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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们广义地看文化，文化的这种冲突、变化，这种情况来讲，他说文化的这种差异，和对待差异，有两种基本的方式和不同，一种呢，这个文化的不同呢，是属于程度的不同，那么这种程度的不同呢，应该把程度低的改进为程度高的。比方说，牛车和汽车，牛车和汽车这个是程度的不同，那么牛车
呢，就应该改进为汽车，这是文化的程度上的差异，那么这里面，现代和全球化非常有意义，我想我们这一个世纪以来做的工作，都是很重要，要谋求这个东西。另外，他说，有些东西呢，文化之间的差异不是这种程度上的不同，是什么呢？是花样上的不同。你喜欢意大利歌剧，那我喜欢京剧。你喜欢吃这个烤猪排，我喜欢吃酸菜鱼，变成这样，变成一种文化的花样的不同，这种花样的不同呢，照冯友兰先生的看法，花样的不同，不是程度的不同，所以不存在哪一方面要改进在哪一方面，这是一个互相对话，互相理解，那么当然，也可以相互吸收，相互学习，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照冯先生的这个看法，我们对全球化也可以说有类似的看法，凡是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有关系，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有促进，能够使我们这些程度低的改进为程度高的东西，那我们要举双手欢迎全球化，促进全球化。但是如果全球化同时带来一种危险，会消解一切民族文化，把一些地方性的民族文化全部拉平，那么这样的倾向，我们在欢迎这个全球化的这个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有所警惕，我们也要注重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危险面前，怎么样能够注重来发掘和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和中国性，用我们自己的身份来讲，中国性这个问题。
刚才我讲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哲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但是我的主题呢，因为时间的限制，和我个人研究的专业方向，我们是侧重在民族化这个方向。那么由于强调民族化呢，我们比较注重中国底哲学和那个中国哲学，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说哲学在中国，我们中国人做哲学，只能发展这种，不是这样。那么哲学在中国这个方向，我们同样也要大力发展，要继续发展。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在继续促进现代化、全球化的同时，我们觉得这一个方向应该受到大家较多的重视，我们要重新挖掘和总结二十世纪那些自觉地寻求哲学的中国性的重建，这些人，我们要总结他们的工作，看看他们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有哪些思考，那么这些思考有没有什么道理。那么我们当然看到，在这一支发展中，是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象我们刚才提到的冯友兰先生，那么在冯友兰先生之外，也有其他的许多先生，比如说熊十力先生，梁漱溟先生，以及所谓有些新儒家哲学的一些工作。那么这些工作呢，它跟冯先生的工作可能不太相同，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那几位先生，他们可能不是说仅仅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些资料和材料，而是注重中国哲学的那些精神的方向，那么以中国哲学内在的精神方向为依归，或者以中国哲学固有的那些观念和理念为主张，比照西方哲学的这些观念，把它加以阐发，把它加以表达。今天，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到来的时候，我们要想继续推进这个方向的研究和发展，我们要总结他们的经验，要了解他们在这里面的一些苦心和成败，这有益于我们今后我们自己的哲学建设的工作。
最后我们可以总结讲几句话，就是当代哲学和文化的发展，显示出根源性、民族性、地方性，这些东西，和世界性、普遍性、现代性，这两组东西不是启蒙时代所理解的那种非此即彼的那种对立，而越来越被大家理解成为一种我们叫做对立的统一这样一种辩证的关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也就是说可以普遍化的。所以作为我们在参与迎接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一个成员，我们在一方面促进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的同时，要深入的思考，考虑怎么样进一步的挖掘、再现和重建中国文化的中国性。这是我今天讲的一个基本的内容，谢谢大家。
主持人：好，先看一下来自凤凰网站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一个叫做“思想被我三姨所控制”的网友提的，他说，我真的认为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我的这个想法来源于我的三姨，有一天，我朋友结婚，我给他们买了一束鲜花，回家后，我姨问我，买花干啥，我说朋友结婚送礼。三姨回答，要是我，就不买那东西，我买两瓶水果罐头。我蓦然发现，这就是中国现实，她连鲜花都不喜欢，何况是哲学？您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两个哲学实用的好例子，说服我，我再去说服我三姨。
陈 来：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哲学有没有实用性。那哲学的实用性是要比较广义的看，比如说哲学包括很多的门类，哲学里面包括很多的门类，不是我们现在、以前所讲的，只是一个对世界普遍规律的一个了解，不是那么简单。比如哲学里面有一门学问叫做伦理学，伦理学是讨论怎么样做人的问题，这个是很实际，这就是很古老的学问，你到哪里，在我们中国社会里要碰到做人的问题，哲学，特别我们中国传统的哲学，是要跟你讨论怎么样做人，做人这个问题重要不重要。这就是一个很实用的。比如说，象新的问题，比如说现在有所谓的克隆人，这类的问题，克隆什么什么东西，那么引起很多叫做生命伦理，一些新的伦理学的问题，那么哲学有一支就是伦理学，伦理学就要讨论这些课题，研究这些问题，这个就是很实用的。那么再比如说，哲学有一个门类是美学，美学当然是在理论上讨论审美的，但是美学呢，也跟我们这个生活中的审美现象有很多很密切的关系。
观 众：陈教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以前一般的观点都认为，中国的哲学就是一种儒家的思想，但是现在有些人认为，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哲学占过统治地位，因为在象秦朝以前是百家争鸣，秦朝法家占统治地位，然后汉朝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一种改造，这时候它已经不是原来那种真正的儒家思想了，到唐宋时期，然后佛家，还有一些宗教思想开始占有一定的地位，然后到明清，中国正统的哲学思想已经不太明显，这种概念非常模糊了，您对这种观点是怎么看的？中国究竟有没有一个哲学真正占过统治地位？
陈 来：儒家也好，道家也好，它是有发展过程，我们的概念、我们的理解里面是要允许它发展的，不能说，儒家只能是孔子和孟子讲的那个，如果讲得比孔子、孟子多了就不是儒家了，比如说董仲舒，董仲舒他讲当然跟孔子、孟子那个时代有点不同，他吸收了一些阴阳家的讲法，吸收了一些别的东西，包括一些这个……当时甚至某些，当时的那些比较原始的自然科学的一种讲法，这种感应论，这种讲法。但是不等于说他就不是儒家。那么到宋代以后，就是所谓宋明理学，宋明理学里面也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很多佛教的一些理论思维，但是这不等于它就不是儒家，所以儒家本身它是有一个发展的。那么至于说，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哲学占主导地位，那么这个呢，当然是各个时代不一样，这不能有一以贯之的讲法，比如说在先秦，先秦是百家争鸣嘛，但是百家争鸣里面呢，虽然有比较主要的，比如百家争鸣里面，在早期是儒墨，儒家和墨家，儒墨为显学，这两家势力最大。你刚才讲了，到秦国的时候，法家呢，通过政治取得了比较大的影响，但是时间比较短。那么到魏晋的时候，是新道家出现，玄学，玄学是新道家出现，到了隋唐，当然佛教的影响是比较大。但是如果我们看，从十世纪到十一世纪以后，这段历史，这个酝酿着新的变化里面，儒家思想可以说占了一个最重要的地位，虽然这个时代里面还是有佛教、有道教，有所谓儒释道三教，甚至还有三教合一的提法，到了明代的后期。但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可以说儒家思想就占了比较主导的、中心的地位，特别是它的新的形式，所谓新儒学，就是理学，而且一直接续到我们的所谓前近代，就是跟我们现在这个近代最近的传统，我们现在最近的传统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应该实事求是，应该承认这个。
观 众：您刚才说冯友兰先生在三十年代的时候，他的主要工作是以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哲学为素材，引用西方近代哲学观点来审视来继承中国的传统哲学，那么为什么冯友兰先生不倒过来一下，就是以中国的传统哲学和思想为基础，来吸收和批判外国就是近代的那些哲学观点？就是说，冯友兰先生不选择后者，而选择前者，在三十年代这种历史背景下，有没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陈 来：我想，因为冯先生在三十年代他是一个比较注重现代化的，是比较注重现代化的一个观点。一方面是社会的现代化，一方面是哲学的现代化，他是比较注重这个的。所以呢，当时的知识分子，我想普遍象你讲的那样，非常关切，怎么样从西方引进很多先进的东西，一些好的东西，我们缺乏的东西，来帮助中国进一步地发展。所以我想，那个时代应该说，不就政治层面，帝国主义当然都是要批判的，就是你刚才提到，为什么冯先生不选择以中国的思想为基础来批判西方，是吧？我想当时呢，不仅是冯先生，一般来讲没有这个潮流，那么当然了，冯先生在这个时代，他注重现代化，所以他在经济上，在文化上，他都非常注重吸收西方的东西。那么但是因为他同时又是个中国哲学家，他就想把这两者结合，所以他采取的，比如说《新理学》这本书，他写一本书叫《新理学》，不是老的理学了，是新的理学，新的理学就是接着讲，照着讲就是老的理学了，什么叫新理学？新理学就是那些概念，还是中国的概念，但是那个讲法，和那个问题的组织方式，这个就变成一个西方了，这是他选择的一个路径，这个选择呢，当然是跟整个当时这个时代，大家怎么样思考东西文化的问题，考虑中华民族的现实处境那是联系在一起的，是跟这个背景有一定的关系的。
主持人：好，下面看两个来自凤凰网站的网友的提问。先看这一个。这个网友的名字叫“会跳迪斯科的现代大儒”，他说请问陈老师，哲学是否有一个真正的分支叫生活哲学？据说林语堂和周国平就是这样的哲学家，就是生活哲学家，他们写的书都是畅销书，好象现在的大学教授就是看不起那些能写畅销书的教授，我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复兴哲学，促进哲学现代化和民族化，您怎么看林语堂和周国平，会不会看不起他们？
陈 来：那不会了。我想他讲的是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这些人的工作是有意义的，而且应该受到重视，我想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另一方面，这个，他讲的另一方面也不完全符合事实，就是说，因为这个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不管是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学科，还是在现代教育制度里面的一个教学的领域，它确实没有生活哲学这一门。
主持人：根本就没有这一分支？
陈 来：它没有这个名称叫生活哲学这一门，这个是确实是这样的。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不等于不讨论生活问题，我刚才讲了，伦理学里面当然是讨论生活问题，象林语堂里面讨论的问题，象周国平所讨论的问题，有些是属于人生哲学，在伦理学里有一个表达叫人生哲学，是跟人生哲学有关系，但是他们的表达呢，可能是比较具体的，比较文化的，比如林语堂，那么这个呢，在广义上可以看作是一种跟人生哲学有关系的一种表达。但是就哲学里面，我刚才说作学术研究领域本身来讲，人生哲学呢，它也有它理论上的一套做法，就是这个学科里面它有一套规矩，就是要做人生哲学怎么样做理论的表达，这些规矩当然不是不可以打破，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些做人生哲学的人呢，就是看不起前面提到这两位先生的工作，据我了解，应该不是这样。只是说，他们不是选择这样的方式，是选择比较理论化的建构方式，而不是选择象林语堂和周国平，他们这种比较具体的、具项的，甚至文学性比较强的那种表达。所以就我个人来讲，我不会说看不起，我很佩服，我很佩服写畅销书的，因为我写不出畅销书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畅销书都是好书，这也是同样的道理。我想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主持人：这位网友呢通过您的这个回答，知道了您不会看不起这两位写所谓生活哲学的作家兼哲学家，但是他不知道，我觉得我应该替他追问一下，您会不会不仅是不讨厌他们，而且跟他们一样，也去写这样的书？
陈 来：我其实呢，向来是肯定做这种比较有点普及性的哲学工作的学者，所以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的主要的方向一定是理论、学术的研究这些方面，我自己，可以说我的职业，我的工作性质，当然也包括我个人的兴趣，是不大会向那个方向发展的。
主持人：行，我听明白了。
主持人：好，先看一下，下面一个网友的问题，这个网友叫“喜欢老梁”，他说梁漱溟和冯友兰都是中国哲学家，但两个人却截然不同，老梁因为直抒心意，而三缄其口，老冯批林批孔，晚节不保，直到他们行将就木，老梁也几乎没有原谅过老冯。据我所知，陈老师曾经是为冯友兰小传写过序，想必呢，有幸认识冯老前辈，不知道您怎样看这两位前辈？
陈 来：那当然，因为冯先生是我们的老师，跟我个人也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也给他做过助手，一直到他去世。他讲的这段公案，我想不是……他的了解可能还不够细致，另外这个问题牵扯比较复杂，先说简单的吧，就是说他说梁先生始终没有原谅冯先生，这个讲法呢，我想是不对的。就是梁先生，他曾经跟一个人讲话，批评过冯先生在批林批孔的时候的一些著述、言论，当然冯先生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梁先生，就是讲这个过程，然后把这个冯先生写的自传类的书叫《三松堂自序》，现在在《三松堂全集》的第一卷，把它送给梁先生，那么梁先生后来就来联系，还是要跟冯先生见面。
观 众：刚才你说，就是上个世纪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激进主义的批判态度是主要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割裂了我们与传统的关系，那么您现在也提倡哲学的民族化，那这种割裂给哲学的民族化带来哪些困难呢？
陈 来：对，我觉得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比如说，不管从哪一个思潮来看，象五四时代，比如说自由主义的思想影响比较大，那么后来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比较大，那么在有些时代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说，由于过分的排斥传统，所以大家的思考就不能向这个方面走，他不会考虑这个问题。比如说在批林批孔的时代，批林批孔的时代，虽然是表扬法家，批判儒家，但是没有人想怎么样建立一个民族化的哲学，哲学的民族性怎么体现。或者象文化革命前期，甚至五十年代后期，这方面大家都不太考虑，觉得这个，可能旧的中国哲学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完全没有什么用了，我们可能是有这样的一种影响，所以还是，应该说是有影响的。就是到了今天，我想大家可能还是这方面考虑得比较少，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现代化的过程有关系，就是当处在一个现代化受挫的时代，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的民族自信心不强，在这个时候比较少，当然有些人还能够顽强的表现、提倡，追求这些东西，但是大多数人就比较少考虑这个问题。但是随着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良好的这种前景的出现，现代化，我想现在大概没有人怀疑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的能力了，所以我想，刚才我讲以前大家少考虑这个方面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观 众：你谈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民族性里，谈二者之间能统一起来，但是我的担忧就是说，我认为二者之间很难统一起来，因为现代化它本身也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但是我认为里面肯定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政治，还有一个是经济，还有一个是军事，也就是说，在这种非常现实的意义的影响下，在诉求中国哲学的民族性，有没有可能，也就是说在现实中有没有可能。因为现在老子和庄子对我们现在非常陌生，对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是美国的大片和麦当劳，这些对我们是非常熟悉的。
陈 来：你说的这个现象当然是存在的，但是我想，这可能是个过程，可能经过一段各个过程，现代化越来越平稳，这些大家看的大片也看烦了，慢慢会有一些内在的，一些精神性的一些东西的要求出现，它会重新亲近老子、庄子、孔子，这些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