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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臣皆呼“万岁”。随众之心,万口一词。
其实,大臣中诸多的鲜卑人都不想迁都洛阳,但又都“惮于南伐”,两害相权取其轻,就都退而求其次,不再竭力反对迁都。
如此大事,一举而定,孝文帝自然欢喜。十一月,他留尚书李冲和将作大匠董尔等人留据洛阳营造新都城,自己途经邺城,暂还旧都平城。
迁都洛阳,是北魏孝文帝一生中最重要的功业之一。众所周知,历史上所有的改革都是非常艰难的,而国家的迁都更是事关国体关键中的关键。虽然歌谣中有:“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但不少中老年鲜卑贵族仍旧留恋“老家”的生活风俗和习惯,洛阳一带的气候,于他们而言还是太湿热了些。孝文帝迁都,最根本的考虑是文化、政治意义层面的,只有迁都于传统汉地,才能真正彻底汉化,填平鲜卑和汉人之间的心理鸿沟,从根本上消除种族之间的矛盾。最终,孝文帝在实际意义上取得了成功,尤其他稍后施行的门阀政策,不仅维护了鲜卑高门,也同时大大提高了汉族高门的地位,使二者处于平等地位,完全消除了西晋末、东晋十六国时期胡人国家成立后那种不可调和、不可避免的民族矛盾(当然,北魏最终又灭亡于六镇起义的阶级矛盾。)。
太和十八年(494)春,孝文帝回到旧都平城,在任城王拓跋澄等人的协助下,逐渐说服了不愿迁都的鲜卑旧臣。年末,由于得知齐明帝弑少帝自立,以维持正统自封的北魏孝文帝准备亲自统兵伐齐。出发前,他下诏严禁国内士民穿着胡服,“国人多不悦”,鲜卑族臣民对此诏都很反感。
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亲自率兵渡淮河,率三十万铁骑,屯兵寿阳。此次出兵仓猝,加上天气湿热,士卒疲劳,北魏军队基本没有什么战果而言,久攻数城不下。而且,洛阳又处于草创之际,本来就消耗了不少人力、物力,加上军中后勤供应短缺,又有不少鲜卑贵族反对,孝文帝不得不撤军。
统一语言 变姓改制
公元495年,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七月,拓跋宏又亲下诏令:“今欲断诸北语,一统正音。其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可以允许延缓;三十以下,久在朝廷之人,禁止讲鲜卑语。如果触犯,当作降黜。”不久,又下切诏:“不得语北俗之语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
很快,北魏又依据《汉志》改革度量衡。年底,孝文帝又废除了北魏长久以来以货易货的交换方式,下令铸造太和五铢钱,并诏令公私使用。
建成金墉宫后,孝文帝又在洛阳立国子监、太学、四门小学。
太和二十年(496)正月,孝文帝又做出令人吃惊的举动,他颁布诏书,以为“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拓跋氏改姓元氏。”
不仅改皇族拓跋氏为元氏,对于鲜卑贵臣大姓,北魏孝文帝也下诏改姓: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记”。
为了使汉化改革更加彻底,孝文帝又“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并下诏“定诸州士族,多所升降”,品定鲜卑族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为与汉族四大姓相仿的鲜卑大姓。
当然,孝文帝也有矫枉过正之嫌。咸阳王元禧娶隶户女为妻,孝文帝“下诏切责”,并命令他的六个弟弟重新纳娶正室夫人,“前者所纳,可为妾媵”。好好的鲜卑贵族女孩,一下子因为此道“命令”而成了小老婆。至此,六王分别娶汉族大姓的女儿为正妻。
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孝文帝与大臣廷议,有人诏议薛氏为河东茂族,孝文帝表示不同意,“薛氏,蜀姓,岂可入郡姓!”正巧,当时担任宫廷执勤任务的羽林监薛宗起正在殿门,听孝文帝如此说,便气呼呼地从殿门处直入中堂,入禀道:“臣之先人,汉末仕蜀。二世之后,复归河东,至今已有六世,非蜀人也!今事陛下于北土,难道以后就是虏姓了吗?”言毕,年少气盛的将军把手中的铁戟摔在当庭,不顾而出。
孝文帝也笑了。他忙派人召薛宗起回殿,说:“爱卿你说你薛家不是蜀姓就罢了,奈何又挤兑朕为胡虏呢?”于是宣布薛姓为河东郡姓,还鼓励说:“爱卿名宗起,实为起宗啊。”可见,孝文帝不乏大度、幽默和宽容,少了汉族皇帝的忌刻和阴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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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血汉族魂的伟大君王(3)
太武帝时,崔浩想“大整流品,明辨姓族”,得罪了不少鲜卑权贵,并最终导致他数族被诛。如今,鲜卑帝王自上而下进行汉化,竟然能一举成功。
当然,孝文帝的“门阀主义”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汉族重臣李冲等人都坚决反对,他们纷纷以“贤才主义”为宗旨,站在士人立场上抵制门阀主义矫枉过正的形式化。但是,中华之事,有时要达至成功,往往需要“矫枉过正”才能行得通。凡事皆有利有弊,孝文帝大兴门阀,胡汉高门倒是一泯界限,北朝的“寒人”阶层除有武功外,再无寸进之阶。因此,武人阶层乐于见天下“有事”。原先的六镇鲜卑将士逐渐丧失了“国人”崇高的地位,见摒于“清流”之外,最终揭竿而起,给北魏皇权造成了致命的重击。
孝文帝迁都、改姓等等举措,一直以来并没有遇到根本性的抵制和反抗,但他的太子元恂却“以身作则”,首先有惊人之举。太子元恂“体素肥大,苦河南地热,常思北归。”孝文帝赏赐他堂皇汉制朝服,太子元恂只在上朝时穿穿装样子,一回东宫就又换上“胡服”。中庶子高道悦为东宫官属,常常苦谏,劝他别惹父亲不高兴,这位十四岁的大胖孩子不仅不领情,内心十分仇恨跟前这位唠唠叨叨的大儒。其实,所有这些表现,不过是青春期的逆反心理。放在常人身上也罢,但身为太子,一举一动就是天大的事情。
公元496年10月的一个晚上,孝文帝外出,太子元恂与左右密谋,召牧马轻骑,率众想逃离洛阳,夜奔平城。临行,他竟手刃高道悦,亲自刺死了苦口婆心的属官。
察见宫内乱起,同为宗室的禁军首领元俨立刻守住皇宫及洛阳各个城门,元恂毕竟羽翼未丰,东窜西窜,跑到半夜也没能跑出去。尚书陆琇得知消息,连夜疾驰,奔告孝文帝。
孝文帝“大骇”,又不敢声张,仍旧继续按既定行程,到达目的地后才不紧不慢地还宫。回洛阳后,孝文帝立刻把元恂逮至御前,亲手用大棒教训他。气急之下,他又令其弟咸阳王元禧代自己猛揍这个忤逆之子,“扶曳而出,不起者月余”。喘定后,孝文帝马上于清徽堂召见群臣,议废太子。
太子太傅穆亮、少保李冲都是太子名义上的保傅,“并免冠稽首而谢,”表示自己有训导无方的责任。孝文帝并未迁怒于人,表示:“卿所谢者,私也;我所议者,国也。古人有言,大义灭亲。今元恂违反背尊,欲跨据恒朔谋逆。天下未有无君之国,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大祸。”于是,废元恂为庶人,拘于洛阳,“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饥寒而已。”这位太子身陷囹圄,颇知咎悔,常常一卷佛经在手,很是归心向善。但是,生于天家,有些过错绝对犯不得。一年后,孝文帝巡视代地,中尉李彪上奏说太子又与左右谋逆。已经对元恂大感寒心的孝文帝不问真伪,派兄弟元禧携诏书毒酒,于河阳监所赐死元恂,时年十五,“以粗棺常服”,随便找个地方在当地埋掉。更可惜的是,他母亲白死了,儿子并没有当成皇帝。
除此以外,鲜卑勋贵穆秦、陆睿等人也不喜南伐迁都汉化之举,想拥立宗室阳平王元颐,最终都为孝文帝镇压,并未造成太大的事端和动荡。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还有不少细微之处,诸如改定官制,一洗昔日杂乱无章的鲜卑旧制,非常系统地统一了内外文武官员的职号;又改定律令,废除残忍的NFDAC首、腰斩等酷刑,除去了从前北魏族诛连坐甚众的酷法,显示出孝文帝的仁德大度。
北魏孝文帝初期(其实是在文明冯太后掌权时期),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即均田制。太和九年(485),北魏颁布均田法。法律规定:男子十五岁以上,国家授给露田(不栽树木的田)四十亩,女子二十亩。此外,还授男子桑田二十亩,需对每家课种桑五十株,枣树五株,榆树三棵。不适合种桑树的地方,男子授麻田四十亩,女子五亩。均田法还规定,桑田可留给农民作“世业”,死后可以不归还国家,其余土地,身死时要还给国家。因此,这些举措限制了农民的自由迁徙,保障了北魏的租调来源。均田制制定得严密,充分照顾到田地的肥瘦、远近、宽窄等诸多因素,同时,又辅以“三长制”,强化了地方组织,搜括荫户,最终使北魏均田制的实施顺利而到位,“课有常准,赋而恒分”,不仅对当时中国北方的农业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鲜卑国家的经济结构,使得农业逐渐占据了绝对重要的地位,加速了鲜卑王朝脱离奴隶制的过程。
一生事业 万古流芳
回溯中华历史,仔细推敲,可以发现北魏孝文帝是中华民族大融合过程中最最关键的人物之一。正是从他开始,汉人渐渐消除了对“胡”族统治者的恶感,消除了以往中原地区最难泯灭的民族界限,使北人南化,南人北化,文治武功,源远流长。孝文帝,如此雄才大略之主,把鲜卑种族的勃勃生机,注入至汉文明衣冠礼仪之中,精粹相揉,惠及海内,大隋盛唐,皆由此肇源而出。
太和二十一年(497)夏,孝文帝改革顺利进行,便又想彰显武功,发兵二十万,直向南朝杀来。但天下事无完满,孝文帝南伐没有多大成功,在宛城还被南朝南阳太守房伯玉埋伏的虎纹衣士兵差点暗杀掉,受惊匪浅。左兜右转,魏军也没有占得什么大便宜。太和二十二年秋末,南朝齐明帝崩殂,笃信儒教的孝文帝下诏称“礼不伐丧”,引兵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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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血汉族魂的伟大君王(4)
回军途中,孝文帝因为年长日久的四处征伐劳累,忽患重疾,便赴邺城养病。
太和二十三年春,孝文帝还洛阳。不顾自己病躯未愈,一入城,孝文帝就召任城王元澄入见,问:“朕离京以来,风俗有改变吗?”
元澄谨答:“圣化日新。”
孝文帝说:“朕入城,见车上妇人犹戴帽,穿小袄,依旧北鲜卑的装束,如此又怎谓‘日新’?”
元澄回言:“穿鲜卑旧服的人少,不穿的很多。”
孝文帝语重心长:“任城王,此话怎讲?如果放任自流,满城妇人肯定都会穿回鲜卑旧服!”
元澄及留守诸官,闻言皆伏地叩首,免冠谢罪。
不久,孝文帝又处理了冯皇后与太监高菩萨通奸案,幽闭冯后。
四月间,感觉自己身体有所恢复,孝文帝又御驾亲征,想完成他统一中华的梦想。行至梁城,病势加重。不久,孝文帝疾笃,只能北还。行至谷塘原,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孝文帝安排身后大事,先赐冯后自尽,以防她日后垂帘称尊,淫乱国家;接着,又亲写手诏给太子元恪,嘱咐他亲任叔父元勰等人,并遗诏元澄等六人为辅政大臣。
公元499年阴历丙午,元宏崩逝于谷塘原,年仅33岁,谥孝文皇帝,庙号高祖。其子元恪即位,是为世宗宣武帝。
孝文帝一生,除了他迁都、改制的宏伟大业之外,个人品德方面也良善多多,史不胜书:
“(孝文)帝幼有至性,年四岁,显祖曾患痈,帝亲自吮脓”。
文明太后掌权后,眼见孝文帝日渐聪明,忧其日后不利于冯氏家族,“将谋废帝。乃于寒月,单衣闭室,绝食三朝。”由于大臣李冲等人苦谏,冯太后才又回心转意。对此,孝文帝从未对祖母记恨于心,只是深念李冲等人救护的恩德。
友爱诸弟,始终无亏。
宫中太监进食,惶恐间把热羹浇在孝文帝手上,又曾发现饭中有死虫等物,孝文帝“笑而恕之”。
冯太后执政,太后身边有太监说孝文帝坏话,太后“杖帝数十。帝默然而受,不自申明”。冯太后死后,孝文帝也不追思旧怨,对讲坏话的太监打击报复。
南征北战之前,有司上奏要修砌皇帝专用的驰道,孝文帝均诫令:“粗修桥梁,通舆马便止,不须去草铲为平地”。
出征南朝,进至淮南齐境,“如在内地,军事须伐民树者,必留绢以酬其值,民稻粟无所伤践”,最早施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北魏国民和敌国人民待遇如一。
本性素俭,常服浣洗旧衣。御骑马鞍不施金玉,周勒铁木而已。
听览政事,莫不从善如流。哀思百姓,恒思所以济益。尚书奏案,多自寻省。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于周洽。每言: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也亲为兄弟……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钦明稽古,协御天人……加以雄才大略,爱奇好士,视下如伤,役己利物……
史官美言,绝非虚誉!
当然,后世少数学者,尤其以明清之际的大儒王夫之为代表,从中华“正统”出发,认为孝文帝拓跋宏一切行为皆归于“伪”,其立国学、定族姓、禁胡服、载考绩、改胡姓,等等所为,“皆汉儒依托附会、逐末舍本、杂谶纬巫觋之言,涂饰耳目,是为拓跋宏所行之王道而已。”王氏所说,全盘否定孝文帝改革,并诬之为“沐猴之冠、优俳之戏而已矣”。如此,一直以“索虏”视拓跋氏,真是太过偏激。但是,只要想一想王夫之所处的时代,正是明朝亡清朝兴的时代,王夫之托史讽谕,不承认“索虏”正统,当是别有一番深意。为此,我们当代人读书,应该追本究源,认识到文字后面的深刻寓意,这也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无论如何,无论汉族学者生前身后如何“诋毁”孝文帝,他的丰功伟业绝不会泯灭无闻,且会日益为后人重视。就史论事,元宏确为我中华大家庭中的一位赫赫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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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太后 败也太后(1)
——精明多智、放纵轻脱的胡太后
世宗宣武帝元恪是孝文帝之子。由于皇叔元禧叛逆一事,对元姓(拓跋姓)皇族很不信任,对舅舅高肇言听计从。高肇又娶世宗的姑姑高平公主为妻,其弟高偃的女儿又得为世宗皇后,一时间权倾内外。高肇大结朋党,接连诬陷北海王元详和清河王元怿谋逆并加以杀害,又挑拨宣武帝严防诸位王族,重兵防守,如同囚禁。接着,高肇秘派宫人毒杀顺皇后于氏,令医官不予于氏三岁的儿子治病,使得小王子夭折。由是朝野之人都对他又恨又怕。
为了进一步以武功树立威仪,延昌三年(514),高肇亲率大军征伐蜀地。
胡太后本是河州刺史胡国珍之女,十几岁时选入宫中。胡后的姑姑是个职业尼姑,很会讲论佛经,于世宗初年进入宫中服务。几年内,她和宫内的中官和嫔妃打得火热,并拜托他们向皇帝进言自己侄女美丽聪明。世宗得知后,把这伶俐聪俊的小姑娘召入内庭,封为承华世妇。
根据魏朝太子“子贵母死”的旧制,宫内的嫔妃们都暗中祈愿自己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偏偏胡氏胆识不凡,她常常对旁人讲:“天子怎么能没有继承人呢?我不怕自己死掉。为皇上的宗嗣着想,最好能生太子。”当她怀孕后,周围人都劝她想办法使孩子流产,免得生下太子自己被杀掉。由于世宗和皇后于氏仅有的儿子已夭折,胡氏所生如果是男孩的话,肯定能当太子。对此,她不仅不惧怕,反而在夜深人静时对佛发誓:“希望自己能生下皇子,即使由此身死,在所不辞!”果然,胡氏生下皇子,进封为充华嫔。
由于世宗的儿子们大多生下来不久就被高肇或他的侄女高皇后想方设法弄死,世宗也觉可惜。这位皇帝自己又觉年岁渐长,对胡氏所生的唯一的皇子慎加保护,他亲自选择良善之人给儿子当乳母和保姆,别选宫殿专门养育,严禁皇后和胡氏本人去探视。
建昌四年,世宗病死,时年三十三。大臣崔光、于忠、王显等急忙拥立时年6岁的元诩为帝,是为肃宗孝明帝。
高皇后得知肃宗得立,忙与左右计议,要把小皇帝的生母胡氏杀掉。崔光、于忠等人知道消息,马上派人把胡贵嫔安置到高太后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