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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文字生涯出乎意料的公共事件
公共事件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一九一四年七月我们还有那么几个坏人，但八月二日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法国总动员，接受德国的宣战。，突然之间品德高尚的人掌握了大权，全体法国人都成了好人。我外祖父的冤家对头们投入他的怀抱，出版商恪守诺言，小老百姓预卜未来，我们的朋友收集他们门房、邮差、管子工豪壮而朴实的语言，并向我们转述；人人大叫大嚷，惟有我外祖母例外，真是个可疑分子。我乐不可支，法国演滑稽戏引我发笑，我也为法国演滑稽戏。但是战争很快使我腻味了，我的生活很少受到战争的干扰，说不定早已把战争忘到脑后了。不过，当我发现战争破坏了我的读物，不由得对战争深恶痛绝起来。我喜爱的读物已从报亭消失，阿努·加洛班，若·瓦尔，让·德·拉伊尔均为当时儿童读物的作者。抛弃了他们熟悉的英雄人物，他们笔下的少年是我的兄弟，曾乘着双翼飞机或水上飞机周游世界，以一当百英勇杀敌。战前的殖民主义小说让位于战时的英武小说，充斥着小水手、阿尔萨斯少年以及孤儿——军团的福神。我讨厌这些新来的家伙。我一向把绿林小冒险家看做神童。因为他们屠杀的土著人实际上都是成年人；由于我自己也是神童，在他们身上我认出了自己。随军少年却显不出自己的本事。于是个人英雄主义动摇了；个人可以依靠武器的优势打击野蛮人。但是怎么对付德国人的大炮呢？必须采用大炮，动用军队。神童在这些法国勇士中受到爱护和保护，重新降为小孩子，我也随之下降了。时不时，作者出于怜悯，委派我送一封信，我被德国人抓住，出色地反诘他们，然后逃跑，返回阵地，使命完成了。大家当然向我庆贺，但热情并不太高。我在将军慈父般的眼睛里看不到孤儿寡妇们对我倾倒的目光。我失去了独占鳌头的地位，战役打赢，但没有我的份，成年人重新垄断了英雄行为。我偶尔从死者身旁捡一枝枪，放几下子，但阿努·加洛班和让·德·拉伊尔从来不让我参加刺刀肉搏。作为见习英雄，我急不可耐地要达到自主行动的年龄，说得正确一些，不是我，而是随军少年，阿尔萨斯孤儿。我合上书，退出他们一伙。写作是一项长期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这一点我早已知道，反正我有充足的耐心。阅读则是一种娱乐，我急于得到一切荣誉。人们向我提供什么样的前途呢？当兵？破差使！勇士只身一人时，已毫无作为，他得跟其他人一起冲锋，打胜仗靠的是全团的力量。我才不稀罕集体的胜利呢。阿努·加洛班想突出某个军人，最高的一着只不过派他去救护一个受伤的上尉。这种默默无闻的效忠使我反感，无非是奴隶救主子。再说这只不过是偶尔的壮举，战时人人皆勇敢嘛，每个士兵稍有一点运气都能干这样的事。我气急败坏，因为我喜欢战前的英雄主义：孤胆而无偿。我无视日常平淡无奇的德行，气概不凡地为自己一个人创造英雄。《乘水上飞机周游世界》、《巴黎顽童历险记》、《三个童子军》阿努·加洛班等人的作品。，这些神圣的作品指引我走上死亡和再生的道路。而突然之间，这些书的作者背叛了我。他们使每个人都能做出英雄行为，勇敢和牺牲变成日常的德行，更糟糕的是，他们把勇敢和牺牲降为最基本的义务。背景也发生相应的变化：阿戈纳一九一四年在阿戈纳发生激烈的交战，法方稳住了战局，一九一八年德军在此开始崩溃。集体作战的硝烟替代了热带独特的大太阳和个人主义的光芒。
中断了几个月之后，我重新拿起笔写我心爱的小说，决心教训一下这些先生们。一九一四年十月我们还没有离开阿卡雄。母亲给我买了一些练习本，一色装潢，淡紫色的封面印有贞德的肖像，她头戴钢盔，显示出时代的特征。在女英雄贞德的保护下，我开始写士兵贝林的故事：贝林劫持了德国皇帝，把他五花大绑解到我们的阵地，然后在全军面前向他挑战，一对一搏斗，把他打翻在地，用刀对准他的喉部，迫使他签订屈辱性和约，把阿尔萨斯—洛林归还给我们。一星期之后，这个故事使我心烦意乱。决斗一场是我从武侠小说中借用的：斯脱特—贝克尔是富贵人家子弟，流亡异乡。一天，他走进一家强盗开的酒店，受到强盗头目大力士的侮辱。他大显身手，活活打死了头目，取而代之，然后搜罗流氓无赖，自立为王，按时带兵登上强盗船，扬帆出海。总是千篇一律的老套子：作恶之王必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行善之杰在一片嘲骂声中艰苦奋战。而后者出乎意料的胜利使嘲笑者毛骨悚然。我因缺乏经验，违反种种写作规则，效果适得其反。德国皇帝尽管是个彪形大汉，却其貌不扬，早就看得出，在虎背熊腰的贝林手下不堪一击。再说观众敌视他，我们这些大兵恶狠狠地高声骂他，战犯威廉二世孤零零，受尽嘲笑和欺凌，我亲眼看到他被世人唾弃却不失其高傲，而这本应是我笔下的英雄们的处境。这种逆转使我瞠目结舌。
还有更糟糕的。我那些被路易丝称作“胡言乱语的东西”得不到任何的证实或否定，非洲辽阔，遥远，人口稀少，消息不通，谁都不能证明我的探险者没有到过非洲；我在叙述他们的战斗时，谁也无法证实他们没有向俾格米人俾格米人，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内的一个种族类型，分布在中非、东南亚和大洋洲诸岛屿。开过枪。我还不至于自认为是他们的传记作者。但人们跟我大讲特讲小说的真实性，到头来我以为自己的奇谈也真有其事了。虽然我自己还未意识到，但我未来的读者会认为确有其事的。然而，这倒霉的十月使我陷入假想和现实的混战中不能自拔：我笔下的德国皇帝败北之后，下令停火，因此按逻辑推理秋天应该恢复和平了。但是恰恰相反，报刊和成人一天到晚唠叨我们仍处在战争中，并且战争还要继续下去。我感到受了愚弄：我是一个骗子手，说了一通废话，谁也不相信。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重读自己的作品，羞得脸红到耳根。难道是我，是我津津乐道这些幼稚的神话吗？我差一点抛弃文学，洗手不干了。末了，我把手稿带到海滩，深深埋在沙里。苦恼清除，信心重振，我是命定的作家，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文学艺术有其奥秘，要等到火候才向我泄露呢。我的年龄还不到，权且作储备吧。我停止了写作。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逃避现实躲进了往昔
我们回到了巴黎，我从此不再碰阿诺·加洛班和让·德·拉伊尔的书，因为我不能原谅这些机会主义者比我高明。我对战争不满，因为它平淡无奇。恼羞成怒之余，我逃避现实，躲进了往昔。几个月前，一九一三年岁末，我发现了尼克·卡特，布法洛·皮尔，得克萨斯·杰克，锡丁·布尔等英雄人物，战争刚爆发的时候，这类人物消失了，外祖父说出版商是德国人。幸亏在塞纳河两岸的旧书摊上还能找到大半。我生拉硬拽着母亲到那里去，我们从奥尔塞车站到奥兹特利茨车站一个个书摊找遍，有时去一次能买到十五本，很快就收集了五百本。我按数一叠一叠排齐，不厌其烦地点着数，高声念着带神秘色彩的书名：《气球中的凶杀》，《与魔鬼订约》，《穆图希米子爵的奴隶》，《达扎尔起死回生》。我很喜欢这些书，纸张发黄，老化变脆，斑迹点点，散发出枯叶的怪味，确实是一些枯死的纸页，残存的遗迹，既然战争使一切都停止了，我明白长发人最后的历险对我来说将永远是一个谜，或再也弄不清侦探之王最后的侦查了。这些孤胆英雄跟我一样成了世界大战的牺牲品，因此我对他们怜爱备至。只要看到装潢封面的彩色版画，我便欣喜若狂。布法洛·皮尔骑着骏马奔驰在草原上，时而追逐印第安人，时而躲避印第安人。我非常喜欢尼克·卡特的插图。人们可能觉得这些插图单调：几乎清一色是表现这位伟大的侦探大打出手或挨揍败退。但是这些吵架斗殴发生在曼哈坦大街上，那里地面空旷，周围是棕色的栅栏或猪血色立方形的简陋建筑，这使我心驰神往。我想像这是一座广阔的城市，习俗严格而血案累累，恶习和美德皆置于法外，杀人犯和正义者一概逍遥自在和为所欲为，双方到了晚上才拔刀评理见个高低。这座城市酷似非洲，在炎热的太阳下，英雄主义始终表现为萍水相逢，见义勇为，我对纽约的神往来源于此。
我把战争和天职统统抛到脑后。要是有人问我：“你长大干什么啊？”我就和蔼地、谦虚地回答想当作家，但已经抛弃了登峰造极的梦想，不再搞什么心灵修炼了。大概因为这个缘故，一九一四年左右那几年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日子。我跟母亲平起平坐，形影不离。她称我为她的男伴，她的小男人，我对她无话不讲。更有甚者，被束之高阁的创作转化成喋喋不休的话语，从我嘴里往外涌，我嘁嘁喳喳地讲述所见所闻，净是一些安娜—玛丽知道的东西，无非是房子、树木和人物。我非常乐意向她通报消息，仿佛成了世界的代言人，事物通过我发出信息。起初我感到脑袋里有人在唠叨，不断地说：“我走路，坐下，喝水，吃糖果。”我大声重复这些不断出现的议论：“我走路，妈妈，我喝一杯水，我坐下。”我好像有两个声音，其中一个声音似乎是我的，但不服从我的指挥，却让另一个声音作它的传声筒。我确定自己有双重人格，这些轻微的紊乱一直持续到夏天，把我搞得精疲力竭。为此我十分恼火，终于害怕起来了。“我脑子里有人说话。”我对母亲说，好在她并未在意。
这件事没有影响我的幸福和我们的结合。我们有我们的神话，我们的口头禅，我们惯常的玩笑。差不多有一年光景，我每说十句话至少要加一句：“但没关系”，语气间带着忍耐而讽刺的味道。譬如，“那是一条大白狗，不完全白，带灰色的，但没关系。”我们习惯于用史诗般的风格讲述不断发生的日常生活琐事。我们常常用第三人称的复数讲我们自己。例如我们等公共汽车，看见一辆车开过未停，我们中的一个嚷道：“他们气得直跺脚，咒天骂地。”于是我们齐声哈哈大笑起来。当着人的面，我们自有默契，一个眼色即心领神会。一家商店或一间茶室的女招待显得滑稽。母亲走出时对我说：“我没敢看你，否则我会当着她的面扑哧笑出声来。”我对自己的能耐感到骄傲，要知道没有多少孩子能使一个眼色就让他们的母亲扑哧笑出声来的啊。由于我们俩都羞怯，害怕受惊也是共同的。一天在塞纳河畔，我发现有十二本布法洛·皮尔历险记我没有买过。正当母亲准备付款的时候，走过来一个男人，白白胖胖的，漆黑的眼珠，小胡子抹得油亮，头戴划船草帽，一副时下英俊少年的派头，他眼睛死盯着我母亲，可是冲着我连连说道：“看把你宠的，小子，太宠你啦！”开始我大为生气，他怎么劈头就用“你”称呼我，但当我看到他古怪的目光，我和安娜—玛丽都不由得如受惊的小姑娘似的朝后蹦了一步。见此情景，这位先生不自在地走开了。我见过千万张脸都遗忘了，但这张猪油般的脸，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对肉欲一无所知，想像不出这个人想要我们什么，但是他的情欲如此露骨，连我也看出来了。从某种角度来讲，我看透了他的心思。这种欲望，我是通过安娜—玛丽观察出来的。通过她，我嗅出男性，害怕男性，讨厌男性。这件意外的小事加深了我们的联系，我拉着母亲的手，趾高气扬地迈着小步快速走着。确信自己在保护着她。这是那些年代留下的回忆吗？是的，时至今日，每当看到某个一本正经的孩子对受保护的母亲说话，样子郑重其事、温情脉脉，我便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喜欢这种甜蜜而孤僻的友情，世间俗人之间没有这种情谊，因为这不合他们的常情。我久久凝视这样一对对无邪的伴侣，等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男子时，赶紧转过头去。
第二件大事发生在一九一五年十月，我十岁三个月。家人不想再把我过久地关在家里了。夏尔·施韦泽闭口不提他的怨恨，替我在亨利四世中学注了册，让我走读。
第一次作文，我得了倒数第一名。我是小封建主，一向把教和学看做是个人之间的联系。玛丽—路易丝小姐出于笃爱向我传授知识，我出于好心和爱她接受知识。所以，从讲台上向众人权威性地授课使我张皇失措，我对这种冷冰冰的民主法则感到莫名其妙。我时时刻刻受着比较，总有人比我回答得好，回答得快，我那些假想的优越感化为乌有了。由于太受宠爱，我不肯否定自己；虽然由衷地佩服同学们，但不羡慕他们，心想等到我五十岁的时候，也会露一手的。总之，我晕头转向了，但并不苦恼。突如其来的慌乱使我十分卖力，但交的作业却一塌糊涂。外祖父为此大皱眉头，母亲赶紧求见我的班主任奥利维埃先生。他在自己的独身套间里接见我们，母亲运用了她悦耳的嗓音。我靠着她坐的椅子，一边听她说话，一边瞧着穿过窗玻璃上的灰尘透入的阳光。她竭力证明我的实际水平比作业要强，说我已经学会独立看书，开始写小说。等到讲不出别的论据，她便泄露我在胎里待满十个月才出世，因此比别的孩子成熟，好似烘炉里的面包，烤的时间较长，格外金黄松脆。奥利维埃先生专心听着，心软了下来。这主要多亏她的妩媚，而不是我的长处。他是一个瘦骨嶙峋的高个儿，秃头脑袋光得十分彻底，一双深凹的眼睛，蜡黄的皮肤，长长的鹰钩鼻下长着几根红棕色的毛。他拒绝给我单独授课，但答应“关照”我，我本无更多的要求。上课时我窥视他的眼色，他只针对我上课，这一点我十分肯定。我好像感到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几句好话，把什么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我不费劲地成了一个较好的学生。外祖父看到我季考成绩单咕哝了几句，但不再想把我从学校领出来。五年级的时候，换了别的老师，我失去了优待，但我对民主已经习惯了。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游戏使我们“过度兴奋”
学校的功课很多，我没有时间从事写作，再说跟新朋友们交往后连写作的欲望也没有了。我终于有了伙伴。先前我一直被束缚在集体乐园之外，进去之后第一天就受到非常自然的接待，从此我不再离开。说实在的，我的新朋友们跟我比较近似，不像帕达扬那帮小伙子，尽叫我伤心，他们是走读生，宝贝儿子，用功的学生。不管怎么说，我兴高采烈。我过着两种生活：在家里我继续模仿大人；而孩子们待在一起的时候却又讨厌孩子气，这可真是些男子汉啦。我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每天放学我们结伴回家，马拉坎三兄弟，若望，雷内，安德烈，还有保尔，诺贝·梅尔，布兰，马克斯·贝科，格雷瓜，我们在先贤祠广场又跑又叫，这是最幸福的时刻：我脱下了家庭喜剧的伪装。我丝毫没有想到出风头，只是一股劲地应声嬉笑，重复那些口令和俏皮话。我不表现自己，而是顺从别人，仿效伙伴们的神情举止。总之，我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跟他们打成一片。干脆，倔强，快活，我感到自己坚强如钢，解脱了生之多余的思想负担。我们在伟人旅馆和让—雅克·卢梭雕像之间的广场上玩球，the right man in the right place英文：各就各位。，真是各得其所，我成了不可缺少的了。不再羡慕西蒙诺先生了：我此时此刻守在我的位置上，梅尔向格雷瓜做传球的假动作时，会想到我以外的另一个人吗？这种迅如闪电的直觉使我发现了我的不可缺少性。相比之下，我以前那种奢求荣耀的梦想是多么乏味和丧气啊。
不幸，这种直觉来得快，去得更快。如我们的母亲们所说，我们的游戏使我们“过度兴奋”，有时把我们各组混成一个统一的小群体，把我整个吞没了。不过，我们忘记父母的时间不长，他们无形的影响使我们很快重新陷入动物群那种共同的孤独感中。我们的团体没有目的，没有终点，没有等级，在完全融合和并列之间游移不定。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彼此坦诚相待，但不能抵制外界使我们产生的相互看法，毕竟各自属于某些狭窄的、强大的和原始的群体。这些群体创造出蛊惑人心的神话，以讹传讹，硬要我们接受。我们这些孩子娇生惯养，思想正统，感觉灵敏，好动脑筋，害怕混乱，厌恶暴力与非正义。在一起也罢，分散开也罢，反正我们心照不宣地确信世界是为我们服务而创造的，我们的父母皆是世界之精华，所以我们切记不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