到他已把脑袋夹在腋下，鲜血淋淋，看不出血弄脏了地毯，而我们则清楚地看到鲜血淋淋的人头。曾几何时，相隔五年，囚车送他上刑场，但此时此地，这颗割下来的人头颚骨下垂，却在侃侃而谈。这种看法上的阴差阳错已是公认的，不过无妨大局，有办法纠正。然而，当时的文人学士力加掩饰，以此孕育自己的唯心主义。他们暗示，某种伟大的思想倘若诞生，就投胎到女人的肚子里，变成将来怀有这种伟大思想的伟人，为他选择状况、环境，恰如其分地确定他的亲人们的理解和不理解的比例，解决他要受的教育，让他经受必要的考验，逐步使他形成不稳定的性格，但又加以控制，直到精心培育的对象脱颖而出，光芒四射。这一切虽然没有明讲，但处处使人感到因果的顺序在暗中是颠倒的。
我高高兴兴地使用这种海市蜃楼，以便确保我的命运。我抓住年代，颠倒其头尾，一切便豁然开朗了。事情从一本小书开始，深蓝色的封面，带有发黑的镀金装饰，厚厚的纸发出死人的臭味，书名是：《英杰们的童年》。扉页上有一个戳记，证明是我大舅乔治一八八五年获算术第二名所得的奖品。我在胡编异想天开的旅行的那阵子，发现了这本书，翻阅了一下，就气愤地丢下了。因为这些出类拔萃的青年跟神童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只在呆板的德行方面跟我相近，我不懂为什么对他们大书特书。后来书不翼而飞了，其实是我有意把它藏起来的，以示惩罚。一年之后，我翻箱倒柜把书找了出来，这时我已经变化，由神童变成备受磨难的小伟人。无巧不成书，书也变了样。书上的文字还是原来的，但讲的好像就是我。我预感到这本书会把我毁了，心里很怨恨，很害怕。每天打开书之前，我走到窗前坐下：一旦有什么危险，便可以让真正的阳光进入我的眼睛消毒。今天，那些为受过方多马斯二十世纪初由苏韦斯特尔和阿兰合著的侦探小说《方多马斯》的主人公，是神出鬼没而富有诱惑力的罪人。和安德烈·纪德影响而不胜遗憾的人使我啼笑皆非，殊不知孩儿们愿意吸毒啊。我像吸毒者那样战战兢兢地吞下我的毒品，结果似乎并没有伤什么元气。那时候人们鼓励少年读者，说什么明哲和尽孝是成功之本，甚至可以使我们成为伦勃朗或莫扎特。人们在一些短篇小说中描述一些平平常常的男孩子所干的平平常常的事情，但他们知恩尽孝，他们叫让—塞巴斯蒂安，让—雅克或让—巴蒂斯特，使他们的亲人幸福，如同我使我的亲人幸福一样。其毒汁恰恰在于文章作者从来不提及卢梭、巴赫、莫里哀的名字让—雅克是卢梭的名字，让—巴蒂斯特是莫里哀的名字，让—塞巴斯蒂安是巴赫的名字。，却巧妙地处处暗示孩子们未来的伟大，漫不经心地通过某个细节提到他们的著作或他们最出名的行为，精心设计着故事，要是不对照后来发生的事情，哪怕最寻常的小事也无法叫人理解。作者在乱哄哄的日常生活中埋下神奇的伏笔，预示着会使一切改观的未来。一个名叫桑济奥的男孩，发疯似的想见教皇。一天人家把他带到广场等候圣父经过。孩子脸色苍白，双目睁得圆圆的，人家忍不住问他：“你高兴了吧，拉法埃洛？这一回你至少亲眼看见我们的圣父了吧？”他惶惑地回答：“什么圣父？我光看见鲜艳的颜色啊！”还有一例，小米格尔一心想从军，坐在一棵树下津津有味地读一本武侠小说，突然一阵震耳的铁器声吓了他一跳，原来是附近的老疯子即堂吉诃德。孩子读《堂吉诃德》入了神。，一个破落的绅士，骑着一匹瘦马，举着长枪，颤巍巍地冲向一座风车。吃晚饭的时候，米格尔把这个小故事讲得既滑稽又可爱，逗得大家捧腹大笑。但后来房间里剩下他独自一人时，他把小说扔在地上，踩上几脚，抽噎了好久。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对信仰必须不断坚持
这些孩子迷失了方向，他们的一言一行实际上预示着自身的前途，而他们却以为在瞎说、胡闹。我和作者比他们看得远。我们交换着微笑，对他们不胜同情。这些表面极其平常的孩子，我观察他们的生活，用的是上帝设计这种生活的目光，即先看其结尾。开始我兴高采烈，他们是我的兄弟啊，他们的光荣也就是我的光荣。然后完全翻转过来，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书页的另一面，让—保尔的童年酷似书中让—雅克和让—塞巴斯蒂安的童年，一切都是先兆。不过，这时作者挤眉弄眼的对象则是我的甥孙们。这些未来的孩子从我的死到我的生倒着观察我，我想像不出这批未来的孩子该是什么样子，但不断向他们递送我自己也难以破译的信息。想到死亡，我不寒而栗，虽说死亡是我全部行为的真正意义。我丧失了自身，试图从反方向穿过书页，把自己重新放在读者的地位，我抬起头，求助阳光，喔，原来这一举动本身也是一种信息。这种突然的不安，这种怀疑，这个眼睛和脖子的动作，到二○一三年会得到怎么样的解释呢？到那时有两把打开我的钥匙：作品和死亡。我已经无法从书中出来了，这本书早已读完，我只是书中的一个人物而已。我窥伺自己：一个小时之前，我还跟母亲嘁嘁喳喳说话。我说了些什么？我记得其中的几句话，大声重复，但无济于事，话语出口而逝，不可捉摸。我的声音在自己的耳朵里听起来好像跟我毫不相干，扒手天使钻进我的脑袋，抢劫我的思想。这个天使不是别人，正是三十世纪的一个金发少年，他凭窗而坐，通过一本书观察着我。我喜恨交加，感到他的目光把我钉死在我所处的那十个世纪。在他看来，我弄虚作假，生造一些双关意义的词语抛给读者。安娜—玛丽看见我趴在课桌上乱涂乱写，对我说：“天色暗啦！我的小宝贝要弄坏眼睛的。”这正是天真无邪地回答得好时机：“即使在黑夜里我也能写字。”母亲笑了，说我是小傻瓜，并把灯点亮。戏法已变完，我们俩谁也不知道我刚才向公元三千年报告我未来的残疾。等我风烛残年的时候，我眼瞎的程度超过贝多芬耳聋的程度，我摸着黑创作最后一部书。在我身后人家找出这份手稿时大失所望：“根本无法辨认！”甚至提出把手稿扔进垃圾箱。最后奥里亚克市图书馆纯粹出于怜悯，收藏了起来，一百年无人问津。后来有一天，一些年轻学者出于爱我，试图辨认这份手稿，他们得花毕生的精力方能重整我的杰作。母亲已经离开房间，剩下我自个儿，我不知不觉地自言自语：“在黑夜里！”我的曾甥孙在天边，啪的一声合上书，深思着他曾舅父的童年，眼泪流满双颊，不胜感叹道：“想不到他真的在黑暗中写作。”
未来的孩子跟我长得一模一样，我在他们面前招摇而过。我想到会使他们成为泪人儿，自己也挤出几滴眼泪；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到自己的死亡，死亡已肯定无疑，我在谱写死者的传略，即我的真相。
一个朋友看了上述文字，不安地打量着我说：“原来你精神病很严重啊，超过了我的想像。”精神病？我说不上，反正我的极度狂热是很明显的，在我看来，主要问题毋宁说是真实性的问题。九岁的时候，我感到真实性不足，后来则绰绰有余。
开始的时候，我身心是健康的。一个耍花招的小鬼知道适可而止。然而我很勤奋，即便虚张声势也竭尽全力。今天我认为当时卖弄小聪明是智力训练，耍花招是对可望而不可即的真实性所作的夸张。我的天职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别人强加的。其实也无所谓强加，只不过是一个老妇人的信口开河和夏尔的使用谋略，但这足以使我心悦诚服。成人的话铭刻在我心上，他们用手指指着我这颗明星，我看不见明星，只看得见手指，但我相信他们，因为他们声称相信我。他们给我讲已故伟大人物的生涯，其中就有一个未来的古人，他们是拿破仑，地米斯托克利地米斯托克利（前525—前460），古代雅典民主派政治家和统帅。，菲力普·奥古斯特菲力普·奥古斯特（1165—1223），法兰西国王（1180—1223）。，让—保尔·萨特。对此我深信不疑，否则就是怀疑大人的话了。上列最后一个伟人，我很想面对面遇见一下。我张着嘴，扭曲身子，企图引起直觉，使自己心旷神怡，我好比一个性冷淡的女人，先是扭动身子，激发情欲，结果却是用身子的扭动代替性的快感。称她是佯装还是过分用心呢？总之，我什么也没有获得，不是太前就是太后，无法直视内心，发现自我。扭来扭去结果毫无进展，神经倒紧张了一阵，最后对自己产生怀疑，靠权威、靠成人不可否认的好意，无法确认和否认对我的委任：委任状已经封口盖印，万无一失，加在我身上，却并不属于我，尽管我对它从未有过丝毫的怀疑，但我既无法解除它，也不能领受它。
信仰即使根深蒂固，也从来不是自在圆通的。对信仰必须不断坚持，或至少阻止自己去破坏它。我注定成为英杰，我死后将埋在拉雪兹公墓，也许在先贤祠已选好位置，在巴黎有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在外省、在外国有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街心公园和广场。但即使在最乐观的时刻，我也看不到自己。作为无名小卒，我怀疑自己不可靠。在圣安娜医院，一个病人在床上喊道：“我是亲王！把大公爵关禁闭。”人家走近病床，凑到他耳边说：“把鼻涕擤掉！”他乖乖地擤鼻涕。人家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轻声回答：“鞋匠。”然后又大声嚷嚷起来，我想，我们无一例外都像这个人，反正我刚九岁的时候，很像他：既是亲王，又是鞋匠。
两年之后，病人康复，亲王消失，鞋匠什么也不信了，我停止了写作。小说手稿被扔进垃圾箱，丢的丢，烧的烧，取而代之的是句法分析本，听写本，算术本。如果有人潜入我四通八达的脑袋，他会发现里面装着几个半身塑像，一张错误百出的乘法表和比例法，三十二个省名，附有省会而没有专区，一朵名叫罗萨罗萨罗萨姆罗塞罗塞罗萨的玫瑰花，几处历史古迹和几部文学巨著，几条刻在石碑上的礼仪准则，有时这座凄凉的花园里飘过一缕轻雾：虐待狂的梦幻。孤女已无影无踪，骑士已销声匿迹。英雄、烈士、圣人等字样已无迹可寻，不再被提及了。我这个前帕达扬每季度收到令人满意的健康简况表：孩子智力中等，品行高尚，数学欠佳，想像力丰富而不过分，易动感情；十分正常，只是有些做作，但也日见减少。实际上我已完全着了魔。两个事件，一个公共的，一个私人的，使我残存的一点儿理智也泯灭了。
第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