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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去。你之所以有这种紧迫感，是否也因为你上了岁数，感到年龄不饶人？一九五四年，在莫斯科，你的健康第一次出现问题。
——那一次问题不严重，我的高血压发作了，我以为这是劳累过度引起的暂时不适，也和我正在苏联首次小住有关，那次逗留对我并不愉快，把我搞得很疲劳。当时我没有感到自己身上已发生某种变化。但是这以后不久，戴高乐取得政权的时候，我就有这种印象了。
我当时在写《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一九五八年冬天，有一天，我开始感到很不妙。
我还记得那一天，是在西蒙娜·贝里欧家里：我正在喝一杯威士忌，我想把酒杯放回到一张小桌子上去，自然而然地，我的酒杯从旁边掉下去了，不是我手笨，而是平衡失调。西蒙娜·贝里欧立刻发现了，她对我说：“去看医生吧，情况很糟糕。”确实如此，几天以后，我还在写《阿尔托纳的隐居者》的时候，与其说我在写作不如说在涂抹：我写出一些没有意义，与剧本没有关联的句子，叫西蒙娜·德·波伏瓦大为惊慌。
——你自己那会儿也感到害怕吧？
——不，但是我看到自己的健康毁了。我从未感到过害怕。但是我停止工作——我想有两个月工夫我什么也没有干。然后，我重新开始工作。不过这使《隐居者》晚一年脱稿。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半失明状态是个意外事故
——我以为，那个时期，你强烈地感到自己对读者、对你自己负有责任，感到你在《文字生涯》里面谈到的那些“人们缝入你的皮肉的指令”：总之，要么定作、要么完蛋。从什么时候起你开始放松了，如果说你也有过放松的时候？
——最近几年，自从我放弃写《福楼拜》以来。对于这本书也是这样，我付出巨大的劳动，服用科里特拉纳。十五年来我断断续续写这本书。我写点别的东西，然后我又回到《福楼拜》。但是我不会写完它。不过我并不感到多么不幸，因为我认为我想说的主要东西，我在前三卷里都说了。另一个人可以从我写成的三卷书出发写出第四卷来。
尽管如此，这部未完成的《福楼拜》还是使我感到内疚。说“内疚”，可能是过分了；归根结底，我是迫于实际情况才放弃的。我本想完成它的。同时，这第四卷要研究《包法利夫人》的文体，这对我既是最困难的又是最乏味的。不过，我告诉你：主要的已经完成了，即便作品还悬在那儿。
——这个评价是否适用于你的著作的整体？人们几乎可以说，这部著作整体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没有完成。难道这不使你……
——不使我烦恼？一点也不。因为所有的著作都是未完成的：所有从事一项文学或哲学著作的人都不会完成它。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时间不够！
——今天你是否不再感到时间的紧迫？
——不，因为我做出决定——我说得很明白：我做出决定——认为我已经说出所有我想说的。这个决定意味着我把所有我还想说的，所有我没有说的，都一刀割断了，因为我把我已经写出来的看成是主要的。我对自己说，剩下来的不值得去费劲，这不过是人们偶尔心血来潮，比如说想用这个或那个题材写一部小说，后来又取消这个念头了。
事实上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如果我把自己当做一个来日方长、身体健康的人来提出要求，那么我会说我没有竣工，我没有说出我想说的一切，还差得很远。不过我不愿意对自己这么说。如果我还能活上十年，这就很好了，这就不错了。
——这十年你打算用来做什么呢？
——用来做一些类似我们正在准备的电视节目那样的工作，这套电视节目我认为应该成为我的著作的组成部分。还用来写一部对话录，我已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开始写这部书，这是《文字生涯》的续编，但是这一次将根据主题编次，而且在文体上将没有《文字生涯》那样讲究，因为我再也不能在这上头下工夫了。
——但是在你说到的这些计划里头，你投入的心血少了。
——我投入的心血少了是因为我可以少投入一些。因为我在七十岁的时候不能指望在剩下的十年有效的生命里，我会产生我毕生最重要的小说或哲学著作。大家知道从七十岁到八十岁这十年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原因与其在于你的半失明状态，不如说在于你上了岁数？
——半失明状态是个意外事故，我本来还可能遇到别的意外。我只是通过这个半失明状态以及死亡的临近才感到自己上了岁数。死亡是绝对否认不了的。并非我老想着它，我从来不去想它；但是我知道它要来的。
——你以前就知道这一点了！
——是的，但是我以前不去想它，真的不想。你知道，有一个时期，一直到三十岁左右，我甚至以为自己是不会死的。但是现在我知道自己会死，虽然从来不去想它。我只不过知道自己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因此有些事情不允许我去做。由于它的规模太大，并非由于它们太困难，因为我以为自己的智力水平与十年以前差不多。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应该做到的事情已经做到了。做得好坏，关系不大，但是，无论如何，我试过了。再说还剩下十年呢！
——你使我想起纪德在《忒修斯》（Thésée）里说过的话：“……我完成了我的事业，我没有虚度此生……”他那时候七十五岁，他也有这种宁静的心理，这种因完成职责而感到的满足。你也会说同样的话吧？
——完全一样。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非常沉重的负担
——用同样的精神？
——需要补充其他东西。我不是以与纪德相同的方式想到我的读者们。我不是以与他相同的方式想到一本书的作用。我想到的未来社会与他想的不一样。但是，只拿个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同的；不错，我做了我要做的事情……
——你对你的一生满意吗？
——非常满意。我想如果我的运气更好一些，我还可以探讨更多的东西，做得更好一些。
——如果你略微注意自己的健康，你本可以做得更多更好。因为你在写《辩证理性批判》的时候把身体搞垮了。
——健康是干什么用的？与其有一个很好的身体，不如去写《辩证理性批判》——我这么说没有骄傲的意思——不如去写一部长的、紧凑的、对自己来说是重要的著作。
——几个月以前，你既带着幽默又不无感伤地对我说过：“我衰退了，我活过头了。”你今天有没有感到自己不被人理解？
——不被人理解，这说不上，如果你是在有些十九世纪的诗人和作家不被人理解这个意义上用这个词。不过也不能说很被了解。
——你小时候有两个野心：做一番事业和出名。你从什么时候起知道自己赢了？
——我总相信自己会赢的，因此我从来没有很明确的获得成功的印象。不过，说到底，战后我是赢定了。
——换句话说，这个毋宁说是个负担的名望，是一九四五年掉到你头上来的……
——非常沉重的负担……
——它也让你高兴吧？
——你倒是想想看，它并不叫我高兴，因为这个名望里有那么多的辱骂，甚至还有诬蔑，它叫人恼火。但是它不叫人灰心，远远不是，因为这以后我在里面找到一些乐趣。不过，一开始这是以最令人不快的方式强加给我的——仇恨。
——仇恨影响你的情绪吗？
——不，现在不再触动我。不过当时我在领教它的滋味。我刚熬过德国占领，这很不好受，偏偏我又在我的同胞们身上找到仇恨。这真叫我不知怎么办才好。后来，这事最终解决得很好。他们始终恨我，但是，重要的是，年轻人与我的关系很好。一直到一九六五年。我的意思是说，六八年五月的事件是在与我无关的情况下发生的，我甚至没有看到事情的来临。后来，一九六八年以后，一九六九年的时候，我又接近他们，至少是他们中间某些人，我继续保有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读者群。现在情况又不同，这开始变成别的东西了——该我卷铺盖了……
——你遗憾青年知识分子对你的书读得不多，他们通过一些关于你的不正确的看法来了解你？
——我说这对我来说很可惜。
——对于你，还是对于他们？
——要说实话，我觉得对他们也很可惜。不过我想这只是一个阶段。
——其实你会乐意接受罗兰·巴尔特罗兰·巴尔特（1915—1980），法国批评家和符号学家。刚刚做出的预言，他说人们会重新发现你，这将是不久以后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事情。是吗？
——我希望是这样。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一种虚假的权力
——你希望新一代人捡起你的著作的哪一部分？
——《境况种种》、《圣冉奈》、《辩证理性批判》和《魔鬼与上帝》。你不妨说《境况种种》集是非哲学部分中最接近哲学的——批评和政治。我很愿意这一部分能留下来，愿意看到人们去读它。还有《恶心》。我以为，从纯文字观点来看，这是我写得最好的书。
——六八年五月以后，你对我说过：“如果人们重读我的全部著作，人们将会明白，我在骨子里没有改变，我始终是无政府主义者……”
——这是真的。人们将在我为电视台准备的节目里看到这一点。不过在一个方面我有所改变。当我写《恶心》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不明白对我写的东西可以有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诠释，我只看到与“恶心”这个形而上学观念以及与形而上学的存在观念的关系。后来我通过哲学发现了活在我自己身上的这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是我做出这个发现的时候没用这个词，因为今天的无政府主义与一八九○年的无政府主义毫无关系。
——你确实从来没有在自称的无政府主义运动里认出你自己来！
——从来没有。相反，我离它远得很。不过我从来没有接受人家对我行使任何权力，我始终认为无政府主义，即一种没有权力的社会，是应该得到实现的。
——总之你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无政府主义、一种自由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是否由于这个原因，当一个朋友对你说你将是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的时候，你没有怎么反对！
——啊，你知道，像这一类的预言！不过，说到底，我为什么要反对呢，既然我希望一百年以后人们还读我的书——虽然对这一点我不怎么有把握。但是我希望人家在我做过的工作的基础上再做点工作，超过我。
——不管怎么样，你是否承认，如果说你拒绝任何权力，你自己却行使过一种权力……
——我有过一种虚假的权力：教师的权力。但是一个教师的实际权力在于，比如说，禁止在课堂上抽烟——我从来不去禁止，或者是淘汰某些学生——我总是给及格分数。我传授一种知识；按照我的看法，这不是一种权力，或者这要看人们是怎样教书的。你去问博斯特，我是否自认为对我的学生们拥有一种权力，我是否有点权力。
——你不认为名声给你一种权力吗？
——我不认为。也许，警察要我出示证件的时候确实比对别人要礼貌一些。不过我看不出在这些敬意之外我还有什么权力。我不以为自己除了有说出真理的权力之外还享有别的权力。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的权力在于你通过你的书取得的道义权威？
——但是我没有权力！你给我解释解释，我有什么权力！我是一个普通公民……
——并非随便哪一个公民都可以主持，比如说，罗素法庭……
——这又怎么能是一种权力呢？有一天有几个人来找我，对我说：“应该组织一个关于越南的法庭，你愿意参加吗？”我说行。“你同意当主席吗？”“如果你们认为这有用，那我同意。”这就是事情的经过。这以后，我在瑞典，然后在丹麦参加法庭的工作的时候，人家就管我叫主席。但是我并不比在场的随便哪一位代表有更多的权力。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即便它没有在罗素法庭面前发抖，这个法庭还是代表一种它不能完全忽视的力量。你和法庭其他成员在道义上的威望使你们的指控具有分量，从而这个法庭可以对世界舆论产生影响。
——这正是我们的愿望。但是根据我与美国人的接触来判断，我的印象是美国政府根本不理睬罗素法庭。至于世界舆论，我不太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们希望法庭的结论将被各国人民接过去，希望它们不仅是某一些人根据纽伦堡法庭确立的国际法制而做出的结论，而这一点，人们不能说它已经实现了。所以，你看，我不知道我在这件事情里有什么权力……
——实际上，你不容易估量你自己的名望有多大……
——我不知道。现在我不太清楚我说的话是否还有效力，或者占据当前知识界的其他文学和哲学思潮是否把我完全掩盖或隐藏起来了。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渴望光荣是因为害怕死亡
——可能今天法国的青年知识分子读得更多的是德勒兹或者富科的书。但是他们的名气还是没有你大，而且肯定在国外没有你那么多的读者。你想到德国监狱中去探望巴迪尔巴迪尔，联邦德国一个恐怖组织“赤军派”的头头。，人家就准许你去。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名流。一部分德国报刊辱骂你。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害怕你的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除了新闻界以及给我写信的那些人表示的这种神圣的狂怒之外，我没有引起别的反响。换句话说，我以为那次探望巴迪尔是一个失败。德国舆论并未改变态度。倒不如说这件事反而促使它反对我企图支持的事业。
我在我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一开头就声明我考虑的不是人们责备于巴迪尔的行为，而是他受囚禁的条件。我白费唇舌，记者们认为我支持巴迪尔的政治行动。因此我以为这是一次失败，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再干一次，如果需要再干一次的话。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萨特，你不是随便什么人……有些人对《文字生涯》的最后一句话大为反感：“如果我把不现实的救世观念束之高阁，还剩什么呢？赤条条的一个人，无别于任何人，具有任何人的价值，不比任何人高明。”按照他们的说法，一个人要求做随便什么人，那时候他必须已经不再是随便什么人了。
——这就大错特错了。你在街上随便找一个人，问他他是什么：他是一个人，充其量就是一个人，此外什么也不是，和大家一样。
——这个人可能处于完全无名的境地，他可能十分厌恶他的生活：他只是一个数列里一个简简单单的号码！使许多人寝食不安的，正是这种无名地位。只要能够不再成为随便什么人，他们什么都豁得出来……
——但是做随便哪一个人不等于无名无闻！这是要做自己，完全地成为他自己，在他的村子里，在他的工厂里或者在他的大城市里，而且在与随便哪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地位上与其他人发生关系……为什么个人必须是无名无闻的呢？
——你自己，萨特，你曾希望成名！
——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否还希望成名。一九三九年的战争之前我希望成名，战争之后那几年我也希望成名，你知道那时候人们把我宠得厉害。而现在……
——这正是我想说的：现在你已经成名了……
——我出名了，但是我感觉不到这一点。我在这个地方，我跟你谈话。好吧，这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