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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煮烟，动辄上千两的南土上 等货。他嫌当地煮烟匠手艺太潮（不好），每次都从自贡请来“技师”，细煮细滤，每搞一次，都长达十天半月。覃为“玩格”，喜欢烧“名堂烟”，什么“美女脱衣”、“虾蟆晒肚”、“金蝉脱壳”之类，花样极多。有次，一个“打烟匠”自称手艺无敌，给覃吃了“蛤蟆跳井”、“官上加官”，获得覃的夸奖，打烟匠在得意忘形之下，脱口而出地说：“请旅长再吃一颗‘连珠炮’。”覃旅长对此颇忌讳，勃然大怒，抓起烟枪劈头打去，并骂道：“你在咒老子，给我滚。”从此例来看，烟匠能烧成美女脱衣、虾蟆晒肚、金蝉脱壳、虾蟆跳井、官上加官、连珠炮，名堂、花样是够繁多的了，够吉利的了。
广东潮州人很早就接触鸦片，对烟土的熬制、烟泡的烧工都极讲究。上海开埠后，一大批潮州人在上海开烟馆，形成了潮州帮。潮帮之烟馆，以“烧工”著名，蘸烟发泡时，细沫白泡层出不穷，有“六出角”、“七出角”、“狮子头”等美名。
正因烧烟名堂多，一些有钱、有势的达官贵人往往聘请著名的“烧工”为其烧烟泡，让美妾玉女在旁服侍，过着一榻横陈，吞云吐雾的醉生梦死的日子。
其次，烟具的考究。吸食大烟，离不开专用烟具，如烟灯、烟枪、烟扦子、烟盘等。但烟具的好坏、价值的高下，却有天壤之别，豪华者镶金嵌玉、饰以珠宝，价值愈万。一些达官贵人、大地主、大商人为了显示富丽堂皇、豪华富裕，往往很注意烟具。他们在自己的家中专辟烟室，使用价值连城的烟具，“享受着”烟毒的“美景佳味”。在全国，各地都有自己崇尚的烟具，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内蒙古地区。临河有钱的人吸烟，非常讲究：枕的是红缎靠枕，摆的是“景泰蓝”烟灯。民谚有云：“恰图出的烟盘明又明，潞安府的烟扦尖棱棱。”常见的烟枪，有的是用粗甘蔗制成，有的用木杆子加工而成，多用金、银、铜质镂镀镶焊，工艺精美好看。烟枪上安的烟斗，一般以宜兴陶器“允鸣氏”牌的最好。当地大官僚潘秀仁过瘾时头枕檀香枕，嘴含红玛瑙嘴的烟枪，用金扦子挑烟，用盘龙灯烧烟泡，很讲究排场。大地主李三毛旦过生日，有人送他一副豪华的烟具：紫檀木大烟盘，银丝编织的盘龙灯，琥珀嘴的烟枪，老鸹眼的大烟杆，宜兴的陶瓷烟斗。
安徽。安庆的官僚、地主、士绅等往往自己在家开烟灯应酬客人，烟室幽雅，床铺清洁，冬裘夏席，暖凉宜人。全套的烟具很精制，点的是“风灯”，抽的是“三把半”的烟枪，烟斗、烟盘也都是珍品，喝着细茶、参汤、房中另有姨太太及丫头侍候，他们吸的是“雅品烟”。
山东。济宁的官僚豪绅，阔商大贾，朱门广厦中别辟烟室，罗汉榻上枕衾锦绣，烟具罗列，件件考究。主要有紫檀木大盘，内放白铜刻花点翠小盘，正中放置烟灯。烟灯主要有两种，一是太谷灯，用紫铜制成承座、灯身，全高约14～15公分，灯座直径10公分，精雕细刻着各式花纹，外套玻璃罩，通体呈宝塔型。二是胶州灯，高约10公分，以白铜制成，形制与太谷灯相似，但八角玻璃短罩，外有雕花栏栅套住，其花纹有字等。烟枪则由噙口、枪身、花子、抓、斗等五部分组成，全长约66公分，粗3公分。枪身为紫竹、湘妃竹、象牙制成，嵌以翠、玉、玛瑙、犀角、象牙质料的噙口（即烟枪嘴）。在枪身的五分之四外开口，覆以白铜钻花长条，名曰花子。上面留口，装上翠、玉、水晶之类做成的“抓”，上安烟斗。烟斗以安徽寿州陶斗最为知名，有八角、六角、四方和圆形，上面嵌有银线。枪的末端则有象牙、牛角、翠、玉之类的包头。烟扦以“张判扦子”为名品，以14号钢丝制成，长约18公分。此外，还有烟缸（彩花古瓷或铜质雕铸）、烟合（象牙或牛角制成）、灰合（铜质）、挖斗（铁质）、掇子等物品。
第五部分：销金窟：烟膏店与烟馆烟毒风景线（1）（图）
自晚清鸦片大量传入中国以来，社会各个阶层，士农工商、三教九流，都有瘾君子，都有吸食者，清代的道光皇帝、大臣、太监、地方官员；民国的军阀、高官、买办、资本家也多有吸毒成瘾者。在一次国民党政府讨论禁烟问题的大会上，有人提议检查入会者是否有烟瘾——检查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熬瘾”，让他们呆在会场一定时间，有瘾者必显丑态：呵欠连天、鼻涕、眼泪直流，浑身大汗淋漓——但是提议还是被否决。因为入会者中瘾君子太多，他们要抓紧时间制订出“禁烟章程”，争取早些回到公馆，抽吸大烟。
瘾民的众生相，通常瘾来时如热锅上的蚂蚁，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满足烟瘾后，精神松弛，倍觉闲适，“赛过活神仙”。当时有人编写了一则讽刺文章，用十二生肖来形容吸烟者的丑态：
烟瘾来时，性情烦躁异常，竖眉怒目，形同疯犬；走路拱肩缩颈，有气无力，好像老羊迈步；走进烟馆东张西望，好比老鼠；蹲着像猴子；躺倒像死猪；过足烟瘾，蹦蹦跳跳，犹如狡兔；回家时轻盈快步，形同蛇游，速如飞马；做起事来力大如牛；高谈阔论真有龙虎精神，声音嘹亮，可比公鸡。
对于这种情形，李盛芳在《李寿山与敦化烟馆》一文中也作了详尽的描述。李寿山是该文作者李盛芳的父亲，经营一家烟管所，即大烟馆。作者自小就出入其父亲经营的烟馆，对那里的吸食者有着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回忆这段经历，作了很详细的记述。他写道：
每天早饭后，即8点左右，烟鬼们陆续来了，先到营业室去拿自己的烟证（是一个小本，有点像医疗证那样），把一份烟钱拿出来交给营业员，由营业员记上烟证，收款后发给一份烟，大小能有8分长（不到一寸），比毛笔杆还细，用带花纹的粉色纸包着。拿到烟份后，进抽烟室找看灯的要灯具。在这种时候，他们一般的是不打招呼的，跟看灯的也不多说话，明显表现迫不及待，似乎如果和别人一打招呼，对方马上就要跟来抽几下似的（其实，烟民这种迫不及待，是因为瘾来了，急于吸食一口，而不是怕别人分享）。所以只要烟份、烟具拿到手，那就旁若无人，马上寻找自己理想的铺位，放下烟具，脱掉鞋子，头朝里躺下，先点上烟灯，再小心翼翼地扒开烟份上的粉色纸和里面一层腊纸，等都扒开后，里面出现了一条像膏药似的大烟，油黑锃亮，烟鬼们看见它比看他亲爹娘还要亲几倍，扒好后就美滋滋地一手拿起大烟枪，另一只手拿起烟扦，再把烟泡按放在烟斗上，对准烟灯，用烟扦扒拉着，吱吱地吸进这头一大口，而后再慢慢地吐出点烟来。这时，他们的自身感觉可能比神仙还要美呢。本来他们吸进这口烟，恨不得一点也不吐，全部吞进肚里，但不吐又不行，没法呼吸，因而只好少而又少地吐出些，就这样吱吱地把这支烟泡吸光。最后把烟斗打开，用烟刀底把灰刮出来，放在烟斗的眼上，用烟灯一烤，再吸上这最后一刮海儿口。待把这些烟吸光后，才心满意足地，但又恋恋不舍地放下烟枪，坐起来伸个懒腰，精神十足地和别人唠起来，张家长，李家短，哪家的小老婆偷野汉子；谁家的女人打巴刀了（即离婚）；哪个赌场的赌注最大，谁谁一宿输了多少等。因为这些人大多数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所以他们了解这些新闻最有条件，烟馆便成了他们交流新闻的场所。
另外，吸大烟的人也有两个人对面躺着吸的。有的人是二人一起去的，有的是事先约好的，准时到烟馆碰头；有的是两人平时关系不错，或是亲属，碰上一位正抽呢，另一位拿出自己的烟份躺在对面，两人对抽；还有的是今天没有钱；又犯了烟瘾，由另一位拿出钱来，用他的烟证把烟份买来，两人合抽，也不过是出钱的人多吸几口罢了。他们对面吸大烟，不管认识不认识的，都是同使一套烟具、一杆烟枪。抽吸时是你吸一口，我吸一口，来回递，从不擦烟嘴，由对方从嘴里拿出，再放入另一方嘴里，没人计较对方的嘴干净与否。
从上述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大烟馆中烟民吸烟时的情景，烟民的众生相。当时，吸食风景无奇不有，一个家庭，一个单位，甚至一个城市全都沉浸在烟雾之中的状况也广泛存在，为我们绘出一道道奇异的鸦片烟风景。
先看一看全家吸烟的情况。四川是产烟土的大省，吸食鸦片很普遍，几乎所有人家都备有烟具，或备自己吸食，或用以招待客人。上世纪30年代，重庆白象街住着一名律师，名叫吴学礼。吴家五口人，人人都吸烟，他的妻子、父亲、母亲和内弟，都是烟民。每天夜里，人人高卧烟榻，怀抱烟枪，吞云吐雾，不觉东方之既白，方才过足了烟瘾，放下烟枪，上床睡觉。因此，第二天上午11点钟，一家人仍高卧不起。吴学礼的邻居，是一位小学教师，见此情景，写了两首打油诗，讽刺吴家，奉劝吴家。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律师吴学礼，日高犹未起。
川膏与云土，一天几两几？
在另一首诗中写道：
一家五口人，个个点烟灯。
神仙吹玉笛，香雾帐中腾。
第五部分：销金窟：烟膏店与烟馆烟毒风景线（2）（图）
在四川，在全国，像吴学礼这样一家几口人都吸食大烟的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大有人在。如在内蒙古的某些地区，一些有钱人家的老子吸烟，全家人为之忙前忙后，体贴周到地服务。“媳妇们灯前打烟露笑容，姑娘们端茶献殷勤，还有那跑跑的二不小后生”。这种吸烟图景，还颇有“天伦之乐”的意味，然而这是怎样的一副“天伦之乐”图啊！
在江苏南通单麻子桥，全家吸食鸦片，搞得倾家荡产，大有人在。如有一个叫葛德连的人，既开茶馆，又开酒店，生意颇兴隆；他还聚赌抽头，收入很可观。葛德连抽鸦片上了瘾，又劝说其妻子“有姑娘”一块吸，不久夫唱妇随，夫妻二人齐头并卧，一递一口地吸将起来，他们二人沉浸在烟毒之中，生意也顾不了许多，不到三年的功夫，茶馆、酒店全关门歇业了。以前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家财，也化成了缭绕的烟雾，挥霍一空。不久，他们就失去了生活来源，尤其是没有钱抽鸦片烟了。这夫妻二人一狠心，竟然把已许配人家的女儿“芹侯”卖给了妓院，得到了七十块银元，又吸上了几天的大烟。钱花光之后，他又将自己的六间草房卖掉了，不几日卖房子的钱也抽光了。以后，葛德连再也没有什么家产可卖了，于是打起了妻子“有姑娘”的主意，让有姑娘卖淫，以卖淫的钱养活二人，满足二人的烟瘾。过了一段时间，有姑娘不见了。有的说葛德连把妻子卖给了人家，有的说有姑娘自己跑掉了。鸦片搞得这一小康人家倾家荡产，卖女儿、卖妻子，家破人亡。然而，这种惨景并不只是一家一户，而是很多的。仅单麻子桥，就因为一家人吸食大烟，就使本来富裕的生活变得贫穷无以自存者大有人在，有的倾家荡产，走投无路；有的丧尽天良，卖妻子，卖女儿，逼迫妇女卖淫；有的铤而走险，沦为盗贼，土匪；有的葬送了性命，倒毙街头。
吸烟俱乐部，则是武汉烟土大王赵典之在民国年间独创的鸦片风景。赵典之利用大同旅社，广结官府，同北洋军阀的许多官僚、军官沆瀣一气，吃酒赌博，拥妓嬉戏，搞得乌烟瘴气。为了避人耳目，他在皮业巷八号另辟一俱乐部——一个大烟俱乐部。这里巷僻室雅，不易招人注意，里面设有秘密房间，室内布置得富丽堂皇，摆放着豪华的整套烟具。一些富商巨贾、达官贵人，如财政厅长、榷运局长及大小军官，是这里的常客。他们在这里吞烟吐雾，甚至可以招妓侍烟，一手拿着烟枪，一手搂着妓女，吞烟吐雾，调情嬉戏，醉生梦死。这里还设有赌台，赌博一项，更是纸醉金迷，筹码下注，豪侈大气、一掷千金。在这个俱乐部，隐蔽、豪华、吸大烟、嫖娼妓、赌博，集于一身，构成了特有的烟、赌、娼一体的风景。
在日伪占领时期，热河省大量种植鸦片，烟土泛滥成灾，其中，凌源县四官营子村，全村有80余户，吸大烟、扎吗啡的就有74户；全村共有359口人，吸大烟、扎吗啡而成瘾、以致于烟毒离不开的人就有136名，多达百分之40％。因吸烟毒、扎吗啡而倾家荡产、卖掉妻女的，有3户。烟毒瘾发、中毒致死的有20人，其中男性14人，其中女性6人。还有54户、80口人，因吸食大烟、扎吗啡，穷得无法维生，不得已离村背井，逃荒要饭。村子里很多劳动力染上烟瘾后，成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废人；有的妇女因中烟毒太深，丧失了生育能力；有些孕妇有烟瘾，结果生下了先天带瘾的婴儿，刚生下来，就得往嘴里喷烟，否则就哭闹不止，无法食乳。（参见田果如：《日伪在热河制造的烟害》，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这个村子，是一个典型的鸦片村。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类所有的苦难：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卖妻子；离乡背井，逃荒要饭；丧失劳动力、成为废人、死人……这些苦难都是烟毒造成的，这苦难的风景，构成了悲惨的“鸦片风景村”的衰败图。
在国民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吸毒也很严重。如在四川靖华县，县长刘绍诸是个大烟鬼。在他的带领下，县政府职员15人中，有11个烟鬼。当时人称县政府有12支枪。这个县政府，与其说是个政府办事机关，还不如说是一个大烟馆。的确，在政府办公的地方，16个人有12个吸大烟，怎么能不是一副大烟馆的情景呢？
机关里国民党官员吸烟，当然不同于升斗小民了。他们是治人者，有一大套理论。如曾任国民党重庆行营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主管四川禁烟的杨永泰，家中就常点着了烟灯。一次，他摆好烟盘，点着烟灯，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好不自在，多么得意！这时，有人去找他。他得意忘形之际，大谈自己对吸烟的见解。他很全面地说：“烟有百害，吸上了瘾，就等于废人。但利害是相循的，最坏的事，亦有好处可取。烟的功用，有几个字，就是‘祛小病，伴寂寞，助思考’。人患伤风咳嗽小疾病时，吸几口烟，立时可愈，比服药还见效一些。当无聊时，感觉苦闷，尤其是风雨之夕，故人不来，一榻横陈，挑灯作伴，有无穷乐趣。要用脑筋，研究问题，如思想滞涩，吸上点烟，神经受着刺激，立即心花怒放，左右逢源，可助思维。这是烟的功用。不过，功用很小，害处太大，我们应该把它禁绝。”这个禁烟官员，吸大烟是为了研究问题，大概是为了研究禁烟问题吧。其厚颜无耻，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由此，我们联系到靖化县全县政府16名职员，12支烟枪的事实，是不是可以说，该县政府也是为了公务，为了研究问题而吸烟呢？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县的政治可以说是鸦片政治了。
第五部分：销金窟：烟膏店与烟馆烟毒风景线（3）
在鸦片泛滥成灾的湖北西部，有的整座县城都沉浸在大烟的迷雾之中。徐铸成在《报海忆旧》中讲了这样一件事：解放前，湖北省教育厅有一位姓向的视学，一次去湖北省西部一座最大的县城去视学。上午九点已经过去，这个县城还是一片寂静，沉睡未醒。只听见一名更夫有气无力地敲着锣，一边穿街过巷，提醒人们起床，他敲一声锣，“喊”一声：“九点敲过了，该起床了。”视学出去一看，更夫也不断打着哈欠，鼻涕眼泪直流，明显是一个睡意浓重的烟鬼。而更夫敲过了，县城仍是死一般的沉静，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姓向的视学决心解剖麻雀，搞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便顺路走访了这个县城最大的一所中学。这个中学也是一片沉寂，直到九点半了，学生、教师才懒洋洋地踱进了教室。因为省城来了视学，他们才强打精神，按时上课，但是，这是怎样的一堂课呢！台上教师瘦骨嶙峋，肩耸背弯，呵欠连天，眼泪、鼻涕不停地流；台下学生一脸青灰，无精打彩，也是哈欠连天。如果不是站在教室外面，人们还以为是哈欠大合奏呢。
姓向的视学检查完学生上课的情况，又来到了学生的宿舍。只见每张床铺都铺着洁白的新床单，显然校方为了应付检查，作了认真的准备。然而，走近细看，几乎每张床单上都有一些焦洞；掀起床单一角，一副烟盘赫然映入眼帘。视学见此，脸色阴沉下来，连续查看几个床铺，差不多都有大烟具。负责学生宿舍的舍监很尴尬，讪讪地说：“这是多年留下的恶习，我们正设法劝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