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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好像还是没有想出更好的名字。《孽债》也便用原名播出了。
正如同当年我敢于坚持用《蹉跎岁月》这个题目一样，我之所以敢于坚持用《孽债》，只因为这本书的创作，源始于我那漫长的十年半的知青生涯，源始于那段生活本身。
记得二十一年前，我接到调令，由乡间调到贵州省作家协会去当专业作家。经过十年又七个月的插队生活，山寨上已没有什么东西再值得带往省城去。况且进了省城，我没有住房，只能暂时在小招待所里栖身。故而我只将两箱书整理出来，用马车拖着去托运。十年当知青的日子，是这两箱子书陪伴着我，度过了无数个夜晚和雨天。书页都发黄了，我还舍不得丢掉。马车拖进街子，那一天正逢山乡里赶场，人很多。一个女生叫了我一声，我看着她从人堆里挤出来，一手拉着一个娃娃，另一只手挽着提篮，显然也是来赶场的。在人群中一挤，她的脸涨得通红，因为怀着身孕，肚皮腆得高高的，她还喘吁吁的。她曾是我同一大队另一个寨子上的女知青，后来和一个相貌英俊的山寨小伙子恋爱结婚，插队期间就出嫁了。我离开寨子以后，她就是这个公社留下的最后一名上海知青了。我告诉她，我要去省城里报到了。她说，已经听说了。望着她略显黯然的神情，我不由问她：你怎么办呢？她愣了一下，说：我也要走的。我点了一下头，想说愿你走成功，又想说几句安慰的话，但最终一句也没说出来。想想一起从上海来到这块土地，一共六十个人，现在走得只剩下她一个人了，说什么也是多余的。马车拐出乡场，我回过头去，望着消失在人潮中的她和孩子，不由自主地思忖着：她要走，走得了吗？眼看着她又要生第二个娃娃了，她走了，这两个孩子怎么办？如果她真走成了，两个孩子长大以后，问及自己的母亲在哪儿？又会是一个怎样的情形？
可以说长篇小说《孽债》的最初构思，该是起源于那一段生活本身。
在知识青年大返城的潮流中，在一列一列回归的火车上，我听说过几个类似这样的故事。只是，那年头城市的诱惑力是那么地强大，谁也没往深处去思考这一问题。
就是我自己，也不可能想像这些孩子将来和生身父母之间会演出什么样的悲剧和喜剧来。
但是，创作的构思往往是这样，一旦你生了心，留了神，生活本身就会不断地提醒你，催促你，撞击你。
那是80年代的一个夏天，我在回上海探亲时，又听说了附近弄堂里的这么一件事：一个宁波农村的中年汉子带了两个孩子，到上海来找当年的妻子。而他的妻子在回归上海分配到工作之后，早已重新嫁了人，并有了新的孩子。于是乎，一个女人、两个男人、三个孩子的故事，顿时成了弄堂新闻：有人说女人离开农村时根本没办妥正式离婚手续，谎骗男人回归上海之后还将把他和孩子接去；有人说第二个男人根本不晓得女人原先的婚史；有人说你们知道什么呀，这件事从一开头就是个骗局，说好的是假离婚，后来弄假成真了；有人说两个男人打起架来了，这个家庭热闹非凡有戏文可看……
我没去穷尽这个故事的结局。但是这件事情那么有力地撞击着我。我觉得这会是一部长篇小说的素材，我把它记了下来。连续好几天，我冲动得都想赶紧伏案写作。
但是我没有写，往往到了真想写的时候，又觉得无从落笔。几个月以后，我读到了一个短篇小说，五六千字，名字也记不得了，能记得的只是这篇小说的内容，几乎同我听到的弄堂新闻相差无几。我还特意留神了小说的结尾，作者仍没交代出这一家人究竟怎么处理了那个难缠的矛盾，只说那一家人闹得不可开交……
情债难偿（2）
乍听这个故事时的震惊、生动和由此产生的联想，全没有了。读过这个小说以后，一切竟变得淡淡的了。这件事也给了我一个启示，即使是一个好的素材，贸然去写，仍然是写不好的，艺术的感染力也是出不来的。
我暂时放下了这个题材，当真正提笔写《孽债》，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2001年1月）
神奇的西双版纳（1）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大潮中发生的一些故事，我身边的一些人和事，虽然是可以构思小说的素材，但是离《孽债》的具体酝酿，还早着哪。
几年过去了，知识青年这个字眼，在飞速发展的现实生活中，已经让人感到陈旧和麻木。
记得是八十年代的中后期了，我正在读长篇小说《爱的变奏》的校样，这是我的第五本和知青有关的长篇小说。一位相熟的朋友来访，听说又是一本和知青有关的书，他忍不住说：你就不能写写别的吗？
我说是啊，我在乡下整整呆了十年，现在写出了五本长篇小说，我也对得起那段生活了。这本书出版以后，我想考虑写一点别的了。
但是，当年知识青年的命运，总是牵扯着我的心。也可能正是因为我一本一本地写了些和知青有关的书，有些人也总是愿意来找我，把他们生活中真实的经历告诉我。
那是1985年夏天，有两个山乡里的中年妇女找到省城贵阳来。她们简朴得几近寒伧的衣着、她们拘谨的神态、她们的言谈举止，几乎完全是一副世代居住在山寨中的农妇模样了。不是她们开口讲上海话，很难相信她们曾经是上海知青。她们到省城来是为求一个工作，是来诉苦的。知识青年由城市到达乡村时，从来都是听农民们忆苦思甜、讲述旧社会的苦难、虔诚地接受那份再教育的。曾几何时，她们自己却向人们诉起苦来。日子，对她们来说实在是过得太艰难了。是生活，逼着她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来的呀：她们全是当年嫁给村寨农民的知识青年，其中一位还是优秀知青，她当年开创一代新风，同山乡农民结婚连同接受再教育的事迹，曾经在《下乡上山》刊物上登载过。这本刊物是免费发放的，我清楚地记得，这本刊物传到我们集体户时，大家对她的事迹还足足议论了半天。现在这两个当年与山乡农民相结合的典型，一个死了丈夫，拖着三个娃崽；一个丈夫虽还健在，但拖拉着两个娃娃，身处穷乡僻壤，日子也难过。她们来到省城，只是希图通过一定的渠道，为她们呼吁一下，在当地求得一个工作。
由于省里领导同志的关注和干预，这两位上海女知青在几个月以后，终于在偏远小县城的一家工厂里落实了工作，算是得到了归宿。但是她们的形象和经历，久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我时常想，其他知识青年呢，有没有落到生活的底层而无人问津的呢？
回上海探亲时，有人指着某个女子的背影告诉我，她也曾是知青，当年下嫁了当地人，挣扎着回到上海老家，栖居在住房紧张的娘家，没一份像样的工作，而她的丈夫和孩子，户口进不了上海。她在上海呢，生活不检点。
在我插队的那个县里，还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两个知青在山乡里萌生感情，生下了一个小孩，考虑到有了未婚生孩子，以后永远也不能抽调；再说，孩子一生下来，就面临着营养及生计，根本养不活。有好心人出面，介绍了省城里一对结婚多年不曾生育的夫妇，收养了这个孩子。而这一对知青，回到上海以后，却又各奔东西，并没结成夫妻。
一次去昆明出差，我又听说了这么一件事：在西双版纳的一条街子上，有位从北京来旅游的中年女子，始终在屋檐下徘徊，嘴里喃喃自语着失悔和懊恼一类的话语。原来这女子是当初来版纳的北京知青，回城时离了婚，遗下一个孩子给自己的前夫抚养。她走得很轻松，回归北京之后落实了工作且很快有了新家。世间的事情有时经常阴差阳错，二度婚姻之后她再没生育。随着时间的流逝她越来越思念遗留在西双版纳和前夫生的儿子。终于她征得现今丈夫的同意，赶到版纳找儿子。她记得版纳的山，版纳的水，版纳的道路，她恰恰忘记了这里的农民世代都有迁居的习俗，她照着知青岁月记忆中的地址寻去，再没找到她渴念的儿子。于是乎她便有些失态地踟躇在赶场的街子上，逢到人询问，便讲她那失悔的心情和颇为曲折的经历……
这件事传到我耳里已经多人转述，但听来仍让人悲伤。
吸引我的不仅仅只是这个故事，而是这个故事提供的地域：西双版纳。哦，这是一块多么美妙无比的土地！那里的风情习俗和上海相比，简直判若两个世界。
上海是海洋性气候，西双版纳是旱湿两季的山地气候；上海众多的人口和拥挤的住房是世界上出了名的，而西双版纳的家家户户都有一幢宽敞的庭院围抱的干栏式竹楼；上海有那么多的高楼和狭窄的弄堂，而西双版纳满目看到的是青的山、绿的水；上海号称东方的大都市，而西双版纳系沙漠带上的绿洲，是一块没有冬天的乐土，既被称为“山国”里的平原，又被形容为孔雀之乡、大象之国，它有那么多的神秘莫测的自然保护区和独特珍贵的热带雨林；上海开埠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孕育了海纳百川的上海人，而西双版纳由偏远蛮荒、瘴疴之区演变为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的百年史，更富传奇色彩；上海人被人议论成精明而不高明、聪明而不豁达，而西双版纳的傣族兄弟姐妹，谦和、热情、纤柔、美丽，无论是在电影里和生活中，他们的形象都给人遐思无尽……对比太强烈了，反差太大了。而恰巧傣族婚俗中的结婚、离婚手续比较简单，恰巧当年的知青和傣族女子由于差别的巨大而更为相互吸引，在插队岁月中有过恋情、爱情和婚姻的双方，到了大返城时知青的离异也就更多一些。
神奇的西双版纳（2）
在昆明的那个夜晚我失眠了，我想了很多很多，这些年里听说的知青情变故事，一一浮上心头。最初的构思逐渐在我心头萌动着，一些人物开始浮出水面，一些矛盾慢慢成型，这全都是西双版纳这块神奇的土地带给我的。直到今天我还和西双版纳保持着联系，2000年的夏秋之交，版纳州人民政府授予我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荣誉州民”，说我的创作对西双版纳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殊不知，《孽债》的创作本身，也从西双版纳这块土地上汲取了很多的养料。说着说着似乎离题了，至于《孽债》具体的艺术构思，我想在下一篇文字中接着谈。
（2001年2月）
《孽债》最初的“单线条”（1）
这是一个取单线发展的故事。
从一开始，我只想将这一题材写成线型结构的长篇小说，并且可以写得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
可能是因为我长期生活在贵州，接触过包括苗族、布依族、水族、侗族、彝族在内的众
多少数民族；尤其是在民族节日期间，少数民族的姑娘们穿上精心缝制的服装，戴上头饰，去街子、花场上跳芦笙、赶街的时候，我常常会突发奇想，要是这么一个纯情朴素的姑娘，走进上海市民拥塞的弄堂，走进一个平静的三口之家，会是怎么一个情景？
也许是多次这么想过，到构思《孽债》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像美霞这样俏丽的一个小姑娘，到上海来寻找她的生身父亲的情节。
这是长篇小说的“核”。
所有的亮点都随着这一个“核”在闪烁，在跃动。
以后所有的故事和情节的展开，都随着这一个“核”在转动。
有了这一点想像，其余的人物和故事都像插上了翅膀，能够腾跃起来，能够飞起来。
小姑娘到上海，寻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呢？
是沈若尘这样的父亲。他曾经在版纳呆过，和美霞的妈妈有过恋情，有过婚姻，有过一段难以忘怀的过去。也正因为此，才有了美霞。他现在是一个中年知识分子，是一位杂志社能干的编辑。为什么恰恰是编辑职业而不是其他职业呢？原因只有一个，我对这个职业的工作很熟悉。当作家之前，当了作家之后，我一直在与各个年龄层次的编辑打交道。整个80年代的后半期，我也一直在《山花》文学杂志社出任主编，和各式各样的编辑们共事。只是我安排沈若尘当的是一本社会型杂志的编辑，这样便于“他”更多地和社会各方面的人士接触和打交道，为的是在行文时更加自如一些。长篇小说的写作总是这样，不可能构思得面面俱到，写着、写着，会有很多原先想像不到的东西冒出来，把自己笔下的人物框得太死，限制得太紧，反而会束缚了手脚。《孽债》已经是我的第21本长篇小说了，不敢说有多少经验，失败的教训我是有一些的。有了美霞，有了父亲沈若尘，必须还得给沈若尘像所有的正常中年男子一样，安排一个家。也就是说，他回上海以后，又结了婚，有了一个儿子，宝贝儿子。于是就有了梅云清和儿子焰焰（电视剧中为叫起来爽口改成了“扬扬”）。
在产生最初构思的同时，我就想过，我要把故事各方的人物，都写成是社会上的好人，或者说是正常人。决不把一些不好的习性和脾气按在某个我不喜欢的人物身上。“好人”和“坏人”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看电影时就养成的欣赏习惯。社会上确实是有好人和坏人，那些罪犯甚至是很坏的坏人。但在文学作品中，读者更希望读到的是具体的人，活生生的人。简单地说，即使是写好人和坏人，也得写出他为何好，或是为何坏。
设想梅云清的时候，我就想像她是上海滩上聪明能干的、勤俭持家的、美丽善良的但又是有着自己喜怒哀乐的现代女性。她不是十全十美的，小说的第五章我写到她失身于始终痴痴地爱着她的李爽，这是我产生构思的时候就预见到会发生的事（电视剧中为了人物的完美和观众的认同没让她和李爽走到这一步）。即使这样，她还是一个好妻子。焰焰就是我们最常见到的独生子女。
来自远方的、自小在西双版纳长大的美霞，要走进的就是这样一个三口之家。她要和他们朝夕相处，一起吃饭，一起入睡，一起打发长长的一段日子。她的出现是一个引子，也是故事的全部。她是一个导火索，更是一颗炸弹。
就是炸弹。在想像美霞走进生身父亲的家时，我脑子里最清晰的一个概念，就是要让美霞的出现，像在家中扔了一颗炸弹。这颗炸弹在冒烟，在丝丝发响，随时都要爆炸。可它就是不炸。
人在这样的尴尬面前，自己的本性就会展露无遗。焰焰的反应当然是最直接、最不会掩饰的。他也不需要掩饰，但他本能地意识到，美霞是他厌恶的对象，他恨美霞，美霞的出现会夺去他的父爱。这就是人，尽管他还是孩子。梅云清是位中年妇女，她的反应自然要比自己的儿子复杂得多，但她还是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问题是接受不了她也得接受，除非她不要这个家。这样的矛盾放在一个人物面前，这个人物必然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像很多自视甚高一帆风顺的女性一样，梅云清同样追求她的那一份完美。很多日子以来，她认为自己是追求到了，结果不是这样！她怎能不伤心，怎能不失望！她只有更进一步地认识世界，认识“人”本身，她才能越过人生的这一沟坎。而沈若尘面对一个叫他“阿爸”的美丽女孩，面对一个他过去爱情的结晶，能做些什么呢？他只能无奈地、疲于奔命地、顾此失彼地尽可能地维持他不能放弃的亲情，他爱妻子，爱儿子，他也爱女儿，但要把这几种爱融合在一起是有冲突的……小说和电视剧问世之后，有人说，只有上海男人会这样处理。我倒要反问一声，豪气十足的男人该怎么面对这一切？你请指教。
有人问，怎么让你想出美霞这么个小女孩来的？你怎么把握这么个孩子的心理？原因又得讲到我插队那段生活。在山寨，我教过很多山乡里的男孩、女孩，天天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许多孩子，汉族的或是少数民族的孩子，从小生活在大山的怀抱里，使得他们非常渴望了解大山外面的世界。高兴的时候，他们会睁大一对喜悦的眼睛；痛苦的时候，他们会睁大一对噙着热泪的眼睛；震惊的时候，疑讶的时候，恐惧的时候……他们最常有的表现，就是睁大着一对眼睛望着你。美霞是我想像出来的傣族姑娘，美霞又是我心目中许许多多山乡孩子的综合。另一个原因是，当我写作《孽债》的时候，我本人正调动回上海。我的孩子那年才十岁，我时常观察自小随我在山乡里长大的叶田，对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反应。那些日子我常常和他交谈，希望他能较快地融入上海这座城市的节奏。我发现他对上海有着很多误解，他对山乡有着自己的一份怀念，他要在身心上进入上海得有一个过程。我和他妈妈都是上海人，我们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