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视为人类几百年来的主流思潮，并接受为自己的世界观。一般民众也误以为奴隶制在近代的废除，正是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的一个结果。其实在人的理性第一次被高举的古希腊，哲人们普遍认为奴隶制是正当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把奴隶制视为“天然的、有利的和公正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同样把奴隶视为“理想社会的必要成分”。近代启蒙思想家开始批判奴隶制，如孟德斯鸠认为奴隶制违反自然法和民法，是一种“少数懒惰、富裕和骄奢淫逸的人为一己私利而推行的无益的制度”。和希腊哲人一样，有益还是无益始终还是评判的根据。因为他们关心的是处境，而非心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在1974年的研究表明，美国十九世纪的南方奴隶制对奴隶和奴隶主而言都是较好的制度。“南方奴隶的福利和营养状况普遍比北方的工人阶级更好”。按孟德斯鸠的逻辑，他要反对的就应该是工厂制，而不是奴隶制。
卢梭反对奴隶制的立足点，也充分显出理性主义的傲慢与狭隘，他说：“一个人无偿的奉送自己，这是荒谬的和不可思议的。”一个人若这样做，就说明他已丧失了健全的理智，而“疯狂是不能形成一种权利的”。
在废除奴隶问题上，启蒙运动作出过卓越贡献，但也始终被三个困境和悖论所缠绕。
一是“自愿为奴”的古典悖论。在自由主义的价值预设上，一个人有没有自愿为奴的权利呢？这是最早由近代国际法的始祖格劳秀斯提出的难题，横亘在数百年的人文主义世代之中。卢梭的意思是自愿为奴的人都是疯子，所以坚决不允，他必须被强迫成为一个自由人。到二十世纪，自由主义右翼的代表人物诺齐克重提这一悖论，他说：“一个自由体系是否将允许这个人把自己卖为奴隶？我相信它将允许。”“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观，强调人是自身的所有者，而不是为他的造物主所有。既然人拥有自身，他当然有权自愿转让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两种回答显然都将颠覆启蒙运动和天赋人权的价值正当性，因为自愿为奴还可引申出自愿卖淫、自愿乱伦等等。自由主义本身无法阻止这个世界毁灭它赖以存在的道德根基。如果我们关心的对象不是一个“有灵的人”，我们的眼光就无法从理性主义自我设计的那个世界中脱颖而出。
第二，人文主义使它所信奉的价值摆脱了信仰的底座，就不可避免的导致了种族主义或“前种族主义”的兴起。塔吉耶夫是研究种族主义的著名学者，他在《种族主义渊源》一书中敏锐的观察到这一点。他说，早期基督教的反犹倾向是基于信仰的。这种倾向排斥的只是犹太人的“异教”。假若犹太人改宗基督，他就不会再受到差别对待。但十五世纪以来的世俗化，一面淡化了信仰至上，一面却并未淡化、而且首先在西班牙等地还强化了反犹行为。“如果说过去的反犹主要是反对犹太教，表现为促使犹太人改宗基督，那么现代的反犹则成为反对犹太血统”，由于“血统肮脏”或不纯，犹太人的命运不再与信仰和真理有关。于是反犹运动便由信仰上的“同化”，发展为肉体上的隔离、驱逐乃至消灭。塔吉耶夫指出这恰恰与基督教的普救论思想背道而驰，正是世俗化的人文主义，催生出了“前种族主义”。
第三，启蒙运动的反宗教倾向，也在普世奴隶制被废止后，强化了对有色人种的种族主义。这也是塔吉耶夫的观察。他承认启蒙运动所推崇的自由人权观念帮助了废奴运动和黑人解放，但他尖锐的指出，启蒙运动具有“反奴隶制和反黑人”两种倾向共存的悖论。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认为亚当、夏娃为人类共祖的说法不过是神话，他们反对基督教正统神学的人类同源论，主张“人类多源论”，反宗教不可避免的导致价值的多元和相对主义，将黑人看作异类的倾向就在人心中难以抑制。一旦你认为人类缺乏一个共同根源，那么黑人与白人之别，就与人与猿之别无异。
废奴与福音
几百年来，影响世界的另一场针锋相对的运动，即基督教的福音主义运动，却在很大程度上被人文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有意忽略了。启蒙运动基于人的“生而平等”反对奴隶制；英美的福音派基督徒和政治家则基于人的“被造平等”反对奴隶制。前者为一个“理性的王国”而战；后者则为“上帝的国度”而战。革命家以暴力反对制度，以制度改造人性，为了使“人的旨意行在地上”。而威伯福斯和他的弟兄们在废奴运动中的全部努力，只为了遵循和见证《圣经》的教导。如布道家约翰·卫斯理为他们代祷的那样，“因着你们的兴起，愿这整体的见证使上帝的旨意行在议院，如同行在天上”。他们效法耶稣基督的道路，以信仰改变心灵，以心灵改变处境。这是与启蒙运动的理性崇拜和制度崇拜相反的一条道路。
这两条两条废奴之路，共同推动六千年的奴隶制在近代最鼎盛之际戛然而止。它们也带来了十九世纪的两个结果，“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奴隶”的时代结束了，“一个人是一切人的奴隶”的时代却从此拉开了序幕。革命家的道路是“从奴隶到将军”，威伯福斯们的道路却是“从奴隶到弟兄”。他们不相信暴力，只相信“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
后一条道路跨越了两个时代，也超越了狭义上的奴隶制。因为启蒙运动追求的平等，是打碎了人类的整体性的、原子式的平等，人与人平等得就像两颗遥远的星球。而英国废奴主义者追求的平等，却根植于人类在上帝面前的整体性，平等的目的是平等得像弟兄。废奴已成历史，但这一根植于基督教信仰的理想却从未成为历史。
有人批评《圣经》中没有提出废奴主张。使徒保罗曾在《腓利门书》中涉及奴隶制度。腓利门是当时一位富有的基督徒主人，阿尼西母是从他家中逃跑的奴隶，曾与保罗一同坐监，在狱中成为基督徒。保罗一面要求阿尼西母回去，一面写了一封致腓利门的信，要求腓利门接纳“在基督里”的阿尼西母。既然基督同时为奴隶和奴隶主而死，以上帝独生子的血赎他们的罪，并为他们而复活，奉耶稣基督为主的人，就被称为神的儿女。“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这就是基督教所传扬的福音。当阿尼西母与腓利门同为神的后嗣时，他就“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一个基督徒奴隶揣着这封信，冒着逃亡奴隶将被处死的危险，凭着信心走在重为奴隶的返乡路上，活像一个卢梭眼里的“疯子”。阿尼西母知道等待他的那个人，在处境中是他的主人，但在灵魂中是他的弟兄。这就是人类废奴史的开端，也是人类史上真正充满希望的画面之一。
基督教的目的不是打倒奴隶制，而是将奴隶意识从人心中废去，在一切处境之下拯救人的灵魂。而灵魂的改变，最终将导致处境的改变。福音也因此成为世俗废奴运动的一部分。以古代奴隶制的消失为例，1827年，德国史家克鲁泽尔在《古代罗马奴隶制概述》中，将近代奴隶制的消失归因于基督教的传播，他认为“奴隶制是世界历史的巨大分界线，它把异教同基督教永久性地分离开来”。亚里士多德曾断言，在奴隶和自由人之间“不可能有友谊可言”。但从一世纪起，基督徒却和奴隶成为弟兄，一起在上帝跟前领受圣餐。二、三世纪以来，基督徒开始释放和赎回奴隶。，一位叫卡里斯图斯的奴隶在三世纪成为牧师，再成为主教，罗马天主教甚至将他列为早期的一位教皇。六世纪时，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修筑了当时最雄伟的圣维他尔大教堂，就是以四世纪时一位殉道的基督徒奴隶命名的。事实上，欧洲的奴隶制随着福音的遍传而消失。1102年，伦敦宗教会议确认奴隶制和奴隶贸易为非法。在启蒙运动远未到来的14世纪，奴隶制已在欧洲大陆和英国基本绝迹。
对非洲的殖民带来近代奴隶制的死灰复燃。但也带来新一轮的福音化。英美废奴运动有两股力量及其象征人物，一是为奴隶争取自由的威伯福斯和他领导的“克拉朋联盟”，一是推动了黑奴福音大复兴的传教士，如著名的莫拉维弟兄会，他们打破传统教会的等次，均以弟兄相称。为要向黑人奴隶传福音，甚至故意成为奴隶，在非洲各处饱受患难，自称“隐藏的种子”。十八世纪后期，“克拉朋联盟”成功推动了允许宣教士到殖民地传福音的立法，新教各大教会如浸信会、卫理公会、长老会等，均向各殖民地传播福音，领引大批黑奴归主。英美的普世废奴运动正是“自由化”和“福音化”两种努力的汇合，一种为了“少一个奴隶”，一种为了“多一个弟兄”。
1815年，欧洲各国迫于英国压力同意废除奴隶贸易。消息传来，当晚英国各处的教堂挤满了进来祷告的黑奴。之后英属殖民地迎来了第一次黑人福音大复兴。1824年，伦敦传道会的史密斯牧师，在殖民地的一场黑奴与白人冲突中，以煽动叛乱罪被判死刑，为黑人弟兄而死。史密斯牧师在法庭上一言不发，只在宣判前大声诵读《哥林多后书》第4章8…9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这一事件震动了英伦三岛。威伯福斯因自己没有参与对史密斯牧师的营救，公开向伦敦传道会道歉。这一年，他最后一次向议会提交了彻底废除奴隶制的请愿书，第三代“克拉朋联盟”的领袖巴克斯顿称这份请愿书为“一项革命性的、宣告奴隶制度为基督教和宪法所不齿的提案”。但威伯福斯认为自己犯下大错，选择退出政坛。
威伯福斯的废奴运动，与教会的属灵支持也有着紧密关联。刚信主时，他一度想退出政治，这时他遇见了六十岁的福音派牧师约翰·牛顿。牛顿与当时著名的福音派领袖沈美恩一样，都曾是奴隶贩子。牛顿的母亲为他的悔改数十年不断祈祷。他在母亲去世后悔改信主，写下大量诗歌，其中《奇异恩典》堪称几百年来全世界流传最广的一首圣诗。一天夜晚，威伯福斯来到牛顿住处，向他倾诉，与他一起祷告。牛顿认为上帝要带领这个年轻人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他建议威伯福斯不要退出议会，并为他代祷，“我盼望并相信主耶稣高举了你，是为了他的教会和我们国家的益处”。这个代祷奠定了威伯福斯一生的方向。福音派领袖卫斯理在威伯福斯一生中也曾恒切为他祷告，离世前还特别写信鼓励威伯福斯。
美国的废奴进程，同样受到福音奋兴运动的影响。1835年全美废止奴隶制协会的成员，有三分之二是福音派牧师。那些建立所谓“地下铁道”帮助黑奴逃到北方的组织者，几乎全是贵格派的信徒。长老会和卫理公会都曾给予废奴运动属灵上的支持。福音派女作家哈拿·摩尔受到威伯福斯的鼓励，在英国各地成立主日学，并写出大量的福音小册子。其中著名的《乡野政谈》，公开反对潘恩建立在人文主义之上的人权论。她后来成为“克拉朋联盟”的成员。摩尔的作品，鼓励了一大批英美基督徒女性投身热烈的废奴浪潮，成为废奴运动中一个美好的见证。其中最为人知的，莫过于写出《汤姆叔叔的小屋》（黑奴吁天录）的斯托夫人，这部小说对美国废奴运动有着深远的震撼力。
福音与政治
许多历史学家对“克拉朋联盟”的评价都不高，认为他们太迂腐，太看重道德立场，缺乏妥协的政治智慧。他们不理解威伯福斯是一个“属基督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属政治的基督徒”。两者都怀有政治的负担，却有天壤之别。政治只是威伯福斯的修道院，不是他的目的地。他认为废奴的目的只是“把人的价值重新带回到上帝面前”。
威伯福斯代表的英国废奴运动，和接踵而至的美国废奴运动，是奴隶制在近代被废止的主要力量。不是启蒙思想家和革命者，而是被他们轻蔑的福音派基督徒，凭着恒久忍耐的信心完成了结束奴隶制的使命。福音奋兴运动诞生于十八世纪的英国，怀特腓和约翰·卫斯理是早期的领袖。1738年，卫斯理参加莫拉维弟兄会的一次聚会，有人宣读马丁·路德的《罗马书序言》时，他如遭雷击，经历了因上帝的话语而得赦免、重生和释放的体验。从此卫斯理走出教堂，到底层民众中宣讲福音，无数工人、农民和黑奴听他讲道之后泪流满面，向着正被大时代所抛弃的信仰归正。在高歌猛进的大时代前夜，基督教信仰迎来了它在理性主义时代的第一次复兴。接下来一个多世纪，人类将进入有史以来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信仰与理性、心灵与处境全面对峙的大时代。福音奋兴运动是基督教信仰面向这一挑战的回应，从此，福音主义与理性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对峙就一直持续到今天。
英美的废奴运动正是福音主义的产物，而非理性主义的产物。1797年卫理公宗（徇道会）脱离国教，圣公会内受福音派的影响形成“低教派”（Low
Church），成为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前三十年“全英格兰最深沉、最热烈的信仰者”，威伯福斯正是这一时期福音派的杰出人物，他二十一岁成为下议院最年轻的议员，他的好朋友皮特担任首相，希望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威伯福斯二十二岁时受福音运动的影响，成为虔诚的福音派信徒。他在信仰上一面注重“持守加尔文主义（改革宗神学）”，一面也看重“卫斯理福音复兴的重生经历”，主张纯正教义和属灵体验的平衡。既反对陷入教条主义，也反对落入神秘主义。他终其一生为废奴而战，替聋子听闻，为哑巴开口，与哀哭的人同哭，被英国人视为议会中的道德楷模。他以亲身的见证，将福音运动带入英国的政治界和贵族圈。
威伯福斯写下第一篇废奴文章时，整个国会几乎只有他一个相信“三位一体”的基督徒。当他1789年第一次提出废奴法案，所有人都把他当作一个不懂政治的唐·吉诃德，妄图以一项基督教教义，对抗大英帝国肥厚的国家利益。威伯福斯在议会内首先向艾略特传福音，后来与他成为彼此天天代祷的属灵伙伴。每当议会中争吵不休，他们就退出去一起祷告。1797年，威伯福斯出版《真实的基督教》一书，许多议员和贵族因读这本书而信耶稣。威伯福斯坚信“英国的前途维系在一个最基本的点上，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当他们遇见政治性的抉择，或在关键时刻，愿意顺服基督”。在他努力下，几位基督徒议员组成了一个祷告会，发展为历史上著名的“克拉朋联盟”。女作家摩尔记载说，威伯福斯与他的弟兄们立志“奉献我们的口在议院中，奉献我们的脚在家里的祷告垫上，为每一件国家法案，为国家看不见的缺口向上帝祷告”。第一代联盟共有八名基督徒，被后世称为“克拉朋圣徒”。他们数十年持之以恒的提出废奴议案，有一次禁止奴隶运输的法案投票，全体议员拂袖而去，空荡荡的议会大厅只剩下威伯福斯和艾略特两个人。威伯福斯的坚忍，来源于对一个绝对的善恶标准的信心。他对弟兄们说：“是不是上帝的旨意，不在乎议案是否通过，而在乎提这个议案的动机和本质是否符合圣经。如果符合，即使没有结果的应验，也是上帝的旨意。”
1814年英国打败法国，拿破仑逊位。威伯福斯写下《废除奴隶请愿书》，说服英国议会在维也纳会议上，向欧洲各国要求废除奴隶贸易。在英使斡旋下，各国答应五年内禁止奴隶贸易。整个议会欢呼雀跃，庆祝这一伟大的外交胜利。威伯福斯一人却伏案痛哭，令全场尴尬。他站起来说，非洲还在流血，五年内谁知道法国又会发生什么革命。难道战争中牺牲的无数生命，是为了纵容法国和各国维持一个罪恶的制度吗？他说：“我愿以余生亲尝黑奴的痛苦，而非在这样的欧洲和平书上永远留名。”威伯福斯的信仰力量不但感动了议员，也感动了英国民众。消息传出后，议会在十天内竟收到二十五万封请愿信，一个月内收到一百五十万封请愿信。
“克拉朋联盟”并不是一群书斋中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努力也不局限于议会。成员之一的克拉克森是一位著名作家，他的《论奴隶与人口贩卖》及1807年的巨著《废除贩卖奴隶的历史》，对普世废奴运动影响巨大。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就是读了他的书后才决心加入废奴运动。他们当中除了政治家和作家，还有商人和总督。他们不但有基督徒的信仰，也有英国人的智慧。他们在策略上以贸易发展削弱对黑奴的市场需求，以教育提升黑人的价值，希望先用二十年的时间废除视奴隶为动物的贩卖，再用二十年时间以赎买方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