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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用来做有趣的曲解，正好对这段殷夏婚姻，有了先知式的预言。
一九六九年，我知道殷海光的病情，我还想做一次挽救。
我告诉黄三三点意见，如能这样做，我还愿试一下，可是没有结果。九月十二日，殷海光病情恶化，送入台大医院，那时黄三已离台，由王晓波通知我。十四日，我把一封信托王晓波交殷太太，里面说：
海光先生今年病情转剧，我性前年去年两次送殷先生就医，反落埋怨，埋怨倒不重要，重要的是处理殷先生的病况，技术问题不易统一，人多口杂，责任不清，反易误事。所以今天之事，我一开始即面告黄三三点，表示如此三点不能实行，我再介入，是与人扶同误殷先生，我绝不干。
我曾面告黄三，殷先生既住人台大医院，不宜再出院，更不可乱投医吃药。今既出院无效，再回台大医院，不可再事更张。如不幸不起，遗体应捐给医院，全权委由医院代办丧事。医院方面，最后骨灰宜交由家属领回。至于立碑台东，灰洒太平洋等议，如无技术困难，自应照办。
殷先生如去世，真正有意义的纪念方法是整理遗稿，保管遗物，以备发扬殷先生思想及筹议纪念馆。
殷先生死后，当尽量避免伪自由主义者利用。故所谓治丧委员会之类，当一律避免。不能组织维护殷海光学术自由者（如毛子水），不配为治丧委员。
当天深夜里，我进入台大医院，去探望多日不见的殷海光，护士小姐们泄漏了我来的消息，所以第二天，大家都知道李敖来过了。王晓波在《殷海光先生临终日记》中说，殷海光第二天“闻李敖曾来访露出微笑”。我想，这一“微笑”，就是他跟我之间的最后灵犀了。这天晚上，我又到医院一次。殷海光死在九月十六日下午，王晓波通知我，我立刻赶去，碰到齐世英。齐世英对我说：“殷先生生前说李敖是最够义气的人。我知道，殷先生能拖到今天才死，都是你义气的结果。我听了，没有说话。公道死在活人心中，公道活在死人心里。陈鼓应这批人跑到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社，要求发消息。《中央日报、说殷先生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主笔，我们愿意。消息发出来，竟只提他是《中央日报》主笔，《自由中国》上的事迹一笔抹杀。我真不明白陈鼓应他们为什么让殷海光这样被“尸奸”，真大不懂事了！文德《殷海光教授年谱简编》写着：
九月二十一日在怀恩堂追思礼拜，由周联华牧师主持，数百人参加。李敖没参加追思礼拜，因他反对在教堂作追思礼拜，怕殷会被教会拿作宣传。
当时国民党的刊物，却大力宣传说，李敖是个无情的人，因为殷海光的追思礼拜，他都不参加。我不但不参加这一次，一年以后的怀恩堂周年追思会我也不参加。我是特立独行的人，不参加就是不参加。“波澜起落无痕迹，似此奇情古所无。”这两行诗句，也许正是我的写照了。殷海光死后三个月，我家门口也被治安机关站了哨，一连十四个月，直到我被捕，以叛乱罪被判十年……在人鬼之间、在生死线外、永隔的幽明与重泉之中，殷海光和我，自然更是遥远了。
殷海光死后，我和王晓波、王小明、盂绝子一起去看解剖，出来孟绝子对我说：“你看到老殷那个鸟了吗？那么小！…我想，殷海光可能在这方面不行，他的婚姻情况，他的教棍太太，都该从这一不行上来观察。他服膺罗素，但罗素写的《婚姻与道德》（Marriage andMorals）之书，他绝口不提，这可真怪也。
在殷海光死去一周年，殷太太在教堂为他做礼拜的前夜，我有长信给她：
殷师母：
海光先生去世周年，明天你们在教堂的仪式，我仍比照去年——不参加了。我这种不参加我不赞成的方式的态度，想早蒙您的谅解。
关于海光先生后事，去年九月十四日我曾有千字长信给您。其中关于遗著方面，我曾建议：“格于现状，需在保密及无保证条件下进行。”‘虽近不情，然非此不足有效。”当时也许您考虑得大周到，所以蹉跎经年，反无成绩，我的建议与自告奋勇，也就白费。
在那封信中我又忧虑海光先生死后恐被利用，结果都不出我所料。海光先生死后，“党化”者有之（如去年九月十七号国民党的The China News说他“He wrote editorials forthe Central Daily News for a while in Nanking”，但却只字不提他在《自由中国》的壮烈举动！），“国化”者有之（如把他描写成固有文化的回头浪子！），“神化”者亦有之（如把他收归上帝名下，做信教者的死证），其他歪曲他、窄化他的，更属不少。海光先生一生，困学知变，认识他，理当从他健康时期的理智表现着眼，这一时期的高潮，当然是《自由中国》时代。这一时代过后，海光先生日渐孤立，幢康情形日坏，尤其死前一大段日子，接近他的人，谁都可以摆出一堆笔录语录之类，俨然得海光先生真传，其实在我看来，这些非造谣即乱命。胡乱传布一个思想家心神衰退时的吃语，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我为海光先生悲哀！
去年九月十五号晚上，您向我说：“李敖你是斗士，可是殷老师不是了，他已属于上帝。”如今一年过去了，感情的因素应该平静些了，殷师母，我向您说，您错了。海光先生仍然是斗士，只可惜能够陪他一起斗的人大少了，能够认识他这一斗士性格的人也太少了。所以当同他一起斗争的朋友坐了牢，包围他的，都是比他软弱的人，或是对他这一斗士性格缺少帮助和鼓动的人。大家不阻挠他，即倚靠他，以致海光先生精神负荷日益加重，同时他又是不善于调节精神与身体均衡的人（两次被我强制送进医院，即为一例），又最容易被小人利用，以致好恶无定，愁绪难排，最后终告不起。
我常常想，海光先生当年若陪雷震先生一起坐牢，也许他还不会死。这次接雷先生出狱，看到他气概非凡，器字轩昂，更印证了我这一假设。海光先生和雷震先生一样，他们都是斗士型的伟大人物，斗士的生涯就是斗，不停的斗，劝他不要斗的人，动机尽管好，可惜是妇人之仁，爱之适足以害之。海光先生英灵不泯，在斗士的行列里，他是先烈，他将永生！我们没死的人，虽然遗憾要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他，但对死后的海光先生说来，却并没有被“分裂”－海光先生仍是完整的海光先生，有人以为抓到了他的什么，其实只是利用死尸而已。真正海光先生的灵魂，不是二流以下人儿所能了解的！
一九七0、九、十五李敖
附上糖一盒送给文丽，一年不见，她一定长得更高了。
当然，殷太太不会回我的信，我也不会参加她的宗教仪式。那时我已经一天二十四小时被治安当局跟踪，我自然也不会去看殷太太了。
二十年后，有一件妙事发生了。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我家来了不速之客，来的是殷海光的太太夏君潞，是由陈宏正陪她来的。殷太太与我二十年不见，如今重晤，大家都很高兴。二十年前殷海光老师来过我家多次，可是殷太太并没来过；二十年来殷太大自美返台一次，这是第二次，是应自立报系举办所谓“纪念殷海光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而来的。殷太太抵台前，陈宏正到我家跟我说：“殷先生的朋友学生每人出一千元，联合请殷太大吃饭，盼你参加。”
我说：“我才不要同这些人吃饭！他们有几个配称殷海光的朋友？又有几个配称殷海光的学生？今天国民党尸居余气了、局面没有危险了，他们这些懦夫，才敢钻出来打殷海光的旗号了，试问当年殷海光挺身与国民党相抗的时候，这些人又在哪儿？当年我挺身声援殷海光、冒险为殷海光印书、出钱为殷海光治病的时候，这些人又在哪儿？至于殷师母，她与殷海光共患难那么多年，是我尊敬的女性，但是她把殷海光硬推进教会，并且不能辨别谁是真正在殷海光生前死后有爱于殷海光的人，未免令人遗憾。她上次回台湾，为什么不来见见我这位真正的义人。她整天在教会里找义人，其实真正的义人是不进教会的。”殷太太毕竟是有服善之勇的女性，她居然带着洋酒为礼，登门来看李敖了。她不介意我写文章攻击过她，她的度量宽大，也非常人所及。二十多年前殷海光生病，他的朋友学生袖手旁观，惟有我肯在自己负债的艰苦下援之以手，送他住院看病，出院后，殷太太特别亲手做蛋糕送我。接下殷太太送来的酒，我特别回忆二十多年前她亲手做蛋糕的往事，她还能记得。她说：“李先生，你的为人，上帝最知道。你并不孤单，上帝是和你在一起的。”我听了，哈哈大笑（一星期后，我在电话中告诉了黄三这段话，并说：
“三三你看，二十年后，她终于把殷海光从上帝手里放出来啦！
可是又把我给拖进上帝手里啦！”黄三听了，也哈哈大笑）。殷大太又谈到殷海光全集的事，二十年前，我是主张出全集的人，但是格于殷太太感情上的阻挠，未能实现。如今，二十年过去了，殷大太“感情的因素”终告解除，她同意全集由佳冠出版公司的赖阿胜出版了。我很高兴“已属于上帝”的殷海光，又属于了我们，虽然上帝已离我又愈来愈近了。在聊天中，我笑着向殷太太说：“这年头儿真变了！雷震死后十年，忽然冒出了许多雷震的知己，跑出来做雷震秀；殷海光死后二十年，忽然钻出了许多殷海光的朋友和学生，跑出来作殷海光秀－殷海光死后的朋友和学生，比他生前多，你说怪不怪？”殷太太听了，为之苦笑。二十年过去了，由于国民党的强弩之未，由于殷太太的一元复始，殷海光已不再被禁铜，已从封闭中解放出来。但是，各种利用他的秀局，却方兴未文。连吴丰山、张忠栋、杨国枢、胡佛、李鸿禧、何怀硕、郑钦仁等跟殷海光毫不相干的胆小鬼都敢抛头露面了，士林怪态，可真殷鉴不远呢！自立报系大做殷海光秀，由它的头了吴丰山接见殷海光夫人，即时表示：“任何国家或社会的光行者，在争取言论自由上总要忍受一些痛苦，一些煎熬。
现在，来自海内外数十位杰出的学者，一齐纪念殷海光先生的贡献，证实了人间自有公道。”其实，所谓“海内外数十位杰出的学者”，他们在殷海光受难之际、苦难之际、危难之际，不但没援之以手，甚至是殷海光的敌人的同路人，这些人今天以知己嘴脸，重现江湖，江湖之中，可没有这种不要脸。另一方面，当年真正对殷海光援之以手的人。二十年来一直为殷海光“吾道一，以贯之”的人，却被伪君子们视而不见并且大加排斥。伪君子们抹杀他们，上因为他们不是别的，而是“国家或社会的先行者”。如今先行者们如彼、伪君子们如此，正好证实了人间没有公道。
殷海光生在一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死在一九六九年九月，活了不足五十岁就得胃癌而死，可谓不善养生。殷太太回忆：
“一九七一年，九月里的有一天，我去看才出狱不久的雷震，他一见面就对我大声他说：“殷太太，你看，殷海光爱生气，就被同民党气死了！’”“雷震的话，让我想起海光生前的‘骂’。他喜欢骂人，尤其常常骂蒋介石。他被‘迫’离开台大后，每天吃晚饭时间，常对着我跟Abby骂蒋介石，又骂又气，又气又骂，然后饭也吃不下了－不久，他得了胃癌。殷海光真的给满腔的愤怒‘气病’了、‘气死’了。”殷海光这种搞法，不是骂人之道，而是找死之道。他曾告诉我，他师服的熊十力老先生最恨蒋介石，熊十力骂蒋介石，一边骂一边拿上有蒋介石照片的报纸，揉成一团，在自己生殖器下面擦，然后哈哈大笑，以化怒气。殷海光显然忘了老革命党熊十力的身教，结果一个高龄、一个短命，殷海光竟先被骂者而死。也许殷海光察觉出骂人时应该伴之以团报纸，但在饭桌前难以仿行。纵仿行成功，则得胃癌者将是女眷，因为她们“饭也吃不下了”。结论是：殷海光舍己为人、自我牺牲，还是自己得了胃癌。殷海光生前对黄三说：“我不要死，我要睁着眼睛看他们如何收场。”可是他不善养生如此，又如何活得过敌人呢？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我在殷海光的病床边跟他聊天，我把“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前身）
的巧立名目说给殷海光听，在旁边的一个学生谈到“中国文化学院”的哲学系，我在这位哲学教授面前，开玩笑说：“你看，‘中国文化学院’也有哲学系，这个学院，除了‘水肥系’以外，简直什么系都有！”殷海光冷冷他说：“他们的哲学系，就是‘水肥系’！”看到殷海光躺在那儿，我心里想：学哲学的人要看得开才是，怎能得了胃癌这种病？胃癌的原因虽多，但老是心情不好是原因之一。哲学家怎可以老是心情不好？哲学家得了胃癌，就好像神父得了梅毒，斯人也，不可有斯疾也！不过，哲学家倒可以得梅毒，叔本华是也。但殷海光当然不会，他的胃癌，就是梅毒！殷海光生“梅毒”时，群医还没束手，群友群学生却先束起手来。那时候，“负债救人、义重如山”的，只有李敖一人而已。在整个的殷海光住院过程中，我只见过一个小书商赖中兴送过一把香蕉。我在殷海光病床边夸奖赖中兴，我说穷人有穷人的做法，穷人尽他全力只能买一把香蕉送殷先生，这种情义，不可埋没。赖中兴后来自杀了，在大人物们大做殷海光秀的当儿，我想起这个小人物，我真怀念他。并不是说一定有钱才能表现这一情义，东吴大学学生陈平景没有钱，但他为殷海光擦身捶背，几达不眠不休的地步，这种义人，又有谁能比啊？耐人寻味的是，赖中兴、陈平景都不是殷海光的学生，而殷海光的学生反倒如我所讽刺的：殷门弟子与殷海光的关系，多是“单向会”，多是靠殷海光提拔而不能有像样的反馈的。张灏、林毓生等等，无一例外。林毓生口口声声骂李敖，但是为了发表文章，却不能不托殷海光，到文星来借光。他们这些所谓学人，写起信来，骂《文星》“轻挑”（该是“佻”）、骂《文垦》，‘不上不四”（《殷海光·林敏生书信录》页七十七），但是为什么要到“轻挑”的、“不三不四”的杂志来投稿呢？这不显然是伪君子吗？何况，这种人的文章根本都写不通的，殷海光收到后，写信给他：“……你的作品和译文，我收到时当即看了一下，‘可恶’之声，脱口而出。盖因小的毛病大多，恐需花我三天修改，且需重抄。你应请我吃一顿好饭以补心血。”（《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页八十三）结果殷海光没有重抄，就给了我，我为之好笑！“殷海光的得意门生的中文，原来是这样子的！”我在《给书呆子上一课》一文中，曾经把这篇由殷海光逐字逐句修改的不通文章第一页制版发表，铁证如此，林毓生还能赖吗？不但文章不通，他们看家的方法学也是无所施其技的。殷门弟子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会了方法学就一通百通，但在实际遭遇困境的时候，就不得不发出哀鸣。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林毓生在美国，写信给《海光我师》，呜呜他说：“我最近读书，思想有一个新境界，愿意向您报告一下从前我对Methodology（方法论）有一项迷信，认为弄学问必先把方法搞好，这一方固然是受了Logical Empiricism（逻辑经验论）的影响，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看到‘新亚书院型’的糊涂虫对方法学不了解，以致搞出自欺欺人的谬论的强烈reaction（反应），事实上，事情并不是这么机械，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方法学如能学‘完’，也并不能一定使人成为大学者。”（《殷海光·林坑生书信录》页八十三）殷海光看了这一段，批注“不谋而合版”，可见这种方法学的万能论，在几年以后，就发现是“迷信”的、是“机械”的、“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他们念了那么多年的书，才恍然大悟到这一浅显的真理！但是，尽管恍然大悟，殷门弟子受了才气所限，他们再在学海里挣扎，结果也不过乃尔。以多年后张灏、林毓生拿国民党的钱，跑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