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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一词，但是古代的中国人有另一个词，即“经世济民”。
“经”的本来含义是“东西之道”，如今一些内地城市仍有“经×路”这样的路名，后来引申为“治理”，所谓“经天纬地”是也。
“济”本意是“济水”，比如济水之南，就是济南，后来引申为“帮助”，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第一部分 第7节：经济学简历：舶来品的前世今生（2）
“经世济民”的意思就是“治理世界，普度众生”了。而这正是一代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衣钵传承的理想。
陈岱孙先生（福建闽侯人，1900—1997，1926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半开玩笑：“本来嘛，我们这门学问该叫‘经世济民学’，可是李世民皇帝用了‘世民’两个字，我们就只能叫‘经济学’了。”
经济学这门学问，可以说是20世纪的显学，其根本作用是富国裕民。照理说，这样的学问一定历史悠久，可是，正相反，经济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科学。
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不乏杰出的理财专家，比如汉武帝的财政部长（大司农）桑弘羊，就向武帝建议，煮盐和制铁由政府专营，为汉对匈奴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财力基础。他还天才地提出了“均输”和“平准”之法；杨炎，是唐德宗的宰相，最早提出“两税法”；明朝的张居正，提出了“一条鞭法”等。
然而，所有这些都只是经济政策，而不是经济科学。经济政策、经济主张和经济科学的关系，大概是“形而下”和“形而上”的关系。
这样的事例很多，《庄子·天下》中提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里面实际上蕴涵着极限的思想。但是，我们只知道万世不竭，而不知道“极限”。就如过去中国的道士们炼丹，但终究没有总结出化学原理，有“八卦”，可是没有“二进制”一样。
科学不是具体的事物，而是抽象的学问。一门科学，必有一套自己的概念和体系，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古代大臣们对经济问题的真知灼见，也许有不世之功，但都不系统、不规范，都不是经济学。
现代意义上经济学产生的标志，公认的是1776年英国人亚当·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1901年严复先生就将其译成中文，只可惜，当时的中国人看到和看懂的能有几人呢？
经济学产生之后，历经几个阶段，到今天成为一座雄伟的大厦。
经济学的第一阶段是古典经济学。
所谓古典经济学，核心的一点是强调，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就是亚当·斯密。斯密之后，1817年，英国人大卫·李嘉图（1772—1823）发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开创了经济学的演绎法，把经济学的分析引领到科学轨道。他在书中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比较优势原理”。李嘉图虽然只活到51岁，但是成就不凡，是公认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李嘉图是“理论与实惠”相结合的典范，25岁时他就靠炒股票赚了200万英镑。
经济学的第二阶段是新古典经济学。
第一部分 第8节：经济学简历：舶来品的前世今生（3）
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发生了一场革命，史称“边际革命”，微积分方法被引进经济学，边际革命论者强调，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客观的劳动，而是主观的边际效用。有关边际革命的代表作有《纯粹经济学要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国民经济学原理》。
价值到底是古典经济学所说的由劳动决定，还是边际革命者强调的由边际效用决定？经济学处于分裂的状态。
1890年，英国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发表了《经济学原理》，在他看来，商品的价格（价值），既取决于劳动等客观因素，即供给；同时，也取决于效用等主观因素，即需求。
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价格。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的“微观经济学”。《经济学原理》是那个时代全世界最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比如马寅初先生那时学的主要就是这本书。自由主义是新古典经济学唯一的主打歌。
经济学的第三阶段是凯恩斯经济学。
1936年，马歇尔的嫡传弟子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解释了资本主义世界1929~1933年“大萧条”的原因。此后，经济学就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和。从其产生到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一直是经济学的主流，20世纪60年代的滞胀，即通胀和经济停滞共存，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的破产。凯恩斯也曾经炒股票给剑桥大学赚了100万英镑。
经济学的第四阶段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到目前。
这一阶段，经济学流派纷呈，百家争鸣。不过大体可以分为凯恩斯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支持的流派主要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剑桥学派。
（1）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即新古典综合派。他们既认为市场是有效的，市场的作用是基本的，又承认市场有时候有缺陷，政府的干预也是必要的。这一派代表人物很多，最杰出的是保罗·萨缪尔森，他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70年）的美国人，构建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他的《经济学》从1948年第一版到今天，都是全球流行的教材。
（2）新剑桥学派。其主要人物在剑桥大学，基本观点和新古典综合派大同小异，主要代表人物是琼·罗宾逊夫人，她曾经访问过中国。罗宾逊夫人的代表作是《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的反对派主要有货币主义和新奥地利学派。
（1）货币主义。领袖是弗里德曼，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自由主义的大师，强烈反对国家干预。弗里德曼多次访问中国，2006年，他的去世震惊了世界。弗里德曼的名著包括《自由选择》、《资本主义与自由》等。
第一部分 第9节：经济学简历：舶来品的前世今生（4）
（2）新奥地利学派。以哈耶克等为代表，反对国家干预，竭力鼓吹自由主义，崇拜市场自发势力，反对计划经济。哈耶克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的论战中输给凯恩斯。哈耶克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享誉世界的自由主义大师，除了经济学，他在法学和政治学领域也有突出成就。哈耶克的代表作有《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自由秩序原理》等。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人指责说，危机是对自由市场过度迷信，缺少监管的结果，美国和中国、欧洲国家纷纷通过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刺激需求，以图摆脱危机的影响，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但是也有不少经济学家指出，危机并非市场之过，而是市场作用的方式，是正常的周期性调整，现在需要的不过是要完善市场，而非政府干预，干预只会让衰退拖延，需要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更加信任市场机制。
现在的经济学处于战国时代。所以，有人开玩笑说，10个经济学家，可能有11种意见，根本统一不起来。但是，必须说，经济学家们对于市场的作用，观点是高度一致的。比如，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主张自由贸易，他们的分歧只在于对宏观问题的视角有差异罢了。
吃水不忘挖井人，说到经济学，就不能不知道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就像提到物理学，不能不提到牛顿一样。第2章亚当·斯密：经济学的牛顿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这本书把前人几乎所有关于经济问题的有价值的零星论述做了总结，并提出了自己的系统主张，建立起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亚当·斯密是公认的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是“近代经济学之父”。
亚当·斯密，1723年6月5日生于英国苏格兰法夫郡，一个叫卡柯尔迪（Kirkcaldy）的小镇上，是个遗腹子，他父亲在他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
4岁时，亚当·斯密发生了一场意外，他被一帮吉卜赛人拐走了，是他叔叔救了他。他的启蒙教育是在家乡完成的，幼年的他记忆力超群。
1737年，斯密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等。其间的大事是得遇他的恩师，他自称最尊敬的人，道德哲学教授哈奇逊，后者引荐他结识《人性论》的作者，大哲学家大卫·休谟。
1740年，17岁的斯密骑马去牛津学院（CollegesatOxford，非今日之牛津大学）求学，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古典著作，一直到1746年。其间的生活是乏味的，亚当·斯密没有学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还不如在格拉斯哥的日子。一个小插曲是，因为偷偷阅读大卫·休谟的《人性论》，此举被认为是不合适的，他差点被校方开除。
第一部分 第10节：经济学简历：舶来品的前世今生（5）
1748年，亚当·斯密担任爱丁堡大学的讲师。1751~1764年，他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接替哈奇逊，主要讲授伦理学。
当时伦理学所包含的范围广泛，包括神学、道德学、法学和政治学。而政治经济学，就包含在政治学中。
亚当·斯密曾经游历欧洲，有幸见到伏尔泰、狄德罗、孔狄亚克、爱尔维修等领袖级人物，也认识了重农学派的领袖弗朗索瓦·魁奈…魁奈著有《经济表》（曾经有人说，人类最伟大的三个发明是火、文字和经济表）＇，开始思考经济问题。
1759年，亚当·斯密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TheTheoryofMoralSentiments）出版，获学术界极高评价，跻身英国一流哲学家之列。温家宝总理几次提到，他喜欢并提倡大家阅读《道德情操论》。
1767年亚当·斯密开始着手撰写《国富论》，历经近7年，1773年完稿，1776年3月出版第一版。
1778年后，亚当·斯密与母亲定居爱丁堡，1787年被选为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校长，同时，被任命为苏格兰的海关和盐税专员。
从他的画像中，我们发现亚当·斯密远非英俊，除此之外，他常常走神，而且有比较严重的口吃。也许，这就是大智若愚吧。
亚当·斯密终生未娶，与母亲相依为命，至为孝顺，1784年他的母亲以90岁高龄去世，不过6年后，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就在爱丁堡与世长辞，享年67岁。
去世前，他烧毁了自己的全部手稿，以免误导后人！
他的墓志铭是：《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长眠于此。
亚当·斯密生前享有巨大的荣誉：一次，英国首相小皮特与几位重臣正在交谈，亚当·斯密被邀参加，当斯密步入室内，每个人都站起来。他说：“诸位先生，请坐！”首相却道：“我们要等您先坐下才就座，我们都是您的门徒啊。”
《国富论》被誉为经济学的《圣经》。马克思对此书的评价是最有名的：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
1901年，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严复（1854—1921）就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他给这本书起的名字叫《原富》，也就是“财富的本原”的意思。
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没有几个人注意到这部划时代的巨著，更不用说理解其思想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译本，是20世纪70年代郭大力和王亚南两位先生精心翻译的，不过，翻译的目的不在于学习，而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这是时代的悲剧。
由于《国富论》的巨大影响力，它的风头盖过了斯密的另一部巨著：《道德情操论》。其实，《道德情操论》的学术价值一点也不亚于《国富论》。《真实的亚当·斯密》一书的作者詹姆斯·布坎说，在维多利亚时代到来前，即使是《国富论》也没有超越它的影响力。
第一部分 第11节：经济学简历：舶来品的前世今生（6）
现在，中国社会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道德滑坡，企业不讲道德的事情层出不穷。因此很多人呼吁，要读读《道德情操论》，别光知道歌颂“自私自利”的《国富论》。
还有人认为斯密的思想是矛盾的，一面在《国富论》中论证个人“自利行为”的伟大，一面在《道德情操论》中热情讴歌“利他”的重要，这就是著名的“斯密悖论”。
其实这是外行的论调。在斯密那个时代，“道德情操”这个词，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品质，而是用来说明人有一种难以理解的能力，即做出判断、控制私利的能力。整个《道德情操论》不过是想阐明：利己的个人是如何控制自己感情的。
也就是说，人在本质上，仍旧是自利的，但是，社会需要某种秩序，而且也确实达到了这个秩序。这是因为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控制了个人的私利，而不是说，人的利己的本性发生了变化。
人能控制自己的私心，在于有同情心（孟子曾说过，凡人都有“恻隐之心”，即同情心），同情心、利他，也是人类的行为动机之一，虽然不是根本的动机。有了这种控制，虽然人是利己的，但是社会还是可以实现某种和谐和均衡。
斯密对著名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的论述与个人的自利假设是紧密联系的。
“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中仅出现了一次：
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
在《道德情操论》中，“看不见的手”这个词也出现了一次：
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所做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做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
看不见的手，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可以协调私利和公共利益，达到一个和谐社会。所以，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说，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
一句话，人的本性只有一个—利己。
亚当·斯密的思想并非空穴来风，很多人影响和启发了亚当·斯密思想的形成，如哈奇逊、大卫·休谟、弗朗索瓦·魁奈、约翰·洛克（《论政府》的作者，批判“王权神授”的观念）。
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影响了后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包括大卫·李嘉图、马歇尔、马克思、凯恩斯、哈耶克等。
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思想还影响了美国的开国先驱们。与《国富论》出版同一年，美国签署了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与亚当·斯密主张的经济自由遥相呼应。萨缪尔森认为，这两件事同时，绝不是偶然巧合，而是有其内在必然性。
亚当·斯密在经济学上的地位，正如牛顿之于物理学，达尔文之于人类学，而《国富论》正恰如经济学的《圣经》，适合作为我们的枕边书之一。
第二部分 第12节：经济学的作用：让人更快乐（1）
第3章经济学的作用：让人更快乐
大人常常告诫孩子，不要“好高骛远”，不要“这山看着那山高”。
一代代的大人，都这么告诫下一代，其实“好高骛远”，“这山看着那山高”，是人之常情，所有人都这么想。
有趣的是，大人们又同时让小孩子有理想。理想是什么？说得严重点，不过就是好高骛远，这山看着那山高罢了。
更有趣的是，孔子教育学生：“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意思是说，你的目标一定要高，这是个理论值，实际上，最后得到的，一定会差得多，所以，理想一定要高远，否则将一事无成。
人总是对现状不满意，对自己没有的东西充满向往，这叫“欲望”，欲望就是心中有想要的东西。人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中国人常说，“欲壑难填”，“人心不足蛇吞象”。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HaroldMaslow，1908—1970）认为人的欲望有五个层次，它们的关系是渐次递进的。
第一层次是生理上的需要。这是最低层次的欲望，包括充饥、解渴、穿衣、居住等方面的要求。如果这些需要得不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