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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五月中旬，毛泽东在前委扩大会议上作战略报告时，正式提出了“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信》，第一次用文字表达了他的一整套游击战术：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跟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战术，大要说来，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这种战术的。如此这般，毛泽东从“军旅之事，未知学也”到朱聋子的“打圈”秘诀，从“十六字诀”到一整套游击战术，逐渐成了一位军事家。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打败江西两只羊”
朱毛会师，江西震动，南京震动。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日，蒋介石电令湘粤赣三省政府，“克日会剿朱毛”。三省政府接蒋介石命令，未敢怠慢：湖南派出李朝芳率一师兵马，向成杰率一师兵马；粤军由范石生、胡凤章各率一师；江西呢，派出了“两只羊”，即杨如轩、杨池生这两“杨”，各率一师兵马，参加“会剿”。内中，江西的“两只羊”，成了毛泽东反“会剿”的重点。毛泽东提出，对湘军、粤军采取守势，对赣军采取攻势。
杨如轩是云南人，在云南讲武堂受过训练。他在滇军中当过团长、旅长。一九二八年，他在江西担任二十七师师长兼赣东警备司令。
杨如轩率部扑向井冈山北端的永新县城。红军来了个“敌进我退”，把县城让给了杨如轩。当时，杨如轩手下有四个团。红军放弃了县城，且战且退，诱使杨如轩的两个团出城追赶，越追越远，城里只剩下两个团。这时，红军主力急行军，逼近永新县城西面的浬田。杨如轩听到报告，以为是从湖南败退的红军，派出一个团迎战。这样，县城里只剩一个团。杨如轩很得意，坐在县城里听留声机，以为红军不堪一击。忽地有人报告，西边的红军在向县城进军。杨如轩摆摆手说：“没有事，我已经派了一个团——七十九团去了。”过了一会儿，又有人前来报告，说在城西发现红军。杨如轩听留声机正出神，把来报告的人骂了一通。于是，下边的人不敢再报告。红军越来越近，进攻县城。直至一颗流弹打到杨如轩师部的屋脊瓦片上，杨如轩这才大吃一惊，扔下留声机，连忙逃命。原来，杨如轩派往浬田的七十九团，跟红军主力一交战，才一个小时就被消灭掉了，团长毙命。红军急速朝县城推进。杨如轩在卫兵的簇拥下来到城门口，那里挤满了逃跑的士兵和县城里的土豪们。杨如轩急不可耐，从城墙上往下跳，受了伤……“一只羊”被打得如此狼狈，抱头鼠窜，被红军传为笑谈。杨如轩带领残兵败将，联合另一只“羊”——杨池生，决心与红军再决雌雄。
杨池生也是云南人，也曾在云南讲武堂受训，在滇军中当过营长、团长、旅长、师长。此时，担任湘赣两省“会剿”井冈山前线总指挥。当杨池生在云南讲武堂受训时，朱德正在那里任军事教官，不仅认识杨池生，而且杨池生部队里不少军官也曾是朱德的学生或下属。“两只羊”依然朝永新县城扑来。红军还是“敌进我退”，放弃了永新县城。朱德亲自指挥战斗。红军又一次且战且退，敌军出城追击。红军退至龙源口，利用有利地形反击，激战一天，一下子全歼敌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红军乘胜追击，又重新夺回永新县城。在激战中，杨池生负了重伤。从此，“两只羊”一蹶不振。杨如轩被调往南京，在参议院中当参议去了。杨池生则到吉安养伤，后来也调往南京军事委员会当参事。
一首歌谣，在红军中传开：
朱毛会师井冈山，
率领工农打胜仗，
不费红军三分力，
打败江西两只羊。
“两只羊”的惨败，使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在红军中得到了拥护。红军打败了赣军，湘军和粤军也就望而生畏，不战而退，蒋介石发动的对井冈山的第一次“会剿”，就这样收场了。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永新一枝花”贺子珍 1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一天，袁文才摆了一桌酒席，请了红军的几位首脑。来者心照不宣，频频向毛泽东敬酒贺喜。那酒杯敬向毛泽东，也敬向毛泽东之侧的一位白净姣美而目光刚毅的姑娘。那姑娘是永新城里一朵出众的鲜花，人称“永新一枝花”，名叫贺子珍，年方十八，瓜子脸，乌亮的眼睛，光彩照人。
贺家原本祖居永新县烟阁乡黄竹岭村，世代务农。到了贺子珍曾祖父这一辈，有了些积蓄，买下二百来亩油茶林和二十亩土地。家中富裕起来，贺子珍的父亲贺焕文也就上了私塾，识字知书，成了读书人。那时，可以花钱买官。有了钱，贺焕文想当官，也就捐了个江西省安福县知县。贺焕文的前妻叫欧阳氏，生一子，名贺敏萱。
欧阳氏去世后，贺焕文娶广东姑娘温土秀据王行娟著《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为“杜秀”。但中共永新县党史办公室提供的资料称“温土秀”。为续弦。温土秀长得俏丽，原是广东梅县一户大家的闺秀，因其父遭厄运，不得不随父迁往永新。温土秀生三子三女：三子为贺敏学、贺敏仁、贺敏振，三女为贺桂圆、贺银圆、贺先圆。
贺敏学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永新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后来成为红军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解放后任福建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贺银圆后来改名贺怡，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与毛泽东小弟毛泽覃结婚。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死于车祸。贺敏仁参加红军，当司号兵。在长征途中被错杀。贺先圆又名贺仙，和贺敏振一起，在永新暴动后死于战乱。
贺敏萱在战乱中逃到吉安清源山亲戚家中，在那里当了斋工。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在“文革”中被打成“假党员”。一九七一年死于安徽合肥。
长女贺桂圆，是因为她生于中秋，丹桂飘香，圆月当空，取名“桂圆”。后来，她自己取“自珍”为学名，即善自珍重之意。参加革命后，改为“子珍”，如今以贺子珍之名传世。贺焕文捐官当上安福县知县，却因为人老实，受人排挤，丢了官，回到老家永新。他在永新衙门当了个“刑房师爷”，却被一场官司牵涉进去，坐了班房。那时，贺子珍不过四岁。出狱后贺焕文看透尔虞我诈的官场，弃官经商，在永新县城南门禾水边上，开了一爿小店，名叫“海天春”，卖杂货，兼经营茶馆。他曾请了一位风水先生来预卜小店前景，风水先生意味深长地道：“屋舍虽破，两栋支撑；不进钱财，就出人才！”此话竟被言中……贺子珍在县城秀水初级小学毕业后，进入教会学校福音学校女生部学习。天主教的势力，早在十九世纪末，便已深入永新县城。福音学校虽说是教会办的，但教学质量倒是不错的。这样，贺子珍从那里毕业时，已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一九二六年春，十六岁的贺子珍成了母校秀水初级小学的国文教师。就在这时候，从南昌来了个大学生，名叫欧阳洛。他是永新人，在一九二二年考入南昌省立第一师范。在南昌，欧阳洛结识了方志敏、赵醒侬、袁玉冰等人，参加了他们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一九二五年，欧阳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欧阳洛回到永新，使永新有了中共的种子。他在县城办起了平民夜校，贺子珍和妹妹贺怡成了第一批学员，思想日渐转向马克思主义。哥哥贺敏学，也跟欧阳洛过从甚密。这年夏天，贺氏三兄妹——贺敏学、贺子珍、贺怡，都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贺子珍担任了永新县第一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不久，她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北伐军经过永新时，永新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那时国共合作，贺子珍出任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部长，成为永新十分活跃的人物。这时的她，不过十六岁！
贺子珍教妇女们唱起了《花脚歌》：“我们妇女真可怜，封建压迫几千年，别的暂不说，裹脚苦难言。脚小鞋子尖，走路要人牵，破皮又化脓，害人真不浅。大家快放脚，真正好喜欢！”一九二七年三月，贺子珍担任中共永新县委妇委书记。不久，她被调往吉安县，担任国民党永新县党部驻吉安办事处联络员，又任中共吉安特委委员兼特委妇委组织部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冲击波，也波及远离上海的永新县城。永新的国民党右派在六月十日黎明时分动手搜捕中共党员，原永新县工人纠察队军事教官萧金然叛变，带领国民党军队捉人。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等中共党员和群众八十多人被捕入狱。
贺子珍在吉安闻讯，心急如焚。左思右想，搭救贺敏学等人的唯一办法，是求救于袁文才。袁文才是贺敏学的中学同班同学，跟贺子珍也很熟悉。贺子珍便跟中共永新县委联系，由她向袁文才写信求援。
贺子珍还给狱中的哥哥写了信，托永新的舅母在探监时秘密塞给贺敏学。贺敏学也把自己写给袁文才的一封信，塞在一把竹柄油纸扇里。舅母一边摇着这把扇，一边走出监狱。袁文才接到贺子珍、贺敏学的信，会同王佐，率部攻打永新县城。七月二十六日晚，他们攻进县城，占领了监狱，救出了贺敏学等人。不久，贺子珍也从吉安赶来永新，随着哥哥一起，和袁文才、王佐上了井冈山。贺子珍上了山，就得了疟疾，只好在山上住下来休养。稍好，她下了山，住在茅坪大仓村。袁文才的部队，正驻扎在那里。贺敏学也住在那里。十月三日，从宁冈的古城传来不寻常的消息：毛泽东率中国工农革命军来到那里。据传，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呢。消息是龙超清传来的。龙超清说，毛泽东还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有名气呢。龙超清向袁文才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说是过几天来大仓村跟袁文才会面，要送枪给袁文才。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永新一枝花”贺子珍 2
袁文才很高兴，吩咐部下把银元一叠叠装入竹筒，一百银元一筒，装了六筒，说是送给毛泽东部队。十月六日，五六个男子走进大仓村。他们的脖子上，都系着一根红布条。为首的那位，瘦高个子，脸晒得黝黑，那眼睛里布满血丝。他跟袁文才握手之后，袁文才开始介绍他手下的部将。袁文才介绍了贺敏学，最后介绍站在贺敏学旁边的贺子珍。
那为首的人物，便是毛泽东。他见到十七岁的贺子珍，以为这姑娘是袁文才手下部将的女儿。
袁文才道：“她是中共永新县委委员。”毛泽东连声说：“看不出！看不出！”毛泽东询问了她的姓名，一下子记住了：“哦，祝贺的‘贺’，善自珍重的‘自珍’！”毛泽东在茅坪住下。那里有座八角楼，原是攀龙书院的课堂，楼上用明瓦砌了八角形图案，使课堂光线明亮，也就得了“八角楼”之名。那里本是贺敏学住的，让给了毛泽东。袁文才的住处离八角楼不远。疟疾未愈的贺子珍常坐在袁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来来去去，总要路过袁家门口，跟贺子珍有时聊上几句。渐渐地，她和毛泽东的接触多了起来。
贺子珍的疟疾渐愈，被派往永新县烟阁乡黄竹岭村，那里是贺家祖居之处。贺子珍父亲在捐官之前，就住在那里。贺子珍在黄竹岭工作了一些日子。后来，又到九陇山那儿工作。真巧，毛泽东带着警卫路过九陇山，跟她相遇。毛泽东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两人天天都在一起工作。当毛泽东离开那里回茅坪时，她跟毛泽东同路去茅坪。
贺子珍佩服毛泽东的才智学识，毛泽东喜欢贺子珍的俏丽坚强。毛泽东把贺子珍调到身边工作——担任秘书。从此，贺子珍的职务是“毛委员的秘书”。在那炮火纷飞、戎马倥偬的年月，爱苗居然悄悄在两人心头滋长。据东方出版社二○○三年四月出版的《贺氏三姐妹》一书称，为毛泽东和贺子珍做大媒的是袁文才的夫人谢梅香见《贺氏三姐妹》，第一百二十五页。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的日期、地点，各种说法不一。
据谭政的回忆文章《难忘的井冈山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中说：毛泽东同志与贺子珍结婚就是在夏幽，是一九二八年四月至五月，热起来了，穿件单衣，结婚很简单，没有仪式，没有证婚人，从夏幽退出以后，两人就是夫妻关系了。夏幽，也就是永新县夏幽区。讲得更具体一点，是夏幽区的塘边村。那时，贺子珍率工作队到塘边村打土豪、分田地，住在一位老婆婆家。没多久，毛泽东也带一些战士来到塘边进行分配土地试点。他俩和中共永新县委的刘真、胡波一起召开许多次群众座谈会，毛泽东提问，贺子珍记录。毛泽东在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永新调查》。毛泽东在塘边村先后住了四十来天。
毛泽东来到塘边村的日期，谭政只说了个大概。当时在中共夏幽特别支部工作的徐正芝的回忆，则讲得很具体：“一九二八年古历四月二十七日，毛司令率红军来到我们塘边村。”徐正芝：《忆塘边的革命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一九二八年古历四月二十七日”，即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四日。
王行娟著《贺子珍的路》一书说是“三打永新”之后，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塘边村“终于结合在一起了”。三打永新，是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由中共永新县党史办公室编印的《永新人民革命史》（一九八九年九月版），内中的《贺子珍》一文，则写道：“一九二八年五月的一天，天气晴和，阳光明丽，毛泽东和贺子珍在茅坪洋桥湖的八角楼上结婚了。”虽然关于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的日子的各种说法稍有不同，但大体上都是说在一九二八年春夏之间。袁文才跟贺敏学、贺子珍有着亲切的友谊，又跟毛泽东建立了战斗友情，何况他是当地人，自然，由他出面请客，为毛泽东、贺子珍贺喜，是最合适不过了。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东方出版社二○○三年四月出版的《贺氏三姐妹》一书中，却有这么一段毛、贺之间“爱情描写”：毛泽东道：“谢谢你的一片心。”“难道说一个谢字就能表达了的吗？”“你让我怎么样？”“我让你看看我的心，有多爱你。”子珍终于鼓起勇气将“爱”字说出了口。毛泽东沉思良久说：“我知道你的心，我也知道你是位好同志，好姑娘，我也很爱你，因为……”“因为什么？”贺子珍追问。“因为我……”接着他说出自己的身世：“我已结婚，妻子还在家乡，路途遥远，杳无音信，再说那里是白区，也不知道她是死是活。”说着，毛泽东眼圈发红，低下了头。“你不要难过。天会晴的。”接着他们谈理想，谈明天的希望，越谈两个人的心越近，越谈越觉得志同道合。事隔不久，从家乡传来杨开慧英勇就义，被军阀何键杀害的消息。这一消息着实震惊了毛泽东……井冈山的天黑得早。在一个花好月圆的傍晚，大家围坐在一起，清茶一杯，袁文才夫妇又烧了几个菜，以水当酒，敬天敬地，共祝革命的成功。简单的婚礼，孕育着革命必胜的哲理。见《贺氏三姐妹》，第一百二十四至一百二十五页。
这本《贺氏三姐妹》把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礼写成是在毛泽东得知杨开慧英勇就义之后举行的。这完全违背了起码的事实：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是在一九二八年春夏之间，当时杨开慧带着长子毛岸英正被军阀何键关押在长沙狱中。杨开慧是在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被军阀何键枪决于长沙，年仅二十九岁。这时，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已经两年半！其实，历史毕竟是历史，大可不必为尊者讳。《贺氏三姐妹》一书为毛泽东粉饰，大可不必。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年谱》写道：
一九二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