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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主持整风会时，一双眼睛在玻璃镜片后面闪闪发亮。
柯庆施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整风期间，有人在中央大礼堂的墙壁上写“柯庆施是特务”。康生等人不去追查写标语的人，反而组织力量“抢救”柯庆施。柯庆施的老婆承受不住了，就跳井自杀了。
康生问柯庆施：“××年×月，有半年的时间找不到你，你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
柯庆施说：“我想不起来了！”
康生又问：“上海地下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柯庆施辩解：“我就在上海呀，隐蔽在我的‘关系’家里。”
有人追问：“你隐蔽在谁家，向大家说清楚！”
柯庆施说：“这不好说吧！”
陈伯达在整风大会上也很活跃，他带领几个人不依不饶，围在柯庆施身边又喊又叫，逼柯庆施讲清楚。
柯庆施不理睬围攻他的人，仰脸望着大厅的顶棚，一言不发。
康生见状大怒，挥舞拳头：“柯庆施，你！有问必答！”
众人随声附和：“有问必答！”
“有问必答！”
……
邓洁的夫人曾经失落过组织关系，由此受到怀疑，她被逼无奈，跳井自杀。
武竞天的夫人很和气，在凤凰山的时候，她就经常帮助我拆洗被褥。整风会上她反复被盘问“是组织让你去的？还是你自己主动去的？”彻夜忍受“车轮战”的煎熬。
有一天早晨，大灶的炊事员去水井挑水，发现井水里漂着一个人，捞出尸体后大家辨认出死者是武竞天的爱人。她受审数日，终于熬不住，跳进杨家岭的水井自杀了。
杨家岭上几个女人投井自杀后，邓洁让我雇佣个木匠，在水井口上装了一个木盖子，加了一把铁锁。
整风中的康生
延安的审干，对每个嫌疑分子或特务分子，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系统，供出许多特务关系，然后才相信为彻底坦白。
中组部一对夫妻，两口儿都姓李，1936年和1937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负责上海广州香港之间的地下交通，护送了许多党内重要干部。
康生在中央大礼堂里讯问他俩：“1936年、37年两年中，许多人暴露了，党组织马上换了人。也有许多同志被敌人抓住了，为什么你们两口子，一没有被敌人逮捕，二没有被组织替换？这是为什么？”
夫妻俩辩解：“党组织不更换我俩的工作，我们怎么办呢？敌人不来抓我们，我们也没办法呀！”
康生不依不饶：“你们一定知道这个秘密，你们反过来还要责问组织？不要太嚣张了！”康生组织一群人实行围攻，将夫妻俩隔离审问，只准妻子回家。数月后的一天，丈夫突然回来了，当天夜里，夫妻俩抱头痛哭，商定一同自杀。他们在窑洞门框上系上麻绳，一人登上一只木凳，妻子脚下的木凳翻倒，麻绳勒进脖颈，人吊死了。丈夫的脑袋套进绳索的套子，站在木登上，直到天亮。
清晨，我经过他们居住的窑洞，看见窑洞门框下吊着一个女人，站着一个男人，大惊：“李同志，你们这是干啥？”那男人目光呆滞，神情恍惚。
附近窑洞的同志听见我的呼喊，都跑了出来，把他们夫妻俩放了下来，有人说：“人死了，救不活了！”
也有人斥问：“你为什么不死？”“你怎么没去死了？”
李同志稍稍清醒：“我就想一条啊，我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真的总是真的，假不了，如果我们都死了，以后党还要还我清白，给党增添许多麻烦。”他双眼直勾勾的望着死去的妻子，欲哭无泪。
这时，社会部来了几个人，把李同志带走了。
中组部秘书长武竞天的忠诚也受到怀疑，运动积极分子反复盘问他：“你参加山西牺盟会，究竟是谁派你去的？”
武竞天说：“是组织叫我去的呗。”
“你在山西牺盟会究竟干什么？”
“我在牺盟会干啥，组织都知道！”
“出现×××的问题，你知道不知道？”
武竞天回答：“那我不知道！”
这天天黑前，我从中央大礼堂出来去大灶吃饭，经过赵毅敏那一排窑洞时，平日无人居住的破窑洞的门前，有两名战士持枪站岗。此事奇怪，我走进窑洞看个究竟。武竞天被几道麻绳紧紧地捆绑在门板上，丢在窑洞的地上。武竞天睁开眼睛，恳求说：“小李救我，快找人救我！”
我走出窑洞，正巧碰见徐特立老人，我报告：“徐老，今天怎么把武秘书长整个用绳子捆绑在木板上了呢？”
徐老问：“武秘书长被绑在哪里呢？”
我说：“在赵毅敏和我们住的那一排窑洞。”
徐老沉吟半晌：“这个……小李，你走吧，让我去办吧！”
我吃完晚饭，又去那孔破窑洞，哨兵和武竞天都离去了。
延安整风时，虽说康生是“总学委”负责人，但在整风会上仍然受到白区来的同志的诘问：“康生同志请你回答，为什么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时找不到你？你跑到哪里去了？”康生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此事最后不了了之。当时，中央机关的许多中层干部对康生在整风中的一些做法意见很大。陶希晋就说康生是“阎王爷贴告示——鬼话连天”。我觉得这话好笑，记住了。
第七章 延安的钓鱼台枣园
奉命去枣园做厨师
如果说延安的杨家岭相当今天的中南海，当年的枣园就是现在北京的钓鱼台。
1943年夏天，陶希晋来找我：“陈云同志病了，夜晚睡不着，白天也不睡。饭菜也不对胃口，他指名要你去给他做饭，你说好不好？”
“那有啥不好的！”我心里想，“黄祖炎首长讲的一点也不假啊！好好工作就会有首长想念，还要叫到身边来工作。”
我把管理员这摊工作交给黄爱民，也不参加整风运动了，背着行李卷，从杨家岭走到枣园，开始第二次给陈云一家做饭，同时也给凯丰、王茜和新四军卫生部长做饭。
在枣园，我和叶子龙成了朋友。叶子龙与我差不多大小，人很聪明。他要是忙碌起来，躲在窑洞里写文件，三天五天见不到一次面。他也常常与我们凑在一起，海阔天空摆“龙门阵”。
我跟他开玩笑：“老叶，把你那个字改一改吧！”
“改什么字？”
“把‘叶’字换成‘赵’字，叫赵子龙算了。”
叶子龙说：“现在可不是那个时代了。”
我问：“那是啥个时代呢？”
叶子龙说：“封建时代呀！要是那个时代，给我改个名字也行，皇帝下诏书，谁敢不改呀！”
在枣园，大家除了聊天自乐，还可以在高台之上，望着土坎下面，毛主席、江青和阿洛夫三人在小院里跳舞。
几乎每日后半晌，阿洛夫骑马来枣园找江青跳舞，江青陪阿洛夫跳一曲，再陪毛主席跳一曲。叶子龙的小媳妇整天躲在窑洞里，从不出来跳舞。江青比在杨家岭时活泼多了，一些小事也出来张罗张罗。
枣园一见阿洛夫、西洛夫，原来是1940年在胜利食堂吃饭的那两位外国人嘛。两个“洛夫”来胜利食堂准是要三盘炸土豆片，三份牛排或猪排，一瓶白酒。延安自酿的白酒大约有五六十度，他俩启开瓶封，让我往瓶里倒进一些白糖。每次他俩都把土豆片、肉排、白酒一扫而光，从不再吃其他的东西。
阿洛夫在枣园也很神秘，几乎不见其他的人。王茜向我抱怨：“阿洛夫、西洛夫可接见毛主席、接见陈云和张闻天。凯丰想见一见，他们都不见！”现在看来，斯大林决定抛弃王明了，所以洛夫们不敢与凯丰接触。
凯丰一直心绪不高，整日闷在窑洞里看书，他想吃什么菜就派李满千把我唤去：“李管理员，你上次弄的苞菜蒸肉好吃得很，再给我弄一回好吗？”
在枣园，我几次看见吴满有。吴满有在延安的名气很大，相当20世纪70年代的农民陈永贵。吴满有拖儿带女从榆林逃荒到陕北，开荒种地，被树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吴的脑瓜儿灵活，常来枣园走动，有一回，我看见他来送农产品，什么南瓜小米红枣绿豆沉甸甸的一担，进了毛主席的窑洞。后来，毛主席和江青和吴满有走出窑洞，一直送到山坡坡下边。
毛主席送苏联留学回来的儿子进了“劳动大学”，吴满有又成了“大学”的教授。只是以后吴满有没有再出头露面。
给毛主席包馄饨（1）
我在枣园，天天和党的领导人生活在一起。
一天午睡后，毛主席、陈云、张闻天三人散步碰到一起，他们说笑着走进张闻天住的院子。我们这些警卫员也跟在身后。
毛主席说：“今天打个什么赌哇？”
陈云说：“下棋，打牌，射击随你们。”
毛主席说：“我们打靶。看谁的枪法准。”周福寿从窑洞里拿出陈云的小口径步枪和一盒子弹，放到石凳上。院子中间有一搂粗的大槐树，一群麻雀在树上叽叽喳喳。
陈云说：“要说射击，你们还能比得了我？”他们三人，每人三粒子弹，以树上麻雀为靶子，陈云三枪打下两只麻雀，主席三枪射下一只，张闻天三枪只打落几片树叶。小口径步枪的枪声很轻，没有惊飞这群麻雀。
陈云说：“怎么样，牛皮不是吹的吧？我在苏联，拿这杆小枪打的子弹，一个人都背不走。”
毛主席说：“好嘛，我才打过几枪呀？这样说来，还是我的枪法准，你打了这么多枪，也不能百发百中呀！”
毛主席环视四周，问我们这些围观的警勤人员：“你们说对不对呀？”没等回答，他从人群中发现了我，用手指着我说：“这个小伙子新来的吧？我认识，见过面哟！”
陈云觉得奇怪：“你怎么认识他？”
毛主席说：“1936年在保安，他跟着老黄嘛！”。
毛主席又问：“老陈，你从哪里弄来这个小伙子呀？”
陈云说：“从中宣部要来的，他是给我做饭来的，这是第二次了。”
毛主席：“你倒不客气嘛！”
陈云说：“我前一段吃不好，觉也睡不好，他来做饭，饭是饭味，菜是菜味。我选准人啦！”
毛主席问我：“不简单呀，从哪里学的？”
陈云替我回答：“他是我们胜利食堂培养的。”
张闻天在一旁插话：“这小伙子学到了真本事。”
毛主席还不太相信：“你有什么拿手的？”不知什么时候，江青悄悄站到一旁，她插话：“胜利食堂的馄饨、片汤是拿手的！”
张闻天说：“小李，你去主席那里，给他做一餐饭！”
江青向毛主席要求：“我们吃一顿馄饨，吃一顿片汤吧！”
毛主席说：“好！我们也吃一顿。”转向我：“小李，怎么样，去不去？”
我说：“不是拿手活，试试看吧。”
毛主席说：“试试看可不行，你得让我吃好呀！”
陈云说：“小李，你去到主席那里露一手，我请客啦！”大家都笑了。
第二天，我对枣园的管理员说：“你买一只鸡，不能太大了，也不要太小了，我给主席做两顿饭用。”我让主席小灶厨师老周把鸡收拾干净，告诉他煮鸡汤的火候，加盐，添水的要求。然后用刀割下一块鸡胸脯，拿到我的厨房，和一块约三两重的猪肉放在一起，剁成肉馅。没有味精，只放了一点生姜和花椒面。我压好了馄饨皮，安排好陈云的午饭，就带着肉馅和面皮到了毛主席的小厨房。先用清汤把馄饨煮到八成熟，再捞出来放入鸡汤中煮熟，一次做了多半锅，由警卫员端进毛主席的窑洞里。晚饭时，我又用鸡汤给毛主席一家煮了半锅片儿汤。
按胜利食堂的规矩，吃馄饨是要配上一小碟辣椒油的，我图省事，没调制辣椒油。
过了几天，毛主席在张闻天的住处碰见我们。一见面就说：“小李，你做的馄饨和片汤真好吃呀！差一点没撑着，吃了一碗还想吃，又吃一碗，吃得肚子都疼了，我怕撑死了。到了晚上，片汤还好吃，不知吃了多少碗，前面一碗，最后吃一碗，不知中间吃了多少碗？”主席边说边扳手指算数。
陈云说：“主席，你这个帐是怎么算的呀？才这么个年纪，帐都不会算了。”
毛主席说：“算不得哟，小李是叫我上吊呀！”
我说：“主席，你说好吃，你就吃呗！你要吃我再给你做！” 这回我倒认真起来了。
毛主席忙摆手：“可不敢了，啊！我的伙食费，你也没钱掏，我也没钱掏呀！两顿饭吃了一只鸡！这个钱要省回来，我要勒脖子。”他用手比划着“上吊”的样子。
实际上，这两顿饭我只用了一块鸡胸脯和一锅鸡汤，剩下的鸡块，他还可以吃两餐。毛主席继续说：“我两天三天的伙食费也只有一只鸡的钱，啊？怎么办？”他冲我圆瞪双眼，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问：“主席，你吃饭还要限制吗？”
他说：“小李呀，你也不限，我也不限，怎么得了？我们现在一切都为了打日本帝国主义，不能把钱吃多了哟！”他停了一下，很动感情地说：“我们一天三顿起码是细粮，你们一天三顿都是粗粮，我们看了都难过。小李，你们一月二月三月也吃不到一顿大米，一年也只有过节吃上三顿大米饭。我们今天穷，一是这个地盘太小，二是这个地方出不了多少大米。”抗战时期，延安只有枣园出产一点大米。
给毛主席包馄饨（2）
陈云打断毛主席的话：“得啦，花多少钱，小李掏不起，你也掏不起，反正是东西吃到你的肚子里去喽！”
毛主席看一眼陈云，无话可讲，就又对我说：“小李，我还想吃馄饨，可再也不敢让你做了。”
中央首长在延安吃小灶的标准，中餐、晚餐都是一菜一汤，这是定死了的，只是到了月末，有了些节余时，管理员才让我们多做两个菜。
自从主席吃了我做的两餐饭后，每当在树林里或在小土路上，碰见我，常常开玩笑：“哎呀，小李，可没有把我撑死！”要不就说：“我的伙食费可好吃呀！”又说：“你要想办法呦，帮助节约，好吃馄饨哟！”以后，我又给他做过几次饭，他好像只有对馄饨和片汤那两餐饭念念不忘。
指导江青学厨
初到枣园，遇见江青，她还认识我，但不知道我的姓名，直接招呼：“你不是在胜利食堂的吗？”
我回答：“是啊！”
“你怎么来枣园了？干什么来了？”
“我来给陈云同志做饭。”
“好哟，胜利食堂配合馄饨片儿汤的那个辣椒油是怎么做的，你会不会呀？”
“会。”
“你明天给我做一碗，主席吃菜，顿顿缺不了辣椒。老周做菜放干辣椒，冬天就嚼不动了，夏天能吃新鲜辣椒，冬天就不行了。”
我炸了一碗辣椒油给江青送去，过了几天，她又来了：“小李呀，毛主席可喜欢吃你炸的辣椒油了，又香又辣，又能长精神！”
毛主席小灶厨师老周来找我：“现在主席不让用干辣椒炒菜，让我问问你，那辣油都放些啥？”
“嗨！那还不简单，就四个材料嘛，先把红辣椒、花椒、大葱、大蒜放到锅里，用水煮；看见汤水发红，放一点点盐，等到水剩下不多了，你就倒入一碗清油，小火慢慢烤，见到大葱大蒜变黄色了，可以撤了炉火，捞出辣椒和葱蒜让警卫员们去吃，剩下的辣油给主席。”叶子龙大概在主席那里吃了辣椒油，也让老周给他做了一碗。
那天，在小花园里，叶子龙竖起大拇指：“小李，你那辣椒油真棒，我现在吃小米干饭，就把葱蒜和辣椒红油一齐浇在上面，连菜也不吃了。大灶的菜啊，我三顿五顿才去吃一次，实在难吃呀！”
给毛主席做馄饨的转天，江青来小灶厨房，询问馄饨的制作方法。我说：“其他都无所谓，主要是擀皮儿，馄饨皮儿擀好了，片儿汤也就成了。”
江青说：“就是嘿，我们的老周擀不好馄饨皮儿，主席喜欢吃片儿汤，他也做不好，一赶面皮儿就粘面板子。”
我说：“我告诉你这个窍门儿：和面时放一点盐，再磕一个鸡蛋进去，如果有淀粉，兑进去一些淀粉，面和硬些，保你怎么做，怎么有。”
江青很兴奋：“好啦，我去指导老周做馄饨、片儿汤。”
毛主席的身体时好时坏，我见厨师老周用一面铜筛把鲜嫩的菠菜叶挤滤揉搓成菠菜泥。我问：“为什么要弄这么细呢？”
老周说：“苏联的阿洛夫大夫说，毛主席不能吃大米粒以上那么大的东西。”
陈云爱吃白菜炒肉丝，一开始，厨房没有淀粉，我就用面粉浆肉丝，然后过油，肉丝滑嫩。凯丰喜欢吃牛肉炸土豆，先把牛肉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