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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
“是鬼啊!”这时我们己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十、大二时候,我选了姚从吾老师的“辽金元史”。此公挺着一个大肚皮,讲课时最喜欢用手去揉搓,满头白发,造型厚实朴拙,他一大把年纪,却对我们满口自称“兄弟”。第一堂课下来,班上女生众口纷纷,笑谓他怎么跟我们称兄道弟呀?他那么老,被他称“兄弟”,多倒霉呀!
十一、姚从吾老师有满口乱牙,我从没见过一个人有那样乱的牙。他的牙,每颗都很大,并且N多,我始终怀疑他不是“重瞳”而是“重牙”,牙齿比一般人要多。当然我这样说,毫无根据,但从亚里士多德把他老婆的牙齿数目搞错一点上看,这种牙多之感,可见也不椎我独有也!
十二、姚从吾老师长得一副中原者农相,这副相其实救了他。他在河南大学校长任上,共产党打开封,他在乱军之中,能够逃出,吉人农夫相之故也!吴相湘老师在《姚从吾师尽瘁史学》中回忆,说姚老师当时“化装为一老农”得以逃出,我看了,一直暗笑。-姚者造型原装即一老农,又何须化装啊!
十三:姚从吾老师学名姚士鳌,从德国留学回来,做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他虽喝过洋墨水,但是出身河南襄城,人还是土土的。学生们乃把“姚士鳌”戏呼为“姚土鳖”,深为他所忌,乃用姚从吾之名代之。有一次同我两人照相,洗好后,我送他一张,背面题“士鳌老师惠存”等字样。后来一个偶然机会,又看到这张照片,背后“士鳌”两字已被他偷偷涂去,自改为“从吾”矣!
十四、姚从吾老师待子甚严,他的儿子姚大湘,在台大地质系念书,在校园远远的看到老子走来,必绕道而过。四十年后,我在东吴大学教书时,姚大湘还来听过两堂课,送我一本《姚从吾先生纪念集》,深情可感。
十五、方豪老师教我“宋史”,他是神父,我们偷叫他“洋和尚”:他告诉我,他学做神父,可管得严,教会不准他们念英文,他的英文是偷偷在厕所里学的。我说:“你们神父在厕所里学的东西可大多了!”
十六、美同宾州爱丁堡大学李绍崑教授写了一封信给我,并附寄他的《哲学·心理·教育》一书。书中有“悼方豪神父”一一文,提到读了我的“方神父的惊人秘密”后,“感慨殊多”。乃“匆草此文,非但痛吊老友,亦所以为我们本家‘续貂’也”。李教授“续貂”文中透露,显然方豪虽为神父,但是家有“表妹”和“外甥”同居,不无蹊跷。其实,从天主教历史来看,这一蹊跷,又有何难解?英文中有nephew一字,梁实秋《远东英汉大辞典》解做“侄儿;外甥”。这是不够的。
《韦氏字典》对这字有另一解释是an illegitimate son of an ecclesiastic,中文意思,正是“神职中人的私生子”。可见神父家有“表妹”与“外甥”,实在由来己久,且有英文专字彰其德,神父固多兼任表哥、舅舅耳,李教授何必大惊小怪哉!
十六、外文系洋神父傅良圃(FredericJosephFoleyS。J)教授,人呼以FatherFoley,大秃头,为人风趣。有一次在台大草坪上聊天,他指着他生殖器做鬼脸,说:“useless”
(没用了的)。盖神父理论上不能用于女人,只能用于小便也。
十八、在北京念初一时,买了一本李玄伯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喜欢该书见解奇特,不料七年以后,我竟上了这书作者的课。李玄伯即李宗侗,这位老师,待人彬彬有礼,他有自备三轮车,在路上碰到我,一定请我上车,送我一程。我后来在文星,还为他出过书。
十九、教西洋史的刘崇鋐老师是系主任,为人甚笨,上课时讲得头绪混乱,但这种混乱,还是头天晚上开夜车准备的。我出售家藏影印百袖宋本《资治通鉴》时,他用毛笔写信给我,者辈风范,展现无遗。
二十、夏德仪老师教“中国通史”,冬天一袭长袍,但夏天不穿。他看到我夏天还穿,对我说:“你比我还顽固。”此老高寿,移民美国后,还夸李敖文章不绝。
二十一、劳干老师教“秦汉史”,上课时片纸不带,随口说出,其功力真不简单。后来我在文星,他有信来,我还为他出了书。
二十二、吴相湘老师是最能启迪学生、帮助学生的,他对我施教四十多年,至今未断。一九八七年,他七十五岁时从美国写信来,赞美我写的《孙中山研究》,并说:“兄于是书对湘时有念旧情殷文字,尤使湘感动。回忆三十年前往事,真‘当时意气论交人’。”两人师生之情,于斯可见。
二十二、吴俊才老师教我“近代印度史”,他要同学缴笔记,我从来不记笔记,实在缴不出来。我花了几个小时,写了三十五张卡片,敷衍上去,且在前两张极力攻击记笔记。我说:“大学为自由研究学术之地,研究之方法亦各自由。”“累犊连篇千册一律之笔记实非必要。大学生之治学方法贵乎参考众书独立治学,不当株守笔记以应考试及先生审阅也!”吴俊才老师是有眼光的人,他居然在班上不夸奖别的抄笔记的同学,而大大称赞我一阵!
二十四、历史系有西洋史教授,叫张贵永,道貌岸然,待人甚吝,有一大家中下女事情做完,要提前一刻钟下班,不料他却站起来,脱下衬衫,说:“你还可以洗一件衬衫。”
二十五、另一教西洋史教授,叫杨绍震,学问极差,却又喜装腔作势、做洋绅士状。上他“西洋通史”课时,我常用假史料作弄他,他佯做知道,其实一无所知、也不可能有所知,因为从来没有那种史料。后来此人到东海大学去了,为了多赚一点钱,曾向校方哭诉,请求多发他津贴云,传为笑柄。
二十六、历史系有一极顽固老教授,叫徐子明,痛恨胡适。他演讲时到处说:“我当年亲眼看见胡适一手把毛泽东提拔起来!”说时还用右手拇指食指交接,手心向下,手背向上一提,做提拔状。因为痛恨胡适,连带痛恨白话文,他说白话文是狗叫文。姚从吾问他:“既然白话文是狗叫文,你为什么口中讲白话?”他忿然答曰:“我跟狗说话,不能不狗叫!”
当时胡适系的学阀们整他,把他开的选修课,故意排在其他必修课同一时间,以达到没学生选他的课的效果,让他自行了断。可是汪荣祖一个人跑去选了他的课,他虽只教一个学生,但夷然自得,气派不衰。他骂人,把“他妈的”发音成“塔马滴”,口音使然也。
二十七、徐子明自称做过文学院长沈刚伯的义父,真相不详,沈刚伯教“英国史”,但我没选过他的课。我在文星时强力批评过他,说他太懒等等。后来在胡之伟(胡志伟)、赵万年的婚礼上,他还向我打趣,说:“我这文流氓斗不过你这武流氓。”
二十八、教“中国近代史”的李定一,我没选过他的课,他是书呆子,上课时说他一生只知道一位电影明星,名字叫做“玛丽‘梦莲’露”(MarilynMonroe,译名应为“玛丽莲·梦露”)!其实这种有趣的孤陋寡闻也不止李定一,胡适亦然,胡适知道远在天边千万人所不知的神会和尚,却不知道近在眼前千万人皆知的大明星玛丽莲·梦露,引得人们大笑。
二十九、黄祝贵老师教国际现势一般科目,以两手空空、口若悬河方式上课,足见其博闻强记。他跟我谈得来,曾到我宿舍看我,并签名送我书。不料三十年后,跟我同届的李远哲在一九九一年教师节致词时,特别向黄祝贵老师表示敬意,并感性他说:“在台大,经过三十多年仍能留下这么深刻印象的老师还不大多。”我猜李远哲这次莫名其妙的、生硬而唐突表态,似与我揭发他对恩师王企祥负义行径有关——他抓个毫不相干的黄祝贵来垫底,以洗刷他不是不尊师重道的。
我想黄祝贵对这突如其来的感性戏,一定一头雾水也。
三十、我在大学从不作弊(但为了抗议军训课,考军训时,大家交头接耳过),因为我不屑作弊,我也不需要好成绩,我觉得做一个真的我,比有一些假成绩重要得多。有的同学成绩不错,但因作弊,成绩更好了,丘宏达诸位是也。
台大同学中,有两位死去的,一位是历史系的华昌平,在历史系他班次低于我,却常来与我谈大间题。后来他无法解脱,跳海自杀了。-他是海军游泳选手出身,居然要把自己淹死,求去决心,亦云壮烈。另一位是医学院的王尚义,他在台大学医七年,但毕业之日,即是死亡之期。他得肝癌临死时候,我在他身旁,美国女传教士也在旁劝他重信那稣,他点头同意。在他生前,我是一位跟他并不“投机”的朋友,我并不喜欢他。我觉得他不成熟,多其不应多之愁、感其不必感之感。他没有定见和深度,今天信那稣,明天拜居士,后天又躺在床上,为大落的自我而哀鸣,死前又重信那稣。我对他的总括印象是他大浮动,甚至大好虚荣。当然他的兴趣很广,人又聪明,多才多艺,自然可交到一大堆跟他同一气质但却远不如他的浑小子们做朋友,自然也可投合一”般跟他同一气质却远不如他的浑小子们,使他们成为他的“忠实读者”,这种“忠实读者”,在尚义早夭以后,更对他油然而起了一种悲剧意味,这也是他的“遗著”比他的“生前作品”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王尚义去世后,我受他妹妹王尚勤之托,帮了一点忙。那次经验,使我恍然大悟“自命为尚义的好朋友们”到底是一副什么样子?这票人以“尚德”自勉,其实最先失态;以“耐冬”自期,其实最早凋零。王尚义死后,这票人没有一个成材的,这也证实了一代青年中,真正出现高明光大的伟大人物是多么不容易,伟大人物是不世出的,而我恐怕是历久弥新的惟一一位。台大有史以来,从未能出现像李敖这样伟大的人物,就好像普林斯顿有史以来从未出现像费滋杰罗那样伟大人物一样。台大、普大可以人才毕出,但论伟大,却只有一人而已。一九八三年六月,木令耆在海外发表《王尚义与李敖———个6时代的两种表现》,文章中说王尚义和李敖他们有“脱离了母系环境,少年被移植后的失落惆怅”的处境,是真的;说“正当他们开始有些对人生认识的知悟,正当他们想迎风而飘,随着祖国历史的潮流向前迈去,他们被父母带去到一个陌生的小岛,他们与祖国正动荡着的新时代隔绝了。从此他们受到拘束,身心受到压制,如同正向蓝天方向上长的幼树,忽然被放在木匣子内,既看不见天日,也无伸展之地”,也是真的。木令耆分析王尚义和李敖“一个时代的两种表现”,在李敖是“硬性人物”、王尚义是“软性人物”的主线上,也分析得很不错。不过木令耆在行文中有一个大错误,说李敖“不做伪君子,宁做真小人”等话,显然是误读了我的文章了。我在《十三年和十三月》原文中,是这样说的:
我最讨厌装模作样,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一马当先”——当先去做“坏人”。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我二十岁时父亲的去世。我父亲死后,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可是我不肯这样为“吊者大悦”去做“伪君子”,我的丧礼改革在二千人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我这里明明愤世的指出:“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的条件下要我选,我才“宁做真小人”,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做“真小人”为职志。木令耆说我“不顾自己的尊严,牺牲君子尊严,披上殉道的斗篷”等话,倒是实情。我写《论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一文,就特别点破这点。多少年来,在国民党堵塞每一种渠道的暴政下,大丈夫“没有正常的用武之地”,要想出头,难免要有一些世俗眼中的“花招”、个性、新闻性,但这些招数使出来,你就不可能有“正人君子”的“清望”形象了。施性忠明明是大丈夫,但他“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下来,却被部分浅人以丑角、以卓别林视之,视正常为反常,这种代价,是我们志士仁人不得不付出的。木令耆说李敖“他身经百战之后,依然凛凛抖发英姿”,正因为我们有“不顾自己的尊严,牺牲君子尊严,披上殉道的斗篷”的气魄,我们才能一战再战、拆穿伪君子啊!木令耆说:“李敖的成功,是他有脱离悲剧的能力。他能转悲为喜,他成为一个喜剧人物,而不是小喜剧,是莎士比亚的大型喜剧人物。”“王尚义呢?他是希腊古典悲剧人物。”
“这两人处在同一个时代,一个灭亡,一个出头。”是真的。王尚义的悲剧,乃在他根本就是一个“软性人物”、一个弱者。
但我永远不明白,这么善良、这么有才华的青年人,为什么不把自己打造成男子汉,而要变嗓成娘娘腔,最后肝癌上身、憔悴以死?为什么死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为什么“软性”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王尚义全错了,他在“一个时代”里,完全做错了表现。-在“一个时代”里,只该有一种表现,那就是战斗的表现、男子汉的表现、把敌人打得哇哇叫的表现。可惜王尚义不懂这些。从这些阳刚的角度看,王尚义的早夭,无宁对他是好的,否则他活得愈久,就愈可能沦为“男琼瑶”,这样多要命!王尚义死后多年,我感而有诗如下:
又信基督又信佛,口似黄连心似婆,自古失败在尝试,可知传法有果陀?
自信颇能道出王尚义的悲剧所在。王尚义虽然多愁善感,但笑起来,却也爽朗得很,毫无保留。不过我有一次看到他的笑中带苦。一天我们两人在杭州南路午饭,店中收音机播出新上市的歌曲《小桃红》,歌声中“叫一声小桃红……就使我想起从前”几句,回肠荡气,哀婉动听,王尚义若有所思,一再为之击节,没过几天,就传出他得了肝癌,不久就死了。
台大同学中,有一人值得特别一提,就是施启扬。施启扬是我台中一中高一同班,到台大后,来往不断,相处甚得,甚至一起伪造文书,帮盂大中逃避兵役呢。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是《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写作过程中,因为牵涉到中国法制史,特别到法学院找材料。施启扬陪我,拜访了戴炎辉教授。后来我发现原来戴炎辉的著作,多是抄袭日本学者仁井田升的,特别告诉了施启扬,他大吃一惊。那时他也研究中国法制史,可是法学院的仁井田升及其他有关法制史的著作,都被戴炎辉借走,别人都无法看到,他乃向我借去不少。施启扬在一九五八年毕业于台大法律系法学组,并以第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研究所,同年十月又考上高考状元。论者以为施启扬一定非常用功,其实不然。事实上,他是一个考试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领在考场一小时内,用他清楚端秀的写字,把所知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在“考工记”上,占了大便宜。他平时在宿舍不是最用功的,玩牌时间很多。他的天资也不高,悟性尤差。有一天在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画,别人一看就笑了,他却看不懂。一九六一年年底,我在文星开始兴风作浪。后来施启扬退伍,时相过从,他的法制史研究几乎全靠我提供资料。他出国后,为《文星》写过一篇稿子——《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并写信来,提到德国学生为争言论自由举行示威,他“也跑去凑热闹”之事,可以看出施启扬的热情一面。在他留学期间,发生了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被捕案,这案当事人是他的老师和同班同学,听说他曾写信回来向台湾当局抗议。五年以后他回台,与我来往较多。到了第二年,一九六八年,他跟国民党当局的情况开始变化,他做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这年五月十三日,他打电话告诉我,说看到四月二十三日的香港《大公报》,有张其义写的专栏文字,标题是《台湾的“文星集团”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请我注意。这时他日渐“归正”,我则性文星已垮,处境日恶。这年十月二十八日,他和李钟桂在台北中山堂光复厅结婚,由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吴俊才证婚,在所有他的外省同学中,只请了我一人。施启扬结婚后,夫妻两人,相激相荡,求仕之心愈浓、物欲也愈强。有一次我卖了一套《古今图书集成》给国际关系研究所,他居然从中要了我的红包!那是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红包是当时价值新台市两千八百元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The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虹桥书店翻印的,原版要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