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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逯葡抡味氛闹腔酆痛场Ｕ聬幌伦幽枇恕�19岁的赵佶就这样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无论是封建专制化的国家还是一个组织、企业，最高负责人是主宰、支配、调动和改变、塑造一切的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力”。选择了什么样的领导人，就意味着选择了什么样的未来。令人悲哀的是，几年后，不幸被章惇言中，赵佶的确不能“君天下”。在当时享有广泛尊敬的向太后，后来被列为奸臣的曾布，在党争中为图一时之利的大臣，甚至包括对赵佶寄以厚望而予以拥戴的善良的臣民，承担了这次选择错误的后果。说赵佶“轻佻”，显然是看轻了他祸国殃民的能力。
新皇上任的徽宗，的确像宋江所说的“至圣至明”，表现得像个英明之君。他对内惩奸扬善，驱除邪恶，罢去奸臣宰相章惇、尚书左丞蔡卞（蔡京之弟）等人，召还元佑诸臣，如任命范仲淹之子为尚书右丞等。他还广开言路，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大臣陈禾引经据典地弹劾宦官童贯等人，一直汇报到了晚上。徽宗说，肚子饿了，先去吃饭，以后有时间再接着说吧。陈禾扯着徽宗的龙袍不让走。徽宗说，衣服扯破了。陈禾大声说，陛下不惜衣服撕碎，我又何惜粉身碎骨报答陛下呢？徽宗很感动，让太监把破碎的龙袍收拾起来，用来奖励正直又有操守的大臣。宰相张商英劝徽宗克勤克俭，近贤臣，远小人，徽宗表示虚心接受。
然而，短暂的清明不久，对艺术的偏好使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重用蔡京。善于抓住机遇的人即使被踩在脚下，也能抓住鞋带爬上来，蔡京无疑就是这样的人。蔡京曾经作为奸臣被徽宗赶出朝堂，但两年后又被召回，成为帝国的第二宰相。徽宗用人轻佻得如同变戏法，否则就难以解释童贯在他的统治期内，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封王的太监。蔡京戏剧般的际遇，一方面是由于朝廷权力斗争的结果，因为在任何朝代，党争的结果只能是小人突起；另一方面是他的艺术天分起了很大作用。通过巴结领导身边的人获利，是中国人脉关系中一条屡试不爽的潜规则。蔡京不断笼络徽宗的宠臣——宦官童贯，他的艺术修养信息不断被徽宗获知和赏识，最后用满腹才华清洗掉了自己的奸臣污点，竟被徽宗引为同类。此后，梁山好汉眼中的四大奸臣——蔡京、高俅、杨戬、童贯以及奸臣李彦、梁师成、朱缅、王黼相继出现，宋江所说的徽宗“被奸臣闭塞”的局面形成。从此，徽宗、蔡京联手开始将大宋推向了悬崖。
蔡京的复出和被宠信，首先是他的艺术才能让徽宗钦佩。还是端王的时候，作为书法大家的赵佶就曾花费两万贯，买过蔡京的书法作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文人和小人的蔡京，深深了解并迎合徽宗的个性和喜好，而这正是正直之士所不齿的。有一次，徽宗拿出一些玉器来，准备在国宴上用，又怕有人说闲话。蔡京看出了他的心思，说天子本来就应该享受，几件玉器算个？何况在国宴上用，就是有人说也不用理睬。蔡京还引经据典，引导徽宗消费。蔡京说，《礼记》上的“唯王不会”的“会”指的是会计的会，君王过分节俭是可耻的。作为感性四射的文人的徽宗，在听了如此冠冕堂皇的借口后，对其殷实的五千万贯国库的挥霍程度，就可以想像了。
唐代有个名叫仇士良的大宦官，告老还乡时对其他宦官传授了盗用皇权的手段。他说，侍候皇帝的要点就是不能让皇帝有闲暇。皇帝一有空必读书，接近儒臣，这样“否属恩且薄而权轻矣”。应该用声色犬马、宝物财货“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皇帝一旦沉溺于享受，那么使“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蔡京显然对这种盗用皇权的手段烂熟于心。
徽宗即位不久，开始向周边发动战争，希望有所作为，然而效果却不理想。尽管对吐蕃和西夏的战争取得了一定胜利，但后来的联金攻辽，却打错了算盘。政治上的难以建树，消磨了徽宗开始执政时仅有的那点兴国热情。帝王至高无上的身份，又为他随心所欲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所以，与五百年后的明朝天启皇帝醉心于木匠事业一样，这个时候他更多地将精力花在个人嗜好上。无疑，作为艺术家的宋徽宗，是极为成功的。他在绘画上有极深的造诣，为后世留下了一系列稀世珍品；书法上各体俱精，还独创了“瘦金体”。但作为皇帝的宋徽宗，却是失败的。他肆意纵欲，生活上越来越不检点，像唐宋文人一样徜徉于勾栏妓院。宋江曾亲眼见证了这一幕。宋江和柴进等人找到了天下第一“二奶”李师师那里，希望走走上层路线把梁山兄弟招了安，工作还没谈就见奶子来报：“官家从地道中来至后门。”天子身穿龙袍，连便装都不换，“教太子在宣德楼赐万民御酒，令御弟在千步廊买市，约下杨太尉，久等不至”，就独自来嫖娼，真是“轻佻”到了极点。他还迷信道教，曾经扮为道士玩乐，在给浪子燕青的豁免凭据上，就签下了道君皇帝的字样。
宋徽宗追求自己的旨趣是他的自由，但不能因此而弊国凋民。任何一件事情绝不会因为其细小无关痛痒，就不会成为祸端。比如，一个官员往往被人从小小的爱好入手，就牵引着走上了不归路，可见慎微、慎初、慎独是多么重要。宋政和初年（公元1111年），徽宗不过和蔡京的儿子蔡攸开了个玩笑，说是喜欢奇山怪石，就被蔡京紧紧抓住，大开进奉之风。由此，直接引发了方腊起义，各地的反抗也此起彼伏，加上外交上的失利，金人寇边，北宋江山终于断送在徽宗手里。
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农历十月初十，宋神宗到秘书省观看那里的李后主像，见其风流倜傥，不胜感叹。此后不久，神宗的第十一子赵佶出生。有野史记载说，赵佶出生的前夕，神宗梦见李后主前来拜见。一向相信天命的宋朝人，怎么就没找个算命先生占上一卜，算算吉凶呢？45年以后的1127年，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轮回报应居然应验，梁山英雄所要“忠心报答”的“赵官家”——已成为太上皇的宋徽宗赵佶，与曾被北宋俘虏的南唐诗人皇帝李煜以同样的方式，成了风流的亡国之君，被入侵之敌掳走，最终客死他乡。
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把过多的感性气息带到理性事务中，始终把个人放在世界的中心，一味致力于雕虫之道，终不免失败的结局。李后主、宋徽宗、天启帝的悲剧在于过分地放纵了自己的私欲，没有严格地将个人爱好和国家需要区分开来，从而无法正确看待和处理公共利益。
其实，任何一个朝代的灭亡、一个组织的败落、一个人的失败，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蔡京分利集团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由于组织内部个体力量的弱小，往往容易产生以私人利益或政治企图为基础的集聚性势力。这种势力通过广泛的人脉关系纽带结成联盟，整合并攫取更多支配资源的公权，形成破坏性的牟利集团。在一个朝代或组织中，一旦产生这样的集团，离覆灭的期限也就不远了。
童贯领军征剿梁山失败后，没有向宋徽宗汇报，而是卸了戎装衣甲，径投高太尉府中去密谋对策。高俅安慰他说，输了就输了，不要烦恼，只要皇上不知道，谁敢说三道四？！然后两个人直接去找他们的老大——太师蔡京商议办法去了。几个人算计好了后，第二天由蔡京汇报说，因为天气炎热，工作没法开展。徽宗当了真，也就没追究童贯的责任。
在几次针对梁山的军事行动中，都是由以蔡京为首的小团伙统一了口径后，再向皇上报告。这样，围绕在蔡京周围，形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私家分利集团。在封建专制体制下，由于组织内部个体力量的弱小，往往容易产生以私人利益或政治企图为基础的集聚性势力。这种势力通过广泛的人脉关系纽带结成联盟，整合并攫取更多支配资源的公权，形成破坏性的牟利集团。在一个朝代或组织中，一旦产生这样的集团，覆灭的期限也就不远了。这样的集团往往与道德、正义无关，于是有人据此评论说，北宋与其说是亡于金人之手，不如说是败于党争之祸。
中国历史上，自皇权诞生以来，几乎所有的朝代都是被这种集团性力量搞坏或者拖垮。秦朝被赵高宦官集团断送；西汉被王莽外戚集团易帜；东汉被十常侍集团祸国；曹魏被司马昭集团替代；杨坚集团以外戚和大臣的身份篡夺了北周宇文氏的政权，建立了隋朝；李渊集团以地主武装力量和臣子的身份颠覆了隋朝，建立了大唐；唐代的宦官集团猖狂到废杀皇帝，废黜太子，加上藩镇集团削弱了帝国的力量，酿成了推翻政权的黄巢起义；明代的刘谨、王振、魏忠贤等宦官集团，流毒天下，成为大明覆灭的内因之一；清代先有八旗集团腐朽于内，后有北洋集团节制于外，在四面楚歌中，末代皇帝溥仪极不情愿颁布了退位诏书。
历朝历代破坏性的大小集团多如牛毛。蔡京集团既然出现，该倒霉的就是大宋了。
金圣叹说梁山事件的出现属于“乱自上作”是很有见地的。在蔡京周围，形成了一股作乱的关系网。徽宗是他的权力的来源和坚定的支持者，童贯、高俅、杨戬是他的朋党，江州知府蔡德章是他的儿子，大名府留守司留守梁世杰是他的女婿，华州贺太守是他的门人，高唐州知府高廉是高俅的叔伯兄弟，殷天锡是高廉的小舅子，高衙内是高俅的义子。
历史上，蔡京集团的力量比水浒世界描绘得更加可怕。李彦、梁师成、朱缅、王黼等重臣都是他的朋党，连张康国、刘逵、薛昂、林捻、余深等都因为奔走其门而得入执政行列。知枢密院事张康国曾经试图脱离蔡京集团，但不久暴亡，死的时候张口吐舌，很显然是中毒的迹象。在蔡京集团风气的影响下，衍生出一大批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奸胥坏卒，从上到下，狼狈为奸，残害忠良，欺压善类。有这样一个能够架空皇帝权力的集团的存在，国家不灭亡就是怪事了。
蔡京集团的存在，首先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权力，然后是满足自己的私欲。高俅当了殿帅府太尉后，立即整治王进给自己出气。理由很简单，因为王进的父亲曾根据律法条文打过他。高衙内看上了林冲的娘子，高俅就利用手中的权力陷害自己的下属，还搬出了律法规定，整得林冲一点脾气都没有。殷天锡看上了柴皇城的园子，仗着自己与高俅、高廉的关系，根本不把享有豁免特权的没落贵族柴进放在眼里。梁中书连年搜刮民脂民膏，派公人运给自己的岳父蔡京。当生辰纲被晁盖等人抢了以后，蔡京派府干到济州知府那里去催办。府干先炫耀自己是太师府里的心腹人，然后要求十日内捉拿晁盖等人，并警告说：“若十日不获得这件公事，怕不先来请相公去沙门岛走一遭，小人也难回太师府里去，性命亦不知如何。”大肆贪污腐败本来就不对，赃银被抢了以后，不但动用国家力量为自己寻找，而且还威胁知府，官帽子给你撸了是轻的，重了就是流放或者杀头。
在蔡京集团的眼里，国完全变成了家，权完全切换成了利。
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蔡京集团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打击异己力量。历史上，蔡京曾四次拜相。一朝天子一朝臣，直到徽宗禅位，七十八岁的蔡京才退休。在任时，蔡京打击异己力量无数。他任尚书左仆射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打击元佑党人。蔡京凭借自己的权力，睚眦必报，把和自己意见相左或有个人恩怨者悉数定为奸人。被蔡京登记为奸党的文臣执政官有司马光等二十二人、曾任待制以上官员苏轼等三十五人、外官秦观与黄庭坚等四十八人、内臣及武官十二人，这些人全部被刻在石碑上昭示天下。
用大帽子扣在异己分子头上进行打击，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政治斗争的一大特色。
章惇、曾布、张商英等都不是元佑党人，只不过和蔡京有矛盾或者政见不和，就被定为奸人。连其弟蔡卞，都因与之意见相左，被排挤在外。有意思的是，坏水可以通过DNA遗传。蔡京七十八岁那年，其子蔡攸为了能早日接班，专门过去看看老爸病了没有，恨不得他早日死了。
梁山好汉和蔡京集团势如水火。他们曾抢了蔡京的生辰纲，又破了其婿的大名府，打下了其门生贺太守治下的华州，可谓仇深似海。高俅和梁山素有旧仇，其叔伯兄弟高廉又被梁山所杀，他本人还被击败过三次后获擒，仇恨难以消弭。童贯曾领兵征讨梁山，结果出师未捷，损兵折将，颜面无存。有这样的仇恨和耻辱，宋江等人居然还妄想招安了事，同朝为官，简直是与虎谋皮。
正人君子对小人害人的招数往往缺乏足够的估计。后来，蔡京等人把梁山好汉分而治之，然后各个击破，置于死地，就在情理之外、意料之中了。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有了好的政令并不代表有好的政治。因为事在人为，有什么样的人，便有什么样的事。忠臣在位，如果没有党争，政事还清明些；奸臣在位，政局便只有混乱透顶了。这是体制通病。
蔡京集团干的最大的一件坏事，就是集团内部高度默契，策划、组织、实施了在中国历史上掀起滔天恶浪的事件——怂恿徽宗打破好不容易得来的和平格局，联金灭辽收复燕云十六州。此时宋、辽弱小，金国势大，如果联合尚能自保。辽国一旦被吞并，唇亡齿寒，大宋自然岌岌可危。联金灭辽本意是收复失地，使宋徽宗树立政绩形象，然而这一孟浪行为，最终致使大宋帝国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致使帝国臣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致使中国历史又多了一部令人不忍卒读的血泪篇章。当帝国大厦开始崩塌时，作为震源二十多年的蔡京集团才随同养育它的母体灰飞烟灭了。
在总结苏共垮台的教训时，美国人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得出的结论是：执政的党—国精英的背叛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党—国精英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注重实际的，而不是执著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之所以加入组织，不是为了献身某一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地位，因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分利集团。这个分利集团，将国家的发展方向锁定在自己集团规定的方向上，一味地根据自己集团的利益来整合国家力量。他们对于国内社会变化缺乏敏感性，日常发生着的细小变化也被忽视了，最终导致了颠覆性突变。”
宋徽宗对蔡京集团的存在不是没有觉察。当他从李师师那里知道了童贯、高俅对征剿梁山的败绩匿而不报时，大骂说：“汝这不才奸佞之臣！政不奏闻寡人，以至坏了国家大事——都是汝等嫉贤妒能之臣壅蔽，不使上情下达，何异城狐社鼠也！”可作为文人皇帝的徽宗为什么陷入蔡京集团编织的网中无法自拔呢？控制论专家艾什比曾经说过，一个人的调节能力，最大不能超过他所能控制的系统变异度。也就是说，不能超过他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选择能力。皇帝为了放大自身的调节能力，不得不依靠某种力量。
能成为蔡京集团这类非正式组织内部成员的人，尽管出身可能比较卑贱，地位可能并不显赫，但他们往往是皇帝最亲近的人，都是皇帝左右的近侍和耳目，比如宦官、外戚、善于逢迎的小人等。因此，身处权力中心的皇帝，利用这类人来监督控制官僚机构，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从短期看来，它可能是有效的，这种势力也还可以处于皇帝的控制之下。但长期使用的结果，就必然造成对社会正式规则制度的破坏，甚至皇帝本人也成为傀儡并身受其害。
只要存在绝对皇权的调节作用，那么不管皇帝多么英明、多么警觉，集团专权总是要出现的。他们在得势时便要挟制皇帝，打击儒臣，破坏秩序。这时，就会出现政治不稳、危机四伏的局面。
如果说苏联的解体，党—国精英集团还能获得变革利益的话，搞垮大宋帝国对蔡京集团可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从本质上讲，蔡京集团是不希望帝国垮台的。但是积弱多年的大宋帝国在蔡京集团撕咬了二十多年后，已经千疮百孔，脆如蛋壳。即使这个集团想扭转局面，避免自己的母体溃烂，惯性的力量也使他们无力回天，最终的结局是随同母体一同溃烂。
任何一个国家和组织，都应防止出现这样一个分利集团，避免悲剧一次又一次重演。
第二部分
探讨宋江的博弈心态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今天的社会依然是熟人半熟人社会，很多人特别是握有一定公共权力或者资源的人，都会面临情理法之间的冲突，当冲突来临时就有可能选择博弈的心态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