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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彻底离开此地，也决不再从事司法工作，不再和疯子们共事。这些疯子自以为是正常的人，重要的人，在生活中，他们惟一的职能就是让一切对其他人而言都变得更加困难。我要去做个裁缝，或是绣花工，或是去市剧院的对面卖水果。我已经完成了我的那部分毫无意义的疯癫工作。”
在维莱特允许吸烟，但禁止将烟头扔在草地上。她十分开心地做了不准做的事情，因为呆在这里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遵守规章秩序，即使违反了也无需承担后果。
她走近医院的大门，看守——这里总有一位看守，无论如何这是规定——点头与她打了个招呼，然后拉开了门。
“我不想出去。”她说道。
“多么美妙的钢琴声。”看守说道，“几乎每天夜里都是这样。”
“但是很快就会听不到了。”说完她便急忙走开，以免不得不进行一番解释。
她想到韦罗妮卡走进饭厅时眼睛里流露出来的神情：恐惧。
恐惧。韦罗妮卡可能会感到犹豫、羞怯、窘困、不自在，可为什么会恐惧呢？这种神情只有面对一种具体的威胁时——比如野兽、携带武器的人、地震——才会流露出来，从不会在面对饭厅里聚集的一群人时产生。
“不过，人类就是这样。”她自我安慰说，“他们用恐惧替代了他们的大部分情感。”
马莉十分清楚自己所讲之话的含义，因为这正是把她送进维莱特的理由：恐惧综合症。
马莉的房间里保存着她收集的大量有关这种疾病的文章，如今，人们已经在公开地谈论它。不久前，马莉曾看过德国电砚台的一个节目，有几个人在节目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就在同一个节目里，一项研究表明，世界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人患有恐惧综合症，虽然几乎所有的患者都极力隐瞒自己的症状，害怕别人把他们看成是疯子。
不过，在马莉初次发病的那个时代，人们对此还一无所知。“可怕极了，真是可怕极了。”马莉边想边又点燃了一支烟。
钢琴依然在发出声响，韦罗妮卡看似有足够的精力彻夜不眠。
自从韦罗妮卡进入收容所之后，许多住院者都受到触动，马莉便是其中之一。起初，她尽量避免见到韦罗妮卡，担心会唤醒后者的求生欲望。既然韦罗妮卡再也无法逃出此地，还是让她继续求死为好。伊戈尔医生放出话说，虽然每天都依旧给她打针，但韦罗妮卡的状况依然明显地恶化，没有办法可以挽救她。
住在里面的人都明白这些话的含义，并与这位被医生判处了死刑的姑娘保持着距离。然而，谁都不确切地知道是何原因，韦罗妮卡开始为求生而战，尽管只有两个人与她有过接近：一个是泽德卡，明天就要出院了，所以不必多说；另外一个便是埃杜阿尔德。
马莉需要和埃杜阿尔德谈一谈，此人对她的话一直是尊重的。这个小伙子难道不明白，他正在把韦罗妮卡重新带回这个世界吗？难道不明白，这是对一个没有希望获救的人所能做出的最坏的事情吗？
她想出了对此事进行解释的无数种可能性，但所有的可能性都会使小伙子产生负疚感，而她是永远不会这样去做的。马莉又思索了一会儿，决定让事情倾其正常节律进行。她已经不再是律师了。这里应该处于无政府状态，她不愿在这样一个地方成为制定新的行为准则的坏榜样。
韦罗妮卡姑娘的出现触动了许多人，一些人准备对他们的生活进行重新思考。在兄弟情谊会的一次聚会中，有人试图解释正在发生的情况：在维莱特，死人的事或者发生得很突然，不给任何人以考虑它的时间；或者是发生在久病之后，这种死总被认为是一种幸福。
然而，韦罗妮卡的情况却使人为之动情，因为她还年轻，并且希望重新开始生活，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已是不可能的事。有些人自问道：“万一这种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呢？现在我有一次机会，我正在利用它吗？”
有些人对该答案并不感到困扰，因为他们早就予以放弃了，已经成为一个既没有生也没有死、既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的世界的组成部分。然而另外一些人则要被迫进行思考，马莉就是其中之一。
韦罗妮卡中断了一会儿演奏，望着外面在寒夜中只穿着一件薄外套的马莉。难道她想要自杀吗？
“不，曾经想要自杀的是我。”
她又重新开始弹奏起钢琴来。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她终于实现了自己伟大的梦想：用心灵去弹奏，想什么时候弹奏就什么时候弹奏，在她认为是最好的时刻弹奏，哪怕听众只有一位患精神分裂症的小伙子也无关紧要。小伙子似乎懂得音乐，这才是最重要的。
马莉从未想要自杀过。相反，五年前，就在今天去过的电影院里，她毛骨保然地看了一部讲述萨尔瓦多贫困状况的电影，并想到了自己的生命是何等地重要。当时她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都有了自己的职业。她决定放弃令人厌烦和永无休止的律师工作，将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一所慈善机构。国家将要爆发内战的传闻日甚一日，而马莉却不相信：在世纪之末，欧洲共同体不可能让一场新的战争发生在其家门口。
然而，在另一个半球，所作出的选择却充满了悲剧，萨尔瓦多便是其中之一：那里的儿童在街上挨饿，而且被迫卖淫。
“太可怕了。”她对坐在旁边软椅上的丈夫说道。
丈夫点点头表示同意。
马莉推迟作出这一决定已有很长时间了，但现在也许该和丈夫谈一谈了。他们已经得到生活所能奉献的一切美好的东西：住房，工作，称心的子女，必要的安逸舒适，还有娱乐和文化。为什么现在不能为他人做点事情呢？马莉与红十字会有联系，知道世界许多地方正绝望地需要志愿人员。
她厌倦了整天与官僚阶层和诉讼程序打交道的工作。有些人要花上几年时间去解决一个并非由他们造成的问题，而她却无力相助。然而在红十字会工作，却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她作出决定：一离开电影院，就请丈夫去一个咖啡馆，与他商量一下自己的想法。
银幕上出现了萨尔瓦多的一个政府官员，对这种明显的不公正现象十分冷漠地作了一番辩解。就在这时，马莉突然感到自己的心跳在加快。
她对自己说，什么问题也没有，也许是电影院里空气不好使她感到憋气。万一这种感觉持续下去，她就去休息厅换换空气。
然而，随着银幕上一连串的画面快速掠过，马莉的心脏跳动得越来越猛烈。她开始冒起冷汗来。
马莉吃了一惊，力图把注意力集中到影片上，看看能否把一切不祥的念头从头脑中排除出去。但她发现，她已不能与银幕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步而行，影像继续出现，字幕也能看清楚，而马莉却仿佛进入了一种与之完全不同的现实之中，那里的一切都古怪离奇，与她所熟悉的一切相距甚远，属于一个她从未到过的世界。
“我不舒服。”她对丈夫说道。
她曾竭力避免讲出这句话来，因为这意味着承认她感到某种不妥，但她已不可能把这句话再拖延下去。
“我们到外边去吧。”丈夫回答说。
当他拉起妻子的手准备扶她起身时，发现她的手像冰一样地冷。
“我无法走到外边去。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丈夫吓了一跳。马莉的脸上淌满了汗水，眼睛里发出一种异乎寻常的闪光。
“别担心，我出去叫个大夫来。”
马莉感到恼火。丈夫的话合乎清理，可其他一切——电影院、昏暗的阴影、坐成一排排望着闪亮银幕的观众——都仿佛对她是一种威胁。她断定自己还活着，甚至能触摸到身边那仿佛是固体一样的生命。这种情况过去从未发生过。
“无论如何，你不能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我要站起来，和你一起出去。你慢慢地走。”
两个人向坐在同一排的观众示意要离去，然后开始朝放映厅的最深处走去，出口的大门就在那里。马莉的心脏不停地猛烈跳动，她相信，绝对地相信，她将永远不能离开这个地方了。她所做的一切，她的每一个动作——把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的前面，示意别人让她过去，紧紧抓住丈夫的胳臂，吸气与呼气——似乎都是经过思考而有意为之，而这一点令她感剂惊恐不安。
在她的一生中，马莉从未感到如此害怕过。
“我就要死在一家电影院里了。”
她认为自己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许多年前，她的一位女友就死在一家电影院里：大脑的一个动脉瘤破裂。
大脑的动脉瘤犹如一枚定时炸弹。在血管形成的微小的静脉曲张仿佛旧轮胎上的气泡，可以存在于一个人的一生当［中而不发生任何问题。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患有动脉瘤，直至它被无意发现一比如因为其他原因而给大脑拍X 光片，或是在它破裂之时才能断定，而一旦破裂，就会将一切淹没在血里，导致病人立刻进人昏迷状态，通常会造成病人在很短时间内死亡。
穿过黑暗大厅的过道时，马莉想起了那位死去的女友。然而最奇怪的是，仿佛动脉瘤的破裂正在损害着她的感觉功能：她似乎被送到了另一个不同的星球，每一件熟悉的东西都仿佛是第一次看到似的。
令人感到恐怖和无法解释的害怕。孤身一人呆在另一个星球的惊慌。死亡。
“我不能胡思乱想。我必须装出一切都好的样子，而且一切都会好的。”
她尽量让自己的举止保持自然。有几秒钟时间，这种奇怪的感觉有所减弱。从第一次感到心跳过快到行至出口处，她度过了一生中最为恐怖的两分钟。
然而，一走进灯光明亮的休息厅，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刚才的状态。各种色彩强烈而鲜明，外面街上的喧闹声似乎从各个角落传了进来，所有的东西都绝对缺乏真实性。她开始注意到过去从未发现过的种种细节，比如说，视觉的光区仅限于我们双眼集中的那一小块范围，其余的地方则完全是一片模糊。
不止如此：她知道，她所看到的周围的一切，不过是她大脑里的电脉冲使用透过被称之为“眼睛”的胶状体的光脉冲所产生的一个场景。
不，她不能去琢磨这些事情。如果这样想下去，她最终会完全成为一个疯子。
此刻，她对动脉瘤的恐惧已然消失：走出放映厅时她依然活着，而她的那位女友却来不及离开座椅便死去了。
“我去叫一辆救护车来。”看到妻子脸色煞白、嘴唇没有一丝血色时丈夫说道。
“叫一辆出租车吧。”马莉要求道。她能听到从自己嘴里发出的声音，感觉到声带的振动。
去医院就意味着她承认自己的身体状况确实很糟，而马莉已然下定决心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使事情恢复本来的面目。
两个人走出休息厅。刺骨的寒冷似乎产生了某种积极效果，马莉稍微恢复了一定的自我控制力，尽管还依然感到惊恐和莫名的害怕。当丈夫绝望地试图在夜间这种时刻拦到一辆出租车时，马莉坐在了人行道的石沿上，尽量不去看自己周围的事物，因为正在玩耍的儿童、行驶的公共汽车以及从附近一个娱乐公园传来的音乐声，似乎全都绝对是超现实的，令人生冒畏和缺乏真实性。
终于来了一辆出租汽车。
“去医院。”丈夫边说边帮助妻子上车。
“看在上帝的份上，回家去吧。”她要求道。她不想再去陌生的地方，她急切需要见到她所熟悉的、始终如一的那些东西，它们能够减轻地所感到的恐惧。
当出租车驶向指定的目的地时，马莉的心跳过速得到了缓解，体温开始恢复正常。
“现在我好多了。”她对丈夫说道，“大概是我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造成的。”回到家里之后，世界仿佛又重新成了自童年起她就熟悉了的那种模样。看到丈夫朝电话机走去，她便问丈夫要干什么“叫一位医生来。”
“没有必要。你看，我已经好了。”
她的脸色已经恢复了原状，心脏跳动正常，无法控制的恐惧也已消失。
那天夜里马莉睡得很沉，醒来时她深信不疑：有人在他们进入电影院之前往他们喝的咖啡里放了麻醉品。一切只不过是一场危险的玩笑而已。她准备傍晚时分叫上一位公诉人一起去酒吧，试图发现是谁不负责任地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她上班去了，处理了几份有待决定的文件，并试图忙于各种各样的事情：昨天的经历还依然使她略微感到心有余悸，她需要向自己表明，前一天的情况今后永远不会再次发生。
她与一位同事谈起了有关萨尔瓦多的那部影片，顺便讲到她已经厌倦整天都做着同一件事情。
“也许到了我该退休的时候了。”
“您是我们这里最优秀的律师之一。”同事说道，“法律工作是年龄越大越具有优势的极少数职业之一。为什么您不请一段长假呢？我相信您会满怀热情地重新回到这里工作。”
“我希望我的生活能发生一种突变：经历一次冒险，帮助一下别人，做一些过去从未做过的事情。”
谈话就此结束。她去了广场，在一家比她平时总去的要更贵的餐馆吃了午饭，然后比平时更早地回到了办公室——从那一刻起，她的退职便告开始了。
其他职员还没有回来，马莉想利用这段时间看看还放在办公桌上留待处理的文件。她拉开抽屉，想取出总放在固定位置上的一支钢笔，然而却没有找到。刹那间，她想到也许自己的做法有些奇怪，因为她没有把笔重新放回它应该在的那个地方。
这就足以使她的心脏重又开始猛烈地跳动，前一天晚上的那种恐惧感也全部再次卷土而来。
马莉一下子愣怔了。太阳透过百叶窗，把室内的一切都涂上了一种与往常不同的色彩，变得更加鲜艳，更加夺目，而她却产生了再过一分钟她就要死去的感觉。一切都是绝对的奇怪，她在这间办公室里正干什么呢？
“上帝啊，我并不相信你，不过，请你帮帮我吧。”
她开始再次冒出冷汗，并且发现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恐惧。
假如这时候有人走进来，就会发现她那惊恐的目光，而她则不知该如何做是好。；她想到了寒冷。
前一天寒冷曾使她的感觉好转，可怎么到街上去呢？她再次察觉出自己身上正在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呼吸的节奏（有时候感到假如她不进行吸气和呼气，躯体本身就不能自行完成），头部的运动（眼前的影像不停地变换位置，仿佛一个电视摄影机的镜头在旋转），心脏跳动得越来越猛烈，全身都被稠糊糊的冷汗湿透了。
惊恐。毫无理由地生怕去做任何一件事，生怕迈出任何一步，生怕从坐着的地方离开。
“这种情形会过去的。”
前一天就过去了。但是现在她正在上班，该怎么办呢？
她看了一下手表，感到手表也是一个荒谬的机械，两根指针围绕着一个轴心转动，标出一个时间单位，而任何人也从未说明过为什么应该是十二点而不是十点的理由。其他人为制定出的单位也是如此。
“我不能想这些事情，它们会使我发疯。”
发疯，也许这个用词准确地说明了正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马莉凭借着她的全部意志力站起身，朝卫生间走去。幸好办公室依然空无一人。一分钟之内——在她看来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她就来到了她想去的地方。她洗了洗脸，惊异的感觉减轻了，但是恐惧感依然存在。
“会过去的。”她对自己说道，“昨天就过去了。”
她回忆起前一天这一切大约持续了三十分钟。她把自己关在一个隔间里，坐在马桶上，弯下身用双手抱着头。这个姿势使她心跳的声音放大了，马莉立刻把上身直立起来。
“会过去的。”
在隔间里，她觉得自己不再认识自己，她已然木可救药地完蛋了。她听到人们进出卫生间的脚步声，还有就一些日常琐事进行的毫无意义的谈话声。不止一次有人想要推开她所在的隔间的门，但只要她低语一声，便没有人再坚持了。冲水箱的声音响得有些吓人，似乎能冲毁整个大楼，把所有的人送进地狱。
然而，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恐惧的感觉渐渐过去了，心脏也恢复了正常的跳动。幸好她的女秘书笨得甚至没有发现她的不在，否则全办公室的人都会到卫生间来询问她的身体状况。
看到自己已经能够重新控制住自己时，马莉打开了隔间的门，洗了很长时间的脸，然后便准备回办公室去。
“太太没带化妆品。”一位女实习生说道，“您想借我的用用吗？”
马莉没有理睬。她走进办公室，拿起她的手袋和私人物品，然后对女秘书说，现在她要回家去。
“可是已经预定了许多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