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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制度，是以官为轴心的政治生活制度，若是掌握了官僚，便是掌握了政治生活制度的大半，而要谋得一官半职，则要洞悉官场的规矩。这些归结为一点就是，要了解其中的诀窍。若娴熟诀窍，便可无往不胜，飞黄腾达。所以，自古代官僚制度建立以来，官场上的各种口诀便层出不穷，《尚书·武成》篇就对官员的任命提出了标准：建官惟贤，位事惟能。汉代应劭《风俗通义》曾指出不负责任的官员的危害：县官漫漫，冤死者半。
有的根据官场“行情”，总结出当官的价码，如《三国志·夏侯玄传》中的“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宋代朱弁《曲洧旧闻》中的“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有的则直接勾画出官场上的“相酬图”，如李肇《唐国史补》中的“勾心斗角，互不相能，遗补相惜，御史相赠，郎官相轻”。
又如明代阮葵生《茶余客话》对“六部”的总结：
吏曰贵，户曰富，礼曰贫，兵曰武，刑曰威，工曰贱。
这种概括，简明而又准确。因为吏部管选官、记功、官吏的升迁，自然是“贵”。户部管土地赋役，计度财用，“富”是当之无愧。礼部管学校荐举，祭典接待，堪称“贫”。兵部管军政武选，仪仗兵器，“武”是最为恰当。刑部管遣徙流放，法治监狱，“威”是无可替代。工部管工程建造，垦荒导水，为体力劳作，这在古代中国只能是“贱”。
这些官场口诀，从不同的角度反射出了官场上的情态。然而，这毕竟只是客观的描述，最精彩，也最使人感兴趣的是那些如何选择官员，官员如何工作，如何成为合乎时代“标准”的官员的官场口诀——例如宋代洪迈《容斋随笔》中说唐代铨选择人的方法
有四个方面：一是“身”，即体貌丰伟；二是“言”，即言辞辩正；三是“书”，即楷法遒美；四是“判”，即文理优长。史实表明，唐代许多年轻的学子，正是遵循着这样的标准，得到升迁的。如唐代非常流行的“进士行卷”，就是此类的典型。
正是口诀有简明扼要的指示作用，在唐以后的朝代，官府都竭力将对官员的要求简化成为琅琅上口的口诀，以便易记易行。像唐五代蜀王孟昶就颁布过令箴于诸邑，共24句；宋太宗删烦取简，摘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此口诀一直流传到元代。
元代统治者，对官员的修养，积以前朝代之经验，提出了很严格的要求。大德五年，徐元瑞撰成的《习吏幼学指南》，就是这种意图的体现。在这部书中，对官员应该具备的基本知识，和官员所要达到的要求，几乎全都归结成为简明扼要的口诀，像吏称、政事、五事、户计、礼仪、详恕、救灾、三宥、三赦、五戒、三典、三罪、五纠、五禁、八议、五科、八例、十恶、七杀、法例、条贯、狱讼、勾稽、诸纳、体量、禁制、诸箴、三尚、仁恕等等。
其中，对官员行止的要求是：
孝事父母廉洁勤谨
友于兄弟笃实慎默
不犯脏滥谦让循良
对官员才能的要求是：
行遣熟娴算法精明
晓解儒书通习条法
语言辩利字画端正
但制定良好的官场口诀是一回事，执行这种口诀又是另一回事。元代末年，官贪吏污，已到了弊端丛生的地步，官场上流行的就是另一种口诀，如叶子奇《草木子》所记的官吏向人讨钱的各名目：
所属始参见，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伲⑶保宦鬯撸弧肮虑薄！ �
由于制度的腐败，官员的腐败是难以避免的。明代洪文科《语窥今古》对明代官僚机构中一些无所事事的官员总结了这样一段口诀：
一曰“习仪”、“拜牌”，二曰“接诏”、“送表”，三曰“救护”，四曰“春秋祭坛”，五曰“朔望朝王”，六曰“拜千秋”，七曰“两公作揖”，八曰“计期支俸”，九曰“手谈消日”，十曰“染须”。
到了清代，各省各州县衙门的情况大致相同，尤其是“参情状”，广西桂林曾有将此分段编为戏剧的，其中归纳为口诀的，被道光年间曾任巡抚、总督的梁章钜，写入自己归隐后的笔记中：
一曰“乌合”，二曰“蝇聚”，三曰“鹊噪”，四曰“鹄立”站司道班，五曰“鹤警”，六曰“凫趋”，七曰“鱼贯”，八曰“鹭伏”，九曰“蛙坐”，十曰“猿献”谢茶，十一曰“鸭听”，十二曰“狐疑”，十三曰“蟹行”，十四曰“鸦飞”，十五曰“虎威”各喊舆夫，十六曰“狼餐”，十七曰“牛眠”，十八曰“蚁梦”。
梁氏用一群动物作喻的口诀，画出了清代官场腐败群像，这犹如郑逸梅《艺林散叶》所记李鸿章谈的那句话：
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
李鸿章是清末官僚总管，他的话当然是切中要害的。然而，完全说清代官场口诀无一可取处，有欠公允。清代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对官员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尤其是在清初期和中期，清统治者励精图治，很有一番作为。在这个历史阶段出现了《吏部成语》之类的官场工具书，此书共420条，就官员的升选调补、考核奖叙、参劾处罚、省亲守制、公文名称、处分事例等官场的方方面面，都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和阐释。还有乾隆年间汪龙庄的《学治臆说》、《学治说赘》、《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万枫江的《幕学举要》，等等。这些着作，绝大多数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或成语，使人一目了然，易记于心。如果官员们熟透这些口诀式的行止规则，成为一名被统治者赏识的良吏，是不成问题的。如《幕学举要》中说到官员“灾赈”须实行的方法：
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驰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盗贼”。
还有“三便”：“极贫民便赈米，次贫民便赈钱，稍贫民便赈贷。”
“六急”：“垂死贫民急馈粥，疾病贫民急医药，病起贫民急汤水，已死贫民急埋葬，遗弃小儿急收养，轻重系囚急宽恤。”
如果能将这些归纳出来的“灾赈”口诀随时酌行，“灾赈”会收到显着成效的。又如李日景的《居官三十六善》提出的：
无偏执，耐烦，不暴怒。事上谨饬，不竭民力为逢迎。不为不近人情事。不以游玩荒职业。不妄兴工役，劳民伤财。念丝粒皆百姓脂膏，不忍奢侈暴殄。有暇即读书。善处同寅，不生猜疑。关防家人，不得通关作弊。人有过，惩治后，即当释然。勿听信邪术，损民间资斧。培植学校。宴会不流连沈湎，不亵狎优俳。词讼随到即审，勿令穷民担延多费。虚心访利弊。审理公平，不任性作聪明。用刑详慎，不致皂隶受赂，有所重轻。不受富豪贿嘱，刻薄贫民。不因人走热。不交无益之人，坏乃公事。闻人称颂，惭愧无矜喜色。……
为了使官员有所遵循，嘉庆帝竟动手撰写了官箴26章，对六部、宗人府、理藩院、都察院、布政司、通政司等26处官员，作出了严格的要求。官箴是韵文写成，言简意赅，条理分明，虽皇权色彩较重，但仍不失为官场上应熟悉的口诀。如《吏部箴》：
职司邦治，夙夜心殚。
首冠六部，统理百官。
铨衡黜陟，其慎其难。
藻镜朗烛，表正形端。
科条恪守，典籍勤观。
考课贤否，真伪详看。
选举平允，计要不刊。
佐朕用舍，社稷为安。
笔者认为，以上的口诀，或可称为清代官场上的实学口诀、善学口诀，是有益的，值得牢牢记取的。
鲜明对照的是清代官场上形成的另一类所谓的“十样口诀”，这种口诀也是不能缺少的。如笔记小说《途说》中的《把势十全诀》，要求官场中人要：
一笔好字，两首歪诗，三等围棋，四季衣服，五斤酒量，六张叶子，七笔呆画，八套清曲，九归算法，便是十全秘诀。
梁章钜在《归田琐记》中又将其加以变化：
一笔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围棋，六出昆曲，七字歪诗，八张马钓，九品头衔，十分和气。
梁章钜还进一步总结道：
一笔好字不错，二等才情不露，三斤酒量不吐，四季衣服不当，五子围棋不悔，六出昆曲不推，七字歪诗不迟，八张马钓不查，九品头衔不选，十分和气不俗。
如果除去酒量，单从其他九项标准去看，清代官员还要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这样的口诀是围绕着清代官场特定的需要而制定的，所以，许多人结合时尚，不断加以揣摩，作出新的增添，以求更加完善，以适应官场的风云变幻。秀芝轩主人《酒阑灯灺谈》将此“十样要诀”进一步总结道：
一团和气要不变，二等才情要不露，三斛酒量要不醉，四季衣服要不当，五声音律要不错，六品官衔要不做，七言诗句要不荒，八面张罗要不断，九流通透要不短，十分应酬要不俗。
秀芝轩主人认为这一有所变异的口诀与以前“大同”，诗曲可以删去，衣服也不必求全责备，“小异”之处在加以“八面张罗”、“九流通透”、“十分应酬”，则神妙不测，用此不仅可以当京官，就是做了州县，成为能员大吏，也是断断不能将其束之高阁的。这也是撷取了当时清代官场上的“精华”而作出的经验总结，是行之有效，非常宝贵的，因此，有必要将其广泛传播。清代戏剧中都出现了这种口诀，如《桂枝香》第三出《浪酒》，有一扮丑角的人物上场，又将此口诀加以变化：
一表人物不粗陋，二分才情休浅露，三斤酒量莫呕吐，四季衣服怕破旧，五声音律要谙度，六品顶戴谁查究，七言诗句闻屁臭，八股文章难句读，九流杂技尽通透，十成张罗戒疏漏。
尽管其中夹杂着嘲讽，但这是对官员的十个方面“才能”加以了精饰，对官员的“标准”的分寸掌握得还是很适度的。此类口诀还常向辛辣讽刺官僚的昏庸的方向转化。独逸窝退士《笑笑录》就载有讽刺县官的“十样口诀”：
红，圆融，路路通，认识古董，不怕大亏空，围棋马吊中中，梨园子弟殷勤奉，衣服齐整言语从容，主恩宪眷满口称颂，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还有所谓的“十得口诀”：
一命之荣，称得；两片竹板，拖得；三十俸银，领得；四乡地保，传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书，发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门，开得；九品补服，借得；十分高兴，不得。
这与前面的那些口诀，是有所不同的，一派苟且、势利、奸诈的气味。不过要领悟得这样口诀的精髓，也能在清代后期没落的官场上纵横自如，至少能混上一阵子。
第2节 抄家侧影
看《红楼梦》第一○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真是应了李渔《巧团圆·掠妪》中的那句：“奉令严搜，抄家若头。”其抄出之物有：赤金首饰一百二十三件，珍珠十三挂，淡金盘两件，金碗两对，金抢碗两个，金匙四十把，银大碗八十个，银盘二十个，三镶金象牙箸二把，镀金执壶四把，镀金折盂三对，茶托二件，银碟七十六件，银酒杯三十六个。皮货、绸缎、衣饰则稍多：黑狐皮、貂皮、猢狸皮等，洋呢、毕叽等，纱绫、羽绒绉、氆氇、妆蟒缎等，棉夹单纱绢衣等。多者不过三百余件，少则二副。而玉玩、钟表、铜锡等物，最多者不过五百余件，脂玉圈带不过一条。金银则为成色不好或重新回炉熔炼过的潮银五千二百两、赤金五十两、钱七千吊而已。
从抄家不难看出宁国府的破落，如果将查抄宁国府与明代查抄宦官比较，其豪富衰败则更加明显。如明太监冯保的三万两金，十万两银，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则纯属提不起来的小角色。大者则如太监钱宁，金论扛，金首饰论箱，玉带达两千五百束，胡椒为三千五百担，缎匹三千五百八十扛……又如对正德年太监刘瑾的抄家，一次仅抄出银就达二亿五千九百余万两，零银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尚不计在内。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统计，明亡时，全国银货估计也不过二亿五千万两，且包括银首饰及银器皿。
一个太监就可攫取比国库还富有的白银，这的确是匪夷所思的，但又是符合明代政治实际的。因为明代的政治，已到了腐烂不堪的地步，宦官搜刮财物只不过是黑暗冰山的一角，如刘瑾者、步刘瑾后尘者比比皆是。而记严嵩、严世蕃父子被抄家产的《天水冰山录》，最能反映明代的这类贵宦的抄家，并由抄家侧射出一个王朝腐败的影子来。现撮《天水冰山录》严氏父子被抄家产主要而说之：净金共重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一两六钱五分；纯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件，重一万一千零三十三两三钱一分；金镶珠宝器皿共三百六十七件，重一千八百零二两七钱二分，坏金器共二百五十三件，重四百零三两九钱二分；金镶珠玉首饰共二十三副，计二百八十四件，共重四百四十八两五钱一分；金镶珠宝首饰，共一百五十九副，计一千八百零三件，共重二千七百九十二两二钱六分。净银二百零一万三千四百七十八两九钱；银器皿共一千六百四十九件，共重一万三千三百五十七两三钱五分；银嵌珠宝首饰计六百二十八件，共重二百五十三两八钱。就金、银的数量看，严氏父子确实比刘瑾之流少得多，但就其质量并不等于严氏父子家产比刘瑾之流差多少。明人曾就严氏父子与钱宁、江彬被抄的黄金白银、古玉瑰宝相比较，结论是严氏父子“不如”钱宁、江彬，但是就“其书画之类”，严氏父子“出其一可以当百”，钱宁、江彬等“不敢望也”。事实的确如此，严氏父子拥有的书画件件为上乘，以各类典籍言，经史子集，样样俱全，版本不仅有官刻本，还有罕见手抄本，各朝史书除极少元版本，其余全是宋版，如从《史记》至《宋书》，皆为宋版，累代实录并经史子集等书合计共八十八部，二千六百一十三本。
古今名画手卷册页，共计三千二百零一轴卷册，其中包括两晋至明代大部名画，像晋顾恺之《卫索像》、晋人画《女史箴图》，唐吴道子《南岳图》、阎立本《职贡图》、李思训《仙山楼阁》、宋徽宗《秋鹰》、李公麟《孝经图》、李迪《百犬图》、黄筌《金盆浴鸽图》、李成《盘车图》、李嵩《斗茶图》、元赵子昂《观音》并《美人图》、《宋太祖蹴鞠图》、王振鹏《龙舟竞渡图》……其余还有古今名琴五十四张：金徽水晶轸足琴、咸通之宝琴、玉壶冰琴、春雪琴等，仅金徽玉轸断纹琴就九张之多。古砚十六方，有汉未央宫瓦砚，稀世珍品铜雀台瓦砚等。古铜鎏金器一千一百二十七件（共重六千九百九十四斤零二两），墨刻法帖三百五十八轴册……以上这些，使明人认为严氏父子占有的艺术品是“贪残中，又带雅趣”，由此而联结的是姚士麟《见只编》所记：严嵩江西分宜老家被抄时，严嵩还手持数帙小书而出，并向监视他的人解释说：“欲借以送老耳。”此事表明了严嵩喜好读书的习性。明人就曾这样评论过严嵩：“读书钤山，颇负清誉”，“读分宜诗，冲和萧远，无殿阁习气”。王士禛则认为：“分宜早年诗有王维之风。”与严氏父子为死对头的王世贞也较高评价严嵩：“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顾起纶甚至欲将严嵩的《灵谷》、《登岳》选入《国雅品》。这些都说明了严嵩的诗文有可取之处，至少在文人群中还可获得好感，这也许是清初修《明史》时对严嵩翻案的一个理由？是否就反映出了严嵩是位清雅之士？
众所周知，在抄严氏父子画卷中，有久负盛名的《清明上河图》，据田艺蘅《留青日札》记严氏父子是以千二百金从苏州陆氏处购得，“馋得其赝本，卒破数十家”。这一记录验之其他典籍颇为可信，梁章炬《浪迹丛谈》曾记：严世蕃强索《清明上河图》于王，以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