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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隐士阶层。隐士阶层与僧道阶层不同，虽隐士也可能修佛或炼丹（属道术），但他们一般都是从庙堂之高辞职或退休回家的文人，文化修养高，不喜欢僧道生活的约束，所以不会到道观佛寺生活，但他们可能有自己僧道界的朋友，这使他们与僧道人士发生密切的关系。他们的思想主要是儒家，又可能兼收道家佛家的思想。他们能诗文或善绘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崇尚文化的国家，他们曾经的高官地位和他们诗画的名声足以使他们在索求字画的官员、富户或商人那里获得报酬，所以不特别为生计操心，故比僧道的生活更自由些。他们一般选择山水名胜的地方隐居。他们的名声使民众尊重他们，使江湖豪客愿意和他们结交，所以皇权也不敢藐视隐者；尽管隐士表面上与世无争，但他们的诗歌如果略带嘲讽就能给庙堂之高的统治者带来威胁，由于隐士在民众中有崇高的地位，某些统治者为笼络一方民众，会拉拢隐士出山。
3．非官方的文人阶层。中国科举制度造就了士大夫官僚阶层，他们属于统治阶层，但还造就了更多落选的文人，读书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但又没有官职，他们的职业也就不固定。如果他们确有天才，他们会著书立说，或者成为有名望的诗人画家，这样他们也可以过隐士的生活，因为中国人认为不仅在山林可以做隐士，在市井也可以做隐士。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天才或者不善于使自己获得名声，他们为了生活可能选择做师爷或启蒙孩子的教员。师爷的“师”有教师的意义，还有军师的意义，某些官僚喜欢有自己的秘书班子，他们不仅起草文书还有军师的参谋作用，如徐渭在胡宗宪幕府中的角色。蒙童的老师也可能代理不识字的人写书信、状子、契约，但这些工作收入很少，所以他们的生活比较落魄。最落魄的就是那些科举不中、又看不起低级职业的人，“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他们没有干体力活的体力，又自恃清高，如果再有酒的嗜好，往往很难养活自己，所以非官方的文人阶层应该能划分出更多的层次，一般越到底层人数越多（但最落魄的阶层人数并不是最多）。这些文人尽管在社会中没有统一的势力，但庙堂之上的皇权同样不能藐视他们；由于身处底层他们随时可能发泄不满，在灾荒年月，往往被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拉入军中出谋划策，在改朝换代的时代，落魄文人也可能成就大事业。
4．商人阶层。商人阶层在中国没有高的政治地位，盖国人有某种偏见，以为商人的富裕都是巧取豪夺而来，看不到商人在疏通物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商人阶层的富裕使他们可以建立起与高的社会地位的人士的关系，以结交官员或隐士、僧道、文人来提高自己的声誉和社会地位；尤其通过结交官宦——尽管官商勾结产生腐败——使得皇帝某些压制商人集团的政令在贯彻中大打折扣，客观上起到保护商人阶层的作用，成为皇帝极端政策的润滑剂，缓冲社会由于皇帝弄权带来的危害。
5．手工业者阶层。中国帝王时代，自给自足使社会的商业活动的发展规模受到限制，技术进步也很缓慢，但某些生活资料是无法自给的，如盐、铁，并不是所有地区都有如空气一样丰富的盐矿、铁矿，因此手工业者的劳动就必不可少，他们制盐、冶铁、纺织、制造。这个阶层尽管不如文人阶层那样对国家政治有重大的影响，但他们不属于官方控制，尤其在中国帝王时代晚期，他们自发建立的行会也是不可轻视的势力。
6．农民阶层。这是中国社会人数最多的阶层，在帝王时代，皇帝似乎没有要对他们实行绝对统治的想法，在官职的设置中，县官以下再没有吃国家俸禄的官员了。中国的乡村，德高望重的乡绅的道德地位可能对村里的秩序有很大影响，但基本是自由放任的“自治”状态，统治乡村的不是官员，而是风俗或曰儒家伦理道德。只有发生刑事案件，村里的事物才有可能上达到县官那里解决。
7．游民阶层。说中国是一个数目字统治不发达的国家（黄仁宇语）——是就近代东西方比较而言，在古代，西方的数目字统治也不发达。数目字统治不发达，比如国家统治者不清楚自己臣民的准确数量，其实和他统治的质量好坏并没有多少关系，一个好的牧羊人不必把羊只数量精确到小数位。中国帝王时代的游民很可能就在户口统计的数字之外，他们是游侠、流浪艺人、乞丐，许多危害社会安全的行为可能出于这个阶层，但由于他们在社会各地区流浪，具有广博的见识，对于封闭的地区就具有传播世俗文化的作用；尤其流浪艺人，他们口头说唱文学的底本来自文人，不仅具有醇化风俗的作用，也还可能影射现实政治。
上面的七个民间阶层只是大致的划分，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从来不是静态的，各阶层人员因各种原因沉浮变换，变换身份也是这个丰富的民间社会的特征之一。
二
什么力量使中国丰富的民间社会在近代迅速地瓦解了呢？回答是——科学主义。中国自然科学不如欧洲发达，正因为不发达，科学意识的长入就可能导致科学主义。所谓科学主义就是认为科学不仅限于自然领域的运用，而是可以运用于宗教、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只可能存在一种正确的思想，不可能有两种或多种正确思想并存；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意味着正确，正确意味着正确的思想有绝对的理由消灭非正确的思想。科学主义对欧洲近代文明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并没有达到如中国这样改变社会结构的程度，这是由于欧洲的科学与形而上学同样发达，他们的形而上学在科学家和人文学家的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他们知道科学与形而上学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对“上帝”观念的反复求证，尤其康德哲学对纯粹理性的批判，使他们意识到在感性、知性、理性的上升中，理性并没有裁决关于理性概念（即理念）的诸理念论的正确或错误的权威，或者说理念论本来就存在二律背反，不能使其中一律压倒另一律。因此，科学主义没有给近代欧洲造成如中国这样对社会结构的重大影响，比如尽管欧洲产生了激进的无神论者（尼采等人），但他们的教会没有发生全方位的破坏——把教堂改作他用、把教士遣散。中国历史上有数次毁佛事件，北京郊区云居寺的石经就是缘于当初僧人们为预防未来社会可能的毁佛运动而刻制的（石经不容易遭水火的劫难），但历史上的毁佛运动基本来自于意识之外，即统治者毁佛运动的理由中没有足够的道理说明——佛教是错误的；而近代的毁佛运动是意识之内和意识之外并举。所谓意识之内是，科学主义认为，在各种领域只有一种思想是正确的，这种正确的思想就是科学思想，那么宗教中什么思想正确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再是韩愈的观念的重复——儒家（儒家是准宗教，或非宗教但有宗教之作用）正统，其他错谬（当然韩愈的论述是不充分的），而是：一切宗教有神论（乃至准宗教的儒家纲常伦理道德）都是错误的，当年蔡元培、陈独秀等都旗帜鲜明地排斥宗教，便是突出的表现。由于科学在自然领域的神奇，尤其西方科技理性使他们在中国面前显示的强大威力，中国人大多对科学的神秘感远多于对科学具体内容的理解，因此，对于“宗教有神论是愚昧、科学无神论是科学”在一般民众心中就没有足够的理论资源可以反驳，不能意识到科学与有神论并非对立、宗教也并非等于愚昧。在宗教形而上学不发达的中国，中国人之于科学主义认定的“宗教＝愚昧＝精神鸦片”——几乎无任何能力辩驳和拒斥。这种意识内的否定肇始于民国时期，直接导致了意识外的行动：寺产被没收或改为学校的事件在全国很普遍；我们知道写“洞庭波送一僧来”的诗僧八指头陀就是在民国初期来京争取僧人的生存权利遭辱而死的。
在传统社会，各阶层之间尽管不可避免地存在高低贵贱，但“高低贵贱”的意义只是财富或职位的差别意义，而非如西方种族论的优劣意义，也就是说承认差别和认定优劣意义大不相同。比如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到市面上依旧讨价还价，这一面显示出他的斤斤计较，另一面也显示出他并不自恃高贵，因此从人性上说，大家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观又为中国的科举制度所强化，科举制度的优胜者大多来自于那个丰富的民间社会，他们对于贫寒者经过个人努力而获得功名的传说以身实践之，故没有娇生惯养的世袭富贵者的骄矜，倒是富贵者常因那些凛然的寒士获得功名而油生钦敬。但近代欧洲而来的科学主义却把中国各阶层的自然的平等观念打碎了，由于科学的有用性在于对物质的改造，在西方社会是科学家受到推崇，即科学发现被视为最伟大的劳动；但由于中国对科学的理解更注重技术领域，而技术领域最直观的显现是工业生产中体力劳动者的劳动，火车电力机械与满手油污的工人联系起来，这样那种认为最近于物质底层的劳动者越具有神圣性的世界观也就容易被中国人认为是“科学的世界观”。由于传统民本思想的作用以及缺少深究抽象理论的思维习惯，人们基本看不出它对于美好未来的许诺有什么问题：体力劳动阶层将作为实现人类历史命运的伟大选民拯救世界，拯救世界的方式是彻底捣毁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纯洁的新世界将根除人类一切罪恶，不再有肮脏的寄生阶层存在，地球表面只允许干体力活的人生存；资产者、脑力者、知识者由于不干体力活且被文化毒化太深所以需要限制他们的生存权并逐步消灭之；由于消灭了社会中的寄生虫，从此之后人类将再也没有任何苦难和烦恼而永远过上无比幸福的生活。在这种观念许诺下，中国传统的重农主义也迅速变形，农民阶层的贫困者也一夜间被赋予了优越地位。劳动者的优越性不再具有传统民本主义的意义，而是作为对中国传统伦理中那种对文化景仰的反拨。
在近代中国，究竟选择哪种道路——是继续丰富的民间社会还是转而为建构匀质性、准军事式社会的问题上，不仅有中国人自己的意志作用，还有外界的作用。这个外界的主要作用就是日本的侵华战争，还有就是苏联体制的影响和干预。战争逼迫全民的军事化，而且军事化管理的高效性和敌我界限的分明使单纯社会的理想具有吸引力。历史的辩证法的确是存在的，日本入侵和大陆军事化国家制度之间的确有某种超形式逻辑的联系。一个有着丰富的民间社会的体制在战争中的确不敌全民军事化体制效率高，这是勿庸讳言的，否则当初希腊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局就应该是另一个样子。至于苏联体制的影响和干预，则更为大家所熟知。苏联宪法曾指出：社会主义的政治管理是必须对整个社会——作为社会生活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和思想精神领域综合的整个社会组织进行理性的统一的集中管理〔2〕。这种观点的核心就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计划社会。中国模仿苏联体制，一方面促成了社会系统的迅速整合，也便于社会资源的提取，但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却造成了个人对组织、社会对国家的全面依赖，削弱了社会自我调节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中，一切社会组织均作为国家的附属而存在，国家等级性的行政联系弥漫在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只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局面才逐步改观。
选择一旦确定，好比不同的路口通向不同的风景，历史也就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当初香港、澳门及台湾社会远非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丰富的民间社会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得到了长足发展，以致这三处“弹丸之地”由过去的荒岛鱼村、刀耕火种的边缘地区而发展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而中国更广大的地区的社会则在另一个方向上被改造。首先是对人口众多的农民实行军事化集体管理，自然村落的家庭单位的悠闲劳作被公社化敲钟集合排队上工取代，跑步进入大同社会的号召使人们根据指令性计划创造出了亩产数万斤粮食的神话，集体食堂使民间的锅成为多余，于是“钢”与“锅”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颠覆——砸锅炼钢；随着城镇商业的国有化所进行的是一切领域的国家化，没有任何机构是可以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僧人从“不劳而食”而成为劳动者似乎显示出社会改造的成功，但宗教自主发展的力量因此受到影响；同时那个产生伟大思想和艺术家的山林隐士环境随着僧人和隐士的消失而诗意不再；“反右”运动后，学院里的文人其精神常常处于战战兢兢的状态。丧失自由思想的危险性不断累积，终于演变为”文革“的十年浩劫。
三
抗战强化了中国人的国家意识，集权思维作为凝聚民族向心力似不可避免，然其在和平时期继续强化，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实在是太大了。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前三十年，国家的努力全在把整个社会都牢固控制在国家权力之内，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一度不复存在。这表现在农业的集体化、经济的国家化、企业的官僚化以及文艺的政治化。“文艺战线”等各种“战线”的名词日常使用反映出生活的空间变成了战斗的空间，悠然的“山人”远逝，闲适的山水画中垂钓的渔翁被怒目的“民兵”驱逐。敌我的阵营划分使各界人士为保存身家性命而把自己在权力机构中的归属看作自己合法存在的最高保障。
但中国人自身的自然的自由主义还是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表现在社会的军事化与中国人的生活习性背离：军事化的乡村没有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票证的大量使用反映出城乡民众生活的艰难；亩产万斤言犹在耳而非正常死亡数字却触目惊心。
深刻的教训使觉醒的智识者逐渐从理性上认识到自然的自由主义的意义。首先是把土地归还给农民，土地归还农民的政策使濒临崩溃的农村经济获得了生机。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的一系列社会革命运动改变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当人们活下去的欲望使他们厌倦了人民公社，获得土地的农民即刻把粮仓堆满了金黄的粮食。其实农民需要政府的只是两个字“无为”，读作：请您尽量少地干涉我们。老子的智慧，有些理想主义者恐怕是难以梦见的。现在看来农村改革的成绩不过是把本来属于民间的最基本自由归还给民间。但因温饱缓过心神的老者打量家园，发现家园早已不是从前的模样了。宽厚的长者风范的乡绅、抑扬顿挫读古书的儒者、堂屋里幽雅的瓷器与山水古轴、祖屋里静穆安详的观音法像、孩子们追逐的卖唱艺人和算命瞎子、郊外古刹里打坐的僧人、节日里迎神送神的欢乐气氛、甚至妇女们哭丧时那种哀婉悲伤的古调韵味都已被时代席卷而走。儒家两千年礼乐教化的乡村已经古风不再。
随着把土地归还农民，觉醒的智识者把目光转向了城市，认识到应该继续在更大的范围内还民间以自由。经济企业的衙门化与经济市场化的天性显然是背离的，商业的重归民间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势所趋。国退民进的改革成绩同样是把本来属于民间的自由还给民间。经济的民间化因关乎人们的物质需求，所以能被切身地感觉到，正因为切身，人们在实现经济民间化的改革中都迫切地去响应。
社会结构从丰富到单调所损失的并不仅限于经济，经济的滞后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发展的补偿，而文化的损失却是如此明显。呆板的思维方式在国人身上仍比比皆是，中国作为哲学与美术的故乡似乎已成历史记忆。很多中国学者的著作缺乏创新精神，既少有中国古代哲人从容悠远的神秘诗意，也罕见西方思想家曲折回环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