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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以侠武闻名，平时也喜欢读书，考虑到自己是以兵取位，怕有人照葫芦画瓢，登基后采取了崇文抑武的政策。赵匡胤为人慷慨爽直，是条汉子，并没有像历史上很多夺位之人那样，对前统治集团的人赶尽杀绝。宋太祖以后，朝廷一直强调慎法，具体表现为实行“大度兼容”、“保全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等政策。尽管这些政策造成了国家积弱而衰，但士大夫却获得了历史上较宽松的生存环境。终宋一朝，士大夫很活跃，党争不断，奸人也很享福，绝大多数都得以善终。按照赵匡胤的说法，只要柴氏后人不谋反，干什么都行，“凡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有这样的圣旨做保护，便有了前朝后裔柴进现在的幸福生活。
林冲在刺配途中，准备在一家酒店里喝一盅，哪知道店小二不答理，林冲很生气。小二解释说：“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常常嘱咐我们：‘酒店里如有流配来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上来，我自资助他。’”柴进的这种做法实属有病。柴家虽然没了皇位，但还保有财富和安全，享受着统治阶层的待遇，应该说做个安安分分的贵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就出在柴进把自己从圈子里分离出来，使贵族的身份边缘化，成了一个不安分的大款。
亡国之后最忌讳的是不安分，韬光养晦才是安身立命之本。
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氏之后，如钱唯演、钱唯治等都是小心翼翼，以书法诗词自娱，借以避祸。已经退化为大款的柴进花天酒地也就罢了，而他却借着律法的保护伞和官府的优惠政策，不但家里养着一帮子打手，还广泛资助犯了法的囚徒，把自己家搞成了黑社会分子的招待所。这种不断挖朝廷墙脚的行为，显然与主流社会和统治阶层不能相容。尽管柴进资助收留的人中，不乏林冲这样的受迫害的忠义之士，但更多的恐怕还是对社会破坏很大的犯罪分子。这种做法使他赢得了很多追随者和好声誉。流浪江湖的赌徒石勇曾经说：“老子天下只让两个人，其余的都把来做脚下的泥。”两个人中，就包括柴进。我们现在可以想像，如果徽宗或者蔡京等人听了，自己在一个赌徒眼里，不如一个大款，甚至如同其脚下的泥巴，心里会作何感想？！
估计柴进的嘴巴比较碎，经常向别人介绍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阿Q似的到处炫耀老子也曾经阔过。朱仝问他为什么把杀了人的李逵藏在家里，柴进丝毫不客气地说：“容禀。小可平生专爱结交江湖上的好汉。为是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敕赐丹书铁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这些话要是让善于捕风捉影人听到了，至少可以弄出三条罪状来：一是毫不谦虚地宣扬“有陈桥让位之功”，有蔑视当今皇上之嫌；二是自豪地声明“专爱结交江湖上的好汉”，把收纳江湖匪类、窝藏罪犯当成业余爱好，无异于破坏社会秩序；三是骄傲地炫耀有“敕赐丹书铁券”，“无人敢搜”，根本就不把国家法度放在眼里。
宋江经常和柴进有书信往来，可惜一直没有见面。宋江以杀阎婆惜获罪之身第一次见到柴进，还没寒暄几句，柴进就拍着胸脯说：“兄长放心！遮莫做下十大罪恶，既到鄙庄，但不用忧心。不是柴进夸口，任他捕盗官军，不敢正眼儿觑着小庄。”宋江小心翼翼地说自己杀了阎婆惜后，柴进竟笑起来，再次忽悠宋江道：“兄长放心，便是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库的财物，柴进也敢藏在庄里。”这一切都表明，拥有特权的柴进，完全践踏着现行的国家律法制度，将自己和主流社会对立起来。
按道理讲，颁给柴进家丹书铁券，是用公文的形式来保障其财产和生命安全，这是朝廷给予的特权和信任。而柴进不珍惜和尊重这种待遇和荣誉，却用来作为践踏律法的保护伞，就有点出格了。柴进的特权和朝廷的存亡应该是共生的，朝廷赋予了柴进家丹书铁券，他却在不断挖朝廷的墙脚。柴进在毁人的同时，也在自毁。这样看来，作为前朝后裔的柴进和作为高俅义子的高衙内，除了人品质素上的差异外，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同样是利用特权满足一己之私，同样是以统治阶层一分子的身份，吞噬着大宋帝国的根基。所以，柴进被高俅集团整治，并不是冤大头。朝廷要治他的罪，是早晚的事。只是因为柴进的所作所为，尽管已碰到赵匡胤所划定的“纵犯”界限，但还没有达到“谋逆”而受“赐尽”的程度，所以正式的律法拿他没有办法。历朝历代，祖制都是很难逾越的。
如果柴进没有个叫柴皇城的叔叔，如果他的叔叔没有个漂亮的花园，柴进留在体制内的时间还要长些。偏偏柴皇城有个漂亮的花园，而偏偏又是被同样拥有特权的殷天锡看上了眼。柴皇城没有子嗣，就委托黑白两道通吃的柴进进行交涉。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徽宗宠信高俅，高俅与高廉是叔伯兄弟，高廉是高唐州的“一把手”，殷天锡是高廉的小舅子。尽管柴进拥有高于律法的豁免权，但裙带关系衍生出来的势力，根本就没把正式的规则当回事。势力是因超脱于规则而获利的。一向不习惯遵守律法的柴进，这次企图依靠律法解决问题，可算是打错了算盘，因为他正好碰上了更不遵守法度的硬茬。帝国有法不依的现实，连李逵这样的粗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
现实生活中，律法如果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谁有势力谁就可以任意践踏。殷天锡强迫柴皇城搬迁时，就声明：“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
李逵一怒之下杀死了殷天锡，还沉醉在特权梦里的柴进让李逵跑了，自己却大大咧咧地留了下来。高廉本来就不把丹书铁券放在眼里，而柴进又没随身携带，牢狱之灾就无法避免了。这次，柴进“专爱结交江湖上的好汉”的效果终于突显，宋江等人急了眼，率军破了高唐州，解救了从特权梦里清醒过来的柴大官人，杀了高廉。游离在江湖与官府之间的柴进，终于结束了体制内生存，落草为寇。
曾有人考证，“旋风”在宋代是一种火炮，“小旋风”的绰号用在柴进身上，说明柴进之流对主流社会的冲击力非常大。
任何时候，如果律法都像李逵所说的只是纸面上的“条例”，就一定会有柴进、殷天锡这类人的生存空间。
官差涉黑定律
执法者所具有的强制性公权力量，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体系，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具有转换为私人暴力资源的趋势。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同百姓接触最多的国家暴力机器是官差。如果官差的身份灰化，律法所赋予的有限定的公权，完全成为个人无节制的私权，最遭殃的就是老百姓。
郓城县步兵都头雷横在治安巡逻时，碰到了在灵官庙里睡觉的刘唐。雷都头苦于近来捉贼的业绩不理想，刚刚被知县训了一顿，便不问青红皂白，叫手下人把他绑了，带到东溪村，要“村长”晁盖安排工作餐。没料到刘唐正好来投奔晁盖。晁“村长”以认外甥为名，把刘唐救了下来，同时塞给了雷横十两银子的办案费。
刘唐哪里受过这种气？雷横前脚刚走，他后脚就追了出去，想把银子要回来。雷横说，我要不是看你舅舅的面子，早就结果了你的性命，还问我要银子！刘唐说：“我须不是贼，你却把我吊了一夜，又骗我阿舅十两银子。”两个人言语不合，就动起手来。雷都头在无真凭实据的情况下，轻易地滥用手中权力制造冤案，把人抓起来吊了一夜不说，还贪拿当事人的钱物，用刘唐的话说，大宋的官差已蜕化为一帮“作害百姓的腌臢泼才”。这种做法尽管体现了执法者的堕落，但还谈不到涉黑问题。而他后来和老搭档朱仝，心照不宣地放走抢劫团伙首领晁盖、杀人犯宋江，就是从渎职到了纵容、勾结黑帮的地步。
在水泊梁山上，官差出身的大哥式人物为数不少。武松、朱仝、雷横、李云、戴宗、李逵、杨雄、施恩、蔡福、蔡庆、乐和等人，全是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武松与杨雄杀嫂、杀妻，朱仝、雷横私放晁盖、宋江，乐和替解珍、解宝通风，施恩黄赌毒一体化产业经营，蔡福、蔡庆黑白两道通宰，戴宗、李逵把监狱办成招待所，都属于典型的个人践踏律法行为。藐视律法的最终结局，就是不可避免地沦落为黑道分子，这些人无一例外地走上了体制外博命生存的道路。
戴宗、李逵纵容黑老大的程度，远比雷横严重。宋江在案发前，就与江湖人物过往密切，不太干净，说白了是脚踩黑白两只船。除掉阎婆惜的事件，是宋江由政府官吏向江湖老大过渡的分水岭，原来由他一手经营的黑道网络一下子便浮出水面。宋江案发后，先有朱仝、雷横私放于前，又有监狱长戴宗和狱卒李逵庇护于后，整个大宋帝国的司法系统，在宋江金钱搭建起来的人脉网络面前，显得脆弱而无力。
戴宗本来要向宋江索要人情，这是司法系统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当这位监狱长得知眼前的“贼配军”，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宋江时，便赶紧鞠躬请安，还为自己不能下跪做解释：“兄长，此处不是说话处，未敢下拜。”然后戴宗立即安排到江州最好的饭店给宋江接风，在没人看见的豪华包厢里，“起身望着宋江便拜”。宋江在江州服刑期间，戴宗、李逵天天陪着他吃喝玩乐，过着简直是星级的生活。为了能让宋江吃上一口鲜鱼汤，李逵甚至不惜在浔阳江口和张顺大打出手，差点被淹死。在宋江喝酒品茗的时候，不时还有女子唱小曲儿前来助兴。
人类的野蛮只要有了适合的土壤，掌握了足够的权力，便会突破任何文明的尺度和规则。野蛮不会随着文明脚步的前进而退去。文明越进步，野蛮越可怕。造成人类野蛮的深层动力千年未改，现实和历史中的野蛮，几乎都可以找到相互的印证。大连的“黑老大”邹显卫在服刑期间，也过着和宋江一般的幸福生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难怪，社会都前进了快一千年了，物质生活总该大大地丰富吧。
邹显卫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为害大连乃至辽宁多年，甚至惊动了中央。被捕后，按规定应该和宋江一样去异地服刑，但邹显卫比宋江的能力还大，他通过关系和监狱长谢红军接上了头，如愿以偿地转到了大连监狱。进入大连监狱的第二天，邹显卫就在大连一家酒店摆下答谢宴，在美酒和金钱的驱使下，监狱长谢红军与阶下囚邹显卫兄弟相称。作为报答，邹显卫送给谢红军一套住房。为改善财源紧张的状况，大连监狱成立了一个公司，谢红军任命邹显卫为劳改基建委员会主任，主管公司的业务，远比宋江抄抄写写滋润得多。
在谢红军的授意下，大连监狱腾出一套两室套房，专供邹显卫一个人居住。在邹显卫的个人卧室内，沙发、彩电、冰箱、空调、VCD和外线电话等应有尽有。不仅如此，邹显卫的卧室内还安着一个电钮，专供他差遣两个犯人时使用。不少狱警还主动承担起了替他买粮买菜的任务，他们的腰包显然要比李逵鼓。邹显卫经常开着谢红军的奔驰车随意进出监狱，社会上的卖淫女，也经常搭车出入监狱，供邹显卫嫖宿。大连监狱内一位女狱警甚至不顾自己是有夫之妇，成了邹显卫招之即来的铁杆情妇，忠贞系数比阎婆惜还高。邹显卫犯的是故意杀人罪，通过运作，死刑后改死缓，在大连监狱又买通了主要负责人，将死缓又改为有期徒刑，最后竟在谢红军等人的策划下，神奇地“保外就医”。要不是在“就医”期间再次酿成血案，致使一死一伤，邹显卫也许还将继续过着阳光灿烂的日子。
如果说梁山中那些涉黑的官差，在江湖义气的照耀下，多少还残存着些许人性的余光，那么官差可以被雇用来杀人，就完全是权力异化为凶器的表现。董超、薛霸和差拨是水浒世界里微不足道的差役。他们之所以被提及，是因为在银子的作用下，这些人拿起了执法的刀，做起了替人消灾的勾当。董超、薛霸和差拨共同的雇主都是高俅，中间人是陆虞侯，而他们的伤害对象是林冲。高衙内看上了林冲的老婆，调戏不成竟然得了相思病，高俅为满足干儿子的淫欲，设下圈套把林冲拿进了大狱，并派陆虞侯买通董超、薛霸和差拨，意图彻底把林冲做掉。高俅是当朝的太尉，徽宗皇帝驾前的红人，凭他的能力弄死林冲，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他之所以选择雇用差役杀人，显然是觉得黑道方式要比白道方式安全省事。
差拨很不幸，没有完成任务不说，还搭上了性命。董超、薛霸也没有杀掉林冲，这并非说明他们有恻隐之心，实在是害怕鲁智深的暴力阻挠。高俅不可能理解他们的苦衷，见两个废物拿了银子，又不能消灾，便找了个借口把他们从首都刺配到边境地区的大名府。大名府留守梁中书觉得董超、薛霸比较能干，又把他们从囚犯提拔到官差这个老本行上来。官差、囚犯身份的互换，是司法腐败下的黑暗游戏。律法体系的崩坏，已经抹杀了黑白间的界限。董超、薛霸黑性不改，又被李固雇用了去杀卢俊义，这次他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最后以身“殉职”。
官差的权力是法律赋予的，它的使用只能限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同时官差的权力是公权，行使的最终目的是保护老百姓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而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如果处理问题时不是借助律法手段，而是采取与涉黑分子一样的暴力方式，对暴力的使用由职业习惯延伸为个人习惯，将会使百姓陷入到黑色律法的恐怖中去。
执法者所具有的强制性公权力量，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体系，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具有转换为私人暴力资源的趋势。这就是官差涉黑定律。在司法黑暗的灰社会状态下，这种倾向会直接变成现实。在雷横、戴宗、李逵、施恩、谢红军等人眼里，哪里还有什么正义、制度、法律，他们心里只有私情和利益。在银子光影的作用下，官差和囚犯身份出现了倒置甚至互换。
当官差的身份仅仅成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他们处世的标准，就不再遵循国家的律法，而是奉行黑道的规则。这种两栖物种的出现，无疑是对社会秩序和百姓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的危害。
第三部分
草匪和官匪本质上都是一类人，只不过草匪拿的是“血酬”，官匪拿的是“权酬”。官匪的可怕可恨之处在于：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公权利器，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生活在网中的百姓只有任宰任割的份儿。尽管这种宰割没有刀光剑影，但却比草匪的做法更血腥、更残暴，而且更“智慧”。
官员做匪的水平
草匪和官匪本质上都是一类人，只不过草匪拿的是“血酬”，官匪拿的是“权酬”。官匪的可怕可恨之处在于：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公权利器，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生活在网中的百姓只有任宰任割的份儿。尽管这种宰割没有刀光剑影，但却比草匪的做法更血腥、更残暴，而且更“智慧”。
尽管我们知道在封建专制体制下，老百姓都是冤大头，但当我看到了下面这则材料后，还是很感叹。老百姓痛恨官吏们剥削迫害自己，苦于无法应对，只能恨恨地骂一句“官兵如匪”。学者则文绉绉地总结说，贪官是体制内的匪，匪是体制外的贪官。其实，满肚子花花肠子的官吏们一旦做起匪来，岂是那些只知道打打杀杀的草寇所能比的？
清朝时，浙江山阴人蒋渊如看到做官有利可图，一心想弄个知县干干。急于牟利的蒋渊如显然不会走读书致仕的道路，他选择了投资回报周期短的买官。蒋渊如家境并不富裕，他缺少启动资金，因此就与唐文卿、陈柏生、王平斋、吕少川等朋友商议，集资买了个最先得缺的候选知县。五个人在神灵前歃血为盟，对今后的工作进行了分工：大股东蒋渊如任县令，二股东唐文卿、陈柏生分任刑名师爷和钱粮师爷，小股东王平斋、吕少川分任钱漕吏员和公务吏员，严防肥水外流。几个月后，蒋渊如如愿以偿得了个肥差。上任之后，五个人只有分工不同，并没贵贱之分，各无怨言，上下其手，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年收入高达二十余万两白银。这等眼光和水平显然是一般草寇所无法比肩的。曾经有人作诗戏之曰：“捐官结得五人义，获利平分十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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