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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国泰信义公寓”，是囚楼公寓的顶楼，总价十二万，六万元付现进门，余六万元分期付款。我这户东面两户是文星资料室、西面一户由陆啸铡买到，四户相通，在起造过程中，我发现房子盖得不老实，偷工减两、面积也不足，我单枪匹马，跑到国泰建设公司去理论。它的老板蔡万霖亲自出来，很傲慢地向我威胁说：“李先生，你知道我们蔡家兄弟是什么出身的？”我说：“你们是流氓出身的。”他听了我这种单刀直入的口气，吓了一跳。我接着说“蔡先生，你知道我李某人是什么出身的？告诉你，我也是流氓出身的。不过我会写字，你不会，要不要打官司、上报纸，你看着办吧！”蔡万霖不愧是聪明的土蛋，他识时务，文刻屈服了，赔钱谢罪了事。他之有今天，富而好“李”而不好讼，自是原因之一。这土蛋当年没今天这么胖，今天纯粹已是脑满肠肥兼满脑肥肠的家伙了。这土蛋变成世界十大富翁之一后，深居简出，住在我的隔邻大楼“霖圆大厦”，警卫森严，有一夭我在京兆尹吃饭，“霖圆大厦”豪门突开，我遥望对面蔡万霖家过年大张红慢，上写“金玉满堂”四字，觉得好笑。《老子》书中说：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当然土蛋蔡万霖是不懂这段古书的。蔡土蛋不懂古书，却懂颠覆三民主义，且和孙中山好有一比。孙中山做钦命要犯时，清政府按照惯例，把他的姓名更改以丑化他，在公文书上，“孙文”变成了“孙汶”；蔡万霖做一代财阀前，土蛋按照迷信，把他的姓名更改以美化自己，在公文书上，“蔡万林”变成了“蔡万霖”。两人不同的是，前者加水、后者加雨而已。孙中山讲三民主义，发明土地“涨价归公”之说，自以为得意。但这种闭门造车、一厢情愿的主义，其实是没有可行性的，因为“涨价归公”要能实行，乃以土地有无移转为要件，若土地根本没买卖，则对有买卖者而言，即为不公；若对没买卖者抽税，则因根本没买卖而增加负担、因根本未获涨价所得而增加税捐，又是不公。可见没那么容易！如今国民党伪财政部赋税署官员表示：大财阀炒作房地产获取暴利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逃税，而是政府课不到他们的税，因为他们买到土地以后根本就不卖，所以土地增值税也就无从课起，“涨价归公”也就徒呼负负！土蛋蔡万霖已经阔到不卖房子只租房子了，孙中山想得到吗？多可怜呀，会做梦的革命家！做了半天梦，加雨的，打倒加水的。孙中山被蔡万霖打倒，我却打倒过蔡万霖，只是小规模的一次而已。而在颠覆三民主义上，他和我却有志一同。虽然各搞各的，却正巧殊途同归，亦足发噱也。
一九六一年六月一日，共产党出身的谢然之接任国民党第四组主任。在他接任后五个月，同年十一月一日，我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从此兴风作浪，使国民党怒形于色、谢然之喜上眉梢。国民党怒的是，李敖从文化思想上挖它的老根；谢然之喜的是，又有一票封杀的大买卖可做矣。在谢然之的带头媒孽下，《文星》处境日渐恶化。拖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正好发生了谢然之与余纪忠公开冲突事件，余纪忠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上，以社论《党纪国法不容诬陷忠良－请谢然之交出证据来！》为题，质问这个国民党“败类”，我索性“趁火打劫”，一方面请萧孟能去找余纪忠，取得联合作战共识；一方面以《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用矛盾战法，引蒋介石言论以讽谢然之。十二月四日，《中央日报》登出《中央四组与征信新闻报双方表示误会冰释》。后来余纪忠向萧盂能抱怨，说你们出手这么重，可不太好。同时十二月三日的《公论报》上以短论评论，说：“有兄弟两人，因细故误会，偶尔失和。做邻居的人，应该善意规劝，使他们重修；日好。绝不可以大唱‘反调，，推波助澜。”我看了一笑，心里想：一点也没错啊，他们是“兄弟”，我们是外人，说得可真好！我写《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表面上，是抨击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谢然之的作风，事实上，只是。、为例，，以概其余，隐指国民党总裁言行不一，未按宪法规定，把党部自司法界和军队中撤出。这篇文章构成了《文星》被消灭的最后条件，杀身之祸也就立竿见影了。杀身之祸是那年十二月问筹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时发生的。第九十九期预定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出版，可是十二月十五日，警务处转下警总（54）训唤字第八七0六号代电查禁《文星》第九十八期；二十五日，又发生了情况，台北市警察局五分局（中山分局前身）的警员直扑中山北路一段六十六号清水商行印刷工厂，收扣了部分稿件。二十七日，由市长高玉树出面做狗腿，下达了停刊一年的命令。一年以后，谢然之主持的第四组秘密行文给萧同兹，不准复刊，《文星》杂志从此便进入历史了。在澳洲的居浩然看了我这篇杀身之作后，写信来，责怪这篇文章好像在“清君侧”，其实仔细看去，并非如此。
君之侧固然是无耻小人，君之本身，亦反证出“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因果责任。蒋介石的左右在为他朗读这篇文章后，立刻气得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可见伤到要害，蒋介石本人都感觉出来。当然，在那种“冰河期”中，写这类文章是无法畅所欲言的，只能欲说还休的点到为止。正因为这篇文章有这种缺点，所以在多年以后，它正好用来彰显出当年文禁文网是何等威风，而我们在那种威风下敢持虎须的勇气，是今天“不知稼稿之难”的青年人所不能想象的。
虽然国民党即时查禁了《文星》第九十八期，禁止这篇文章流传，但是海外报刊上，却颇多转载。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我们对“言论立场”的严正表示》，寄到海外，其中掀了谢然之不少底。这两篇文章在中国言论自由史上，都有它一定的地位，自不待言。谢然之权倾一时之际，住在天母三路三十五街五号，看中了下女，奸之成孕，被太太发觉，怒将孕妇赶出家门。后来太太一想，自己既然不能生，何不收个儿子？于是遍寻下女，找了两三个月才找到。不料下女拿乔，敲了两万元（近四十年前的两万元），才把儿子交出。谢然之的无行，此为一端。但无行没关系，他仍深得另一无行者蒋经国的欢心，后来自第四组主任荣升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再外放为驻萨尔瓦多“大使”。这一外放，放出了麻烦。－“大使”卸任后，他对蒋家王朝已无信心，乃抗命不归，见风转舵，投奔美国。蒋经国气得要命，但对小人之叛，毫无法子。
一九八一年，许荣淑《深耕》杂志第八期刊出谢然之在美不归的事。谢然之居然老脸皮厚，写信来更正。说他只是“来美疗疾。……大节所在，义无反顾。……鄙人因病滞外，纯系健康问题”云云。《深耕》主编林世惺问我怎么处理，我说信可以刊出，但是注明除非谢然之肯回来，否则一切自谓忠贞，都无以证明。谢然之当然不敢回来，他的更正都是假的。
同年十一月七日，《自立晚报》刊出“省主席”李登辉在省议会公开承认国民党中“有彭德、谢然之等败类”，我看了哈哈大笑。我说，国民党搞出这些败类来防范我们的思想，但是真正出问题的，却是国民党自己。国民党自作自受，真活该啊！同时，我忍不住要质问：你们他妈的国民党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当年豢养这些忠贞分子，职司钳制言论之责，整天整我们，说我们思想有问题，现在时穷节乃见，原来有问题的，全是你们窝里的，这下子可怎么办？人是你们用的，如今出了纰漏，你们没有一声自责、没有一句抱歉，好意思吗？
说你们该负道义责任，太抬举了，你们该负的，其实正是不义责任。为了你们的不义，多少年的岁月与心血，都耽搁了、泡汤了，你们的祸国殃民，可真不小啊！
在封杀的作业里，除了国民党“官方”外“准官方”也是配合“官方”，有以自效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胡秋原。事缘一九六二年，发生了一次中西文化论战。论战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一篇是胡适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一篇是李敖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胡秋原因为论战失败，迁怒到《文星》，乃转移阵地，自四月起，在《世界评论》上，展开暴跳如雷的攻击，攻击中涉及了居浩然和我，乃至拆穿他的许登源和洪成完。到了八月，在伦敦的居浩然不甘沉默，寄给《文星》一篇投书，《文星》于九月一日刊出，其中提到胡秋原当年参加“闽变”叛国的话；十月一日，我写《胡秋原的真面目》，站在现代史研究的立场，对“闽变”叛国，也做了一点研究。这下子胡秋原第二次生气了。他来了“三位一体”的控告－告萧孟能、居浩然、李敖诽谤！胡秋原这一举动，曾经引起舆论的非议，十月九日的《自立晚报》上，就发出这样的社论：“……涉讼公庭要赖法律来评断是非，我们更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退步？法律或许可以裁决一造胜诉一造败诉，可是中西文化的论战，难道能凭法律裁判谁直谁曲，得出一个结论吗？”但是胡秋原既然坚持要诉诸法律，我就随他的便，那时我没有钱请律师，我就买了一些法律的书，自己先备战起来了。这时候，一个神秘的消息传出了，那就是居浩然的大大找到了胡秋原的大太，由大太级的出面，双方先行达成和解。这当然是一件令人不快的消息，那时我还不认识居浩然，我也没说什么。后来居浩然从伦敦回来，认识了我，但白告诉我他怕老婆，老婆说要和，就只好和了。我说：“别什么老婆不老婆吧！你们湖北人就是没有种！文天祥说‘时穷节乃见，，你们湖北人是‘时穷节先见，，一件合作，只要有点风吹草动，第一个浇凉水、扯后腿、背叛原则又出卖朋友的，一定就是你们湖北人。你们九头鸟总是teamwork中最先变节的，别怪老婆了吧！”居浩然听了，哈哈大笑，就默认了。居浩然以外，萧孟能受了亲朋的压力，也动摇过，不过，我的态度影响了他，我的态度是：要告由他去告，要和你们去和，我李敖是不怕告，也不要和的，我那时二十六岁，很年轻，也很坚定。我认为，我遭遇的，是“是非”问题，不是“人情”问题。在“是非”上，我没有错；在“人情”上，为了真理，我六亲尚且不认，何况非亲非故的胡秋原和非亲非故的萧孟能呢？我又认为：我出道写文章以来，就准备殉道，我绝对对我写的任何一个字负责任，并愿面对考验与审判、打击与监狱，我是不怕的。和事者们都是萧家的朋友，他示遗憾：”可，我说不行，我所说的都是实的，也无憾可遗，不行，不和就是不和：就这样的，官司就打下去了。打到了一九六三年的秋天，法官张顺吉做了判决：李敖、萧孟能，罚钱；胡秋原）也罚钱。因为张顺吉说，告人诽谤的胡秋原也诽谤了他告的人。地院判决后，双方都上诉到高院，从此官司就拖了下来，从一九六三年起，一拖十一年，拖到一九七四年，其间所换法官的人数与出庭的次数，都举不胜举了。到了一九六四年的时候，我早已因叛乱的案子，被关到警备总部军法处了。国民党的法院配合警总，居然等警总先关我、审我后，才开了庭，法官是高院刑九庭的汪家声、吴纯、高廷彬，他们把国民党胡秋原的大量诽谤之言，一律改判无罪，有罪的只剩我和萧孟能了。一九七四年五月四日，我在景美军法看守所的押房里，收到这一判决，真又好气又好笑。虽然又好气又好笑，但在我内心深处，我感到一种求仁得仁的满足。十二年来，我为真理而战、为信仰而战、为抵抗国民党的打击而战，在这漫长的战斗中，虽然有青春的离去、有战友的离去、有人世的巨变和浮生的苍凉，但我一直坚定，毫不动摇。我觉得我是大丈夫，我为光明争取言论自由而面对黑暗法律审判，做了一个伟大的榜样。有趣的是，这一场官司引发了我的“听讼”性格，自此进出法院，前后长达三十六年，至今未已，其中胡秋原终在他案上被我打败，因为解严后、有些法官终能有点自主了、不看风色了，所以偶有胜面，聊以自嘲。胡秋原赔了我三十五万元，我分了一半给我的律师郭鑫生，一半自己痛痛快快地花了。一般人以为花儿子的钱最痛快，非也，花仇家的钱，才更痛快呢。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对我是一件大日子，这天由文星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传统下的独自》。出版后，我的风格与“一些浅人们”眼中的李敖风格，便从此确定，“游戏文章”与“专爱骂人”之溢便跟了我一辈子了，我也乐观此溢，老子就这样写了、这样骂了，又怎样？《传统下的独白》在市面上肆虐四年后被国民党伪政府查禁，禁后各种盗版蜂起，前后一二十年，愈禁愈流传，自非国民党伪政府始料所及，这书刚出版时，在中国广播公司主持节目的中国小姐刘秀嫚，特别约我做一次访问，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进录音间。刘秀馒长得甜甜的，身材瘦不露骨，询属一流。在录音间时她的铅笔掉在地上了，我弯腰为她去捡，顺便亲近了她的小腿。虽然接近是短暂的，但是印象是永恒的，她的小腿修长而白皙，非常迷人。小腿如此，大腿更可想而知矣。这时报上盛传刘秀嫚、李敖恋爱的事，一九六四年十月三日《中华日报》上且有记者洪敬思的一篇《从绚丽归平淡——刘秀嫚弃虚荣》的报道，就“传说她跟李敖在闹恋爱，，一点上，有段话说：“七月初在选举第四届中国小姐会场，我问她这是不是真的？她微微地笑了笑，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到底是不是真的，只有经将来发展来证明了。”事实上，这是“报派情人”。到了第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华日报》登记者刘一成的专访，刘秀嫚这回否认了，理由是“李敖没有追求过她”，这是真的。——我生平追过不少漂亮女人，却也有意使一些漂亮女人漏过去，幸或不幸，刘秀嫚是其中之一。
在文星时代，结识了不少人，其中最有趣的首推居浩然。
我早在台大时，马宏祥就对我说：“居浩然的《十论》大可一看。我原以为这个淡江英专校长是个普通党国元老的纨挎子弟，其实不然。此公为文，极有创见，并且文笔清新可读。’经过这一介绍，我把《十论》读了一遍，深觉马宏祥的判断不错，从此对居浩然另眼相看。居浩然死后多年，我为他写过几篇文章，揭发国民党大员张建邦逼妈妈居瀛玖（居浩然姊姊）上吊、逼舅舅居浩然离职等内幕。居太太在澳洲看到，写信给我说：“甚为欣慰，感谢万分！你替浩然一次次的申冤，他在九泉之下一定感激你这位朋友。”她同时有信给王小痴，说李敖先生“替浩然出了一口气，非常感谢”！最有意义的是：
在《十论》绝版多年以后，我把这书出了新版，为居浩然跟我的因缘，用一本书做了周而复始的句点。
居浩然去澳洲前，说他做东惜别，出人意料的，地点竟在北投一家旅馆中。在座有吴申叔、何作歆、李子弋、萧孟能、周群、张继高（吴心柳）等，饭后忽然窜进两个女人，进门即脱，其中之一戴起假阳具，对另一女做势，随着两女易位，做势者人亦做势之，忽前忽后，令人眼花缭乱。我做个鬼脸，对张继高说：“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继高大笑。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表演令人倒胃之至，自是居大少爷临别恶作剧也。
文星时代朋友中，张继高最健谈。文化论战时，他从香港写信给我，指出胡秋原文章不行，“一泻千里，尽见浑水。”
他回台后不但相见，且做了邻居，常常深更半夜，从《中国时报》下班后到我家神聊。后来文星垮了，他趋向国民党高层，早无往还了。多年后我出狱，在路上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