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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还另外辟了一章，专来传这位当代的贤人，加意来描写他。可是——也
许是因为作者太慎重其事了，太想要使我们敬佩这个人物了，就反而写得不
十分生动。
就是写到杜少卿，也如此。固然，作者着笔时，仿佛比较显得没那么矜
持，写得活泼了些。但也是他加意写出来的。而这个人物所给我的印象，比
起别的一些主要人物来，似乎倒还没有那么亲切。
这一派人的领袖虞果行老先生——他那种浑雅，的确是给写到了家。他
和马二先生同样是我所爱的人物。但我一想起马二先生，立刻就看见他站在
我面前，他跟我挨得很近。我能够跟他手拉手，还感觉得到他手上的温暖似
的。而虞博士呢，我只能隔一层窗户看他。要是丢开了书而回忆到他之际，
那扇窗子更像是装上了一层毛玻璃一样模糊了。
我想，一个作者的得意之笔，是未必能如期的那样使读者感受的。
这里我又顺带想起了泰伯祠的祭典。这个人司什么，那个人司什么，怎
样安排，怎样开始，都写得仔仔细细的。所有的仪式——也都从头至尾叙述
出来，毫无遗漏。这真是全部书里顶庄严的地方。大概也是作者的得意之笔。
你读了觉得如何？
不瞒你说，我有点没这耐性看下去。
我知道作者并不是专为要卖弄他的这方面知识。他只不过想要借此提
倡，或者竟不如说他是要给世人一个教训，一个榜样。也许他简直是把这一
段当作全部书的最高点的。他把其余的人物和事件——嘲笑的嘲笑，批评的
批评，把他们多多少少都加以否定。而在这里呢，建起了这么一个场面。这
无异于告诉我们：
“哪，这才是读书人该做的一件事哩。”
他非常认真，非常小心，来正面指出一条儒林中应走的正路之一。
说不定他就是为了这一点而写这一部书的。讲得不“美”一点儿，他就
是拿这个“文”来“载道”了。
不错。一个作者总有他所最首肯的东西，那并不足怪。就说“载道”—
—姑毋论其美不美——也是很自然的事。一个作者，总不知不觉有点儿他的
“道”要“载”上去的。
可是在这里，我以为尽可用另一种方法来载这些道。他尽可以用别的方
法来写出他们正礼乐，来表现出他们这种做正经事的精神。这样，则这种“道”
之感染于我们读者，也许能够更有力些，更深刻些。至于那些祭仪的详细程
序，那最好是写到别的专门著作里去。
等到把杜少卿那队人一写过，作者就从这严肃的高峰又走下来，又嘻嘻
哈哈地写那一般士子的形形色色去了。
可是这一队人以后怎样了呢？有没有交代？”
不一定有。
我们还能再遇见他们吗？
也没有准儿。
不单是这一批哩。就是所有的上场人物，都也是这样。
一个英雄给介绍出来了，登场了，写了一个，随即又引出了第二个。读
下去，能不能再看见先前的那一位，那得碰运气。一件事情写了出来，带过，
往后能不能知道那结果，再有没有下文交代——那也得碰运气。
我第一次读《儒林外史》的时候，看到这种怪写法，老实吃了一惊。那
时候我很不高兴这部书。这不单是因为我还看不十分懂，同时也因为这种写
法不能满足我。我要知道的是——这个主人公结果怎样。要打听他后来有没
有中状元，有没有招亲，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看到有没有团圆。然而这里多
半没有提。
要是单爱看看故事的话，那简直是错找上了这部书。
原来这里——兴趣全不在故事本身，而是在人物上。只要借点儿事情把
一个人物之为人写了出来，就已经是交代清楚了。以后他怎么样，就不大去
关心了。
这部小说在形式上也像一般的演义之类一样——开头有个“楔子”，正
文也从某省某府某县的某村讲起，而篇末也结了个尾。但内容上其实无头无
尾。
这里只是写出了人生的一个个片断——接上个榫头，把它连在一部书上
而已。
要是作者把它分写成许多短篇或是中篇，也许还好对付得多。事实上，
他大概是照“儒林列传”那样来处理他的一个个人物的，不过让他们分配在
一回一回里面而已。于是看起来有第一回，第二回，这么排下去——像煞是
联贯的，而其实不相干。
据说《儒林外史》里所写的，大都实有其人。虞博士是谁，杜少卿是谁，
马二先生是谁，如是等等，都有人索出来过。“若以雍（正）乾（隆）诸家
文集，䌷绎而参稽之，则十得八九”。这也许是可信的。
并且，凡是他听到看到的一点什么，甚或从别人书上得到的一点什么—
—只要是他认为可以写进稗史里的，他似乎无不写了进去。
这么着，要它有整个的结构，想来的确有点伤脑筋的。
但作者或许是简直无意于讲求什么结构，也说不定。
像《儒林外史》这样自自然然的写法，倒似乎更切合那实在的人生些哩。
一个人活了一辈子，他的活动，作为，以及他所接触的种种一切——难
道都也像一般小说里所写的一样，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么？凡事都一定也有头
有尾，必会有个交代的么？
也许一个人有这样的企图。他力求他的生命史有个完整的结构。他努力
干了一辈子他所希求的种种事情。但他晚年写起自传来，这种种事情是不是
就全都有了个交代，是不是就全都有了个团圆不团圆呢？
说不定某几项是有了一个结果的。说不定他终身所执著的一件事，是有
了一个交代的。但要每一桩都有个尾可结，那却是不可能的事。
至于他一生的遭遇，可更说不上有什么结构了。
要使它有的话，那就要把实际人生里那许许多多的偶然，许许多多不完
全的东西——都拿来丢掉。而从别处，从别人的生命史里，挑一些合用的东
西来补上。有时候，还要替那个原没有什么结局的实在人生，虚构出一个合
适的结局来。
但如果只是限于真人真事的描写，那就谈不到这一层。
而《儒林外史》——正就是这样的。
我并不是硬说这里所写的人物，所写的事情，全都是实际上有过的，硬
说作者一点也没有加进他的什么想象。那是事实上办不到的。我的意思只是
说，这里的写法——全然是描写真人真事的那种写法。
所以《儒林外史》里虽然没有一个第一人称在那里穿线，但似乎有一个
“我”在。这个我——把自己所历种种，老老实实地写了出来。只要是我所
见所闻，于儒林有点关系的，我都把它罗进去。
我看见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描述给你听。以后如何，我可不知道了，
我就不提。这有什么整个结构呢？
人生在世，原遇见许多许多东西，难道都能够一一知道它的下文么？
杨执中先生在娄公子杜门谢客之后怎么样？牛布衣太太扭着牛浦郎要她
丈夫，却被向知县送回原籍，后来她怎么办？沈琼枝小姐的官司如何了结？
——诸如此类，我没有听说，所以就不交代。
你说这是无头无尾：不行。然而人生本是如此。怎样才叫做有头尾呢？
这个我——并不去打听那些下落，也不去着意安排什么。碰到我手边来
的，就算数。碰不到，就拉倒。
说不定你要问：
“你为什么这么懒懒散散的？你为什么不在你所创造的世界里——做他
一个全智全能的上帝，把这人生布置一个妥帖呢？”
但我本无会心。于这人生也并无打算，也不必打算什么。一切遇合，都
听其自然而已。
再呢，一切都会过去的。剩下来的只有空虚，正像《旧约》传道书里梭
罗门所说的一样。
有些脚色轰轰烈烈干了一场，随后也就无声无息地去了。杜少卿他们在
南京着实热闹了一番，随后也冷清清的了。就是千载难逢的祭泰伯的盛典，
以后也就无人过问。泰伯祠也荒废了。
你跟着我这么去经历了一番，到此你就有不胜今昔之感，是不是？
而人生就是如此的。
又，人生也往往会遇见一些极偶然的事。所以，这里也拿来写进去。
人的做梦，有时候竟凑巧得仿佛是个预兆似的：这里就有王惠跟荀玫同
榜的梦。有些扶乩的不灵，有些却也偶合：这里就有陈和甫替王惠扶乩。你
说这不合理么，但人世间有时也有这种碰巧的事。这也像蘧公孙成婚那天—
—端菜的闹出了许多笑话一样，都是我偶尔见到听到的。
由此种种，就形成了我这种写法。
有人要求——作品里所写的，应与自然绝对同一。你表现人生，就叫你
写得与实在人生要一模一样，丝毫不走，绝不许你加上一点你自己的想头进
去。这才算是道地的自然主义。
照这样说起来，则《儒林外史》或者可以算是一种最高明的自然主义作
品了。
话虽如此，可是咱们不要忘记，这种写法——纵然是照着原本原样而老
老实实映出了人生本相，但究竟也是由作者自己眼睛里所看出来的人生本
相。换一个人写来，就会换一副面目。
而我们要是想一想——他怎样一来，就用他这么一个方式来映出人生
的，那我们自必要想到他那处世之道上面去了。
关于这一点，则这部书收尾的一首《沁园春》或者竟不妨说是无意中做
了它的一个注脚。
（原载《文艺杂志》1942 年12 月15 日第2 卷第1 期）
吴组缃——《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①
（一）
历史悠久、丰富多采的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18 世纪中叶，无
独有偶，产生了两位值得我们自豪的杰出的大作家。这就是《红楼梦》的作
者曹雪芹和《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他们的不朽的作品，不只使我国优
秀的文学传统获得前所未有的新的发展，就是在世界文学历史中，他们也应
该居于最先进最光辉的行列。就产生的年代说，曹雪芹比俄罗斯的巨匠托尔
斯泰要早一个世纪；吴敬梓比俄罗斯的讽刺家果戈理也早一个世纪，比契诃
夫则早一个半世纪。这里我们将曹雪芹和托尔斯泰作比，将吴敬梓和果戈理、
契诃夫作比，不仅因为他们笔下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与历史面貌具有某些类似
之处，也因为他们作品的气派或风格、思想与艺术的造诣，都是两相交辉、
相互媲美的。
至于吴敬梓和曹雪芹呢，吴比曹要大20 多岁，但作品的写作年代几乎相
同。他们都生当鸦片战争以前——即中国开始半殖民地化以前一百年顷：几
千年长期停滞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到了衰朽不堪的地步；同时满清势力侵
入，经过几十年武力与政治的统治，政权逐渐巩固起来。本来尖锐激烈的阶
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至此都转趋消沉。这可以说是古老的中国封建主义统治最
后的“回光反照”时期。在此时期，中国广大被压迫人民实际处在一种沉郁
苦闷的境遇之中，中国社会的矛盾，是突出地表现在统治阶级阶层的内部。
即是，统治阶级自相倾轧，剧烈分化，生活愈趋腐烂，精神愈趋崩溃，封建
主义制度破绽百出，加速的走向穷途末路。曹雪芹和吴敬梓都出身于没落的
统治阶级家庭，他们各以自己的切身感受，绘成充满诗情的巨幅图画：一个
以两性婚姻问题为中心，反映了贵族统治阶级的罪恶和崩溃；一个则从“功
名富贵”的问题着眼，反映了士大夫阶层的堕落和政治的黑暗与窳败。他们
对现实的态度和所反映的社会层、生活面都有不同，但是所提出的问题的性
质则同一范畴，同是给当时罪恶的封建主义社会制度和政权统治以无比深刻
的揭露和有力的狙击。因此，他们都成为当时中国广大被压迫人民的代言人，
他们的控诉，正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心声。快近二百年来，他们的作品在读者
中间广泛流传，深入人心，一直在直接、间接地教育着中国人民；这对民主
主义思想的启发和培养，无疑地作了出色的贡献。
《儒林外史》，因为它的高度的讽刺艺术这一特色，向来对社会有特殊的影响。同治年间
惺园退士的序引述这样一句话：“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
林外史》！”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从有了《儒林外史》，中国的小说“乃始有
足称讽刺之书”；又说，以后也少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
我们的鲁迅，在思想与艺术方面所受此书的影响很大，他在许多篇杂文里论
及它，推崇备至。《且介亭杂文二集》为叶紫作《丰收》序说：
《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
① 本文是著者为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而作。
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
鲁迅的这话，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很重要的提示。由于《儒林外史》
的题材和主题的一些具体问题，也由于艺术手法方面的一些特点，我们今天
读起来，是会发生许多隔阂的。要向这部可珍贵的文学遗产进行学习，很好
的认识它的思想和艺术，困难似乎比读《红楼梦》还要多些（《红楼梦》写
的两性问题，这是有普遍性的题材；书中充满一个青年人的感觉情绪，这也
容易为一般读者领会）。本文提出几点粗浅的见解和体会，希望得到指正。
（二）
关于吴敬梓的生平和思想，有几个要点，对我们了解《儒林外史》是不
可忽略的。
吴敬梓（1701—1754）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
的大家庭。他的曾祖和祖父两辈宗族，官做的特别发达，在明清之际，有50
年光景的“家门鼎盛”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就
死去；他自己的父亲也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得罪上司，官弄丢了，次年
也就死去。吴敬梓13 岁死母亲，23 岁死父亲，他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
财，喜欢挥霍，喜欢帮助人。上代留给他的家产几年就被他花费掉，奴仆也
逃散了。但是他的宗族多是富贵中人，自然看不惯他，讲势利的邻里们也歧
视他。他在故乡住不下去，33 岁那年搬家到南京，很快就弄到精穷。从这时
直到54 岁在扬州逝世，主要就依靠卖文和朋友的周济过活，有时不得不把几
本旧书拿去换米，有时几天没米下锅。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吴敬梓自幼处
在富贵宗族或“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在自己的、从祖父起就已经衰
微下来的家庭里长大，到中年以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的。在他一生
所经的这种由“渐”到“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
赣榆县（他父亲任上）、在南京都曾久住过，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
从他几代上辈的关系，他的宗族们的关系和他自己的关系，他所接触的士大
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
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很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的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
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看透满清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
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使他的心倾向于他所接触的微贱的和落
拓不得意的人物。总之，他的这种身世经历，就是他的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
的直接渊源。
吴敬梓的先代和他的许多宗族都以八股起家，博得很大功名富贵。他的
曾祖是顺治朝“探花”，做到翰林院侍读的官；曾祖兄弟五人，除了一个没
有功名，其余三人都是明代或清代的“进士”。和他祖父同辈的宗族中，有
“榜眼”，有“进士”，有“举人”。只有他自己的祖父是“监生”，父亲
是“拔贡”，功名都不算得意，却都有自己的信念，讲究“孔孟之徒”的德
行与操守。吴敬梓在这方面受了上代——尤其父亲的深刻影响，他始终对父
亲念念不忘。他轻视功名富贵，讲究“文行出处”，就有家庭这方面的根深
蒂固的来头（明末清初许多爱国主义先辈大师们给他的思想影响后面再说）。
但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士大夫风气中，在他自己的具体处境中，说他对功名
富贵就毫不动心，那恐怕也不可能。他的诗文中就有“家声科第从来美”这
类夸耀的话。尤其在他中年落拓贫困以后，那味道在他这样出身的人不是好
受的。他在扬州看见本来富有的他的好朋友程晋芳这时也贫了，拉着手流泪
道：“你也到了我这样地步，这境况不好过呀，怎么办？”这话说的很真挚。
他20 岁考得“秀才”以后，也还应过考；36 岁时安徽巡抚征他应乾隆朝的
“博学鸿词”科考试，他确实到省去考过。但到正式荐举他入京廷试时，他
终于没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