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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系“二奶”关系的不是感情，而是物质条件。阎婆惜想摆脱“二奶”的名分，还想享受不劳而获的生活，这是悲剧的根源。宋江在本质上并不想把事情闹大，当阎婆惜一再将他推向律法审判的边缘时，身份、地位、经济乃至生命都面临着颠覆性威胁，他才选择了一条相对低成本的灭口路径。阎婆惜寓言的最重要的寓意是：任何畸形的开端，必然导致畸形的结局。这也是“二奶”和“包二奶”所共同拥有的第五定律。宋江忍下了阎婆惜给他的绿帽子，并不代表这个又矮又黑的押司是个窝囊废。阎婆惜显然被未来的憧憬迷住了双眼，像宋江这样一个在当地有影响和势力的人物，怎么会这么轻易地栽到一个“二奶”手里？所以，不管我们现在是否认为阎婆惜是个受害者，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阎婆惜的个人素质也就是她的贪婪与愚蠢，促成了自身的毁灭。已经走投无路的宋江，将刀抹向了阎婆惜的脖子。
写到这里，忽然感觉有点悲哀，因为我发现，历史和现实中一幕幕的血腥，好像从来没有阻挡住那些欲望的脚步。
第一“二奶”的风月政治学
风月影响政治，卧榻左右时局，是封建专制体制的一大弊端。
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正月十四傍晚时分，水泊梁山领导班子几位成员来到了东京。宋江担任“一把手”之后就奔首都，显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私去看灯一遭便回”。这次出差，目的是想看看招安的项目能不能拿下来。尽管上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前聚会时，宋江将企盼朝廷招安的想法写成歌，隐约地表达出来，引起了部分领导班子成员的反对，李逵甚至借着酒劲踢碎了一张桌子，但宋江把自己这些草匪纳入朝廷正式编制的愿望并没改变。
宋朝的商业和娱乐业非常发达。东京城内有一百三十余座寺观祠庙，七十二家富丽堂皇的大酒楼，而号称“瓦子”的民众乐园，一次就可接纳数千人游乐。当时，仅汴河一路，每年从江南运往京城的粮食就有五百万至七百万石之多。商业的发达表现在行业分工的细致上，南宋京都临安商业达四百多行，有米市、肉市、川广生药市、象牙玳瑁市、金银市、花朵市、卦市，不一而足。宋江几个人“转过御街，见两行都是烟月牌”，显然是到了“妓院一条街”。宋代市民熙熙攘攘的夜生活，连宋仁宗都曾感叹自己在宫中生活的冷清。作为艺术家的宋徽宗从地道里爬到北宋第一名妓李师师房里，就不足为奇了。
李师师的知名度极高，关于她的绯闻漫天流传，如果那时有小报，她可以轻松地上头条。张邦基《墨庄漫录》载：“政和间，汴都平康之胜，而李师师、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时。”当时的著名文化人周邦彦、秦观等都与她有过交往，有的感情还很深。《汴都平康记》说她“慷慨飞扬，有丈夫气，以侠名倾一时，号飞将军。”她的事迹在笔记野史、小说评话中多有记述。李师师和宋徽宗确实关系非常，《宋史·徽宗纪》有徽宗乘轿私会李师师的记载，《三朝北盟会编》也有徽宗赐李师师金带的证明。
宋江等人来到“妓院一条街”后，在茶楼里向茶博士打听李师师“莫不是和今上打得热的？”茶博士道：“不可高声，耳目觉近。”在没有网络等传媒的宋代，关于皇帝包养风月女子的小道消息满天飞，连远在山东的宋江都知道了，可见很多人都有窥探和传播别人隐私的爱好，真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宋江一心想把梁山这支队伍带入体制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获得朝廷的招安。但是，主张招安的御史大夫崔靖被拿入大理寺，唯一的出路也被堵死了。如果正常的渠道成本过大或者门槛过高，选择非正式渠道便成为必然。因此，宋江才拍板决定“要见李师师一面，暗中取事”。
风月影响政治，卧榻左右时局，是封建专制体制的一大弊端。许多行业和领域，表面上看起来规章制度、公文一箩筐，如果因此就真的循规蹈矩、小心翼翼，生怕越雷池一步，就会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地通过各种通道，轻轻松松越过了“高压线”。很多重大事情往往是在非正式场合由非正式规则决定的，如同国外商界利用打高尔夫洽谈生意一样。宋江试图走“二奶路线”完成招安大业，无疑是低成本的战略选择。需求信息一旦通过“枕边风”传入决策中枢，将会直接切换成现实生产力。李师师为人“慷慨飞扬，有丈夫气”，并且“和今上打得热”，是天下第一“二奶”。打通了这一关节，招安工作也就完成了一大半。小吏宋江的确具有战略眼光。
李师师有如此的通天本事，能成为天下第一“二奶”，仅仅是只花瓶远远不够。徽宗能置后宫佳丽三千不顾，而宁愿钻地道来取李师师这一瓢饮，显然迷恋于她的过人风情。宋江很快就领教了李师师的魅力。他先派燕青去公关，燕青向李师师的经纪人李妈妈许下重金，宋江就有了第一次见李师师的机会，只是还没说几句话，徽宗就从地道里爬了进来。工作虽然没谈成，但宋江却看到了李师师的潜在价值。金钱和美酒可以缩短世俗人物之间的距离。第二次见面，宋江轻松地拿出了一百两金子，谦虚地说“山僻村野，绝无罕物”，意思是俺那疙瘩也没什么好东西，就这点土特产意思意思吧。李师师表现出了娴熟的交际手腕和通达的处世态度，不卑不亢地拜谢道：“员外识荆之初，何故以厚礼见赐，却之不恭，受之太过。”礼物照单全收，还拿得有理有节，也算是本事。
这次见面，宋江被李师师镇住了。宋江先是在县里待了三十年，而后又跑到梁山上和一帮大老爷们住在一起，现在居然混到能和当今皇上“二奶”一起吃饭的地步，激动得酒有点喝大了，吆三喝四指指点点的，连在梁山“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草匪作风都使了出来。尽管柴进忙不迭地打圆场，阅人无数的李师师也通情达理地表示，“酒以合欢，何拘于礼”，但这也有失梁山首领的身份。有个小插曲，显示了李师师的幽默。李逵不满宋江在那里吃花酒，而让自己守大门，就闯了进来。宋江介绍李逵说：“这个是家生的孩儿小李。”李师师道：“我倒不打紧，辱没了太白学士。”风流倜傥的李白，芳华绝代的李师师，粗鄙丑陋的李逵，简单一语，竟勾勒出一幅美妙的漫画。也难怪李逵生气，宋江只顾与美人喝酒，还故意弄首词来显示自己的文采，结果又被从地道爬进来的徽宗，打断了招安工作的洽谈。李逵一怒之下，打了负责警卫工作的杨太尉，惊了圣驾，宋江给皇帝专题汇报的计划也破灭了。
西方管理学家曾做过专门调查，在一个人的成功因素中，沟通协调能力占67％。这种能力在李师师和燕青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尽管两次都没成功，但宋江等人确实看到了李师师身上所具备的圆通大度的处世素质。已经轻车熟路的燕青第三次单枪匹马，只靠吹拉弹唱就把同是业界行家的李师师给拿下了。李师师凭借自己天下第一“二奶”的身份，轻松躲过了惊驾的嫌疑，但宋江等人的行为无疑引起了她的警觉。所以李师师见了燕青后说：“你不要隐瞒，实对我说知；若不明言，决无干休。”已经找不到其他出路的燕青讲明了自己的意图：“只是久闻娘子遭际今上，以此亲自特来告诉衷曲，指望将替天行道，保国安民之心，上达天听，早得招安，免致生灵受苦。”
李师师对梁山的意图既不怀疑，也不反感，而是表示出了信任、理解和热情：“你这一班义士，久闻大名，只是奈缘中间无有好人，与汝们众位作战，因此上屈沉水泊。”李师师相助水泊梁山完成了由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转轨，除了接受了礼金、喜欢燕青等原因外，其根本原因是她和梁山英雄一样生存在体制外的江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有着不同于主流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和难与外人道的人生际遇。所以，尽管李师师受到徽宗宠幸，“风雷声价，播传寰宇”，但前两次宋江等人出现在她家里的时候，她不仅热情相待，还主动邀请：“来日驾幸上清宫，必然不来，却请诸位到此，少叙三杯。”同样，燕青虽然是草匪，却赢得了李师师的垂青。要不是燕青把持得住，差点成了徽宗的“情敌”。
同李师师的谈判工作，并没有大兵压境的紧张感，也没有讨价还价的扯皮感，一切都是滑着轻松的舞步向前推进。在宾主尽欢的会谈气氛中，李师师向皇帝引荐了燕青。燕青凭借几首小曲打动了宋徽宗，不仅为自己讨来了免于处罚的圣旨，还让徽宗全面地掌握了宋江对招安项目的渴望。路线确定以后，人才是关键因素。没有李师师的引荐，宋江就不可能实现招安的目标，同样没有燕青的努力，招安也将遥遥无期。对宋江招安的成功，李师师和燕青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师师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她的全部政治观点可以归纳如下：一、梁山好汉们是一班义士，只是屈沉水泊；二、朝廷被奸臣闭塞贤路，坏了国家大事；三、皇帝圣明，只是受了蒙蔽。她虽出身风尘，却能洞察玄机，明辨是非，“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以一袖清香，轻松消解了几十万金戈铁马。蔡京等国家重臣全然不顾国家利益，政治品质还不如一个风尘女子，真是令人感叹。
张端义在《贵耳集》中说李师师和宋徽宗“君臣遇合于倡优下贱之家，国之安危治乱，可想而知也”。把李师师当成了红颜祸水，显然有失公允。但凭李师师的能力，如果要做点坏事，肯定也能惊天。话又说回来，历来红颜祸国之说颇盛：夏亡于妹喜；商败于妲己；西周毁于褒姒；吴国灭于西施；唐破落于杨贵妃；有清一代三百年，败亡在慈禧太后手中。甚至有人评论说，辉煌的事业往往经不住卧榻边的几声娇笑。
其实，一切败亡都是私欲过分膨胀而没有加以遏制的必然结果。把失败归咎于卧榻之侧，显然是在推卸责任。
四个女人的非正常死亡
从白秀英、李瑞兰、潘巧云、刘夫人四个女人的非正常死亡可以看出，人的一生其实是充满了选择的过程，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稍有不慎，相对于社会来说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就会面临灭顶之灾。
生活是一本大书，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页。如何书写，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还有个人的创造性选择。亭长刘邦看见秦始皇的车队，羡慕地说：“大丈夫当如是焉。”他选择了争夺，最后成功了；农民陈胜受不了秦始皇的暴政，很有志气地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选择了抗争，最后却失败了。如果对生活的选择没有智慧，有时候足迹里就会印满了毁灭。
李师师是天下第一“二奶”，做成了徽宗招安的大项目，还赚了宋江不少银子，可谓名利双收；阎婆惜是宋江的“二奶”，严重“渎职”不说，还妄想敲诈一笔，最后赔了贞节又折头。和李师师、阎婆惜一样，白秀英也是京城里的人，同样选择了做“二奶”。
“色艺双绝”的白秀英傍的是郓城的知县。这个女子很有经济头脑，她依仗知县的势力，在县城里开勾栏。对于白秀英的身份，刚刚出差回来的郓城都头雷横并不知情。白秀英表演完后就去收费，坐在包厢里的雷横却没钱付，冲突由此而起。估计负责全县治安工作的雷横，在自己的辖区内并没有带钱的习惯。但他如果知道白秀英是自己顶头上司的“二奶”，很可能表示一下歉意，写个欠条也就拉倒了。问题出在白秀英身上，她仗着和知县的关系，与父亲白玉乔一起，教训雷横这个小县城的土包子，“我儿，你自没眼。不看城里人村里人，只顾问他讨什么”，一副歧视农民的小市民嘴脸。当旁观者告诉她这是县里的都头时，白氏父女根本不把雷横放在眼里。白玉乔还取笑雷横“只怕是驴筋头”。雷横在本县地面上哪受过这种气？便把白玉乔打了一拳，踢了一脚。气急败坏的白秀英坐上轿子，就去知县那里吹枕边风。在知县眼里，雷横的地位根本不如自己的“二奶”。他依据律法程序让白秀英写了状子，立即把雷横当做扰乱社会治安的典型拿下，枷在勾栏门前示众，来个杀鸡给猴看，给自己的“二奶”在当地树立权威。
一旦靠上了权力的大树，心灵就会如同藤蔓一样扭曲。白秀英显然把自己的身份，切换成了“常务副知县”。她逼迫雷横的同事对雷横刑杖伺候，否则“少刻我对知县说了，看道奈何得你们也不！”在权力的庇护下，娼妓成了执法者，连雷母对律法的异化，都看得清清楚楚：“几曾见原告人自监着被告号令的道理。”能把做步兵都头的儿子摆平，白秀英更不把手无缚鸡之力的雷母当根葱，当众把她一顿痛打。雷横是个大孝子，眼看老母受此凌辱，一枷打死了白秀英。如果说“二奶”阎婆惜死在了“傻”字上，“二奶”白秀英显然死在了“狂”字上。作为势利寄生虫的“二奶”，居然走到了行使权力与律法的前台。她有如此下场，无疑是“自作孽”的结果。
李瑞兰是东平府人氏，专职从事卖淫工作。宋江去东平府抢粮食时，史进考虑到自己曾和她有过鱼水之欢，就想躲到她家里，里应外合为梁山立点功劳。李瑞兰虽然身在妓院，但对时事却了如指掌。史进落草、宋江抢粮这些事情，她都一清二楚。吴用听说史进跑到李瑞兰那里做卧底，立即知道“此人今去，必然吃亏”。吴用的说法是，娼妓“得便熟闲，迎新送旧，陷了多少才人。更兼水性，无定准之意，纵有恩情，也难出虔婆之手”。难怪吴用埋怨，在对社会的了解上，宋江、史进都欠火候。果然不出所料，收了史进钱后的李瑞兰，企图来个名利双收，挣个“首告”的功劳。她和虔婆设局稳住了史进，然后报了官府，史进被逮捕归案。
应该说，李瑞兰收了史进的钱，又告史进的密，在道德上是有欠缺的。不过娼妓如果讲道德就不是娼妓了，就像虔婆说的：“这行院人家，坑了千千万万的人，岂止他一个。”在告发史进的问题上，李瑞兰并没有做错。在律法制度下，史进是造反的草寇，作为一个公民，她有权利和义务对草寇史进实施举报。即使从“他做了歹人，倘或事发，不是耍处”的自我保护角度出发，李瑞兰的告官也是天经地义。但李瑞兰在官府保护百姓能力问题上，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和判断。她本人对“这两日街上乱哄哄地说宋江要来打城借粮”的严峻形势非常清楚，但却忽视了梁山的实力。妓院里的老伯看得很明白：“梁山泊宋江这伙好汉，不是好惹的，但打城池，无有不破。”
在宋徽宗治下的灰社会状态里，官府已经失去了向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能力。但李瑞兰并没有听从老伯的劝告，而是将史进弄进了大牢。结果当然很明显，城破之日也就是李瑞兰丧命之时。史进带人去李瑞兰家，报复性地将“一门大小，碎尸万段”。李瑞兰的非正常死亡，与其说是个人道德出现了问题，不如说是整个社会秩序出现了崩溃，她本人又对形势估计不足。所以，李瑞兰的死是个人选择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哀。
潘巧云和潘金莲、卢俊义夫人贾氏一样，是个著名的淫妇。如果说潘金莲偷情又杀人，贾氏偷情又出卖自己的老公，死亡虽然属于非正常之列，但多少还算合理的话，潘巧云的死就有点憋屈了。
潘巧云是牢头杨雄的老婆，前任老公王押司去世后，改嫁给了杨雄。杨雄和卢俊义、武大郎一样，由于各种原因，都不能中老婆的意，而他们的妻子又都是年轻貌美，把持不住，难免出现风流韵事。潘巧云是水性杨花之人，原来就和大和尚裴如海不明不白，嫁了杨雄之后还淫心不死。杨雄能允许潘巧云替前夫做超度法事，应该说胸襟比较开阔，但他并没有料到潘巧云法事、私事照单全做。潘巧云和裴如海趁着杨雄晚上加班，竟在一起鬼混，这一切都被石秀看在眼里。在向杨雄打小报告这件事上，石秀并没有错。任何人都无法容忍自己的兄弟朋友戴这么大一个绿帽子而毫不知情。面对杨雄的责问，潘巧云死不承认，还反咬一口说石秀调戏她，而耳根软的杨雄居然深信不疑。
其实，事发之后潘巧云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和杨雄离婚，二是向杨雄认错。这两条路都不至于害命。关于离婚的问题，有必要交代几句，在程朱理学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以前，尽管历朝历代都是男尊女卑，但男女关系还是比较开化，并没有程朱理学倡导的那么畸形，这点完全从潘巧云再婚上可以看得出来。但潘巧云选择了诬陷，并且低估了石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