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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制度使发明者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排他性地使用自己的发明。 在现实生活中，政府通常对负的外部性比对正的外部性更为关注。随着社会人口日益稠密，随着能源、化学和其他原料产量不断提高，负的外部性或负的溢出效应已逐渐由微小的麻烦变成了巨大的威胁。这正是需要政府进行干预的地方。政府干预的目的是控制住外部性，如空气和水的污染，药物、食品和放射性物质等所造成的不安全等问题。 总之，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在许多方面像一个家长那样说“不”：不让工人暴露在危险的工作条件下；不让工厂的烟囱排放出有毒的烟尘；不得出售危险的药品；不得末系安全带驾车，如此等等。政府的管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求懂得复杂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学知识，还要屈从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尽管如此，今天还很少有人赞成重新回到经济不受管制、企业可以随意倾倒废料的那个混乱无序的年代。 思考和练习 1．什么叫外部性？举例说明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 2．为什么需要政府出面解决外部性问题？有没有政府无法解决的外部性问题？举例说明。 公共物品 在黑夜茫茫的大海上，有一座灯塔，它为过往的船只提供光明，引导它们绕过暗礁，安全地航行。很多船只都因此得到了利益，但它们却没有付费。而灯塔的主人也无法准确地判别哪艘船“偷看”了灯塔发出的光线，并去收取相应的费用。 在市场上，我们购买了别人的商品或是接受了别人的服务，是要付钱的，而在这里，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遍适用的交换关系为什么不存在了呢？原因在于，灯塔具有“公共性”，或者说它是一种“公共物品”。所谓公共物品，通俗地说，就是那种能供许多人同时消费的物品。并且人们消费这种物品的效果，以及生产这种物品的成本，并不因为享有它的人数规模发生了变化而改变。 公共物品包含的种类很多，除灯塔之外，像国防、法律、警务、消防、道路、教育、电视广播系统、空间研究、气象服务等，也都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与公共物品相对应，我们平时所购买的一些商品，如食品、衣服等则被称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本质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公共物品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就是可以由多人共同消费，而不影响其效用。以电视系统为例，北京居民在晚上8点钟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文献纪录片《周恩来》丝毫不影响天津的居民在同一时间收看同一节目。再比如说路灯，你可以用它来照明，我也可以，而且任何人对它的消费，并不影响其他人的消费效果。相比之下，私人物品就不能供许多人同时消费。一套衣服，你穿了我就不能穿，一块蛋糕，我吃了你就不能吃。 二是公共物品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就是无法将任何人排除在消费的行列之外。公共物品一旦生产出来，不管你是否支付了费用，都可以自由地消费，而无须经过某一个人或组织的批准。像大海上灯塔发出的光亮，根本无法阻止过往的任何一艘船看到。再如一个国家的安全防务系统，也不可能将任何一个居民单独排除在它的保护之外，即使对到本国旅游的外国人来说，也是如此。而私人物品的消费则具有排他性，只有支付了费用，你才能消费。比如你想拥有一台电冰箱，那就得花钱买，否则，就别想得到它。 公共物品的跟私人物品之所以不同，根本原因在于它的不可分割性。一种私人物品，比如说一块面包，我们可以用多种不同的办法，将它分给10个人享用；而桥梁和道路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发挥作用，如果将它锯成若干段分给居民，让他们各自搬回家，那就失去了它原有的作用。以下是几种最重要的公共物品： 1．国防。保卫国家免受外来侵略是公共物品的典型例子。一旦国家有了国防，要排除任何一个人享受这种国防的利益是不可能的。而且，当一个人享受国防的利益时，他并没有减少其他任何一个人的利益。因此，国防既无排他性，也无竞争性。 国防也是一项最大的公共物品支出。拿国防支出最多的美国来说，在2002年，用于国防的支出总计为3480亿美元，或者说每人平均约为1200美元。人们对这种支出量是太少还是太多的看法并不一致，但几乎没有人怀疑政府用于国防的某些支出是必要的。甚至那些主张小政府的经济学家也同意，国防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物品。治安也与此类似。
第五部分市场中的特殊问题（4）
2．基础研究。知识的创造是一种公共物品。如果一个数学家证明了一个新定理，该定理就成为人类知识宝库的一部分，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由于知识是公共物品，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就可以免费使用其他人创造的知识，结果用于知识创造的资源就太少了。 在评价有关知识创造的政策时，重要的是要区分一般性知识与特殊的技术知识。特殊的技术知识，例如一种高效电池的发明，可以申请专利。因此，发明者得到了他的发明的大部分好处，尽管他肯定得不到全部好处。与此相比，数学家不能为自己证明的定理申请专利；每个人都可以免费得到这种一般性知识。换句话说，专利制度使特殊的技术知识具有排他性，而一般性知识没有排他性。 政府努力以各种方式提供一般性知识这种公共物品。政府机构常常补贴医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甚至经济学中的基础研究。一些人根据太空计划增加了社会知识宝库来证明政府为太空计划提供资金的正确性。的确，许多私人物品，包括防弹衣和快餐汤，都使用了最初由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登月研究中开发出来的材料。决定政府支持这些努力的合适水平是困难的，因为利益很难衡量。此外，那些分配研究资金的政府官员们很少是科学专家，因此，不能最好地判断哪些研究将产生最大的收益。 3．反贫困。经济学家之间对政府在反贫困中应该起什么作用的看法并不一致。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重要观点：反贫困计划的支持者声称，反贫困是一种公共物品。 假定每个人都喜欢生活在一个没有贫困的社会里。尽管这种偏好普遍存在，但反贫困并不是自由市场可以提供的“物品”。由于贫困问题如此之大，以致于没有一个人可以消除贫困。而且，私人慈善事业也很难解决问题：那些没有向慈善事业捐款的人可以免费利用别人的慷慨。在这种情况下，对富人征税来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可以使每个人的状况变好。穷人状况变好，是因为他们现在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而那些纳税的人状况变好，是因为他们享受一个较少贫困的社会的生活。 显然，公共物品是社会所必要的。但公共物品的生产是需要成本的，这种成本应该由受益者共同承担，但它又不像私人物品那样，可以实现谁付钱、谁消费的原则，因为作为一个整体，它一旦被提供出来，就无法阻止那些没有分担成本的人来消费。这就成为了一个问题。 例如，住楼房的居民肯定会注意到，楼道里的灯泡经常是坏的。当你黑夜里上下楼时，你肯定经常会想：怎么总没人来换灯泡呢？但如果你家洗手间的灯泡坏了，你肯定会马上买新灯泡换上。同样是灯泡，但楼道上的灯泡与你家洗手间的灯泡却有不同的遭遇。原因在于，你家洗手间的灯泡为私人物品，而楼道上的灯泡则是公共物品。 楼道里的路灯照明是居民们必需的，但路灯的供给要花钱，有一天你好心地换上了一只，别人只会表扬你，说你办了一件好事，不过每个人都只从中受益，而并不需要为此分担成本。如果灯泡接二连三地坏，你会不断地买新的去换吗？你可能会想：这不行，以后买新灯泡的钱必须由楼道里的居民平摊！ 假设有5家愿意分担部分费用，另外3家却不愿意，当你向这3家索取费用以弥补成本时，他们甚至可以说：“我并不需要啊，因此不想付款，你们愿意的话你们自己干好了！”事实上，他肯定需要路灯，而且肯定会消费路灯，可是你及其他付费的人却无法把他排除在外。 这种个人不愿意为公共物品付费，总想让别人提供后自己免费享用的行为，现代经济学称之为“搭便车”。就像乘公共汽车，却不想买车票一样。结果是什么呢？每个人都指望别人做好事自费提供公共物品，自己坐享其成；结果谁也不生产，最终导致公共物品的供给量为零。所以楼道上的路灯、公用厕所的灯泡总是没人去换。 由于每个人都有占便宜的动机，容易产生搭便车行为，所以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物品不可能像私人物品那样通过自由市场（即私人交易市场）来实现最优配量。因此，我们平时使用的公共物品，往往大多是由政府或集体来提供的。于是政府有权通过税收、集体有权通过收费来弥补成本。 为了说明提供公共物品的困难和解决办法，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美国一个小镇的居民喜欢在7月4日这天看烟火。根据经验，全镇500个居民中的每个人对观看焰火都给出了10美元的评价。放烟火的成本为1000美元。由于5000美元的利益大于1000美元的成本，从社会效果看，小镇居民在7月4日看烟火是有效率的。 私人市场能提供有效率的结果吗？也许不能。设想这个小镇的企业家艾伦决定举行一场焰火表演。艾伦肯定会在卖出这场晚会的门票时遇到麻烦，因为她的潜在顾客很快就会想到，他们不买票也能看烟火。由于烟火没有排他性，因此，人们有成为搭便车者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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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这种市场失灵的一种方法是，它的产生是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如果艾伦举行烟火表演，她就给那些不交钱看表演的人提供了一种外在利益。当艾伦决定是否举行烟火表演时，她没有考虑到这种外在利益。尽管从社会来看烟火表演是合意的，但从私人来看无利可图。结果，艾伦作出不举行放烟火表演这种从社会来看无效率的决策。 尽管私人市场不能提供小镇居民需要的烟火表演，但解决小镇问题的方法是显而易见的：当地政府可以赞助7月4目的庆祝活动。镇委员会可以向每个人增加2美元的税收，并用这种收入雇佣艾伦提供烟火表演。小镇上每个人的福利都增加了8美元。烟火的评价10美元减去税收2美元。尽管艾伦作为一个私人企业家不能做这件事，但作为公共雇员的她可以帮助小镇达到有效率的结果。 在这里，烟火这种物品没有排他性，因为要排除任何一个人看烟火是不可能的，而且它也没有竞争性，因为一个人观看烟火并没有减少其他任何一个人观看烟火，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由于公共物品没有排他性，搭便车者问题就排除了私人市场提供公共物品。但是，政府可以潜在地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政府确信总利益大于成本，它就可以提供公共物品，并用税收为它支付，这可以使每个人的状况变好。现实正像这个故事描述的一样，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在重大的节假日放焰火，让群众享受到难得一见的喜庆气氛。 思考和练习 1．公共物品和外部性有什么联系？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2．说说你们身边的发生的“搭便车”现象？它的后果什么？ 贫富差距 前面关于外部性等市场不灵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缺陷方面，这种缺陷可以通过一定的办法来加以矫正。但除了前面的两个问题，就算经济运行完全符合效率原则，消除了市场的不良影响，市场仍然有可能导致一种缺憾：那就是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异。 在商品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里，个人收入的水平往往有很大的不同。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个人生产能力和他们所能拥有财产的生产能力不同造成的。一个人生产能力越强，他的收入就越高。在这样的制度下，多创造的人多收益，同时限制了不劳而获、瓜分别人创造财富的机会，因此可以促成社会的经济繁荣。 但是，一个人生产能力的高低，取决于一系列因素，除了包括努力程度、教育，又包括继承权、要素价格和运气。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家庭出身的偶然性可能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福布斯》杂志每年列出美国前400名富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的财富是继承而来的，又有很多人以所继承的财富作为跳板进而攫取了更多的财富。因此，人们可能会问：一个人仅仅因为继承了5000平方英里的土地，或因其家庭所拥有的油井，就应该成为亿万富翁吗？ 其次，一个的收入跟他的受教育程度和储蓄能力有很大关系。但这两个因素同样受到出身条件的影响。有些人先天条件不好，他们不可能对教育作出任何投资，更谈不上储蓄，因而他们的生产能力很低，收入也很低。如果他们得不到额外的帮助，就很难改变贫困的命运。 在市场运行中，商品分配遵循的是货币选票而不是其他因素。富人的猫所喝的牛奶，正是穷人孩子维持建康所必需的；社会在高尔夫球场草坪上施肥的支出，可能高于它给穷人孩子提供教育的支出。这正是市场发挥作用的表现。可是难道为了达到最优的经济效率，就应该对这种情况放任自流么？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下面来看一个思想试验，这个试验是由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1971年在他的著作《正义论》中提出的： 设想在我们任何一个人出生之前，凑到一起开会，设计统治社会的规则，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时我们对每个人对自己出生后的生活状况——才能高还是才能低，勤奋还是懒惰，受教育多还是受教育少，出生在富裕家庭还是贫穷家庭——都一无所知。用罗尔斯的话来说，我们都处于“无知面纱”背后的“原始状态”。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能客观地决定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吗？ 罗尔斯认为，在这种原始状态时，我们可以为社会选择一套公正的规则，因为我们必须考虑这些规则将如何影响每一个人。由于所有人都处于相似状况，没有一个人能设计有利于自己特殊状况的原则，所以，用这种方法设计公共政策和制度能使我们对什么政策为公正的判断保持客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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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罗尔斯考虑在这种无知面纱蒙蔽下所设计的政策要达到什么目标。特别是，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最终是在收入分配的最上层、最下层还是中间层，他会认为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是公正的？罗尔斯认为，处于原始状态下的人会特别关注处于收入分配最低层的可能性。因此，在设计公共政策时，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提高社会中最差的人的福利。 由于最大化标准强调的是社会上最不幸的人，所以，它证明了旨在使收入分配平等化的公共政策是正确的。通过把富人的收人转移给穷人，社会增进了最不幸者的福利。但是，最大化标准仍然允许收入不对称，因为这种不对称可以增强激励，从而提高社会帮助穷人的能力。 罗尔斯提出的思想试验非常引人注目。特别是这种思想试验使我们把收入再分配作为社会保险的一种形式。这就是说，从无知面纱蒙蔽的原始状态的角度看，收入再分配很像一种保险政策。房主购买火灾保险是为了应对他们的房子着火的风险。同样，当我们作为一个社会选择向富人征税以补助穷人的政策时，我们就为自己成为穷人家庭成员的可能性进行了保险。由于人们不喜欢风险，所以我们应该为自己出生在一个给我们提供了保险的社会面感到庆幸。 近年来的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帮助贫困者，不仅仅是因为人类本身具有的同情心，更因为客观实际存在的两条经济原因：一是提高这些穷人的生产能力，能够提高较富裕的那些人所拥有的物质资本的生产能力，因而对富人同样有利；第二它缩小了现行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不均，从而可以导致一个较好的对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和谐的社会环境。 由于上述原因，社会没有必要将竞争市场的结果作为既定的和不可改变的事实接受下来；人们可以考察收入分配，并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变收入的分配。在救助贫困的目标下，可以由政府采取一系列可能的措施： 首先，它可以采用累进税。相对于低收入者而言，对富人按更高的税率征税。它可以对财富和巨额遗产课以重税，以砸碎世袭特权的链条。所得税和遗产税就是这种带有收入再分配性质的累进税制的实例。 其次，由于低税率并不能帮助那些根本没有收入的人，因此政府可以进行转移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