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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就地掩埋的年月，何以竟有这样一批孩子，执着疯魔地要去和当时“科技含量”最高的领域亲近。
我从四年级开始玩矿石收音机，到六年级，正是红卫兵大串联刚过，在翠微路商场的电器柜台前，我第一次认识了三极管（正规叫晶体管）。它黑黑的，像卓别林的帽子，底下三根金属线，又很像卓别林的两条腿和那根拐棍，高频管在“帽子”的一侧有一个红点，标示出临近的那只 “腿”是发射极。而没有红点的则是低频管。当时的型号还是苏式的，叫做Π401、Π402、Π403和Π403Α；低频管叫Π6Α（这个俄文字母“ Π”我们当时都发“坡”的音）。我记得一只Π403Α的管子当时标价是40块多一点，一个让人咋舌的价钱（据一位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对我回忆，1960年左右，这种管子曾卖到80多元一只，是一个二级工两个月的工资）。
从此我便开始不停地向父母要钱。我所生长的那个部队大院，父辈们老粗居多，但幸好他们中不少人并不认为自己的“粗”是什么优点，又幸好他们的工资要比一般人高出不少。
当我为筹备装第一台半导体而买零件时，才发现，周围竟有不少孩子也都卷入进来，并且一卷入，就着迷。当时“文革”闹得正欢，该上初中的我们已经没人管了，经常是有人振臂一呼：“走，买零件去。”就有一帮孩子登上38路汽车，“杀”奔城里。
当我的第一台两管“再生式”收音机接上电池，发出声音时，父亲很是兴奋，连声叫母亲：“听，响了！”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刻：一只三合板机盒装着的、一只最初级的“舌簧”喇叭传出的、夹杂着很大交流声的一句样板戏：“提篮小卖拾煤渣。”这就是我“半导体”生涯的开端。
装响了两管，还想装三管、四管，装响了“再生式”，还想装“推挽式”。而且要改用塑料机箱，改用“动圈式”喇叭，那才够味。然而钱呢？虽说这帮孩子家里差不多都有每月二三百元的收入，但大部分是农民出身的家长们，不可能让你无限制地“造”下去。
当时，以三极管为例，可能是“反修”的原因，“Π”字系列的型号已经改为“3AG”（高频）和“3AX”（低频）系列，管子的价钱也明显地降了下来，一只正品高频管已经在10元左右。但这个价位家长们也已经很不耐烦了—也确实，在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样的消费简直就不能容忍。于是我们就采取两条方针：一条是继续向家里连要带骗；一条就是找各种门路去淘涣处理品。到1968年以后，随着天下的越来越乱，各企业的残次品也越来越多，尤其像电器原件这类“高科技”产品的次品率就更高。一只八分之一瓦的电阻，从原来的8毛多，处理到4分钱，如果你不在乎收音机的粗笨，那么云母电容、铝壳电解电容、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瓦电阻、金属可变电容器都可以用几分、几毛，或一两块钱拿下。
但是玩，是要越玩越精的。随着眼光的不断提高，傻大黑粗的玩艺是越来越不屑一顾了。而要买时髦货—那种又小巧美观，功能和品质又稳定的零件，就要勤跑勤转。那时像西四丁字街的老“造寸”，菜市口信托商店隔壁，前门廊坊头条朝南一个不挂牌的小门脸，海淀老虎庙的废品站，都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在那些地方有时能买到几毛钱一只的三极管，用表一量，放大倍数还真不低。
从这些采购零件的奔波中，我又惊奇地发现，原来并不是我们这些有钱的孩子才玩这东西，有很多看上去很寒怆、出手很小气的普通少年也在涉足这一领域，而且玩得绝不比充满“优越感”的我们水平低。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玩“坏”
我们的“玩兴”当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浓，水平好像也越来越高，“推挽式”已经是“小儿科”，我们开始装7管和8管的“超外差” 式多波段收音机。对零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那时最讲究的可变电容器是双连全封闭式的，喇叭是两寸半飞乐牌的，机盒最时髦的有两种，俗称“58盒”和“2P3盒”。其实它们价钱并不贵，但却极其稀缺，像“2P3盒”，市场售价只两块多钱，但你想得到一只这种精致美观的上海产机盒，就要花多倍的精力或金钱。我就曾用一只8块多钱买的2寸内磁动圈式喇叭换了一只这样的机盒，当时虽然也很肉疼，但捧着那盒，构思着怎样在其中布置零件，想像着最后装成一只既小巧又功能强大的收音机，以炫耀于一起玩的朋友们，最后高兴心情还是占了上风。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认识了“牡丹8402”。它原本是北京无线电厂的产品，一种仿日的双波段8管超外差式收音机。当时，要想去攒它，除了技术、勇气和财力外，还要有运气。因为当时不知为什么，所有这一款机子的相关零件，没有一件不要去淘涣，仅机盒，就分成若干部分，包括皮套、主体、后盖、前脸、上脸、金属架子、旋钮，甚至后盖上的螺丝，都被零散着出卖。而里面的部件就更是要像采蜜一样，一件件去寻摸，敢于涉足于它的人都说，攒一台它，比买一台它，时间不算，钱就要多花不知多少。但玩它，是北京孩子最高的“境界”，谁要是说自己在装“8402”，那就会被同道高看一眼。为了“8402”，北京各无线电元件商店的外面，经常会看到一些孩子，手里拿着一件这样或那样的零件在徘徊，你问：换什么？回答肯定和“8402”有关：中频变压器、印刷电路板、拉杆天线……，换什么的都有，凡是商店不好买的，在这种交易市场上就有人换，那时候人们的观念中私下买卖是违法的事，如果两件交换的东西价值或容易得到的程度严重不平衡时，吃亏一方会就用一些别的方法进行补偿，比如再“搭”件什么，双方商量着办。
我是个浅尝辄止的人，“8402”对于我，开始时简直就要到疯狂的地步，但是越买越换，我的畏难情绪就越重，心想什么时候才能把东西凑齐呀，但心中的“理想”仍然让我拼命地跑，一直跑到我1969年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留在家里的仍是一堆未凑齐的“8402”。
玩“坏”
前面提到的玩中，有不少已经含着恶作剧的成分，但毕竟还是以游戏的面目出现的。这里说的恶作剧，是一种纯粹的“玩坏”。零零散散，什么坏招都有，看似不搭界，当中反映出的孩子的心态是一样的。
“点天灯”是最常见的恶作剧。不损人，损的是公共环境。操作过程为先往公共场所（如楼道）白粉墙上啐一口吐沫，然后用一根火柴尾部蘸墙上被啐湿的地方，以求一定的黏度，再划着火柴，有黏度的部位朝上，甩到房顶，片刻，白色天花板就熏黑一片。有的孩子玩“油”了，能让划火柴和甩火柴同步，即手攥火柴盒，大拇指摁住火柴头使之与火柴盒上的磷片贴住，然后猛一用劲，连蹭带甩，火柴先燃着随即飞向房顶。当年，很多宿舍楼和学校教学楼的房顶，斑斑点点，到处是“天灯”留下的恶果。
当年，北京能见到不少毛桃树，结的毛桃也就杏核大小，吃起来苦不啧儿的，面上有一层毛。毛桃的毛对人的皮肤有刺激作用，抹上去片刻以后，会让人 “杀”得荒，有如被杨剌子蛰一下的感觉。此恶作剧就名为“抹毛桃”。互相抹也就罢了，有个朋友告诉我，他上小学时，一伙孩子专门给幼儿园里更小的孩子抹。几个孩子凑到一起，有人提议：“抹毛桃去？”就直奔院里的幼儿园，把正做游戏的孩子挨个脖子上抹一遍。小朋友被抹了以后，开始也没反应，过不一会，“杀”劲就上来了，哭声随之响起。幼儿园老师也挺纳闷，没磕着碰着，孩子怎么说哭就哭，莫非食物中毒？
初冬的时候，柿子是北京最流行的水果，家家都不少买，晾在屋里的窗台上。住一楼的就有点悬。王朔在小说里提到这个情节：“我们拿了长铁丝沿着一个个窗户走，每过一窗，就隔着纱窗捅进铁丝在一只只柿子上扎眼儿，柿子皮很坚韧，相持一下，扑哧钻了进去。没到冬天，这些柿子就全烂了。家家人赶着吃，嘴上、两手烂兮兮湿渍渍的，摸哪儿都黏。”④
拿自行车玩坏有两种。一种是给自行车胎撒气，撒了气以后，把气门芯照原样拧好。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自行车棚子，车都停在单元门里，晚上睡觉前被主人搬回家，平时楼门洞里停着成片的自行车。兔子不吃窝边草，孩子一般不会拿自家门口的自行车练手，都到别的楼至少别的单元干，也是挨个撒，撒完了气就躲在一边看热闹。通常的情景与电影《小兵张嘎》里罗金宝遭遇的场面并无二致：车主出来，开锁，蹬开支子上车，不对劲，再下车。另一种是把后架子的夹子就着弹簧扳到极限，再往下一摁，就难复原位了。放内部电影，孩子没票，进不去的时候，经常以给自行车撒气而撒气。散场后，不少观众就得推着车走。更狠的，是把气门芯拔了，或用图钉挨个摁，如是则附近的修车铺就忙不过来了。
那时候不像现在，家家被封闭得跟堡垒似的，尤其是一楼。当年不少老楼厨房外面的阳台就是后门，做饭时都开着通风。炖肉或熬粥的时候，得花些工夫，不一定有人看锅。孩子便闻味而至。经常是抓一把炉灰，揭锅就往里撒，名“撒胡椒面”。筒子楼更如此，家家都在楼道做饭，楼道就是厨房，干这事情最容易。军队和学校里，筒子楼最多，几乎院院都有。有些军队院里的筒子楼，每层设一公用电话，响铃的时候，谁赶上谁接。经常有孩子利用电话作案，和谁过不去，就拿他爸开刀。通常是午休时刻，几个孩子用另一个电话打过来，告诉接电话者，找某某同志（目标孩子的父亲）。半晌，该同志穿着衬裤，踢拉着鞋，带着睡腔来接电话，刚问：“哪一位？”话音未落，就听见一句童声：“我操你大爷！”啪——电话断了。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胡同里的恶作剧
利用放炮干坏事，是孩子的一大发明。那时过年，大人孩子都在院里玩。孩子一般是拿一根点燃的香放炮，更小的还没到放炮年纪的孩子过年都打灯笼，有一种折叠的长灯笼不把蜡烛包严，上面有个口，玩坏的孩子冷不丁把炮扔进灯笼，期望炮捻撞到火上爆炸，把挑灯笼的孩子吓得哇哇大哭。最损的招是把炮放入别人家的钥匙眼里，点着扭脸就跑，很快，炮声未落，骂声就响起来了。我们院有仨孩子，曾经放炮放出了圈。大概在60年代末，离冬天还远，这仨孩子一个出炮，一个出火柴，一个出主意，在后院的油库放炮，这一响，把油库给点着了。顿时火苗伴着浓烟，蹭蹭往上窜。仨孩子也慌了神，开始还用土猛扑，无济于事后，都不知了去向。附近月坛中学的学生也端着水桶和脸盆跑来救火，来了个火上浇油。幸好救火车及时赶到，未酿成大祸。据消防人员估计，再晚几分钟，将会引起爆炸，周围的建筑说不定都得被炸塌。后来院里还专门开了这三个孩子的批判会。
胡同里的恶作剧，首推上房揭瓦。住平房的不少孩子有飞檐走壁的本事，能在一胡同里的屋顶上穿来穿去。夏天的夜晚，他们经常呆在房顶上，居高临下，看见哪个院子里有人下棋，就摸过去，顺手揭了房上的瓦，照着棋盘“拽”完就溜。再有就是把听诊器上的橡皮管子一头扎死，灌满了水，有白萝卜那么粗。这本来是孩子之间打滋水仗的武器，有的孩子为寻求更大的刺激，晚上带着一橡皮管子水摸到谁家的后窗户根，冲着纱窗猛滋。
那时控电的总闸，有的每楼一个，有的两三个楼一个，置于某个单元门里，像壁柜那样，外面加一道明锁。晚上无聊的时候，孩子也没少在电闸上打恶作剧的主意。这是要冒点生命危险的，操作过程是将电闸的木头门拉到最大限度，手从缝隙里伸进去，凭感觉把总闸拉下，弄个全楼或全院伸手不见五指。当然，免不了把自己家也给捎上。好在那时家用电器很少，无非是照明、听收音机，停电对日常生活的干扰，与今天是不可比的。与此类似的，是找地方摁电铃。尽管很多临街的电铃已经安在孩子伸手够不到的位置，但挡不住他们摞起来往上够，大人够不着的地方，孩子也有办法够着。有个朋友说，一年寒假，他和院里两个孩子到红光看电影，去早了，摁完把西单十字路口西北角的亨德利钟表店的电铃，又在西单大街上转悠，进刻字商店里看了看，发现商店大门用的是撞锁，就偷偷把它设在自动撞锁的位置，出门就产生了国际影响—— 几个外国人被挡在商店外边。他们正边走边得意的时候，商店的员工从后面赶了上来，没有二话，摘下这几个孩子头上的栽绒帽子，扭身就走。他们看完电影后，硬着头皮找到商店承认错误，要帽子，免不了被训一通，当场写检查。
弹弓的第一用途是打鸟，但许海峰式的孩子不多；第二用途就是打玻璃。这种弹弓与打子弹的弹弓一个模样，但要用粗铁丝、串起来的牛皮筋，以及一个椭圆型的皮兜，用来夹小石头子（子弹）。受了谁的欺负，看谁不顺眼，嫉妒谁，谁家的玻璃就难免被“花”。一般是白天踩点，夜间行动。如丁大建他们院，临着牛街，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使相邻的两个居民区之间有种天然的敌意。他们楼窗户朝外的住户，家里的玻璃没少被“花”。也有直接用手砍的，力量尽管不小，但准度有限，弄不好就打在了墙上，白费劲。弹弓的第三个用途是打街上的路灯，这得有点准性，不像打玻璃，冲着去就行了。
上面罗列的，都是些“经典”坏事，我们院，你们院，他们院，都发生过。还有些属于即兴发挥，以下是一个70届孩子初中毕业等分配时过的一段闹剧般的日子：
我、龙建、宝全凑到了一块，隔三见五的出去玩。什么颐和园、八大处、香山、鹫峰、樱桃沟，想起个地方就去。
老到动物园就要玩出点花样来。那天猴山前面就我们仨，看得出来，连猴儿们都闷的慌。于是我们找来土块，北京话土坷垃，一二三照猴子就砍。土块砸在石头上冒起土烟，猴子们全精神了。第二轮炮火再过去它们就全明白了，三蹦两蹦转到山那边去了。这难得住谁呀？我们撒开了包围圈，分匀了站着，看你们往哪跑？一通速射。猴子们真机灵，吱哇乱蹿了一会儿就全隐蔽好了，或在山洞里，或在山石后边，只露半拉脑袋逗我们。一个都打不着了，于是去打老虎。我们在狮虎山外边转了一圈，可是一只老虎都不在外边。居高临下使石头砸的招用不上了，只能进屋隔着铁栏杆打。狮子老虎就是比猴子重要，门口坐着个人看着。我们只能悄悄的摸出弹弓给老虎来一下子，老虎身上挨打的那块肉一哆嗦，虎眼有了神，东张西望找了找，然后就怀疑我们仨。等第二下再崩过去，老虎腾一下站起来了，嘿，打老虎就是比打猴子强。可回头一看那边的工作人员也站起来了，紧盯着我们。没法往下玩了，我们藏好弹弓，若无其事的往外走。
后来我们终于发现了最好的目标：没人管的野牛，有非洲野牛和美洲野牛，都在挺偏僻的地方，四周一个人没有。我们赶紧找石头，可是找不着，动物园为防备我们这样的，把地扫的特干净。但这难不住我们，不远的小河里有冻裂的冰，我们抱了好几大块，两个人架起第三个人双手举起冰块照野牛脑袋就砸。效果太好了，野牛立即大怒，叫声不高却非常震撼，眼睛瞪得圆圆的，而且一会儿就变红了。一次又一次的冲过来，犄角把铁门撞得咣咣乱响。我们想象着这是在非洲大草原上，毫无遮拦，愤怒的野牛冲过来了，多么惊险！龙建干脆假设野牛把门撞开了，咱们该往哪跑？正在讨论的时候，野牛的火气消了下去，于是再砸它一冰块加加劲。
到其他公园就砸房子，八大处、香山都干过。那会儿整个公园里就没几个人，山上东一处西一处的房子破破烂烂没人管了。比如香山的玉华山庄不小吧，可那年月愣没人看着。那天除了我们仨别的一个人没有，房子被几年前的红卫兵砸过了，玻璃没一块整的了，门大开着，屋里空的，一地石头碎砖，还有屎尿。于是我们找那窗户框子、门板还算好点的，带点玻璃最好，因为玻璃发出声音最好听。然后收集弹药，等每人跟前有了一堆石头，就一二三开始“万炮齐轰”。乒乒乓乓，稀里哗啦，心里真痛快。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在打闹、博弈、冲撞中锻炼
每次去香山，一定要爬上鬼见愁（顶峰），那会山顶上光光的，什么都没有。我们先找背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