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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旬。
日军第40、第13两师团，池田支队、汉水支队等部组成南路大军，在沙洋南北地区强渡汉水，连下沙市、江陵、十里铺等地，马不停蹄地向宜昌猛进。
南路日军的战略企图是：切断宜昌地区中国军队主力的退路，配合北路日军，进攻宜昌。
宜昌外围防线，已被日军撞开、冲乱。宜昌守军正处于被各个击破和节节败退之中。
宜昌扼川江门户，是战时首都重庆和西南大后方的咽喉所在。宜昌的得失影响甚大。日军向宜昌南北夹击猛进，对重庆统帅部震动很大。大后方民心浮动，谣言四起，纷纷传言日军将进攻四川内地了。
6月3日。
蒋介石急令陈诚赶往前线，组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全权指挥宜昌保卫战。
陈诚打点行装准备出发。蒋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张治中将军与陈过从甚密，将其拉在一边，摇头叹道：“五战区败了，宜昌必失无疑，你却现在去守宜昌，太老实了，这是任何人都不愿去的。”
陈诚亦感到情况不妙，但他对蒋介石唯命是从，故以苦笑谢过张将军的好意提醒，强打精神挂帅出征。
6月4日。
陈诚风风火火赶到宜昌，在郭仟的江防军司令部所在地三斗坪设立了右兵团指挥部。此时，他面对的已是一个被打得七零八落的烂摊子，宜昌的兵力亦甚空虚。
原来，担任宜昌地区江防任务的主要是郭仟的江防军（三个军）。蒋介石曾有令在先，没有军委会最高统帅的命令，任何人也无权调动江防军一兵一卒。。但是，当6月1日北路日军攻陷襄阳时，李宗仁觉得兵力不够用，便严令江防军主力第94军北上，向京山、随县、枣阳之敌侧后迂回袭击，以解襄阳之围。
由于第94军被调走，江防兵力顿感空虚，无力阻击日军向宜昌的进攻。
陈诚急令在湖南整体补充的李延年第2军赶赴宜昌东北面，在龙泉铺、鸦鹊岭、安福寺一带组成第二道防线；又令远在四川万县地区整训的第18军，星夜兼程赶来宜昌“救火”。
第18军赶到宜昌，尚未部署就绪，日军便兵临城下了，敌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分三路向城郊进攻。激战一天，阵地彼突破，宜昌城内已是火海一片。
6月14日。
日军攻陷宜昌城。
李宗仁指挥第五战区部队，对当阳、荆门、宜昌之敌，发动反攻。
陈诚严令第18军军长彭善夺回宜昌。第18军以尸山血海之代价攻进城去，收复了这一战略要地。
6月中旬，东京，
就在第18军夺回宜昌之时，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和海军部军令部长，并排站立在天皇面前，报告中国战场情况，军令部长提出宜昌作为海军航空队轰炸重庆的中继基地，有着极大的战略价值，要求占领该地。
天皇当即追问参谋总长，“你们陆军难道就没有办法重新夺取并确保宜昌吗？”
于是，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向中国派遣军下达重新攻占宜昌的命令。
日军又增加兵力，在飞机疯狂轰炸下再次攻占了宜昌城。中国军队数度反攻，敌据城死守，反攻无效，且伤亡惨重。陈诚只得下令停止反攻，调整部署，在城西长江三峡口处，凭险防守，与敌咫尺相峙，互闻鸡犬之声。
宜昌要地失守，是八年抗战中，蒋介石感到危机最大的一次重庆朝野上下，舆论一致谴责宜昌保卫战的指挥官陈诚，使这么蒋介石的重臣的赫赫威名一落千丈。他不仅受到国民党内、军内和政府内一些要人的围攻，民众对此也非常气愤。在当时的国民参政会上，有人公开散布“不杀陈诚不足以谢国人”的言论。
陈诚认为宜昌失守的原因，与李宗仁在关键时刻判断失误，抽调江防军主力北上有直接关系。
他陈某只是在战役中途临危上阵，当时败局已定，决非他陈某过错。宜昌失守，他陈某实为代人受过，招来耻辱。
但他觉得自己有口难辩，负辱回到重庆，自知丢失国府都门罪责匪浅，哭丧着脸前去见蒋介石，请求处分。
蒋介石叫他坐下，好言相慰，说：“宜昌守不住，早已在我意料之中。当时五战区的情况就那样儿，我是因为没办法了才叫你去抵挡一阵子的，对此，你不必过疚。”
陈诚对蒋介石的明断感到敬服。对李宗仁不主动承认自己责任，一直闷着不吭声，听凭舆论对他陈某的攻击，而对李心怀不满。
至于我则躲在甘、陕、宁、晋避世，虽然我多次请求出兵东北，切断日军供给线，着重打击日本关东军的嚣张气焰。
更为主要的是我们急需东北丰富的煤炭和石油资源，另外我们派往东北地区的四个游击营已经全军覆没了。
并且东北抗联有组织成建制的部队也消失了，急需我军帮助！
而这些全部都是我所谓冠冕堂皇的借口，我最需要的是发展的空间，我的80万正规军每天消耗的给养和军费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单单靠美国秘密财团的帮助是不行了，而且日本将要把美国同样拖进战争，如果美国进入战时体制，那么我们得到的帮助会越来越少。
自从徐旭清除了美国组织内部的动摇份子后，我对于美国方面的机构放心了很多。
即将在1941年开始的苏德战争让我又一次心潮澎湃，我闻到了机会的味道！
是该清算俄国沙皇旧帐的时候，趁你病要你命是我们的一项原则！国际事务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正文 第九十五章 举棋不定
1940年的冬天是漫长而又难熬，日军在中国的各个战场上势如破竹，中国军队节节败退，部队的给养供给已经成为了最大的难题！而我的第100集团军群被日军重兵围困在甘、陕、宁、晋。
虽然我军在战略上保持了一定的主动，但是我们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术机动的余地，日军逼得我军被迫构建了一条800公里由钢筋混宁土建筑而成了永久性防御支撑点。
防线中布置了15个师的机动兵力，配备的最新的100毫米反坦克火箭筒，和大批的新式武器。
在防线后面部署了第一快速纵队的4个机械师和5个摩托化师，而所有部队部署的纵深达到了200公里。
沿前线配置了2000门122毫米口径以上的火炮，单就防御而言，可以称得上固若金汤。
时间在对峙中流失，我丧失了1939年的反攻机会后，日军就发现了我的战略意图，所以把关东军整体由东北压向西北，令我不敢轻举妄动。
大部分的中国部队都在缺衣少药，就连保证战斗最基本的弹药都十分缺乏的时候，甘肃军工厂生产出的大批枪弹却无法送抵前线。
国内的一些报纸也开始暗示我拥兵自重不抗日，他们那里知道，虽然此时甘肃部队众多，装备精良！
但是我们家们口就有近50万的日本关东军在虎视眈眈！如果大军南下，我们苦心经营了数年的四省又必将沦陷，而中国最后的军工产业将完全被日军所掌握或摧毁。
战争好似距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终于体会到一种心态，当初部队什么基础设施都没有的时候，可以完全无后顾之忧的和日本人真刀真枪的大战一场。
但是现在发展壮大了，我们到保守起来了！害怕人员装备出现重大损失。
对于与日军浴血奋战的中国军队，我们尽可能的接济他们军火，从重炮到坦克，只要有要求我几乎全部答应。
而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使新组建的部队尽快形成战斗力，因为现在其他的中国部队的新兵都是经过2个月简单训练后的农民，以为弹药的缺乏，他们射击的第一枪往往是在战场上。
所以中国军队的素质和抵抗力在日军眼中是那么的不堪一击，日军慢慢的又恢复了往日的骄横与狂燥。
世界著名的国际事务专家万嘉国先生带领着几名随从和翻译人员，突破日军的重重封锁来到兰州的消息使我激动万分。
我们现在就缺乏一盏指路的明灯，虽然我们预知未来，但是我们掌握不好瞬息万变的国际事务，要知道反法西斯战争并不是一个中国所能肩负的。
我们此时最需要一个明眼人来告诉我们那里才是最好的切入点！
万先生对待我们的态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热情！
经过短暂的寒暄后，万先生要求我召开高级军官会议，他要给高级军官们分析国际事务的变化和对眼下抗日战争的影响。
郑栋国在万嘉国离开会议室后，狠狠的嘟囔了一句，我虽然没有听清郑栋国在嘟囔什么，但是从郑栋国的表情来看绝对不是什么好话！
被我瞪了一眼的郑栋国急忙笑了笑，立刻溜之呼也了！
在我介绍了万嘉国教授后，271名师以上干部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
万嘉国毫不在乎众人的态度，大步走上前台，旁边的2名女少尉立即帮万嘉国的女助手挂起了几副国际战略形势图！
刚刚还在议论纷纷的将军们全部停止下来！
万嘉国清了清嗓子说道：“虽然，在中日战争初期，国际社会中曾经比较公开支持中国抗日的是苏联，它甚至多次传出将与中国并肩作战的讯息，而在中国整个抗日战争中，苏联在前后三年内，总共提供中国两亿五千万美元的军火信用贷款（当然是中国要连本金带利息来偿还的）、售与中国可以装备三十个陆军师的火力以及一千架的战机，都是从新疆经甘肃进口。”
另外苏联派有军事顾问与飞机志愿大队，到达中国参战，目的是收集日军作战的战术与装备的情报。
而当时中国最为希望的，是苏联能够与日本正式作战，以减轻中国所受到的压力，但是苏俄则设法不断拖延与欺哄中国，所谓俄国将对日作战的计划，从头到尾都是空话。
因为斯大林支持中国抗日的战略目标，是绝对不希望全力武装中国以致于打败日本的侵略，苏联只是希望中国能够拖住日本。
让中、日的国力都受到大量的消耗，这样苏联才能轻易地从中日战争中，获得最高的利益，一方面日本的战力被中国严重的消耗，而无力威胁苏联，一方面中国受到日军严重的打击，使得中国民穷财尽、再起内战，苏联可以轻易地继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要知道几百年来，对中国最有侵略野心与部署的就是俄国，继承帝俄的苏联怎会让中国发展强大，又怎能放过对中国进一步的侵略？
斯大林先利用中国抗日以消耗日军的战略，然后再回手介入分裂与弱化中国的手法，真可以算是及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策略精华之大成，更是标准的一石二鸟的谋略。
精明强悍的丘吉尔，他认为自己对英国的历史使命，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要全力使不列颠仍维持一个“日不落帝国”的规模，特别是必须保留它在亚洲的殖民地，并且要继续操控英方在中国的既得利益。
基于这个大政略的前提，实力已大不如前的英国，不但要设法阻止中国在战后的复兴与强大，更要加速中国内部的政治分裂与内战，以防止中国将来成为亚洲各民族国家抗拒西方殖民主义的领袖。
邱吉尔当然非常注意苏联对中国的一举一动，因此他很快地就活学到了斯大林侵略中国的诀窍，并以青出于蓝的手法，加以翻新应用。
英国在战争期间一再对美国的罗斯福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美国只能给与中国战区最低限度的支持与援助！
目标就是让中国还能有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以将日军陷在中国的战略泥沼之中，但却绝对不能给与中国充裕的援助，以免中国能击败日本的主力而于战后得到复兴。
在美援华的同时，还要设法制造中国内部的矛盾，并培养中国内部的分裂势力，这样纵使中国可以战胜日本，但是分裂的中国仍然无法成为亚洲的强国。
因而中国在抗战最艰苦的关键时段里，一直无法从对外通路中，获得充裕的作战资源供应，中国的国力因而加倍的消耗殆尽，自然就“确定”了战后的中国不可能强大复兴起来，于是英国就可以放心，继续在亚洲维持其殖民主义的利益。
因此苏俄与英国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立场，一直是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战略手法，当中国面临危机的时候，他们会给中国一点最低的援助，以防止中国放弃抗日的意志；但是一旦中国要有所振作，他们就会立刻卡住中国的命脉。
故此中国当时真正要面对的历史挑战，不只是日本正面的侵略而已，同时在背后，还要面对英苏这两个各怀鬼胎、继续进行侵略中国的“盟友”。
美国的立场则是处在“夹缝”之中，一方面美国是希望每个受到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侵略的国家，都能在国际社会正义的支持下，有力反抗侵略者的迫害。
不过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极看重其在亚洲的商业与战略利益。在中国艰苦抗战的初期，美国仍然依照美日通商条约，大量的供应日本生产军备与弹药的原料，以及提供日军飞机、坦克在中国战场上所不可或缺的燃料与石油。
结果使得日本的战争机器，能够在中国领土全速运作，当然日本的军国主义最后也把美国当成其攻击的目标。
中国抗日战争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就是以中国人民与国土的损失，换取等待国际社会加入并肩对日作战的时间。
这个战略的着眼点，是中国一旦获得世界其它国家参与共同对抗法西斯的战争之后，她就可以结束孤军抗日的不利状况，并可获得盟国的作战资源协助，而将中国军队战力彻底地提升，以有效地全面打击日军，成为盟国当中的主力部队。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由于中国对外的通路，被日本与苏联所分别切断，盟国又一再地玩弄打通国际通路的策略，迟迟没有将作战资源，运到中国军队的手上。
结果虽然是中国与盟国共同参加反法西斯作战，但是她一直没有办法得到盟国所应许要供应的援助，因此中国军队也就无法展现应有的作战能力。
日本虽然切断了中国通往海岸的所有通路，但是由苏联经中国西北进入关中与四川的通路，仍足以输入中国抗日所需的物资，但是此时斯大林已经看出中国民族的坚忍毅力，因此史氏已知道中国绝对会不屈不挠地与日本奋战到底。
一九四零年德国在欧洲发动闪电作战成功之后，斯大林估计纳粹德国随时可能会对苏发动攻击，所以开始担心日本是否会利用机会，与德国合作，联手东西夹攻苏联。
斯大林于是与日本进行交涉，愿意以停止援助中国抗日为条件，换取日本与苏联签订中立友好条约。
一九四零年六月，日、苏两国就以一纸“日苏中立条约“，完全切断了中国西北经苏的外援通路。
于是中国能够获得外来石油与军火原料支持的唯一孔道，就只剩下由云南通缅甸的公路而已了。
当然站在苏联自己的国家利益而言，它为了避免遭到德国与日本的两面夹攻，以停止援助中国来换取减轻日本的军事威胁，是可以勉强理解的做法。
但是到了一九四零年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军事实已经没有多余的战力可以对苏联进行作战。
一九四零年六月，日本又攻克缅甸北部，完全切断了中国对外的通路，中国战区可以说是面临了弹尽援绝的生死关头。
此时的苏联，实际已经没有日本威胁的后顾之忧，但是这个“盟国“，却坐视中国面临作战力量全面耗竭之危机，不但自己不肯援助中国，更不准盟国借道苏联援华，造成中国最后只能靠极其有限的驼峰（the Hump）空运，来支持六百万抗日部队的需要，苏联存心要置中国于死地的企图就非常明显了。
斯大林的作法很简单，只要中国失去力量，那么就非常方便苏联对华的继续侵略。
日本有了苏联这个红色帝国主义的侵略帮凶，当然就可以说是助益太大了。
苏联切断盟国援助中国的主要交通路线，对于中国整个作战能力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日军对中国军队在所有会战中之打击。
万嘉国的话对于我们这些军人来说，实在太危言耸听了！而且他给我们展示出了一个危机重重的中国。
而非之前我们那么看好的前景！
因为就算是中国遭到原子弹的轰炸，其历史的结局，也不会比苏联切断中国对外交通路线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更为深远。
苏联切断了中国的对外通路，使得中国必须完全依赖盟国反攻缅甸的计划，丘吉尔因而可以上下其手玩弄中国，也引爆了中国与英国甚至美国的摩擦与冲突，因而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地位与战后的历史命运。
而多达六百万的中国军队，就在近乎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不但没有足够的作战装备、没有医疗后勤，甚至连基本的衣食供应都常有问题（中国的处境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