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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他们“爱人间”的一种证明。这样的创作取向，用李先生的“乐感文化”加以诠释，我想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然而，真要说这种对普通的日常琐细的兴趣唯中国所独有，那也不免武断。在日本文化中，向来就有“故意往清茶淡饭中寻其固有之味”的审美倾向，这一直为知堂所倾慕。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日本的古代文化汲取了中国的“乐生”的内核。但有趣的是，在古希腊，也有这样的智慧和情怀。在英国学者基托的《希腊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通过对荷马史诗的分析，论述了希腊民族那种高度悲剧性的性格，但又说，这并不等于他们“将生活视为乏味之物”。他写道：“荷马在描写战斗场面时饶有兴味，对其他任何东西的描述也同样充满了热情。他看任何一件事物，都带着强烈的兴趣，无论是奥德修斯建造他的小艇，还是英雄们在营地生火做饭，享用丰盛的晚餐，晚宴后常常还有唱歌……他们对各种活动（自然的、心智的、情感的）均有永不餍足的胃口，在从事各种活动，以及观察他们如何行事方面有着永无止境的喜爱。几乎每一页荷马的著作都可以为此作证。悲剧的潜流绝不是感觉生活不值得过……”古希腊民族性中那种崇尚荣耀、敢于英勇赴死的悲剧性格，与热爱普通日常生活，对世间一草一木充满兴趣的情怀，正好形成强烈的对照和完整的补充。（这是不是可以看作对“不知死焉知生”哲学与“不知生焉知死”哲学的一种古已有之的奇妙整合呢？）这种希腊精神令知堂十分向往，他自己所一直标榜的“流氓气”和“绅士气”，恐怕就和这种两极的性格追求大有关系。可惜他终究不是希腊人，越到后期，他身上的“流氓气”就越显不足了。
其实知堂一生写过很多关于古希腊的文章，他对希腊精神的体会是极为深刻的。在1926年的讲演稿《希腊闲话》中，他把这一精神（也就是希腊人人生观的特点）概括为二：一是现世主义，一是爱美的精神。这与我们上文从基托书中引出的两点正好对应。有趣的是，在分析现世主义时，他从神话中的两种说法入手，介绍了关于“死后生活如何”的希腊式思考，结果，他们“完全把现世的快乐搬到死后去了”，“因为觉得现世的可爱，所以要更进一步把现世的状态延长”。这与我们这里的“鸡犬飞升”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知堂的结论，却是对于我们的“国民性”的批判：“中国的现世主义是可佩服的……不过中国文明没有希腊文明爱美的特长，所以虽是相似，却未免有流于俗恶的地方。”在写于1936年的《希腊人的好学》（收入《瓜豆集》）中，他又尖锐指出：“好学亦不甚难，难在那样的超越利害，纯粹求知而非为实用——其实，实用也何尝不是即在其中。中国人专讲实用，结果却是无知亦无得，不能如欧几里得的弟子赚得两角钱而又学了几何。中国向来无动植物学……有关于草木虫鱼的记述，但终于没有成为独立的部门，这原因便在对于这些东西缺乏兴趣，不真想知道。本来草木虫鱼是天地万物中最好玩的东西，尚且如此，更不必说抽象的了。”在写于1921年的《新希腊与中国》（收入《谈虎集》）中，说得更是一针见血：“中国人近来常常以平和耐苦自豪，这其实并不是好现象。我并非以平和为不好，只因中国的平和耐苦不是积极的德性，乃是消极的衰耗的证候……”这些话，现在读来，仍能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
看来，对于中国的“乐感文化”，我们还不能满足于点到为止，而应作更深一层的剖析。周作人与张爱玲遭逢乱世，有些行为让人不可理喻，特别是周作人“附逆”，更成为洗刷不掉的罪过。但至少在写作上，他们还一直保持着求知向上的欲望，仍在积极进行探求和创造，包括对于“草木虫鱼”和“野草野菜”的研究，这又具有一定的建设性。他们那时的作品后来也一直有着较强的生命力。他们的身心经历和文化实践，不也应该成为我们重要的研究对象么？
（《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李泽厚著，三联书店2005年1月版）
和易中天先生讨论些问题
？ 解正中
最近读了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先生的《品人录》一书，我感到他虽然对项羽、刘邦、韩信等人的定性褒贬，大体上合乎情理，但对曹操、武则天等人的定性评价则不太合乎实际。该书把他们的人性、人格、道德、品质的恶劣表现看得无足轻重，不屑多谈，乃至把他（她）们归结为“最优秀最杰出”的英雄豪杰。当然值得肯定的是易中天先生行文优美，语言活泼，加上联想丰富，人物形象写得生动有趣，活灵活现。
武则天、曹操除了给后人留下一些沉重的故事（还给学者教授留下一些研究资料），似乎并没有留下太多有价值的东西。即使拿他们的某些“有趣”、“可爱”乃至有本事有手段的亮点，同他们的残忍暴戾、奸险狡诈、冷酷无情、作恶多端、滥杀无辜、草菅人命比起来，也变得黯淡无光微不足道了，哪里配称得上是“最优秀最杰出最有魅力的人物”呢？！果说有本事有手段，甚至不择手段卑鄙无耻地达到目的，弄到权力，便是优秀杰出的人物，那么希特勒算不算一个呢？？（他肯定有点本事，并且手段高明，几乎占领整个欧洲大陆）。曾经侵略大半个中国制造南京大屠杀血案的东条英机算不算一个呢？中国历史上（外国也不例外）出现过一些坏人，我们虽然无法选择，但我们有权对这些人作出评判，并希望以他们的品行作为教训引起后人警惕，让后人多想己错己过，多行仁善，少留恶迹。如果武则天一类的人都变成了最优秀最杰出的人物，人类还有什么希望呢？如果人们都向这类人物顶礼膜拜，学习本领，大地岂不要变得腥风血雨黑夜沉沉了吗？
易中天教授说：“如果曹操为人忠厚老实，武则天也心慈手软，他们确实不会留下骂名，但他们的前途却渺茫，他们的事业不会成功。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未必会有什么保障。曹操也许会在那乱世死于非命。武则天则只能在感业寺里了此一生。这难道就不是悲剧吗？……在此以前，我们总是习惯于把王朝的兴衰、事业的成败、历史的更替和事情的对错都归结为个人的原因，归结为某个领袖人物或主导人物个人品质的优劣好坏。与此同时，历史人物也都被按照一种简单的善恶二元论，被分成好人和坏人、君子和小人，分成仁君和暴君、明君和昏君，或者忠臣和奸臣、清官和贪官，以及好汉和坏蛋、英雄和流氓等等，于是历史人物无一例外地都被脸谱化了，中国历史变成了一个大戏台。”
这段话，经不起推敲。易先生的这段话，完全是从自私和功利出发的。如果曹操不起事称雄，逐鹿中原，是不是个人前途就渺茫，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呢？我看未必。东汉末年，“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人很多（诸葛亮就是最早安于此道的人）。假若曹操当年加入这个行列，至少是“曾被屠城徐州造成十万生灵死亡的那些无辜者”的大幸，是崔琰、孔融、边让、赵彦、杨修、袁忠、许悠、荀彧……免遭屠戮的大幸，是祭酒师勖、医生华佗以及一些被他所谓在梦中杀死的一些下人的大幸。玩政治也不能不讲道德，道德法庭是永远存在的。这样一个“没有他不敢杀和杀不了的”杀人狂，这样一个拿别人生命当儿戏的军阀武夫（曹操能写诗，朱元璋也会写诗呢），这样一个盗墓劫财、逼宫杀后，“平生奸伪，死见真性”的小人，如果不是时势造化选择了他，华夏的历史难道还会真有什么缺失和遗憾吗？
易中天教授轻视把历史人物脸谱化。然而，他不知道，中国民间戏曲艺术千百年来脸谱化某些历史人物，却有着深刻的逻辑和准确的评价。前些年，报纸上有一篇文章谈到曹操的大白脸，分析深刻。文章说：“像曹操这样的人，用什么颜色勾画他的脸谱，才足以相称呢？实在太难了。无论什么色彩什么图案加在他的脸上，都觉得太浅近，太单薄，不能显其灵魂于万一，只有一张白脸，才显得奥妙无穷。这白不是淑女的凝脂白，不是秀士的儒雅白，不是厉鬼的凄怨白，按照民间传说，这是‘鱼肚白’，鱼肚白！他是冷血动物，没有人的血性。由他的冷血面孔，让人时时想到死亡。只有这样，才是彻底的曹操。”
武则天所犯下的违反人性的罪恶，更是令人齿寒了。假若这个小女人不去争宠帝王处心积虑往上爬，在感业寺里了此一生，即使是她个人的一个小小悲剧，我想也比她后来呼风唤雨、阴谋使坏、心狠手毒、残杀亲人、栽赃陷害、酷刑逼供、血染皇冠……酿成许多人（包括被她杀死的两个亲儿子）的大悲剧要好得多。武则天虽在确立科举制度、提高庶族地位方面有所作为，但其人生目的无非就是弄权。（像武则天一样在感业寺里了此一生的小尼姑还多哩，如果后宫的三千粉黛个个都像武则天一样不甘寂寞、呼风唤雨、使坏弄权，岂不乌烟瘴气、天下大乱了吗？）武则天是只顾改变自己命运而不顾别人命运的。她夺取帝位只是为了满足权欲，享受男色，满足一己的心理欲望和物质欲望。武则天一生谋杀了九十多人，其中包括她的亲人二十三人，李治家族的三十四人。权力就真的那么可爱吗？武则天纵横捭阖谋政弄权几十年，到头来，她的内心是空虚战栗、不得安宁的。武则天临死时的心理，我想可能非常复杂。孔子说，人之将死，其言亦善；鸟之将死，其鸣亦哀。武则天深知自己一生为了争权夺利，使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毒手段，残害了那么多人的生命，其罪是不可原谅的；她也深知骆宾王所写的有关她的种种事实，确实也是罪不可赦的。她赞美骆宾王的文采不是有什么雅量，而是出于无奈（就像曹操赞美陈琳一样）。如果说武则天还有一点可取、可爱和诚实的话，那就是她决定死后立一块无字碑。这个老女人算得上是个聪明人。是呀，假若立一块有字碑，写什么呢？歌功颂德吗？她问心有愧；写她的残酷劣迹吗？她又不愿意。她自知做的坏事太多，死后立碑，肯定有人要揭她的老底。她死了，没有人怕她了，因此，趁她还有一口气，再下一道最后的圣旨：立无字碑。她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说，大家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不要纠缠已经过去的事情，给历史留下一笔糊涂账。武则天临死的忏悔，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她若是个有神论者，想通过最后的忏悔不下地狱，恐怕也是不行的。我认为她的忏悔的现实意义，倒在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今天还有人对这些故事不加批判地津津乐道，我觉得很残忍。
唐代贞观之治后的社会算得上安定和谐，政治局面也算得上并无大虞。武则天心怀叵测，大开杀戒，弄得朝野上下鸡犬不宁，有什么益处和作用呢？她的所作所为除了毒化社会风气、败坏人伦亲情，还给国人造成极大的心理伤害。把武则天的阴险自私争权夺利说成是“伟大的革命”和“历史创举”（易中天语）是荒唐可笑的（这与捍卫女权扯不上边。更不是什么男人能当皇帝女人也能当皇帝的问题）。武则天留给后人和历史的只能是她人性恶的大爆发，是她不良品格的大展露，是她野心勃勃的一次疯狂的大表演！
人性的善恶，在权力荣誉和金钱美色上最能集中体现，无论男女都一样。金钱美色，能满足人的物质欲望，让人得到享受；权力荣誉，能满足人的心理欲望，让人得到快感。但，不同的人品、不同的价值取向，对金钱美色权力荣誉也有不同的选择。古今中外有无数这类先例。当人的善的天性启动，人可以用正当的平和的手段，在不损害或较少损害别人利益的情况下去实现目的（倘若不能实现，他可以放弃）；当人的恶的天性启动驱使时，人便不择手段、阴险狡诈、野蛮残忍，不惜损害别人利益，乃至伤害别人性命达到自己的目的（倘若不能实现，他们还可能要困兽犹斗作垂死的挣扎）。还有一种修养极高品德完美的人，即使面对权力荣誉金钱美色，他们也会无动于衷，心静如水。诸葛亮与曹操、长孙皇后与武则天，可算作两组人性优劣的鲜明对比。诸葛亮“不求闻达于诸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曹操则胸怀“大志”，腹藏奸宄，“宁可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长孙皇后道德高尚、贤淑温良，常劝太宗多纳忠谏，少听谗言，近贤臣、远小人，终致让他明白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如果没有长孙皇后，敢于庭争的魏征，有十个脑袋，恐怕也被李世民砍掉了）。武则天呢，觊觎权力，嗜血贪婪，可能早年即与李治私通，猎他为囊中之物，然后一步步靠近权力中心，爬上金字塔顶尖。李治即使不如乃父精明强干，武则天当了皇帝后又干出了多少辉煌的业绩呢？后太宗时代的谋臣良将众多，即使辅助一个懦弱平庸的高宗，无为而治，我想亦要比武则天一心夺权、乱政祸国几十年好得多。诸葛亮的英明伟大正直无私、长孙皇后的温柔敦厚明理通达已成千古佳话；曹操的狡黠奸诈凶险多疑、武则天的狠毒残忍冷酷兽性必留万载骂名。回顾历史，到底谁优秀？谁杰出？谁魅力犹存？谁光彩照人呢？
易中天先生把人性的“善”、“恶”二元化归结为“简单”二字，是一种肤浅的见解。他在征引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一书中的“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到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一段文字后说：“正因为制度本身出了问题，所以皇帝是励精图治还是苟安耽乐，辅臣是独裁揽权还是妥协调和，文官是廉洁奉公还是贪污舞弊，武将是富于创造还是习于苟安，思想家是极端进步还是绝对保守，都无关紧要而且没有意义。”
制度问题确实是个关键和核心问题。不仅封建专制制度，任何专制独裁的制度都是邪恶的。但中国绵延几千年的专制王朝呈马鞍形的起伏不定，统治时间有长有短，执政期间有猛有宽，有时残暴恐怖，有时相对开明，有时动荡不安，有时相对稳定，不能说与统治者的个人品德和统治集团的群体素质没有关系。一个王朝的统治者如果是明君、仁君、贤臣、清官，即使是到了行将没落的晚期也可能苟延残喘，拖延一段时间；一个王朝如果它的统治者是暴君、昏君、贪官、孽臣，即使处于初期，这个王朝也会土崩瓦解，彻底完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可谓势头正旺，但暴虐无道，民不聊生，仅仅维持十几年，到秦二世便消亡了。王莽新政、隋炀帝统治等等都是短命的先例。怎么能说帝王将相，特别是帝王的个人品德、人格、作风、个性，对治国安民“无关紧要没有意义”呢？胡适先生在五四时期提出好人政府，主张贤良治国，也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逻辑。现代的宪政议会民主制度比专制独裁制度要优胜百倍千倍。然而即使是在先进的制度下，好人、坏人以及贤良、奸小，照样也会发生不同的作用的，或推动历史前进，或拉着历史倒退。好在民主的制度能够制约坏人、奸小，使他们较少机会得逞。制度是人创造的。制度的目的也是扬人之善，惩人之恶。丘吉尔说民主制度也有缺点，就是他看到了人性恶的一面。就是在自诩为最民主的美国也会有“水门事件”、“克林顿丑闻”出现。民主制度提供一个平台，一种手段，一个机会，让法律和道德展示力量。法律是对形体的惩罚，道德是对心灵的惩罚。法律的力量让尼克松在弹劾中下台，道德的力量让克林顿忏悔一生。一介草民一个小老百姓的人格、品德、个性、作风出了问题，也许无伤大雅；一个领袖人物的人格、品德、作风、个性出了问题，便会关系到国计民生了。特别是在权力不受任何监督制约的情况下，这种坏品德一旦恶性发作，举国上下就会堕入深渊。人们希望像胡适先生所说的“好人”掌权，免得他们遭受更大的灾难与不幸。但这里要再重复一句：即使在民主的制度下，我们也要选举德高望重、人格完美的领导者，而要防止觊觎权力、善于伪装的奸佞小人。这绝不是无关紧要没有意义的！世上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但大体区别一下还是有可能，甚至也有必要的。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一些个人品质很坏的政治人物。当我们在回顾这个民族的巨大伤痛时，我们千万不要护短，也千万不要怕家丑外扬，只有暴露了痛疽，才能够得到疗救。如果说像武则天那样权欲熏心的野心家阴谋家都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高明的政治家”（易中天语），那么，中国的许多历史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