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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发电站，就像六颗熠熠放光的钻石，镶嵌在
猫跳河谷的一个又一个隘口上。变水患为水利，造福于河谷两岸的各族百姓。
路长谷深，鸟道盘旋，在几座电站工作的职工们，常年生活于山高水远的河岸边，远离城镇，远离现代文明相对集中的都市，不免有寂寞、冷落之感，但他们“身在山沟，胸怀世界”，安心在深山老沟里把光明源源不断输送出去。
令人喜悦的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电站已实行自动化管理，原来每座电站需要一百来个职工，自动化后，一百多职工悉数住回省城、近郊，每月只需要二三十名职工轮流值班，就能把整座电站管理得井然有序。更让人高兴的是，去年我重返猫跳河，职工们充满自豪地对我说，猫跳河梯级电站的遥控管理，已经实验成功。在新的世纪来临之际，偏远的电站完全可以实现科学的全封闭遥控操作，再不需要人呆在那山也遥远、水也遥远、道路也是十分遥远的电站上值班了。哦，猫跳河，目睹你半个世纪的巨变，远方的我愿意衷心地为你唱一支祝福的歌。
（2001年3月）
写作《蹉跎岁月》的日子（1）
十·一将临，50周年国庆前夕，《新中国舞台影视艺术精品选》系列光盘推出，电视剧栏目中，有《蹉跎岁月》。今年春天，广东旅游出版社汇编出版了《叶辛知青作品总集》七卷本，其中第三卷，亦选入了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印了一万套。
二十年来，《蹉跎岁月》几乎年年都在重印，我手头保留的版本，就有七八种之多。至于印过的次数，我都记不清了。
看着新印出的版本，我情不自禁会回想起当年写作《蹉跎岁月》这本书时的情形。
记得那是1979年的夏天，我栖居在山高谷深，偏远蛮荒的猫跳河畔轿子山脚下。是7月24日罢，继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之后，我又完成了另一部小说《风凛冽》。连天连天的伏案写作，实在很累了，我决定要休息几天。
屈指算一算，我一共可以休息七天。也就是说休息到7月底。从8月1日开始，我要投入另一部小说的创作，这部小说就是《蹉跎岁月》。
其实那些年里，我的身份还是知识青年，住在偏僻闭塞的山岭中，没有任何人来管我。没人管工资，没人管粮票，也没人管我休息不休息。我想休息，尽可以一天一天休息下去。那年的元月份，我已经结婚，妻子在猫跳河谷的水电站上班，有一份工资，日子是能应付过去的。况且她已怀上了我未来的孩子，身旁需要一个人照顾。我尽可以每天在山岭间的石头房子里煮饭、烧菜，让她营养营养，吃得好一点。
可我不能那么做。我要写，多少年了，我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重新开笔写一部新的书，一定得选一号那天动手。
8月1日开始写《蹉跎岁月》，就是这么定下来的。
余下来的五天里，我尽情地放松，尽情地做一切与写作毫不相干的事，甚至尽情地玩。我去中寨赶了一次场，买了鸡，买了很多蛋；我到猫跳河畔的六个村寨上都去走了走，看寨子里的风土人情，看山路弯弯通向白云深处的人家；我还爬上了高高的轿子山顶，在高处又喊又唱地吼了半天，我以为整个山谷里的人都听见了我的嗓门，下山来一问，人们说根本没听到我在叫些什么。
8月1日，正是夏天里最热的季节。但是在贵州的猫跳河畔，气候却是极为凉爽的。
吃过早饭，妻子照例到厂房去上班。我则在三屉桌上摊开稿子，写作《蹉跎岁月》的第一章。
这第一章的内容早就烂熟在我的胸中了。在其他谈及创作的文章里，我写过《蹉跎岁月》第一章是怎么得来的过程。总而言之，除了午餐时休息半个小时，到了下午的三点多钟，第一章就写完了。
稿子顺，人的情绪就出奇地好。我还在旁边的本子上，把第二章开头的情绪和节奏写下了几句提示自己的话。
时间还早，我为晚餐做了精心的准备。那年头，肉还是定量的，不过鸡蛋和鸡，在墟场上可以随时买到，况且十分便宜。一只童子鸡，一斤半左右的，只要一块钱。
晚餐后，我们照例端上两把椅子，坐到平顶的石头房子上去，一边和人聊天，一边看着暮霭逐渐低垂下来，河谷深处的雾气，渐渐地弥散开来，连绵无尽的小山峦，终于笼罩在夜幕中，高原上的夜，是寂静而又深沉的。
不用说，夜间睡得很好。
第二天一大早，水电站工地上的扩音喇叭，把我们唤醒了。
于是，新的一天又在水电站工地和水电站上同时开始。
妻子还是准时去上班，我照例在那张油漆斑驳的三屉桌上摊开稿纸，写作《蹉跎岁月》的第二章。这一天仍然写得很顺。
天天如此，日子由夏入秋，三屉桌面上完成的稿子一天一天地厚起来。
入秋以后，在贵州的山里，雨雾天越来越多，晴朗的日子真是难得一见了。
我们居住的石头房子泛了潮，屋里屋外都是潮乎乎的，站在屋顶上，眺望看熟了的整日里被蒙纱雾笼罩着的山野，情不自禁会有一种沉闷感。
电站上一位老医生，姓周，正是他的一句话，使我找准了《蹉跎岁月》的开头。他读完了我的前一部小说稿《风凛冽》，对我说：“稿子是很好看。不过，我担心，你这稿子不能出版。”
一瓢冰水浇在我的头上。
我拿已写完的《风凛冽》给他看，一是对他甚为信任；二是他身为长者，会给我提出中肯的意见；第三呢，我暗暗地还巴望着，他会夸我几句。那一年，虽然我已出版了《高高的苗岭》，《深夜马蹄声》和《岩鹰》（和别人合作）三本书，由《高高的苗岭》改编的电影《火娃》业已上映，但是对于我来说，在创作上太需要突破了。哪晓得周医生看完稿子，会对我这么说。
为此我闷闷不乐了好几天。
时值初秋，天天有雨，是贵州山乡里绵绵无尽的霏霏细雨。我照样一天一天往下写着，写得辛劳却也顺畅，每天要写完一章，时常都得写到夜半三更。怕影响妻子，我在台灯罩子上常常要遮两层报纸。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收到了《收获》杂志的一封短信，信上通知我，去年秋冬时节，我送到即将复刊的《收获》杂志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已定于刊发于1979年的第五、第六期。
写作《蹉跎岁月》的日子（2）
哦，这对于我无疑是一个喜讯。对于陷入创作困顿与迷惑中的我无疑是最大的激励。我写作《蹉跎岁月》的信心更足了，笔势也大胆地放开了许多。
到了9月底，三十万字出头的《蹉跎岁月》写完了。这样，我的抽屉里已经放着两部长篇小说稿：《风凛冽》和《蹉跎岁月》。那年头还没见复印机，生怕邮寄遗失，我仍旧像乡下人一样，决定把稿子亲自送到编辑部去。
1979年的国庆节要到了，妻子的预产期是11月份。国庆有假期，我们决定把国庆的假日和探亲假、产假合在一起，回上海去。
出于对《收获》的信任，我把《蹉跎岁月》交给了他们。
同时，《风凛冽》给了重庆的《红岩》杂志。
第二年，1980年，《风凛冽》发表于《红岩》的第三、第四期；《蹉跎岁月》发表于《收获》的第五、第六期。
也是在那年冬天，我的孩子叶田出生。在他逐渐逐渐长大的日子里，我时常对他讲插队落户的岁月，讲贵州多雾多雨的山乡，讲山寨上的农民，讲写作《蹉跎岁月》的默默耕耘、潜心创作的日子。
值此建国50周年的喜庆日子，叶田恰好步入大学，我把这段往事写在这里，对于他和今天的文学青年们，也许不会是无益的罢。
（1999年9月）
二十年的蹉跎村（1）
云南电视台约我去昆明，做一个“人生”节目。他们看到我的一本小书《半世人生》，觉得我的半辈子，多多少少和云南有一点关系，要我就这点关系谈一谈。
节目间隙，有半天空闲时间，旁边一位小伙子建议，去蹉跎村看一看吧，我们带一只机子，顺便拍一些镜头，也好穿插在谈话节目中用一用。
阿拉蹉跎村，就在昆明去石林的大路边上，不堵车的话，二十分钟就到了，很近的。二十年前的1982年春天，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在云南拍摄，插队知识青年在湖边寨的戏，主要选了两个景点，一个在澄江、江川、华宁三县交界之处的抚仙湖畔，那主要是取的湖景；另一个就是阿拉彝族乡，简称阿拉乡的。
由于这里树木葱茏，一条河流绕村而过，河岸上架起一座高高的石拱桥，风光十分秀丽，和我插队的贵州山乡里的村寨十分相像。还有一个具体的原因，使得剧组下决心在这里拍了一个来月的戏：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初，可要在省城昆明近郊，找到一处像我插队在贵州偏僻山乡里的泥墙茅草屋，已经是很不容易了。而在阿拉乡的小村林子与河流之间，恰恰找到了独门独户的一幢泥墙茅草屋，茅草发灰发黑了，泥墙龟裂了，和当年我下乡时的知青屋相像极了。一问，这幢泥墙茅草屋早已废弃不用了。原来，它是阿拉乡的牛圈，土地联产承包以后，集体的耕牛也已分归各户喂养，牛圈用不上了。所以它连门也没有！更令人惊喜的是，与阿拉乡的村干部一联系，他们说，只要二百元，这幢牛圈就能尽剧组使用，需要用多久就用多久。于是乎，剧组当即付了二百元，然后根据我的意见，在屋顶上请农民工加盖了一些茅草，最主要的是，又花几十元请当地彝族农民编了一扇竹笆门，在门上敷满牛屎，权作知青屋的门。这么一改造，简直就同我插队时的知青屋没甚两样了。这以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蹉跎岁月》中知青们在知青点上的戏，在村寨上的戏，在寨子附近树林子、小河边、拱桥上的戏，全部都是在这里拍摄的。成本低不说，还真正起到了情景交融、形象生动逼真的效果。饰演杜见春的肖雄当时就对我说过：不知为什么，一走在山道上，从石桥上那么大步走下来，我就会找到你们下乡时的感觉。
好事多磨。磨到1982年的秋天，是十月，《蹉跎岁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遂而这部电视连续剧逐渐又在各个省台重播。二十年前，好多省台自己还没开始制作电视剧，于是他们不断地重播比较优秀的剧目。据我所知，我生活的贵州电视台和云南电视台，就不止一次地重播过《蹉跎岁月》。对于贵州来说，我是省里的作家，这个剧是我写的，他们播的次数就多一点。而对于云南来说，则完全因为这个剧是在云南拍的，云南的观众看了自有一番亲切感。
从《蹉跎岁月》开始播出，昆明城里就有一些人，自发地找到拍摄地阿拉乡去玩，去实地看一看。一传十、十传百，昆明人都晓得了。阿拉彝族乡里，还有这么个漂亮的小村寨。
到了1984年，阿拉乡干脆打出“蹉跎村”的牌子，吸引城里的游客来玩耍。村里的彝族老乡，准备一点茶水、饮料、瓜子、花生，搭起简陋的棚子。而城里来的游客，则把塑料布铺在桥头河边，把吃的、喝的放在塑料布上，他们在河边散步，到村寨上游逛，特别是小树林里，时常传来他们的欢声笑语。
1989年，我在北京学习，同班几个云南来的学员，都告诉我，“蹉跎村”成了昆明人自发去的最为踊跃的一个小小旅游点。去得最多的，是一对对青年男女，他们时常双双骑着自行车，一呆就是一整天。
1994年，一个下海经商积累了点资本的老知青肖培荣，也看中了这块地方。他投资四百万元，沿着小河边的荒坡，修建了一排二层楼的乡间别墅，别墅里的客房一律装修成宾馆式样，还有餐厅。小河上架起了桥，河畔小路铺设了石子。穿过别墅区，沿着弯弯拐拐的小路，就能走进郁郁葱葱的树林子。
别墅区正式对外打出了“蹉跎岁月度假村”的牌子。
千万别以为配备了现代化设施，就是蹉跎村的特色了。
蹉跎度假村主要的特色，在于别墅区旁边，还建起了一座知青纪念馆。纪念馆门口书着两行红字对联。纪念馆橱窗内的陈设，全是当年的知识青年捐献的实物：有上山下乡通知书，有和通知书一起发的乘车证，有红袖章，毛主席像，还有当年知青们用的搪瓷碗、筷子、军用水壶、草帽，有插队落户时的劳动工具，锄头、镰刀、扁担、水桶、竹篾箩筐，和一盏盏知青们自制的小油灯。当然少不了很多陈旧的黑白照片，学习过的毛泽东选集，各式开本的毛主席语录，最为难能可贵的，这里还有当年知识青年记的日记，画的素描。
我一一看过去，翻阅着到过这里的老知青们写下的随想录和感慨万千的语录，惊讶地发现，这些对于逝去的蹉跎岁月充满感情的老知青，写下的一段段话不但带着思辨、带着反省，还带着人生的感悟和哲理。不少人还为办好这个纪念馆、这个度假村主动捐了钱，少的五十、一百，多的八百、一千，看了不得不使人动容。
不过促使我下决心再访蹉跎村的，不是想去回忆往事，也不是想到那里再去获取什么灵感。而是云南省的同志告诉我，由昆明通往石林的高速公路正在拓宽，蹉跎度假村也在拓宽的范围之内，即使像小树林、古石桥没划在拓宽的路面中，其周围的三千亩土地，也被统一规划成一片景区了。
二十年的蹉跎村（2）
换句话说，我若是明年再来云南，就见不到蹉跎度假村了。同行的云南电视台小彭望着我说：“看着以你的长篇小说书名和电视连续剧命名的度假村从眼前消失，叶老师，你有没有一点伤感？”
我笑了。
二十年的蹉跎村，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正如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世纪、新的千年一样，蹉跎岁月那一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应该为蹉跎村的消失而高兴。
但愿我们的岁月不再蹉跎。
但愿蹉跎岁月永远成为我们的历史。
（2002年8月）
第二部分
巧合
龙虎山之奇，在于三绝。一绝为融合了道教天师派文化的道都仙府；二绝系发源于福建光泽县犬源官山的泸溪河，逶迤飘落，碧水环绕丹霞地貌的座座山峰；三绝是最为引人的崖墓群落。
崖墓葬，也称悬棺葬，即是将棺椁悬于陡峭的山崖上，所选的山崖势必险峻难行，刀削斧劈一般。在我插队的贵州岑巩一带，也曾见过。只是较为分散。起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龙
虎山岩墓群，却相对集中，多达百余座。其文物之珍贵，位置之险要，造型之独特，均为世所罕见。从墓中发掘出来的纺织机、丝织品、十三弦琴、陶器等等文物，为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特别是龙虎山本身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但是，望着崖壁光滑少草木，今人利用现代化工具也难以攀援的岩洞，人们怎么也想像不出，我们的古人是如何将悬棺放进洞穴中去的。于是乎，自古以来，泸溪河畔就流传着这么一个民间传说：古时，龙虎山下有个心术不正的棺材老板，因其劣迹斑斑，触怒了神仙。天神伺机要惩罚他。有一次，老板把几十口棺木装在船上，沿着泸溪河顺流而下，运往外地去贩卖。一路之上，只见河滩呈白、遇潭现绿，两岸茂林修竹，河水清澈纯净。正走得顺畅，忽见河上狂风大作，把黑心老板船上的数十口棺木全都刮进了悬崖上的岩洞中。所以，多少年来，这一片崖墓一直被称为“仙棺岩”。
到了改革开放的今天，人们当然再也不会相信岩棺是大风吹上去的了。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龙虎山景区综合了专家的考察意见，悬赏三十万元，征求古人是如何把棺木吊进岩洞之谜。同时，他们又根据当地村民们的口头传说，利用了滑轮和自行车轮子，创造性地推出了一个旅游项目：仿造古人将棺木徐徐吊进岩洞。由于这一节目独出心裁，一时间大受欢迎，几乎所有的旅游客人，都要亲眼一睹此奇观。为图吉利，这一节目起名“升官”。话说大贪官胡长清，时任江西省长助理，也分管旅游，到了龙虎山，自然要看一看这个旅游项目啰。
这一项目自推出以来，一直强调安全第一，平均每十天就要对酒盅粗的绳子逐节检查，从未出过任何事故。偏偏在胡长清来看这一节目时，绳断人落，两位表演者当场坠落深潭而亡。事后打捞尸体时，竟又打捞出三具死尸。那第三具，还是个女尸。
当时，这一事故就一传十、十传百地传播开了。有说刚检查过四天的绳子怎么会断？有说太不注意安全措施了！也有人说，这不是个好兆头，胡长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