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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的逻辑，吴敬梓对“征辟”有所眷恋和“悔恨”，就是“不脱热心科名的
念头”，那岂不可以进而推论：因为吴敬梓直到去世前的一年，还在《金陵
景物图诗》首页自诩为“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词，癸酉敕封文林郎内阁中书”，
所以他对科名至死不悟，也就根本不可能撰写《儒林外史》！这是荒唐的逻
辑！问题还在于：《丙辰除夕述怀》不仅不能作为吴敬梓没有“大觉悟”的
依据，也不能单纯地看成思想反复的“铁证”。具体地说。诗中“相如封禅
⑤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之七。
⑥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二《古意》。
①
参见《泰然斋诗集》第二附金两铭《和（吴檠）作》。
②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之四。
③ 参见上书之七、八。
④ 引自上书之一。
⑤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贺新凉·青然兄生日》。
⑥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买陂塘》之二。
书，仲舒天人策。夫何采薪忧，遽为连茹阨”等四句，实际上有着双重的涵
义：一是胡适所讲的“悔”。当然这种“悔”的原因并不是“因病辞试”，
而是“托病辞试”。二是“瞒”。唯其吴敬梓辞去廷试的原因是“托病”，
所以在悔恨之际，也不忘用“采薪”来加以掩饰。这里，有必要重提胡适的
另一个明显错误：他仅仅根据江宁教授唐时琳的《文木山房集序》，就断言
吴敬梓辞去廷试的原因是“真病”。对于这一说法，很多学者已经撰文驳斥，
这里不再赘言。当然，无风不能起浪，联系上述引自《孟子》的“采薪”二
字来看，吴敬梓当时很可能确有小病。但是，把小病装成大病，借“大病”
辞去廷试，决不等于“因病辞试”，因为小病是不允许辞试的。由此可见，
吴敬梓1736 年辞试的行动，恰恰是他1729 年叛逆呼喊的延伸和发展。否定
“托病辞试”是错误的，认为“托病辞试”才算思想飞跃的标志也是不全面
的。退一万步说，就算吴敬梓真为“因病辞试”而悔恨，充其量也只是一次
思想的大反复。用后来的反复去否定早先的飞跃，依然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总之，从对待科名的态度看，吴敬梓早在辞试和吟咏《美女篇》以前，就已
具备创作《儒林外史》的思想基础了。
理清了吴敬梓思想转变的脉络，是不是有“余暇”撰写《闲斋老人序》
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如前所述，吴敬梓既已鄙薄科名，热衷“笙簧六艺”，
自名闲斋老人，也就投诸闲散，有的是时间。何况《闲斋老人序》只有短短
五百零一字。
那么，吴敬梓为什么要选择1736 年2 月写“序”呢？为了搞清这个问题，
我们不妨把他在“征辟”前后的情况罗列一下：1733 年，雍正诏令保荐“博
学鸿儒”者。两年以后，雍正再下诏令。这时候，35 岁的吴敬梓已经风闻有
可能被保荐①，所以赶忙“追”写“美人之赋”（即《移家赋》），用以表明
自己“不工封禅之书”②的心迹。同年秋天，被荐的风声紧了，他又写下了《秋
病》八首，再次流露了“美人一赋堪千古，何用子虚与上林”的心声。由于
吴敬梓蔑视科名，对保举又早有思想准备，所以乾隆元年正式被保荐时，并
没有受宠若惊，手足无措。相反，他胸有成竹，“凿坏而遁”；酗酒秦淮，
乔装“狂疾”③。朋友们责以固执已甚，他机敏地诉说了自己的衷肠：“吾既
生值明盛，即出，其有补斯世耶否耶？与徒持词赋博一官，虽若枚、马，曷
足贵耶？”④这一切，充分说明当时的吴敬梓，镇定自若，未雨绸缪。进一步
看，他既能用《移家赋》去反衬《子虚》、《上林》，以装病来辞去廷试，
也就必定会自矜俚俗粗村的小说家身份，嘲讽借词赋博取富贵的枚乘和司马
相如之流；用鄙夷功名富贵的《闲斋老人序》去否定“博学鸿词”的终南捷
径。“著书仰屋差自娱，无端拟献金门赋”，吴敬梓在《题王溯山左茅右蒋
图》⑤中的这两句诗，不就表现了他对征辟荐举妨碍小说创作的强烈不满吗！
既然如此，自称闲斋老人，借“序言”述怀明志，声言“以辞却功名富贵，
①
顾云《钵山志》卷四《吴敬梓传》：“乾隆间，再以博学鸿词，荐（吴敬梓）”。顾云既用“再”字，
则很可能吴敬梓1736 年前就曾被当作保荐对象。
②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一《移家赋》。
③ 金兆燕《棕亭诗抄》集三《寄吴文木先生》曰：“昔岁鹤板下纶扉，严徐车马纷猋驰。蒲轮觅径过蓬户，
凿坏而遁人不知。有时倒白著接。。，秦淮酒家杯独特。乡里小儿或见之，皆言狂疾不可治。”
④ 参见顾云《钵山志》卷四。
⑤ 白参《文木山房集》卷二。
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不都是合情合理的吗！
早在乾隆元年以前，吴敬梓已经走上了背叛科名的道路，1736 年2 月，
他又写下了《闲斋老人序》。根据这两点，就可以作出如下的判断：吴敬梓
着手创作《儒林外史》，决不会迟于1736 年。可是胡适又认为：“书中写杜
少卿、庄绍光应试事，都是元年的事”，也就“决无元年二月已成书之理”。
怎样看待胡适的这一论点呢？笔者以为，它既有合理的因素，又有错误的方
面。诚然，作品中杜少卿、庄绍光等形象，无疑是以作者自身及其朋友程廷
祚作为模特儿的，因此有关的章节确实不可能写在1736 年2 月以前。问题在
于：第一，胡适仅仅考虑了《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以后几段故事的原型。
三十四回以前的取材情况怎样，一系列生活素材是否发生在1736 年以后呢？
大家知道，《儒林外史》的结构具有“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特点，所以
作者完全可以写写停停，零写整编，决不会弹指之间，一挥而就。就是说，
《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以后的内容固然只能写在1736 年2 月以后，但决不
能就此作出结论：三十四回以前的故事也必定写在同一时期；更不能把吴敬
梓开卷伊始的时间随意拉到1736 年以后的某一年。这一点，后文将作详细论
述。第二，胡适顾此失彼，无视吴敬梓借助某些诗词对小说创作的时间和情
况所作的曲折说明。例如，上述“著书仰屋差自娱，无端拟献金门赋”等两
句，就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手材料。这里所说的“著书”，当然指撰写《儒林
外史》。所谓“仰屋”，分明援引和活用了《宋史·富弼传》中的典故，意
思是“计无所出”，奈何不得。正因为吴敬梓处境艰难、心情抑郁，所以才
用“著书”来排遣愤世疾俗的怒火，寻找聊以自慰的欢乐。但正当他笔墨酣
畅的得意时刻，传来了被安徽巡抚赵国麟保荐的消息。他毫无理由拒绝预试，
只得“春光抛掷”，“孤负秦淮”①风尘仆仆地“涉险”到安庆，言不由衷地
写下了“金门赋”，也即《正声感人赋》等六篇“试帖”②。这真是强人所难
的“无端”啊！由此，我们不就看清了这样一种事实：1736 年2 月，吴敬梓
正在撰写《儒林外史》，而且早已进入了欲舍不能的境地。
通过上述辨析，我们可以论定：《闲斋老人序》确实写在1736 年2 月，
吴敬梓在此以前已经开始创作《儒林外史》。那么，究竟哪一年动手的呢？
笔者以为，当是1736 年。理由是：（1）吴敬梓移家南京之初，与亲友们频
频交往，把酒沉醉，诗词唱和，还被“四方文酒之士，走金陵者。。推为盟
主”③。他自己又洋洋自得地认为“偶然买宅秦淮岸，殊觉胜于乡里”④。就
经济生活而言，虽然祖传的“三万金”，在移家前已经基本花去，但还没有
陷入“乞食近年诗”⑤的绝境。另外，在移家后的第二年，他的糖尿病开始发
作⑥。在这样的情况下，吴敬梓似乎还不可能潜心创作《儒林外史》。当然，
没有动手不等于没有想法。从写在33 岁七月五日的《金缕曲》来看，吴敬梓
可能早有“著书”的潜在动机⑦。但想法毕竟不是行动，何况他一提到“著书”，
①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虐美人》、《西子妆》。
② 参见《文木山房集》卷一、卷四。
③ 引自《儒林外史》金和跋。
④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买陂塘》之二。
⑤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二《春兴八首》之四。
⑥ 《文木山房集》卷二《春兴八首》之五有“消渴病难除”之句。
⑦ 《金缕曲》中有这样的话语：“苟卿正遇游齐日，叹胸中著书千卷，沉埋弃掷。尚有及时一杯酒，身后
旋即援引晋代张季鹰的话语作出了否决。（2）《移家赋》与《儒林外史》的
创作，都跟“辞试”相反相成，互为因果。从吴敬梓的征辟问题上的态度转
变情况来看，《儒林外史》的创作当在《移家赋》以后。关于《移家赋》的
撰述年代，过去大都沿用胡适的观点，认为它写在1733 年。这是错误的，因
为作者明白宣称“追为此赋”。近年来，有的同志提出1734 年说，这也靠不
住。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先得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吴敬梓移家南京，既是
叛逆的表现，也有着冀求知遇的因素；一方面说明他已经绝意乡试、会试之
类，一方面证实他对包括征辟在内的荐举存有幻想。正是出于后一种原因，
所以在他的诗文中，无数次提到冯谖、董仲舒、枚乘、司马相如等凭借学术
而被荐举的文人，不厌其烦地罗列“天人策”、“封禅书”、“子虚赋”、
“上林赋”等敲门砖式的作品。依循这种特殊现象，我们不难发现，吴敬梓
33 岁移家之初，曾以“落魂相如”自况①。时隔一年，才开始憎恶“荐举”，
发出了“漫思弹铗侯门遇。再休言，得意荐相如赋”②的叹惋。由冀求到憎恶，
这是很大的转变。但当时似乎还没有出现促使他用《移家赋》去对抗“相如
赋”的机缘。——如果硬要寻找对抗因素的话，倒是自比美女，吟哦“岂知
盛年去，空闺自长嗟”可算是一种表现。只有到1735 年被保荐的消息传来以
后，以“赋”对“赋”，以“美人”对“荐士”的灵感才顿时产生了。你看，
《移家赋》的主旨不就在于“任终隐以无伤”吗？你听，《移家赋》中不是
公开宣称“不工封禅之书，聊作美人之赋”吗！毫无疑问，“美人之赋”就
是《移家赋》；用《移家赋》来对抗“封禅之书”，说明它必定写在吴敬梓
被荐的1735 年。不能设想，没有《移家赋》这篇“辞试宣言”，就能出现《儒
林外史》楔子中的王冕形象，就能有《闲斋老人序》中对“辞却功名富贵”
者的高度礼赞！何况从《古意》的吟哦到《移家赋》的撰写，一脉相承，深
思熟虑；用“美人之赋”去对抗“封禅之书”，堂而皇之，稳操胜券。正因
为如此，所以《儒林外史》的创作必定在《移家赋》之后。对照吴敬梓1735
年的经历，他在《秋病》之二中，有“美人一赋堪千古，何用子虚与上林”
两句。据此，我们不妨作如下的判断：最迟到1735 年秋天，《移家赋》已经
完稿。接下来，吴敬梓就着手创作《儒林外史》了。握笔伊始，大概在1735
年秋后。
如果说，在《儒林外史》初创时间的推算方面，胡适的观点存在根本错
误的话，那么，在该书脱稿时间的判断上，他的问题只是不够全面。
《儒林外史》脱稿于哪一年？胡适依据程晋芳写在乾隆戊辰、庚午年间
的《怀人诗》中“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等两句诗，论定它成书于1748—1750 年之间。对此，学术界几乎没有异议。
诚然，《儒林外史》确实在吴敬梓49 岁前后已经大体写定，根据它的取
材情况就可以找到佐证。像汤镇台的原型杨凯于1751 年第二次“出山”，庄
绍光的原型程廷祚于1751 年再次“荣膺”“经明行修”之荐①等等，《儒林
之名何益！张季鹰斯言堪述。”
① 参见《文木山房集》卷四《买陂塘》。
②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满江红》。
① 何泽瀚先生《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重要人物考实》据《皖志列传稿》条列程廷祚是年被荐之经过，
惜未详。笔者曾记甘熙《白下琐言》卷四有言：“。。（乾隆）十七年，吏部侍郎雅尔哈善又保举（程廷
祚）经学。其考语有‘涵养淳笃，学问淹贯，尤能研深《易》理’云云。惜皆不遇。”特抄录为先生补遗。
外史》都未加描写，足证胡适的判断不无道理。
但是，文学创作的原理告诉我们：任何作家都有权根据主题表达的需要
去截取生活的原型材料，没有义务写尽模特儿的一生。另外，又恰恰是胡适
提到的程晋芳，在其1754 年冬天撰写的《哭敏轩》之三中，有如下两句诗行
和一条自注：“艳歌蛱蝶情何远？散录云仙事可征（君好为稗说，故及之）。”
就是说，到了1748－1750 年之间，《儒林外史》固然有了“整编”的稿子，
但作者未必就此搁笔，可能还在“散录”零碎篇章。据此，我们只能作出这
样的结论：1750 年之前，《儒林外史》已经大体完成，但并未全部完稿。
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看法，让我们从取材的角度来举例说明。先看第五
十五回的一个例子。这一回的开头有如下话语：
话说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了。此时虞博士那一辈人，也有老了的，
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
上面已经提到，吴敬梓笔下的人物，“大都实有其人”。但直到作者49 岁那
年，那些现实中的“南京名士”，如吴蒙泉（虞育德）、程廷祚（庄绍光）、
樊圣谟（迟衡山）、冯粹中（马纯上）等等，虽然不少都老了，但几乎一个
也没有死。那么，何谓“也有死了的”呢？解释只能是：五十五回很可能写
在吴敬梓逝世前的一二年。因为现实中的吴檠（杜慎卿）和冯粹中，恰恰死
在1750 年和1752 年。
又如，荀玫的原型卢见曾，乾隆元年曾任两淮盐运使，七年“因事遣戍”，
“往军台效力”，九年“召还，授滦州知州”等官职，“十九年（1754）还
任两淮盐运使。”①对此，《儒林外史》均有描写。其中第二十二回点出了荀
玫的“两淮盐运使”身份，第二十九回交代了“因贪赃拿问”的情况，第三
十四回再次提到他担任“盐运司”的官职。“还任盐运使”时在1754 年，可
见作品中有关荀玫再任盐运司的穿插，必定是吴敬梓1754 年逝世以前添上
的。
弄清了《儒林外史》的具体创作年代，新的问题又出现在我们面前：难
道13 岁“便堕绮语障”，30 岁就能“下笔C C 千言就”①的吴敬梓，写一部
40 万字左右的小说要花整整19 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19 年中，具体的情况
又是如何呢？
为了探索这个问题，笔者排列过专家们刊发的《儒林外史》的源流材料，
编录了作品的“人物表”和“纪历表”，阅读了涉及作者思想和经历的某些
论著。在这个基础上，深感《儒林外史》是分阶段创作而成的。具体地说，
开头至第二十五回，写在1736 年2 月以前。（其中第二十一回以后的部分写
在1735 年冬季作者自扬州返宁以后的两个月内）是为第一阶段。第二十六回
至第三十五回，写在1736 年至1739 年之间。是为第二阶段。第三十六回以
下部分则陆续完成于作者逝世以前。是为第三阶段。
何以见得《儒林外史》的创作分三个阶段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作品时
间线索所表现出来的明显迹象。
如同一般的古代章回小说那样，《儒林外史》使用了借前代（明代）反
① 转引自何泽瀚先生《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第34—35 页。
① 引自金榘《泰然斋诗集》卷二金榘和吴檠的两首《为敏轩三十初度作》。
映当代的手法。除“楔子”假托元末明初以外，从第二回直至结束，涉及明
代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等六代，总计描写130 年①中发生的
故事。跟一般章回小说不同的是，《儒林外史》以短篇连缀的结构形式，反
映封建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因而时间的线索显得更重要，更需要疏理清楚。
正因为如此，所以除第一回外，吴敬梓在创作过程中先后六次直接标明了“年
月日”，并用朱宸濠谋反等史实来加以附会和佐证。但是，又恰恰在时间线
索方面，《儒林外史》存在很多异常现象。其中之一是，在上述直接标明的
“年月日”中，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