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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东华医院
东华医院的创办，与广福义祠有关。该祠坐落在香港岛太平山街，建于1851年。起初只有几间小屋，用来供奉中国先辈居民信奉的神主。这里的祀例与中国内地乡间不同，不以姓氏乡邑为限，以示普及。义祠落成后，常有流离失所的穷人借此为栖身场所，还有一些无亲无故的垂危病人也被送到这里等死，因此，环境污秽不堪。根据这种情况，1869年4月底，麦当奴以义祠管理不善，影响观瞻为由，下令拆除。如果这道命令实施，流落街头的贫病居民就失去了暂时栖身之地。
在此之前，1866年5月23日，一些中国居民曾提出建议，要求香港政府设置栖留所医院，收容贫病无家可归的中国居民。麦当奴以已有官方医院为理由，拒绝采纳这项建议。实际上，当时虽有官方医院，居民前往就医者极少。据港英当局1869年6月的一份报告统计，一年之内，香港居民入官办医院留医者，外国人有934名，而占香港人口90％以上的中国人，仅有223人。趁麦当奴取消义祠的机会，中国商人梁鹤巢、陈瑞南等人重新提出建医院一事。他们认为：中国人不愿进官方医院，是信仰中医的原故。因此，必须创办一所华人医院，纯用中医中药诊治病人。他们的建议得到中国居民的热情支持，很短时间内就自行筹得捐款三万多元。面对这种情况，麦当奴政府也只好表示支持，拨款11。5万元予以资助。医院定名为东华医院。1870年4月9日动土兴建，1872年2月14日落成启用，地址选在上环普仁街。
经过各方面人士努力争取，原有义祠也没有拆除，1873年重新修葺，恢复旧观。
中国著名学者王韬应梁鹤巢的请求，撰写《创建东华医院序》。序文说：“太平山侧，固有所谓广福慈航者，为寄停棺櫘，垂死病人迁处之所。特当事以其措置不善，已谕撤除。梁君鹤巢、陈君瑞南请于当事。因其旧址扩而新之，暂为施医治病之地。于时捐资集事者凡百二十人，特是经费无所出，事可暂而不可常，因群请于前任宪麦公，麦公慨然曰：是固地方之要务，敢不为诸君成斯盛举。赐地给币，奖励甚至，前后拨公项至十余万。一时草偃风行，倾囊解橐者，无不输将恐后，岁捐之数，亦盈八千有奇。于是医院大功告成！可垂之于不朽。谓非南州诸君子盛德事哉！”
据白帆先生有文载：1870年4月9日，东华医院举行奠基礼，由麦当奴总督主持。港府资助建院费11。5万元，是4年赌饷的1/4。1872年2月14日，东华医院建筑落成，也由总督麦当奴主礼。
为什么取名东华医院，可能是取广东华人医院之意。王韬的序文里，没有明确提到上述说法，只是增添了一种新的解释。他写道：“医院落成，赐名东华，其命意固有显然可见者。况以东也者，生气之所发；华也者，万物极之盛。然则宣布阳和阴行，滋长群生，有不咸被其休者乎。”
医院正门有石刻“东华医院”四个大字，笔力遒劲，重若崩云。这是创院时由名士陈璞手书。润笔费200两，由梁鹤巢解私囊相赠。陈璞接受润笔费后，转赠医院作为建筑费用。
东华医院委员会（1900年）
东华医院建立以后，1911年在九龙建成广华医院，1929年在港岛东区扫杆埔建成东华东院。1931年三所医院统一管理，合成东华三院。东华三院的重要业务是赠医送药。早期主要是利用中医药为贫苦病人免费治疗。
说到东华医院，不应漏掉在东华医院的历史上一件鲜为人知而又很有意义的事情。此事发生在1949年初，东华医院院长谭嘉士曾将人民解放军一批伤病员接到东华医院治疗。事实收在《香港东华三院见闻杂录》一文中。该文写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为迅速解放广州，速行军途经宝安，有伤病员士兵二十多人，行动困难，遂退入香港境内沙头角，电话向东华的谭院长求助，谭即应允并派医护人员携药物医具，亲乘大卡车往沙头角，将伤员全部运回东华治疗，医药伙食全部免费。时过两周，伤病员还未完全康复，而他们从报纸得知广州解放的消息，归队心切，遂向谭院长请求：迅即用车送他们回广州。谭答允他们之后，回到医务室，对医疗助手梁某说，要司机明早把大、小汽车加足油，但不要说出去向。梁某听后仅问一句：‘要不要先向上级打个招呼？’谭笑答：‘东华医院是我华人筹款建立的，今对华人伤员，既接之来，也该送之归，这是义不容辞的。如要先报后办，则缓不济急矣！’梁某听后，大赞院长有魄力，敢负责。
“翌晨，谭乘小车作前导，伤员坐大车随后，向罗湖方向进发。经过新界各个关卡，稍作停顿，谭院长与印度的、山东的 、广东的差人，用广州话谈了简短的对话，继续前进。一直进到香港与广州边界处，两车戛然而止。谭院长下车与全副武装的英差互打招呼，用英语详谈事情的始末，英差表示认可。谭院长才叫大家下车，并说：‘事情已经交涉妥当，可以慢步过境，返祖国了！’于是战士们纷纷下车，整队举手，表示谢意，并齐声说：‘多谢谭院长医好我们，祝愿谭院长健康长寿，健康长寿！再见，再见！’谭院长与之一一握手送行。战士们进入国界时，犹频频回顾扬手致谢。笔者认为谭院长名为嘉士，其所想所为诚不愧为名副其实的嘉士也。”这是东华医院历史上的光辉一页。
短命的造币厂
还在第五任港督罗便臣时期的1864年，香港立法局通过了第二号条例，建议创办香港造币厂。建厂筹备工作历时2年，厂址选在港岛东区的铜锣湾。因厂址设在海边，仅填海工程一项就耗资9000英镑。此外，厂区建筑费花了二万五千余元，食水供应花了3500元。开办费共达40万元。厂里的机器设备固然要向英国订购，就连厂里的职员也要由英国国内聘请，并用英镑支付薪金，因而厂子的常年经费支付达七八万元。
1866年麦当奴接任后，造币厂建成。5月7日，麦当奴主持“香港铸钱局”开幕礼。开张以前，辅政司马撒尔曾出示布告说：（一）香港造币厂定5月7日上午11时开幕。（二）免费代铸英国通用银元，以一个月为限。如有旧银元、银锭、银条、银屑，均可收受代铸新币。（三）如属银元，须先熔成条锭者，则征收费用按所值十分之一。（四）如交来代铸之旧银元，其银质比英国通用银元为低者，则征收费用按所值十分之一，所余之杂金属退还原主。（五）代铸量额不得少过五千安士。（六）如欲免费代铸新币，将熔铸品自行送至东区铜锣湾香港造币厂，经晤厂长乾打氏先行接洽。
这张布告表明，开设造币厂的目的仍在于努力统一香港的货币。同时还可以看出，当时香港政府很难控制港元的发行，因为人人都可以拿熔铸品去造币厂要求代铸新币。但是，布告中“英国通用银元”，实际上只是香港通用银元。在英国，香港银元不能直接通用，仍须兑换为先令或镑才能使用。
第一批香港银元问世是1866年6月。这批银元分为壹元、半元、一毫、五仙等几种类型。香港壹元的银币，正面为维多利亚女王侧面像，背面的设计古香古色，正中为一个中国古寿字，寿字上下左右各有猪鼻云图案，图案内外分别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着：“香港壹圆”。
香港造币厂存在的时间很短暂。它于1866年5月开张，1868年6月即宣告停办，总计铸造银币2108054元。造币厂关闭后，厂房售给怡和洋行（渣甸公司），后来改建为糖厂。造币机器出售给日本人，得款6万元（一说12。5万元），买进时花费40万元。造币厂旧址后来是铜锣湾加宁街的一家川菜馆。这家菜馆的墙壁上仍镶嵌着“香港铸钱局”纪念匾。至于造币厂倒闭的原因，一说是因为“耗费繁重，收入不敷，以至亏折过巨”；一说主要是因为“发行银元的主权必须由香港政府收回，不能让市民交银铸造银币。”在制币厂关闭之后，香港的银币便由香港政府到英国订做，一度也曾由印度造币厂铸造。港元既成法定货币，但并没有制定法例。
当年中国内地使用白银，不如港元易于计算。于是，香港通用银元流入内地的数量很大。墨西哥银元几乎成为华北汇兑的主币，而香港银元则操纵华南汇兑的实权。银元流入内地后，很多还被割为碎块流通。在这种情况下，香港虽然铸造了很多银元，仍然不够使用。于是，香港英国当局批准汇丰银行于1872年首次发行1元纸币。
香港大会堂落成
香港的大会堂，是有名的建筑。现在的大会堂是1962年启用的。麦当奴时期的大会堂旧址，在今日汇丰银行大厦与中国银行大厦之间的一处地方。
大会堂落成开幕，是麦当奴任内的盛事。当年适值爱丁堡公爵亚尔菲腊王子到香港访问，所以大会堂的开幕典礼由亚尔菲腊王子主持，非常隆重，场面十分壮观。
早在1861年，港督罗便臣时，便有人提出兴建一座钟楼、一座大会堂、一座水手馆的建议。
按照原定计划，钟楼高达80尺，顶端设置时钟和火警钟，前面还要兴建一座喷水池。至于大会堂，计划里面要有戏院与集会厅。经过长时间的公开讨论，并且委派委员会进行初步筹备，1862年10月公布了方案，预算约需三万四千元。
最后决议，大会堂内，包括一座戏院，一间图书馆，以及一个集会厅。这个计划为港府接纳，并且免费拨出土地。1864年2月23日向市民公布。
1864年5月19日，各界热心人士捐款和开办音乐会筹款，所得款有2万元，但要8万元才够应用，所以决定发行股份，每份100元。罗伯？渣甸慷慨认购了5万元股份，余下的3万元股份则供大众认购。
因为捐款数量不多，大钟楼缩小规模。喷水池由邓脱捐款兴建，但改建在大会堂外面，位于大道中。
总督过问的趣案
麦当奴任内发生了一次非常有趣的律师被法官指为蓄意藐视法庭案，因而被罚款200大洋，并且被停止职务。被判罚的律师不服，上书总督诉冤，并向伦敦呼吁。
1867年6月27日的庭上，因为一两句话的见解不同，大法官史美与大律师波拿发生冲突，史美认为波拿藐视法庭，史美要他当庭认错道歉，波拿表示自己对于法庭毫无不敬之处，拒绝认错。
发生矛盾的原因是，波拿为了一家洋行与糖商的官司代表原告出庭。审讯时，被告律师说有一重要证人，是在原告处打工的中国苦力，可以作有利被告的证供，问波拿是否能够将这证人唤来。波拿表示他“不能拿出一个中国人来，像随手拿出一张纸来那样”。
史美听了波拿的话，质问波拿是否不愿意拿出这个证人。波拿表示，他有权选择为原告作证的证人，他不需要别人替他选择，并表示如果被告律师认为那个中国人对于被告有利，他尽可向庭上请求传那人出庭作证。史美说并无人想替他选择证人，但是他以法官身份，自有权说话。波拿说：“那么，我们大家各人行使各人的职权吧。”听了这话，史美勃然大怒，拂袖退庭。
不一会，史美又走上法庭，询问波拿是否准备道歉。波拿表示他想不出他曾经做过什么该向法庭道歉的事。“法庭在作这样指责之前，应该先确定其人是否确有侮辱法庭之意。”
听了波拿的话，史美更动气，他以兴奋的口气问道：“你不是对我说过一个中国人并非一张纸吗”，这不过是藐视法庭的一部分，还有其他许多。
波拿再三请求法官说明究竟为了些什么该道歉，可是法官拒绝解释。决定在20日专门审问这件藐视法庭案。原来那件糖商讼案，却被放到一边。
29日，波拿如期到庭，表示他从无意藐视法庭，既然法官拒绝解释，他要求如果有任何上次曾经在场的人认为他应该道歉，他决定遵命道歉，这几句话更使史美生气，他不听波拿的任何解释，宣布下月2日宣判这件藐视法庭案。
7月2日，史美开庭宣布，波拿共有六项藐视法庭的罪名，决定判罚200元，并且停止执行职务14日。史美当庭宣布他的判决理由，指出波拿的六项藐视法庭罪名。其中有一项最有趣，指责波拿表示对于法庭的尊敬时，他的表情强调“法庭”一词，似乎有意暗示他所尊敬的只是“法庭”而不是坐在其上的史美法官。
叶灵凤先生曾转述过诺顿？凯希的《香港法院史》所记载的一段法庭对话：
法官中止宣读判决书，向波拿问道：
“波拿先生，你为何不停的注视着我？”
“法官阁下，这是表示惊异的注视。”波拿回答。
又有一次，波拿伸手整理自己背上的衣扣，史美又中止宣读，向波拿说：“等你扣好衣纽之后，我再继续读下去。”
波拿说：“法官阁下，我是发觉我背上的衣纽松了。若不及时扣好，恐怕又多一项藐视法庭的罪名。”
法官说：“我将静候你扣好了再说。你这样做得很好。”
对于大法官的判决，波拿当然不服气，于是便在被判罚的第二天写了一封信交辅政司转给麦当奴总督，叙述这件事发生的经过，以及所遭受的不公平的处分。他说他以曾任皇家代表律师的身份，竟在公开法庭上连一个普通罪犯都应该有的最低答辩和请求解释的权利也被剥夺，实在闻所未闻。他指出法官执行职务不公正，并且行为专横，有亏职守，要求总督对这事有所表示。
辅政司奉麦当奴之命回信给波拿，表示波拿既然对大法官提出这样严重的弹劾，总督已无权处置这事。惟一正当办法，是由波拿自己上书给伦敦枢密院，直接向女皇申诉。香港政府可以代他转呈。
史美大法官对于波拿所作的藐视法庭的判断以及所给予的处分，当时不仅官方认为处置不当，一般商民也为波拿抱不平。市民为了向法官表示抗议，发起募捐，代替波拿缴付200元的罚款。
波拿遵照总督的指示，上书维多利亚女王申诉。伦敦枢密院1868年6月15日组织裁判委员会审议此事。审议结果，枢密院认为“藐视法庭”是一个严重的罪名，非获得确切的证据，并给对方以解说和答辩的机会后，不能轻率的下判断。根据史美法官对波拿所宣读的判决书中列举的6项理由，没有一项在法律上能构成藐视法庭的罪名。因此波拿的罪名应该撤销，并且退还罚款。
枢密院将这意见呈准女皇后，随即正式行文麦当奴，通知他审议的结果。波拿在8月13日收到香港辅政司的公文，告诉他罪名已被取消，并吩咐他向库务司领回那200元罚款。波拿将罚款退回给原来的捐款民众。
第七任 坚尼地ArtHur Edward KEnnEdy
1872年4月16日，第七任总督坚尼地抵港接替麦当奴，至1877年3月离任，任期五年。坚尼地与前任麦当奴既是同乡又是校友，并有大致相同的经历，但性格却大不相同。他沉稳而寡言。
坚尼地（1810～1883），爱尔兰人，长期在英国军队服役，后来转为行政官员，再到英国殖民地部工作。坚尼地曾经两度出任英属赞比亚总督。还在加拿大和非洲担任过行政工作。出任香港总督时已经62岁。
坚尼地有殖民地统治的经验，任职期间长于安抚，对华人绅商十分尊重，善于联络交往。他要求督府官员都要学习中文，设立了考试委员会，定期考核各级官员的中文程度。
坚尼地任职期间，香港商业不断发展，商业区逐渐由东向西推进，出现了所谓坚尼地城。城区位于现在的西环。当时颇具自己特色，历经百年，其面貌已和港九其它地区基本相同。
坚尼地抵港就任时，最高法院大法官还是由巴尔代理。和对待前任总督麦当奴一样，巴尔也给下船伊始的坚尼地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坚尼地就任，照例要举行庄严的宣誓典礼。宣誓就职这天，坚尼地朗诵代理大法官巴尔授给他的誓辞，以表达对维多利亚女王的忠心。港府文武百官肃穆静听，当这位督爷读到誓辞中的“效忠于李菲亚公主的后人”一句时，觉得这誓辞似乎有点与惯用的说法不同，因此，立即停下来询问，这誓辞是否有错误。这一问话，弄得文武百官莫名其妙。巴尔也默然不吭声，在场司仪回答说，这是代理大法官所拟定的。意思是说不会有错。坚尼地听后接着念下去，读完后，向《圣经》亲吻，完成了宣誓就职手续。
第七任坚尼地在庄严的宣誓过程中，突然中断朗读，向周围的人询问誓辞的字句是否有错误，这实在是无前例的罕见失仪。出人意料的是，十多日之后，总督忽然召开立法局会议，坚尼地当场向全体议员宣布，现已证实前次宣读的誓辞的确是错了，要求采取一种临时立法手续，以便他重新宣誓。于是，总督依据巴尔重新拟定的誓辞再读一遍，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