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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男护土跑了进来，在她的胳膊上打了一针。
“请你镇静，已经没事了。”
“我还没有死！”韦罗妮卡开始大喊大叫，并朝住院的病人方向走去，呕吐物把地面和家具全给弄脏了。“我还得继续留在这所该死的收容院，不得不和你们这些人生活在一起！每日每夜我都生不如死，可却没有一个人同情我！”
她又转向那个男护土，从他手中夺过注射器，然后向花园扔去。
“你想干什么？明明知道我已经非死不可，为什么不给我注射毒剂？你有没有感情？”
她控制不住自己，重又坐在了地上，开始不停地痛哭、喊叫和大声抽泣。几个住院的病人在发笑，对她全被弄脏了的衣服议论纷纷。
“给她打一针镇静剂”一个急匆匆赶来的女医生吩咐说，“要控制住局面！”
可是那位男护士却愣在那里发呆。女医生离开客厅，随后带着另外两名男护士和一个新的注射器返身回来。这两名男护士抓住了在客厅中央歇斯底里大发作的韦罗妮卡，与此同时，女医生在她脏乎乎胳膊的静脉上注射了一针镇静剂，连一滴药水都没有剩下。
第五章
韦罗妮卡被送到伊戈尔医生的诊室，躺在一张洁白的床上，身上盖着新的床单。
伊戈尔医生听了听她的心脏。韦罗妮卡装作仍在睡觉，但内心深处却发生了某种变化，因为伊戈尔医生在讲话时断定她能听见他的话。
“放心吧，”他说道，“凭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你能活到一百岁。”
韦罗妮卡睁开了眼睛。她的衣服被人换过了。难道是伊戈尔医生换的吗？他看到她裸露的身体了吗？她的头脑还不完全清醒。
“先生刚才说什么？”
“我说你放心吧。”
“不，先生刚才说我能活到一百岁。”韦罗妮卡坚持道。
“在医学上，一切都无法确定。”伊戈尔医生假。已假意地说道，“一切都有可能。”
“我的心脏怎么样7 ‘”没有变化。“
无需再多问什么。面对病情严重的患者，医生会说“你能活到一百岁”，或是“一点也不严重”，或是“你的心脏和血压跟小伙子的一样”，不然便是“我们需要再做一次检查”，仿佛他们害怕患者会把整个诊所砸烂似的。
韦罗妮卡想站起来，却没有成功：整个房间开始旋转起来。
“你再多躺一会儿，直到自我感觉更好一些时为止。你呆在这里对我没有什么妨碍。”
“很好。”韦罗妮卡心里想道。“但是，假如有妨碍呢？”
作为一位颇有经验的大夫，伊戈尔医生沉默了片刻，装出对桌子上的报纸很感兴趣的样子。当我们面对着一个人，而这个人却一句话也不讲，局面就会变得恼人、紧张和无法忍受。伊戈尔医生期待着韦罗妮卡首先开口，这样他就能为他的有关疯癫症的论文和他正在研究的治疗方法收集到更多的论据。
但是韦罗妮卡却一言不发。“也许她维特里奥洛中毒程度太深了，”伊戈尔大夫想道。与此同时，他决定打破正变得恼人、紧张和无法忍受的沉默。
“看来你很喜欢弹钢琴。”他说道，并竭力仿佛是偶然脱口而出似的。
“疯子们喜欢听。昨天就有一个人被吸引过来听了。”
“是埃杜阿尔德。他跟人说过他曾酷爱音乐。谁知道他会不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地重新进食。”
“一个精神分裂症病人喜欢音乐？还跟人说过这一点”是的。我敢保证，你对精神分裂症没有任何概念。“
这位医生——因为头发染成了黑色而似乎更像一位病人——说得很对。韦罗妮卡多次听人讲到过这个词，但对它的含义却一无所知。
“能够治好吗？”她问道，想看看是否能得到更多的有关精神分裂症的知识。
‘咱B 够控制。人们还不完全清楚精神病学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一切都是新的，每十年它的进程就会出现一次变化。
精神分裂症患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具有一种天生的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倾向，直到有一件事情——严重或是微不足道要因人而异，——使他形成一种只属于他自己的现实。情况可以发生演变，直至这种现象完全消失——我们称它为紧张症——，或是好转，使患者可以从事工作和过上一种实际上是正常的生活。这一切都只取决于一件事：环境。“
“形成一种只属于他自己的现实。”韦罗妮卡重复道，“什么是现实呢？”
‘哆数人认为应该如此的东西就是现实。它无需是最好的，无需是最合乎逻辑的，但要符合集体的愿望。你看看我脖子上系的是什么？“
“一条领带。”
“很好，你的回答合乎逻辑，与一个绝对正常的人相一致：一条领带！
“但是，一个疯子却会说，我脖子上系的是一条可笑而无用的彩色花布，它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捆住脖子，结果给头部活动制造了困难，需要花费更大的气力，才能使空气进入肺部。当我靠近一台电风扇时，一不留神就可能被这条带子勒死。
“要是一个疯子问我系领带是为了什么，我就必须这样回答。什么也不为，甚至不是为了装饰，因为如今它已变成一种屈从、权势和疏远的象征。领带的推一用途就是回到家里把它取下来，使人产生一种我们已从某种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中解放出来的感觉。
“但是这种轻松的感觉就能证明领带的存在是合理的吗？不能。可即使如此，假如我去问一个疯子和一个正常的人这是什么，回答说这是一条领带的那个人就将被认为是智力健全者。谁对谁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有理性。”
“由此您得出了我不是疯子的结论，因为我给那条彩色花布取了一个正确的名称。”
“不是，你不是疯子。”伊戈尔医生想道。他是这方面问题的权威，诊室的墙上挂着的几张证书便是证明。谋害自己的生命是人类独有的特征，他知道许多人正在这样做。尽管如此，这些人在表面上却继续给人以天真和正常的假象，而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一种引起轰动的自杀方法。他们是在慢性地自杀，受到了伊戈尔医生称之为维特里奥洛的物质的毒害。
维特里奥洛是一种有毒物质，在与他所认识的男人及女人的谈话中，伊戈尔医生已经辨认出其所造成的症状。现在他正就这一问题在撰写一篇论文，准备提交斯洛文尼亚科学院进行研究。在精神病学领域，这将是继皮内尔①医生——①皮内尔（174 －1826）：法国医师。以人道态度对待精神病患者的先驱。
一七九二年任巴黎比塞特尔男性精神病患者收容所的主任医师，首次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解开患者的锁链。一七八四年他任硝石库医院院长，对女性精神病患者实行了同样的改革。
当年曾下令撤去锁绑患者的铁链，他的某些精神病患者有可能被治愈的看法震惊了整个医学界——之后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弗洛伊德医生确信，里比多是一种导致产生性欲的化学物质的反应，但尚未有任何一个实验室能够将这种物质分离出来。与里比多一样，维特里奥洛是处于恐惧状态之下人的机体散发出的一种物质，虽然现代光谱仪还不能将其检测出来，但它很容易通过其味道加以识别：不甜也不咸，而是发苦。
伊戈尔医生是这种致命的有毒物质的发现者，但尚未被人们所承认。他为这种物质取了一种毒药的名称：维特里奥洛。
从前，当皇帝、国王以及形形色色的情人需要把一个所厌恶之人彻底赶走时，都曾广泛地使用过这种毒品。
有皇帝和国王的时代多么好哇。在那个时代，生与死都。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凶手邀请受害人共进丰盛的晚餐，侍者端着两只漂亮的高脚杯走进来，其中的一杯酒里兑上了维特里奥洛。受害人的做法是何等地令人激动——他端起酒杯，讲上几句或是动听或是刺耳的话，仿佛是再饮一杯美味的开胃酒一样喝了下去，然后吃惊地望着东道主，接着便扑通一声突然倒在地上！
现在这种毒药不仅昂贵，而且难以在市场上见到，它已经被更可靠的谋杀手段所取代，比如手枪、细菌，等等等等。伊戈尔医生天性浪漫，将一个几乎已被遗忘的毒药名称为他已能诊断出的这种精神上的疾病命名。他的发现很快将会震惊世界。
奇怪的是，虽然大多数受害者辨别出了它的味道，谈到过如同苦味剂中毒似的过程，但却没有一个人在提及维特里奥洛时把它当作一种致命的有毒物质。所有人的机体都程度不同地具有苦味，就像几乎所有的人都携带着结核病杆菌一样。这两种病只有患者处于虚弱之时才会发作。就苦味症而言，当患者对被称之为“现实”感到恐惧时，这种疾病就有了生成的土壤。
有些人渴望建立起一个任何外部威胁都无法渗透过来的世界，因此就过分地增加了对外部事物——陌生之人，新的地方，不同的经历——的防御，而拆除了内部的设防。以此为起点，苦味症便开始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苦味症（或维特里奥洛，此乃伊戈尔医生所偏爱的叫法）的主要攻击目标是意愿。染上这种病的人会渐渐地对一切都失去渴求，在不多的数年之内，就已无法离开他的世界，因为他在建筑高墙以使现实成为他所希望的那样时，已经耗费了巨大的能量储备。
为了免受外部的进攻，他们同样也限制了内部的成长。他们继续去上班，看电视，抱怨交通拥挤，并且生儿育女。但是这一切都是机械地进行的，内心并无任何激情冲动，因为归根结底，一切都处于控制之中。
苦味症中毒的最大问题是诸如仇恨、情爱、绝望、兴奋、好奇等激烈的情感同样也不会再有所流露。过上一段时间之后，任何渴求都已不复存在，既不愿活着，也不想死去，这正是问题之所在。
正因为如此，对苦味症患者而言，英雄和疯子总是迷人的，因为他们对生与死都不感到恐惧。无论是英雄还是疯子，他们在危险面前都毫不在乎，尽管人人都说不能去那样做，而他们却依然勇往直前。疯子自杀，英雄为一种事业殉难，但是双方都死了，而苦味症患者可以用许多夜晚与白天去议论这两类人的荒唐与荣耀。这是苦味症患者有力量攀上他们防御的高墙和稍微向外望上一眼的推一时刻，紧接着他们的手与脚都感到疲乏，于是便又重新回到了日常生活之中。
慢性苦味症患者每周只有一次能发现自己的病情：星期日的下午。这个时候，由于没有工作或常规例事可以减轻其症状，他们便会察觉到某种东西很不对劲。下午的宁静令人难以忍受，时间似乎永远停滞不前，于是一种持久的恼怒就毫无拘束地表现了出来。
然而一到星期一，苦味症病人立刻忘记了自己的症状，并且诅咒从没有时间休息，抱怨周末过得太快。题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病惟一的巨大好处就是它已然变化成为一种规律，所以无需住院治疗——中毒太深以致其行为已开始对他人造成伤害者除外。大多数苦味症患者可以继续在医院外生活，而不会对社会或他人构成威胁，因为他们已经在自己周围修筑起了高墙，完全与世界隔绝，虽然表面上仍生活在其中。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发现了里比多，并且创立了治疗由它引发的病症的方法：精神分析法。除了发现维特里奥洛的存在之外，伊戈尔医生还需要证实，苦味症同样也有可能得到治疗。他期望把自己的名字载入医学史的史册，虽然他对要使人们接受自己的观点所面临的困难并不抱幻想，因为“正常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甚感满意，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有病，而那些”病人“却使疯人院、实验室、研讨会等诸如此类的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我知道现在人们不会承认我的努力。”他自言自语道，并且对不能被人理解而感到十分骄傲。总而言之，这是天才们必须付出的代价。
“先生您怎么了？”在他对面的韦罗妮卡问道，“您似乎进入了您病人们的世界。”
伊戈尔医生未能听出这句话的不敬之意。
“你现在可以走了。”他对韦罗妮卡说道。
韦罗妮卡不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伊戈尔大夫开着电灯，不过，每天早晨他都是如此。来到走廊上，她看到了月亮，才发现她睡的时间比她想象的要长。
在前往病房的路上，她注意到墙上的一幅镶着镜框的照片：卢布尔雅那中央广场，当时还没有普列舍伦的雕像，几对男女正在散步——可能是个星期天吧。
她看清了照片的日期：一九一O 年之夏。
一九一0 年之夏。这些人的子孙们已经作古，而他们却把自己生命中的一瞬留在了照片上。照片上的女人全都身着厚重的连衣裙。男人则戴着帽子，穿着外套，系着领带（或如疯子们所称的彩色布条），绑着裹腿，胳膊上挂着一把雨伞。
气温呢？大概和现在的夏天一样，阴凉处摄氏三十五度。
假如这时来了一位身穿齐膝短裤和只穿衬衫——更适合于热天穿的衣着——的英国人，他们会怎样想呢？
“一个疯子。”。现在她已完全理解了伊戈尔医生想要表达的意思。同样，她也明白了，她在生活中一直得到过许多关爱、亲见和保护，但却缺少了一样使这一切变成为一种幸福的东西：她应该更加疯狂一些。
她的父母亲无论如何都会继续爱她，但由于害怕伤害他们，她却一直不敢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付出代价。她把梦想深埋在记忆的深处，虽然在出席一场音乐会或是偶尔听到一张悦耳的唱片时也会被唤醒。但是，每当她的梦想被唤醒时，因为挫折感过于强烈，使得她立刻又让其幻想重新进人昏睡状态。
韦罗妮卡从小就知道自己真正的爱好是什么：成为一名钢琴家！
十二岁上第一堂钢琴课时，她就产生了这种感觉。她的女老师也察觉出了她的天分，并鼓励她成为一名职业的钢琴家c 然而，当她为自己刚刚在一场比赛中胜出而感到兴高采烈，并告诉母亲她准备放弃一切只致力于钢琴的演奏时，她的母亲亲切地望着她回答道：“孩子，没有人能靠演奏钢琴生活。”
“可您却让我上钢琴课！”
“那是为了培养你的艺术才能，仅此而已。当丈夫的欣赏这一点，你也能够在节日活动中出人头地，忘掉当钢琴家这件事吧，你要去学法律，将来当律师，那才是有前途的职业。”
韦罗妮卡听从了母亲的话，相信母亲具有足够的经验理解什么是现实。中学毕业后她进入法律专业，并以高分获得了一张毕业证书，但结果却只找到了一份图书馆馆员的工作。
“我当时应该更疯狂一点。”然而，大概和多数人的情况一样，这种发现已为时过晚。
就在她转身想继续向前走的时候，有人拽住了她的胳膊。给她注射的强效镇静剂还在她的静脉中流动，因此，当精神分裂症患者埃杜阿尔德轻柔地领她朝不同的方向——客厅——而去之时，她没有表示反对。
天上挂着的依然是一个弯月，应埃杜阿尔德的无声请求已经在钢琴前坐下来时，韦罗妮卡听到从饭厅传来一个声音，有个人正带着外国人的腔调在讲话。韦罗妮卡不记得在维莱特听到过这种腔调。
“埃杜阿尔德，我现在不想弹钢琴。我想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知道旁边的人们在讲些什么，知道那个陌生人是谁。”
埃杜阿尔德只是一个劲地微笑，也许对她刚才所说的话一个字也没有听懂。韦罗妮卡想起伊戈尔医生曾经讲过，精神分裂症患者可以进入和离开他们的与世隔绝的现实。
“我就要死了。”她接着说道，希望自己的话能够被理解。“死亡的翅膀今天掠过了我的面颊，明天或更迟一些就应该来敲我的门了，所以你不应该习惯于每天晚上都听我演奏一支钢琴曲。
“埃杜阿尔德，任何人都不能养成任何习惯。你只要看看我的情况就能明白：我又重新喜欢太阳，喜欢群山，喜欢难题，甚至承认生活所以缺乏意义责任在于我而不是任何其他人。我想重新看到卢布尔雅那的广场，感受恨与爱、失望与厌倦，感受构成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所有那些简单而又愚蠢但却能给人生带来乐趣的东西。要是有一天我能离开这里，我会容忍自己成为一个疯子，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疯子。最糟糕的是那些不知道自己是疯子的人，因为他们只是重复别人吩咐他们要去做的事情。
“不过，这一切都已无可能，你明白吗？同样，你也不可能整天盼望夜晚的到来，盼望一个住院的女患者为你弹奏钢琴。你我的世界都已到了末日。”
韦罗妮卡站起身，亲切地摸了一下小伙子的脸，然后就直奔饭厅而去。
推开饭厅的门，她就见到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