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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解读儒林外史-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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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的逻辑,吴敬梓对“征辟”有所眷恋和“悔恨”,就是“不脱热心科名的

念头”,那岂不可以进而推论:因为吴敬梓直到去世前的一年,还在《金陵

景物图诗》首页自诩为“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词,癸酉敕封文林郎内阁中书”,

所以他对科名至死不悟,也就根本不可能撰写《儒林外史》!这是荒唐的逻

辑!问题还在于:《丙辰除夕述怀》不仅不能作为吴敬梓没有“大觉悟”的

依据,也不能单纯地看成思想反复的“铁证”。具体地说。诗中“相如封禅

⑤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之七。
⑥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二《古意》。

参见《泰然斋诗集》第二附金两铭《和(吴檠)作》。

②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之四。
③ 参见上书之七、八。
④ 引自上书之一。
⑤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贺新凉·青然兄生日》。
⑥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买陂塘》之二。

书,仲舒天人策。夫何采薪忧,遽为连茹阨”等四句,实际上有着双重的涵
义:一是胡适所讲的“悔”。当然这种“悔”的原因并不是“因病辞试”,
而是“托病辞试”。二是“瞒”。唯其吴敬梓辞去廷试的原因是“托病”,
所以在悔恨之际,也不忘用“采薪”来加以掩饰。这里,有必要重提胡适的
另一个明显错误:他仅仅根据江宁教授唐时琳的《文木山房集序》,就断言
吴敬梓辞去廷试的原因是“真病”。对于这一说法,很多学者已经撰文驳斥,
这里不再赘言。当然,无风不能起浪,联系上述引自《孟子》的“采薪”二
字来看,吴敬梓当时很可能确有小病。但是,把小病装成大病,借“大病”
辞去廷试,决不等于“因病辞试”,因为小病是不允许辞试的。由此可见,
吴敬梓1736 年辞试的行动,恰恰是他1729 年叛逆呼喊的延伸和发展。否定
“托病辞试”是错误的,认为“托病辞试”才算思想飞跃的标志也是不全面
的。退一万步说,就算吴敬梓真为“因病辞试”而悔恨,充其量也只是一次
思想的大反复。用后来的反复去否定早先的飞跃,依然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总之,从对待科名的态度看,吴敬梓早在辞试和吟咏《美女篇》以前,就已
具备创作《儒林外史》的思想基础了。

理清了吴敬梓思想转变的脉络,是不是有“余暇”撰写《闲斋老人序》

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如前所述,吴敬梓既已鄙薄科名,热衷“笙簧六艺”,

自名闲斋老人,也就投诸闲散,有的是时间。何况《闲斋老人序》只有短短

五百零一字。

那么,吴敬梓为什么要选择1736 年2 月写“序”呢?为了搞清这个问题,

我们不妨把他在“征辟”前后的情况罗列一下:1733 年,雍正诏令保荐“博

学鸿儒”者。两年以后,雍正再下诏令。这时候,35 岁的吴敬梓已经风闻有

可能被保荐①,所以赶忙“追”写“美人之赋”(即《移家赋》),用以表明

自己“不工封禅之书”②的心迹。同年秋天,被荐的风声紧了,他又写下了《秋

病》八首,再次流露了“美人一赋堪千古,何用子虚与上林”的心声。由于

吴敬梓蔑视科名,对保举又早有思想准备,所以乾隆元年正式被保荐时,并

没有受宠若惊,手足无措。相反,他胸有成竹,“凿坏而遁”;酗酒秦淮,

乔装“狂疾”③。朋友们责以固执已甚,他机敏地诉说了自己的衷肠:“吾既

生值明盛,即出,其有补斯世耶否耶?与徒持词赋博一官,虽若枚、马,曷

足贵耶?”④这一切,充分说明当时的吴敬梓,镇定自若,未雨绸缪。进一步

看,他既能用《移家赋》去反衬《子虚》、《上林》,以装病来辞去廷试,

也就必定会自矜俚俗粗村的小说家身份,嘲讽借词赋博取富贵的枚乘和司马

相如之流;用鄙夷功名富贵的《闲斋老人序》去否定“博学鸿词”的终南捷

径。“著书仰屋差自娱,无端拟献金门赋”,吴敬梓在《题王溯山左茅右蒋

图》⑤中的这两句诗,不就表现了他对征辟荐举妨碍小说创作的强烈不满吗!

既然如此,自称闲斋老人,借“序言”述怀明志,声言“以辞却功名富贵,


顾云《钵山志》卷四《吴敬梓传》:“乾隆间,再以博学鸿词,荐(吴敬梓)”。顾云既用“再”字,
则很可能吴敬梓1736 年前就曾被当作保荐对象。

②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一《移家赋》。
③ 金兆燕《棕亭诗抄》集三《寄吴文木先生》曰:“昔岁鹤板下纶扉,严徐车马纷猋驰。蒲轮觅径过蓬户,
凿坏而遁人不知。有时倒白著接。。,秦淮酒家杯独特。乡里小儿或见之,皆言狂疾不可治。”
④ 参见顾云《钵山志》卷四。
⑤ 白参《文木山房集》卷二。

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不都是合情合理的吗!

早在乾隆元年以前,吴敬梓已经走上了背叛科名的道路,1736 年2 月,

他又写下了《闲斋老人序》。根据这两点,就可以作出如下的判断:吴敬梓

着手创作《儒林外史》,决不会迟于1736 年。可是胡适又认为:“书中写杜

少卿、庄绍光应试事,都是元年的事”,也就“决无元年二月已成书之理”。

怎样看待胡适的这一论点呢?笔者以为,它既有合理的因素,又有错误的方

面。诚然,作品中杜少卿、庄绍光等形象,无疑是以作者自身及其朋友程廷

祚作为模特儿的,因此有关的章节确实不可能写在1736 年2 月以前。问题在

于:第一,胡适仅仅考虑了《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以后几段故事的原型。

三十四回以前的取材情况怎样,一系列生活素材是否发生在1736 年以后呢?

大家知道,《儒林外史》的结构具有“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特点,所以

作者完全可以写写停停,零写整编,决不会弹指之间,一挥而就。就是说,

《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以后的内容固然只能写在1736 年2 月以后,但决不

能就此作出结论:三十四回以前的故事也必定写在同一时期;更不能把吴敬

梓开卷伊始的时间随意拉到1736 年以后的某一年。这一点,后文将作详细论

述。第二,胡适顾此失彼,无视吴敬梓借助某些诗词对小说创作的时间和情

况所作的曲折说明。例如,上述“著书仰屋差自娱,无端拟献金门赋”等两

句,就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手材料。这里所说的“著书”,当然指撰写《儒林

外史》。所谓“仰屋”,分明援引和活用了《宋史·富弼传》中的典故,意

思是“计无所出”,奈何不得。正因为吴敬梓处境艰难、心情抑郁,所以才

用“著书”来排遣愤世疾俗的怒火,寻找聊以自慰的欢乐。但正当他笔墨酣

畅的得意时刻,传来了被安徽巡抚赵国麟保荐的消息。他毫无理由拒绝预试,

只得“春光抛掷”,“孤负秦淮”①风尘仆仆地“涉险”到安庆,言不由衷地

写下了“金门赋”,也即《正声感人赋》等六篇“试帖”②。这真是强人所难

的“无端”啊!由此,我们不就看清了这样一种事实:1736 年2 月,吴敬梓

正在撰写《儒林外史》,而且早已进入了欲舍不能的境地。

通过上述辨析,我们可以论定:《闲斋老人序》确实写在1736 年2 月,

吴敬梓在此以前已经开始创作《儒林外史》。那么,究竟哪一年动手的呢?

笔者以为,当是1736 年。理由是:(1)吴敬梓移家南京之初,与亲友们频

频交往,把酒沉醉,诗词唱和,还被“四方文酒之士,走金陵者。。推为盟

主”③。他自己又洋洋自得地认为“偶然买宅秦淮岸,殊觉胜于乡里”④。就

经济生活而言,虽然祖传的“三万金”,在移家前已经基本花去,但还没有

陷入“乞食近年诗”⑤的绝境。另外,在移家后的第二年,他的糖尿病开始发

作⑥。在这样的情况下,吴敬梓似乎还不可能潜心创作《儒林外史》。当然,

没有动手不等于没有想法。从写在33 岁七月五日的《金缕曲》来看,吴敬梓

可能早有“著书”的潜在动机⑦。但想法毕竟不是行动,何况他一提到“著书”,

①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虐美人》、《西子妆》。
② 参见《文木山房集》卷一、卷四。
③ 引自《儒林外史》金和跋。
④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买陂塘》之二。
⑤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二《春兴八首》之四。
⑥ 《文木山房集》卷二《春兴八首》之五有“消渴病难除”之句。
⑦ 《金缕曲》中有这样的话语:“苟卿正遇游齐日,叹胸中著书千卷,沉埋弃掷。尚有及时一杯酒,身后

旋即援引晋代张季鹰的话语作出了否决。(2)《移家赋》与《儒林外史》的
创作,都跟“辞试”相反相成,互为因果。从吴敬梓的征辟问题上的态度转
变情况来看,《儒林外史》的创作当在《移家赋》以后。关于《移家赋》的
撰述年代,过去大都沿用胡适的观点,认为它写在1733 年。这是错误的,因
为作者明白宣称“追为此赋”。近年来,有的同志提出1734 年说,这也靠不
住。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先得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吴敬梓移家南京,既是
叛逆的表现,也有着冀求知遇的因素;一方面说明他已经绝意乡试、会试之
类,一方面证实他对包括征辟在内的荐举存有幻想。正是出于后一种原因,
所以在他的诗文中,无数次提到冯谖、董仲舒、枚乘、司马相如等凭借学术
而被荐举的文人,不厌其烦地罗列“天人策”、“封禅书”、“子虚赋”、
“上林赋”等敲门砖式的作品。依循这种特殊现象,我们不难发现,吴敬梓
33 岁移家之初,曾以“落魂相如”自况①。时隔一年,才开始憎恶“荐举”,
发出了“漫思弹铗侯门遇。再休言,得意荐相如赋”②的叹惋。由冀求到憎恶,
这是很大的转变。但当时似乎还没有出现促使他用《移家赋》去对抗“相如
赋”的机缘。——如果硬要寻找对抗因素的话,倒是自比美女,吟哦“岂知
盛年去,空闺自长嗟”可算是一种表现。只有到1735 年被保荐的消息传来以
后,以“赋”对“赋”,以“美人”对“荐士”的灵感才顿时产生了。你看,
《移家赋》的主旨不就在于“任终隐以无伤”吗?你听,《移家赋》中不是
公开宣称“不工封禅之书,聊作美人之赋”吗!毫无疑问,“美人之赋”就
是《移家赋》;用《移家赋》来对抗“封禅之书”,说明它必定写在吴敬梓
被荐的1735 年。不能设想,没有《移家赋》这篇“辞试宣言”,就能出现《儒
林外史》楔子中的王冕形象,就能有《闲斋老人序》中对“辞却功名富贵”
者的高度礼赞!何况从《古意》的吟哦到《移家赋》的撰写,一脉相承,深
思熟虑;用“美人之赋”去对抗“封禅之书”,堂而皇之,稳操胜券。正因
为如此,所以《儒林外史》的创作必定在《移家赋》之后。对照吴敬梓1735
年的经历,他在《秋病》之二中,有“美人一赋堪千古,何用子虚与上林”
两句。据此,我们不妨作如下的判断:最迟到1735 年秋天,《移家赋》已经
完稿。接下来,吴敬梓就着手创作《儒林外史》了。握笔伊始,大概在1735
年秋后。

如果说,在《儒林外史》初创时间的推算方面,胡适的观点存在根本错
误的话,那么,在该书脱稿时间的判断上,他的问题只是不够全面。

《儒林外史》脱稿于哪一年?胡适依据程晋芳写在乾隆戊辰、庚午年间
的《怀人诗》中“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等两句诗,论定它成书于1748—1750 年之间。对此,学术界几乎没有异议。

诚然,《儒林外史》确实在吴敬梓49 岁前后已经大体写定,根据它的取
材情况就可以找到佐证。像汤镇台的原型杨凯于1751 年第二次“出山”,庄
绍光的原型程廷祚于1751 年再次“荣膺”“经明行修”之荐①等等,《儒林

之名何益!张季鹰斯言堪述。”

① 参见《文木山房集》卷四《买陂塘》。
②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满江红》。
① 何泽瀚先生《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重要人物考实》据《皖志列传稿》条列程廷祚是年被荐之经过,
惜未详。笔者曾记甘熙《白下琐言》卷四有言:“。。(乾隆)十七年,吏部侍郎雅尔哈善又保举(程廷
祚)经学。其考语有‘涵养淳笃,学问淹贯,尤能研深《易》理’云云。惜皆不遇。”特抄录为先生补遗。

外史》都未加描写,足证胡适的判断不无道理。

但是,文学创作的原理告诉我们:任何作家都有权根据主题表达的需要

去截取生活的原型材料,没有义务写尽模特儿的一生。另外,又恰恰是胡适

提到的程晋芳,在其1754 年冬天撰写的《哭敏轩》之三中,有如下两句诗行

和一条自注:“艳歌蛱蝶情何远?散录云仙事可征(君好为稗说,故及之)。”

就是说,到了1748-1750 年之间,《儒林外史》固然有了“整编”的稿子,

但作者未必就此搁笔,可能还在“散录”零碎篇章。据此,我们只能作出这

样的结论:1750 年之前,《儒林外史》已经大体完成,但并未全部完稿。

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看法,让我们从取材的角度来举例说明。先看第五
十五回的一个例子。这一回的开头有如下话语:

话说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了。此时虞博士那一辈人,也有老了的,
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

上面已经提到,吴敬梓笔下的人物,“大都实有其人”。但直到作者49 岁那
年,那些现实中的“南京名士”,如吴蒙泉(虞育德)、程廷祚(庄绍光)、
樊圣谟(迟衡山)、冯粹中(马纯上)等等,虽然不少都老了,但几乎一个
也没有死。那么,何谓“也有死了的”呢?解释只能是:五十五回很可能写
在吴敬梓逝世前的一二年。因为现实中的吴檠(杜慎卿)和冯粹中,恰恰死
在1750 年和1752 年。

又如,荀玫的原型卢见曾,乾隆元年曾任两淮盐运使,七年“因事遣戍”,

“往军台效力”,九年“召还,授滦州知州”等官职,“十九年(1754)还

任两淮盐运使。”①对此,《儒林外史》均有描写。其中第二十二回点出了荀

玫的“两淮盐运使”身份,第二十九回交代了“因贪赃拿问”的情况,第三

十四回再次提到他担任“盐运司”的官职。“还任盐运使”时在1754 年,可

见作品中有关荀玫再任盐运司的穿插,必定是吴敬梓1754 年逝世以前添上

的。

弄清了《儒林外史》的具体创作年代,新的问题又出现在我们面前:难
道13 岁“便堕绮语障”,30 岁就能“下笔C C 千言就”①的吴敬梓,写一部
40 万字左右的小说要花整整19 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19 年中,具体的情况
又是如何呢?

为了探索这个问题,笔者排列过专家们刊发的《儒林外史》的源流材料,

编录了作品的“人物表”和“纪历表”,阅读了涉及作者思想和经历的某些

论著。在这个基础上,深感《儒林外史》是分阶段创作而成的。具体地说,

开头至第二十五回,写在1736 年2 月以前。(其中第二十一回以后的部分写

在1735 年冬季作者自扬州返宁以后的两个月内)是为第一阶段。第二十六回

至第三十五回,写在1736 年至1739 年之间。是为第二阶段。第三十六回以

下部分则陆续完成于作者逝世以前。是为第三阶段。

何以见得《儒林外史》的创作分三个阶段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作品时

间线索所表现出来的明显迹象。
如同一般的古代章回小说那样,《儒林外史》使用了借前代(明代)反

① 转引自何泽瀚先生《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第34—35 页。
① 引自金榘《泰然斋诗集》卷二金榘和吴檠的两首《为敏轩三十初度作》。

映当代的手法。除“楔子”假托元末明初以外,从第二回直至结束,涉及明
代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等六代,总计描写130 年①中发生的
故事。跟一般章回小说不同的是,《儒林外史》以短篇连缀的结构形式,反
映封建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因而时间的线索显得更重要,更需要疏理清楚。
正因为如此,所以除第一回外,吴敬梓在创作过程中先后六次直接标明了“年
月日”,并用朱宸濠谋反等史实来加以附会和佐证。但是,又恰恰在时间线
索方面,《儒林外史》存在很多异常现象。其中之一是,在上述直接标明的
“年月日”中,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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