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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解读儒林外史-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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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其中“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又可看作这首主题歌的
“主题词”,二者构成了全书基调的主旋律。因此,如果说,“功名富贵无
凭据”是全书第一着眼处,那么,“江风吹倒前朝树”便是全书第二着眼处。
二者共同点染为“楔子”所说的“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又从而展
示为明代成化末年至万历二十三年共108 年的文运。写它是如何在科举制度
重轭下日渐式微,以致“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
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是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
曾的品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足见,以时间顺序为暗线去绾系人


物情节乃作者的基本构思之一。
其二,从时序与“文字过峡”的关系看问题。
正如章培恒先生《〈儒林外史〉原貌初探》所统计的:“在第三十六回

以前,明确提到年代的共四处(第一回不计在内):第二回言及成化末年
(1487),第二十回言及嘉靖九年(1530),二十五回言及嘉靖十六年,三
十五回言及嘉靖三十五年(1556)。另有一处言及‘适值江西宁王反乱’(第
八回),宁王造反是历史上实有的事,在正德十四年(1519);可以说,这
在实际上也点明了具体时间。因此,从第二至三十五回,在时间上共分成四
大段。第一段为第二至八回,共三十二年。第二段为第八至二十回,共十一
年。第三段为第二十至二十五回,共七年。第四段为第二十五至三十五回,
共十九年。”这里,需予补说的是两点。一是,这明确提到年代的五处,都
是卧评所说的“文字过峡”。所谓“文字过峡”,就是一个故事向另一个故
事过渡。这是有案可查的:第二回乃全书正文的发轫,周进故事的登台。第
八回为王惠故事的结束,二娄故事的开始。第二十回是匡超人故事的结束,
牛浦郎故事的开始。第二十五回是牛浦郎故事的结束,鲍氏父子故事的开始。
第三十五回乃庄绍光应征故事的结束,虞育德主祭故事的开始。二是,这只
有作者有意为之,才能出现这种状况。显然是旨在说明哪些故事是发生在明
代哪一时期,让读者对其发生的大致时段能了然于胸。

其三,从时序和时间状语的关系看问题。

时间状语诸如“过了半年有余”、“足足闹了半年”等等,这在其他小

说中,一般皆属作者的漫然着墨,可出现在《儒林外史》里,作者却是语语

经心的。如果说,书中明确提到的年代,是作者对笔端时序问题的“点睛”,

那么,相将出现的那众多时间状语则是作者在“画龙”。还是让我们就上述

四个时段来说吧!假若对这四个时段中的故事作一具体考察,便不难发现:

每个故事中各时间状语表述的时间之和,就是该故事所由发生的总时间;各

个故事所由发生的时间之和,又恰好与该时段的总年数是相合的。这一点,

章培恒先生已在《〈儒林外史〉》原貌初探》中以第二和第三时段为例作了

令人信服的论证,并在该文的注中作了补充说明。兹再对更为复杂的第四时

段作番考察,以资补证①。按鲍文卿与向知县相别及其以廷玺为子,是在同一

年,即第二十五回所说的嘉靖十六年。鲍文卿与向知县重逢,向云:“自同

你别后,不觉已是十余年。”其时当在嘉靖二十七年。第二十六回写鲍廷玺

于向知县和鲍文卿重逢之年“十月十三日”,由向知县为媒娶王氏之女;“看

看过了新年”,向知县带鲍氏父子下察院去考童生;“又过了几个月”,王

氏死于难产;“又过了几个月”,鲍文卿亦病故;“过了半年有余”,金次

福为鲍廷玺说媒,议娶王太太,其时当在嘉靖二十九年。第二十七回写王太

太即“择定十月十三日过门”;当她知道鲍廷玺却原来是个戏子,气成了一

个失心疯,“一连害了两年,把衣服、首饰都花费完了,夫妇被鲍老太赶出

了家门,在外借一间屋居住;难中鲍廷玺与在苏州抚院衙门做相公的胞兄倪

廷珠相逢,“又过了半个月”,在倪廷珠的资助下买了一所房子,其时当在

嘉靖三十二年。第二十八回写鲍廷玺到苏州探望倪廷珠,谁知倪廷珠已死,

乃投季苇萧于扬州,又为季苇萧下书予客居南京的季恬逸;第二十九回写季

① 关于鲍廷玺过继给鲍文卿为子时的年龄问题,卧本刊刻时有误,说见章培恒《〈儒林外史〉原貌初探》
注⑤,其说甚是。

恬逸与萧金铉和诸葛天申合选文章,“到四五个月后”,诸葛天申那二百多
两银子也就所剩有限了,恰值慎卿来南京,三人便去拜访,“那正是春暮夏
初”;第三十回写杜慎卿“择于五月初三日”,逞风流高会莫愁湖,其时当
是嘉靖三十三年的五月初三。第三十一回写鲍廷玺于莫愁湖之会后,在杜慎
卿处“又效了两个月劳,到七月尽间”去杜少卿家打抽丰;第三十三回写鲍
廷玺向杜少卿借钱,说“只有门下是七八个月的养在府里白浑些酒肉吃吃”;
该回又写“杜少卿在家又住了半年多,银子用的差不多了,思量把自己住的
房子并予本家”,“足足闹了半年,房子归并妥了”,于是便移家南京,那
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其时当是嘉靖三十五年的二月下旬。第三十四回
写天子招贤,庄绍光决定先应征,然后辞爵,而杜少卿则托病谢聘,醉心于
看花饮酒和泰伯祠的修筑;第三十五回写庄绍光面圣呈策,其时为“嘉靖三
十五年十月初一日”。显而易见,这与上述第四时段的年代完全吻合。因此,
书中主要事件的发生时间是可以推断的,比如鲍文卿的死,当在嘉靖二十九
年二三月间。由此可见,《儒林外史》里的时间顺序并非一般的情节线索,
它对书中的主要事件还起纪年作用,从而也就使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编年
史的性质。

其四,从时序和他人伪墨看问题。

今见最早的刻本,也是以后各种版本之母本的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
乃五十六回。那第五十六回“神宗帝下诏旌贤,刘尚书奉旨承祭”,它“与
本书的主题及叙写风格、思想感情都不符合”(张慧剑校注本前言),明显
地出自某妄人的狗尾续貂,这一点已几成近人和时贤的共识,所以亚东图书
馆本仅将其作为附录,而张慧剑校注本则将其删去。

然而,今见张慧剑校注本等五十五回的《儒林外史》也有个令人深思的
现象,那就是如同美国夏志清先生《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儒林外史》所说的:
其“第三部分(第三十七回至五十四回)由一组形形色色的故事混杂而成,
没有明确的构思。当其中的几个故事回转到第一和第二部分的讽刺和说教的
语调时,另外的故事则仍是因袭传统的‘浪漫传奇’,赞美和歌颂军事长官
以及一些男男女女的异乎寻常的儒家行为。总的看来,这一部分留给人们一
个严重的不匀称的印象。”问题在于:怎么解释这一现象?

吴组缃先生在他的宏文《〈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中,结合程晋芳
作的《文木先生传》和《全椒志》都说《儒林外史》原书只有五十回,曾明
确指出:其中“如三十八回写郭孝子寻亲途中经历,三十九回萧云仙救难、
平少保奏凯,以至四十回上半劝农兴学;另外还有四十三回野羊塘大战,。。 
可能不是原作者的手笔。”理由是:“这些片断,有的写得完全不真实,有
的写得概念平板,总之都没有现实生活体验;作为艺术看,显得很低劣,和
书中所表现的一般高度的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迥不相侔的。其次,在这几
段里有几处对话,那思想跟全书主题和作者的思想也正面冲突不能相容。。。 
再看这几段里用的语言,也多陈词滥调,生硬呆滞,读着枯瘪无味;手法上
也庸俗拙劣,有些地方对不起榫来。有些地方显然是坊间小说的老套。”这
一结论是从鉴赏学的角度得出的。与此殊途同归,章培恒先生则从考据学的
角度考证出:“第三十六回的一半,第三十八回至第四十回的前面一大半,
第四十一回结尾至四十四回的前面一小半”,乃“后人窜入”。其摆出的一
个重要证据是:“在三十六回以前,在时间问题上没有一处是不相合的;但
在那以后,就扞格不入了。。。在把上述后人窜入的部分去掉以后,我们可


以再一次看到吴敬梓在计算时间上的精细。”不言而喻,章培恒先生所说的
这些后人窜入的部分,便涵盖着吴组缃先生所例举的上述片断。这种研究方
法不同而结论上的殊途同归,显然是由于他们道出的只不过是种铁案如山难
动摇的事实。

这里,需略予补说的是三点:一是,疑第三十四回庄绍光赴京面君,投
宿辛家驿遇山东贼头赵大夜劫萧吴轩饷银一节,以及第三十五回庄绍光辞爵
还乡,夜宿荒村遇老妇走尸、老翁咽气一节,亦皆后人窜入,而且窜入者与
写第三十九回萧云仙救难明月岭者为同一人。何以言之?这两个插曲,皆游
离于它们的回目题意之外,且与回中的前后情节不相关,其窜入的痕迹甚明:
一也。萧云仙即萧吴轩之子,父子二人皆善以飞弹打人,而今日之四川恶僧
即昔日之山东贼头赵大,则窜入者窜入萧吴轩飞弹击赵大是旨在为萧云仙飞
弹打恶僧故事作伏线,其意自明:二也。“老妇走尸”故事,怪诞不经,风
格和全书迥异,而却与第三十八回“郭孝子寻亲”中窜入的“黑九兆雪”故
事相侔,乃坊间小说俗套:三也。二是,“卧评”评庄绍光遇响马一段谓:
“最妙在绍光才说‘有司无弭盗安民之法’,及乎亲身遇盗,几乎魄散魂飞,
藏身无地,可见书生纸上空谈,未可认为经济。此作者皮里阳秋,真难从不
知者索解也。”诚然,吴敬梓确实善用“皮里阳秋”法,此评也的确符合该
段对庄绍光的描写;然而,在他的笔端却从未对庄绍光下过贬辞。因而,此
评不只可以作为该段系后人窜入的一个硬证,而且可以作为该段的窜入当早
于卧本的一个铁证。三是,最为重要的是,既然后人窜入的部分不只在作品
的时序面前会原形毕露,而且在鉴赏学面前也会露出它的马脚,可见这部小
说的艺术结构不是松散的,而是缜密的,人物与人物、故事与故事之间的次
第安排是有机的联系,而不是随意的凑泊。

要而言之,正如刘知几《史通·列传》所说:“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
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
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儒林外史》一方面以时间顺序为主线使事
件暗“历帝王之岁月”而假托前朝,一方面以“功名富贵”作主脑用故事明
“录人臣之行状”而尤在士林,可谓二者精神兼备,所以我称它的结构形态
是纪传性结构形态。

三关于“功名富贵”说问题的补说

闲斋老人和卧本评语,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也罢,说“‘功
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也罢,说“‘功名富贵’四字是此书之大
主脑”也罢,说的都不只是作品的主旨,还涵盖着作品的主线。而对后一点
的忽略,乃“五四”以来研究者的共同倾向,“无结构”说即由此而滋。

其实,主旨和主线的高度合一,是《儒林外史》结构学的一大特点。这
一特点,是对我国古代文艺美学中“附辞会义,务总纲领”说的运用和发展。
比如,《文心雕龙·附会篇》,是刘勰研讨艺术结构问题的专论。该文探讨
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能使作品做到“杂而不越”,亦即西方文论中所说的“寓
杂多于整一”问题。作者的回答是:“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
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摛振金玉,
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这里所说的“情志”显然是指作
家的思想情感,“事义”显然是指作家对于事物意义的理解和揭示。二者亦


即该篇所说的“义脉不流,则偏枯文体”的“义脉”,则这一“义脉”说的
内涵便不只指作品内容主旨,还包孕着作者的情感线索和情节的因果线索,
明矣!比如,“立主脑”说的始作俑者李渔,其《闲情偶寄·立主脑》有云:
“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这
里所说的“主脑”,显然是指作品的主题思想。然而,他紧接着又写道:“传
奇亦然。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
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欢悲合,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意俱属
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假
若结合其《减头绪》篇所云“头绪繁多,传奇之大病也。《荆》、《刘》、
《拜》、《杀》之得传于后,止为一线到底,并无旁见侧出之情”看问题,
则这里所说的“主脑”,又显然是指作品的情节线索。论原因就在于:《立
主脑》篇作为李渔的结构论,其“主脑”说犹如刘勰的“义脉”说,它指的
不只是作品的主旨,还涵盖着作品的主线。明乎此,也就有助于我们检验闲
斋老人和卧本评语一提再提的“功名富贵”说,它是否切合《儒林外史》的
内容本旨和结构状况。

然而,在研讨这一问题以前,应先就作品的主题问题一申鄙见。因为,
“五四”以来关于《儒林外史》的主题问题,先后有“反八股科举”说、“反
功名富贵”说、“一代文人有厄”说的争雄。其实,书中写得明白:罪恶的
八股制艺制度以功名富贵作为士子的价值观念和奋斗目标,功名富贵以其诱
惑力败坏着士子的“文行出处”和黎民的世情人心,从而使“一代文人有厄”。
正因如此,所以我认为:“八股科举——功名富贵——一代文人有厄”,是
作品同一主题的三个层面。功名富贵以其对社会人心的直接毒害而被置于三
个层面的中心,但作者机锋所向却是整个仕途经济和世态人情,并以其特有
的文化反思性质和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而“穷极文士情态”,从而暗示了国
家已到了无人可用的地步!

因此,“功名富贵”四字作为《儒林外史》的“主脑”,它既是作品的
主题,也是作者描述百年士人行状的思想线索,从而也就规定了作品形象体
系的内部构成,这就出现了闲斋老人所说的四类士人。这种形象体系的内部
构成,合卷思之,既可将它看作是百年士人行状的“纵剖面”,而又可将它
看作是一代士人行状的“横断面”。更由于作品艺术成就之高,所以还是那
闲斋老人说得好:“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
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传》云:‘善者感发人
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是书有焉。。。世有善读稗官者,当不河汉
予言也夫!”

然而,“功名富贵”四字作为全书的思想主线,它不只作用于书中各篇
传记的人物塑造,从而使之“驷牡异力,而六辔如琴”,最后使作品的人物
塑造组成一个可以自镜和镜人的形象体系;它还作用于书中各个部分的情节
部署,从而使之“首尾相援,节文自会”,最后使作品的情节部署形成一个
《文心雕龙·附会》所说的“杂而不越”的有机整体。这后一点,可以从如
下三个方面看问题:

第一回是楔子,回目是“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盖该楔
子开头的《蝶恋花》乃全书的主题歌,一声“功名富贵无凭据”,即将“功
名富贵”的实质轻轻点破;该楔子的主体部分是王冕行状,一声“这个法却
定的不好!”则又借王冕的口将八股取士制的危害轻轻点明,而写王冕行状


则又旨在为士子立极。第五十五回是尾声,回目是“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
曲高山流水”。该尾声的主体部分是四奇人的行状,写此是旨在说明讲“文
行出处”者已不在儒林而在市井;该尾声的《沁园春》乃全书的余韵,感叹
苍凉,所谓曾几何时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不难看出,这楔子和尾声,二者不
只在思想上是呼应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是对称的,作者以之作为全书的起与
结,显然是旨在增强作品的整一性。此其一。

第二回至第五十四回,是全书的主体,它又可分为三个思想段落。第二
回至第三十回,写各类士人因以“功名富贵”为价值观念而不讲“文行出处”,
以致文运式微,照应了楔子中王冕所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第三十一回
至第三十七回上半回,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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