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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对日本刀的分析是很中肯的，因此他所统率的部队也都装备了这种仿日本刀样式的长刀，在以短兵相接见长的“藤牌兵”的基本作战方式中，如“懒扎衣势”、“斜行势”、“仙人指路势”、“滚牌势”、“跃步势”、“金鸡畔头势”、“埋伏势等等，这种由日本刀变化而来的长刀，在与倭寇交锋时，发挥了所向披靡的威力。在优良的日本刀面前，中国不得不向日本学习，而一旦中国掌握了这种器具又推广开来，又以中国样式、中国气派征服于“汉文化圈”，立于世界之林，这已成为“汉文化圈”中的一个规律，即人们常说的反馈与反反馈。
宋代真宗时期（998～1022），中国从越南中部广南一带，引入耐旱的只需60天就能成熟的占城稻，浙江一带就以“占城早”、“六十日”而传扬，以至很长时间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早熟水稻是受越南传入的占城稻影响，可史实上这种早熟稻的源头，是从中国浙江余姚河姆渡传到越南的，又由越南再传回到中国。又如，中国宋代以前惟用团扇，元初时东南使者持聚头扇，人都讥笑。从明代永乐年间始，日本送来他们学习中国制作的折扇，中国又加以仿效，很快全国通用这种扇子了。另外，中国虽以漆器制作长久而又精致着称，但却缺乏泥金画漆之法，明代宣德时期，中国特派漆工到日本，学到其法归来……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从“贡象”到“洗象”，从中国刀剑制作技术传入日本，又从日本传来其制作的“宝刀”，中国又加以变化、使用，“汉文化圈”这一系列的交流，都交织着中国与周边的越南、日本、朝鲜等国人民的智慧和心血，它们已成为宝贵的、共同的财富，需要好好记取和发扬。
第三部 货殖撷趣
第1节 鬼市子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经济用语，名称各异，但细细考察，都可从中窥见当时经济发展的状况及其特殊之点，“鬼市子”便是一例。“鬼市子”出自《东京梦华录》卷二《潘楼东街巷》条：
潘楼东去十字街，谓之土市子，又谓之竹竿市。又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
同书同卷《东角楼街巷》条亦载：
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至平明羊头、肚肺、赤白腰子、奶房、肚、鹑兔鸠鸽野味，螃蟹、蛤蜊之类讫，方有诸手作人上市，买卖零碎作料。
这两条史料告诉我们，所谓“鬼市子”，就是清早以衣服、古董为主要买卖的市场，附属于它的还有出售食物的小市。但为何市场冠之于鬼名？寓意是什么？《东京梦华录》则语焉不详。考之宋代典籍，南宋赵汝适《诸蕃志》有一说明：
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则彼去，彼来则我归。卖者陈之于前，买者酬之于后。皆以其直置诸物旁，待领直，然后收物，名曰鬼市。
汝适所言“西海”，为今日叙利亚等地，其货易方式自是阿拉伯民俗无疑。据此看来，“鬼市子”似乎还是舶来品，可明掌故家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却作了这样一番考究：
务本坊西门有鬼市，冬夜尝闻卖干柴声，是鬼自为市也。《番禺杂记》：“海边时有鬼市，半夜而合，鸡鸣而散。人与交易，多得异物。”又济渎庙神与人交易，以契券投池中，金辄如数浮出，牛马百物皆可假借。赵州廉颇墓亦然，是鬼与人市也。秦始皇作地市，令生人不得欺死人，是人与鬼市也。谢肇淛的说法，不乏荒诞成份，说穿了，它不过是早市买卖的一种景象，之所以呼为“鬼”，首先与清早曦光微露，朦朦胧胧的氛围有关系。宋代《丁晋公谈录》云：徐铉在寒冬上早朝，看见待漏院前有灯火人物，卖肝夹粉粥者，来往喧杂，此又为一证。而且这种买卖一到日出则散去，是有点鬼味。
委心子《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则记：北宋治平年间，东京甘泉坊有一妇人，每天一大早就肩负着旧衣到市场上出售。一林文叔者，贫苦无衣，这位妇人便赠衣给他。两人日久生情，结为伉俪，后生一子，这位妇人化为鬼与林文叔诀别了……委心子说的这妇人，无疑是在“鬼市子”上卖旧衣，委心子又将她描绘为鬼，这大约是为了和“鬼市子”吻合或作一依据吧？
魏泰《东轩笔录》记欧阳修曾说过——
在汉江野岸中，一天晚上，他听见歌笑语言，男女老幼特别多，其中就有交易评议，及叫卖果饵之声，好像市井似的，待天亮了才停止。第二天，欧阳修走上岸去，远望有一城基，一问才知是古代隋朝的城市。金代元好问在《续夷坚志》中又作“鬼市”说：阳武的裴择之翰林，六七岁时，曾发生这样一件事：
以大父马上抱往县东北庄，至外壕，见门南北有市集，人物皆二尺许，男女老幼，吏卒僧道，穰穰往来，市人买卖负担，驴驮车载，无所不有。以告其大父，大父以为妄，不之信也。盖三四至其处，亦皆见之。此与吕氏《碣石录》记“武平周鼎童时村居，一日，县人市集，鼎骑长耳，从父入市，时地色微，辨见道旁两列皆佛像，闭目不敢视，开目又不见”，两事大相类，但佛像之多何也？
这类说法，显见是汉唐以来志怪小说的神韵，无非是为好事者和爱听“平话”等通俗文艺的百姓的消遣，是“鬼市子”的一种变异。最主要的是，作为限定买卖古董、衣服的“鬼市子”，由于商品特殊，自然而然就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更何况宋代商品的发达，已经为“鬼市子”制造了这样的机缘：
北宋开国之初，东京有一“何楼”，在“何楼”下面所出卖的物品都是假货。以后“何楼”因故废坏了，可是“何楼”之语却传下来了。其源就在于造假作伪不绝，可以达到有一真物，便有一假物，甚至时间一久，只知有伪者而不知有其真者。
就像史学家评价宋代这种假货市场所说：有以伪易真者，至以纸为衣，以铜铅为银，以土木为香药，变换如神，谓之“白日鬼”。在这样的大潮冲刷下，“鬼市子”的虚伪和欺诈自不待言。宋代陈纂《葆光录》所记的“俊鬼子”一事就是这样的典型：一军人早出，见一独足者卧桥栏上，军人少壮无惧，将此人抱起，那人是鬼，要求军人放他，可给予报酬。后来此鬼差人送给人一银盏。军人妻子认为不能用神灵物品，便让军人卖掉银盏，买酒肉祭祀。祭毕，军人向妻子说：其盏像家中银盏的模样，莫不是偷我们的吗？一看，果然如此……在清早出现的“俊鬼子”，赠军人的银盏是偷来的，军人又将这偷来的银盏在市场上卖掉，这都是当时“鬼市子”曲折而又真实的写照。而且早市上的许多商贩，也是在“鬼市子”上讨生活的。由早市而“鬼市子”，由“鬼市子”而早市，编织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异的故事，不失为我们对“鬼市子”的一个观察点。
洪迈《夷坚三志·巳卷》记述道：
临安一位专赶早市卖熟肉的孙三，他每早出门，都要嘱咐妻子看好自家养的猫，这引起了邻居的注意。一天，那只猫突然跑出家门，邻居见这只猫周身深红，无不叹羡。孙三卖肉回来，知道猫被邻居看见，便痛打了妻子。此事渐渐传到宫廷一内侍耳中，内侍派人用高价来收买这只珍贵的“深红猫”，孙三加以拒绝，但内侍求之特别迫切，竟用300千钱买走。内侍想将此猫调驯安后，进贡给皇帝，可才过半月，“深红猫”便色泽渐淡，全成白猫了。内侍便去找孙三，可孙三已迁居了。原来这只猫是孙三用染马缨绋之法，染成深红色专骗人来买的。这是作为赶早市的商贩孙三，精熟于“鬼市子”骗术的一个杰作，这也是宋代“鬼市子”的一个注脚。
正如中外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宋代开启了中国近世社会生活的先河，给予近世社会影响很大的诸方面中，就有“鬼市子”。我们在清代仍可找到宋代“鬼市子”的影子。如宋代的“鬼市子”是有限定意义的，它主要是点灯买卖，主要物品是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的古董，这种经营范围，直到清代仍然如此。《都门赘语南小市》诗，可从一个方面证实：
凌晨万货集朋侪，灿灿衣裘列岸排。
可笑蝇营成晓市，三竿日上腾空街。
从总的倾向来看，清代北京的“鬼市子”，一向也是以买卖古董、衣服等小件货为中心。《旧都文物略》曾这样述说清代北京的“鬼市子”：
每值鸡鸣，买卖者率集合于斯以交易焉。售品半为骨董，半系旧货，新者绝不加入，以其交易皆集于清晨，因名“晓市”，或谓“鬼市”，亦《点石斋画报》中古董商图喻其作夜交易耳。俗呼“小市”，误。旧传此项市场，非官设，缘有世家中落，思以动产易米柴之资，复耻为人见，因于凌晨，提携旧杂物，至僻处兜售，遂相沿成市。
清代北京“鬼市子”，有三处，一处在崇文门外东大市，一处在德胜门外桥东北河沿上，一处为西小市，在宣武门外。《京华百二竹枝词注》记此处：
摆摊售卖故物，色色俱备，真赝杂陈，入其中者，极宜留心察视。黎明交易，早九点收市，世俗或呼“鬼市”。
在清代北京，还有一种“穷汉市”，也可归之于“鬼市子”。《燕京杂记》云：“穷困小民，日在道上所拾烂布溷纸，于五更垂尽时，往此鬻之，天乍曙即散去也。”由于有旧货因素，“鬼市子”的成份很复杂，《芝音阁杂记》曾记纪晓岚的一杆能装三四两烟的大烟枪丢失，纪吩咐手下不要急虑，到“东小市”即崇文门外“鬼市子”上就能找到。果然，第二天仆人便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从“鬼市子”上购回了这支烟枪。
仅一事就可知“鬼市子”上许多货物来历不明，故许多人又直呼它为“黑市”。《谈麈》可证：都门骡马市一带，黎明时地摊甚伙，物之好丑不一，谓之“黑市”。《道光都门纪略》又证：黑市在虎坊桥一带，无物不有，黎明即散。《妙香室丛话》再证：京师黑市，大抵鼠窃辈，诈伪百出，贪贱购觅，往往被绐，亦间有获厚利者。所以有人写了《都门杂咏小市》这样的诗：
夜方五鼓未啼鸦，小市人多乱似麻。
贱价买来偷盗物，牵连难免到官衙。
又据《清稗类钞》、《旧京琐记》所言“鬼市子”上的交易：
以其不燃灯烛，全凭暗中摸索，议价互用手握手于袖中示意。物既合购者意思，可随便酬值。物品真者少，赝者多；优者少，劣者多。虽说是贸易，实际是作伪，像皮衣糟朽了，便用纸或布贴裱好出卖，所以有人用数十金买到的却是一件坏衣服。可好小利者却仍纷纷趋之，因真有以数百钱而买到貂裘的。究其原因，都是因夜盗夜售，卖者买者，都没有详细地审查其物。
方朔《金台游学草·晓市》诗，较为传神地描绘出了“鬼市子”的这种情态：
买原典者先看工，此里彼面验须重。
面坏如染原可庸，最难皮版早蛀虫。
亦有新材裁已终，价值号减花难从。
快意小家叟与童，百钱便可风帽缝。
零落剩下鞵成弓，所怕衣边紧黏封。
用银用票看人容，有时徒表亦为蒙。
众中曾见无事翁，循环上下冀有逢。
问之不答如痴聋，传说每日皆不慵。
由于“鬼市子”所具备的这样的欺骗性，“鬼市子”上的蒙诈花样是层出不穷的。晚清《诡秘奇闻录》就曾告诉我们：
一考生来北京参加科举考试，清晨进入“鬼市子”，发现一件羊皮袍，面上细纹如新，卖价四两银子。于是，他便买回，向同辈们炫耀。不想大家说：“你别高兴，京师骗术变幻莫测，你怎么就知道这不是冒牌货呢？”这位考生仔细 一看，果然是用牛皮纸做的底，然后把毛粘在上面。他非常气愤，决意再以其法诈骗他人。第二天又入“鬼市子”，把那件假羊皮袍又以六两银子转卖给他人。归来后，他得意地大笑，同辈们又说：“别太高兴了，鬼市子的骗术变幻又变幻，你怎么知道你得来的银子不是假呢？”这位考生说：“不至于吧。”但取出银子一检查，却是铅锭！买皮袍受骗
因此，作者得出结论认为：“鬼市子”，“大抵各偷儿以所销赃，乘天将明时麇集僻处求售，黠者往往以贱价得珍物，然种种欺诈之术，亦由此出焉”。这一分析极是。清代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中《骨董鬼》又可印证：在杭州，大众都将从事古董业者称为“鬼”。这是由于他们经常将赝作真，化贱为贵。以鬼蜮之谋，行鬼狐之技。还因其说彞器必商周，言砖瓦必秦汉，提字画必晋唐，丧志耗财，莫此为甚。而且，他们所卖的，都是前代手笔及从田野挖掘出来的物品，不是人器是鬼器，因此称从事古董业者为“鬼”。以此说联系自宋代以来，买卖古董一直是“鬼市子”上的主要行当的史迹，不是名符其实吗？
第2节 商标·招幌·推销
中国的商标起于何时？目前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的北宋山东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的“白兔儿”铜板，为中国最早的商标。
商标的出现，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由于鱼龙混杂，作伪商品频频出现，以至泛滥成灾的必然趋势。谢采伯《密斋笔记》曾云：高丽国所出席子卷舒轻柔，价钱昂贵，但因质量高不易买到，于是四明便造假高丽席子供应市场。这种假高丽席子造得水晶般莹澈，招人喜爱。后来，又有江西上饶再造假席子，其水晶颜状竟至青色，足可乱真……以假乱真的风气，迫使商贩们特别注意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商品标记和商品信誉。比如宋代东京城里靴店有这样的制靴者，在做好的靴子衬里放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由谁制造的字样。宋话本《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中这样描写道——
从一只靴子衬里搜出一张上面写有“宣和三年三月五日铺户任一郎造”字样的纸条来。为了对这一商标负责，任一郎家里特设一本“坐簿”，无论是官员府中定制的，或是使客往来带走的靴子，都在“坐簿”上写明。同时，在皮靴里面也有一张条，字号与“坐簿”上一样。“只消割开这靴，取出纸条儿来看，便知端的”。在商品上标上制造者的名字，是为了表示自己所制物品与众不同，也是为了对消费者负责，这一做法确实为消费者带来极大的便利。像宋话本《碾玉观音》中崔宁所制玉观音，“下面碾着三字‘崔宁造’”，于是，官府按此找到碾玉匠崔宁。元杂剧《张孔目智勘魔合罗》中的张孔目，按着高山在其所制魔合罗上署有自己的名字作出了“魔合罗是你塑的，这高山是你的名讳”的判断，抓住了破李文道杀德昌一案的线索。
看来商标可为识别标志，然而，它不独如此，还是商品质量和信誉的化身。宋话本《志诚张主管》中有这样的场面：张胜没有了过日费用，他妈妈让他将屋上挂着的一个包袱取下来，打开看时，是个“花栲栲儿”。他妈对他说：“你如今依先做这道路，习爷的生意，卖些胭脂绒线。”张胜便在门前“挂着花栲栲为记”，开起了胭脂绒线铺。所谓“花栲栲”，又作“栲栲”，它是用竹篾或柳条编制而成的圆形盛物器具。以“花栲栲”这一圆形盛物器具作商标，这是由于张胜的父亲善于经营，已使张家的花栲不同凡响，创出了牌子。所以张胜母亲敢于在张胜生活无着时，拿出这家传的商标，让张胜重新做胭脂绒线的买卖。
然而，像创出“花栲栲”这样名牌商标，谈何容易。叶梦得《避暑录话》说：北宋名震一时的“潘谷墨”，之所以能赢得比别家的墨要黑的声誉，是因有以下几个条件：
一、用料讲究，采用当时最为优良的高丽煤烧制墨。
二、注重信誉，从不以次充好。
三、技艺求精，《锦绣万花谷》便记载了其“隔锦囊知墨”的绝技。
四、见贤思齐，学习其他制墨者的长处。
正因如此，“潘谷墨”才成为名牌商品，也为内廷所收藏，以至有人得到几丸便当作宝贝秘藏起来。用现代语言来说，“潘谷墨”算是驰名商标了。宋代的驰名商标又何止一个“潘谷墨”？仅从东京饮食行业观察，名牌食品就有“北食”：樊楼前李四家、段家熬物、石逢巴子；“南食”：李桥金家、九曲子周家等。并且它们分门别类，如油饼、胡饼最好者是武成王庙前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