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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睦，下要小题大做，闹不团结；凡是有关原则性的大问题，就要坚持原则，
不应苟同。
“尊五美，屏四恶”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张问孔子：“怎么样才可以
从政呢？”孔子回答说：“尊重五美，屏弃四恶，这样才能从政。”子张又
问：“那什么叫五美呢？”孔子答道：“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
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即为五美。”“那什么为四恶呢？”子张问，孔
子说：“不进行教育便动不动杀人，谓之虐；不说明意图便要别人做出合乎
自己心愿的成绩，谓之暴；起先懈怠不管突然限期完成，谓之贼；答应给人
钱财物却出手悭吝，叫做小气。以上即为四恶。”“惠而不费”、“劳而不
怨”，是讲经济方面的惠民政策。惠民之道，不是要政府向人民提供给养和
废除徭役，而是要从政策上保证人民从生产对象中获得利益，并把徭役放在
非农忙季节，使之不超过人民所能负担的程度，只有这样，人民才能既有物
资生活保障，而政府又不必花费财力；既能完成必需的国家公役，而又不引
起人民怨恨政府。政府才称得上“欲而不贪”，政府施仁于民而自己也得到
的好处，怎么能叫做贪呢？“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此二美是对施政
者作风的要求。孔子认为，无论人数多少、势力大小，一律不摆官架子，不
怠慢，这就是“泰而不骄”，衣冠整洁、举止庄重、使人产生敬爱之心而又
不以势压人，即为“威而不猛”。
在惩与教的关系问题上，孔子反对单纯使用惩办手段，主张把惩办同教
育结合起来。如果不是在这方面花力气，而只是发现不好就进行惩办，就是
虐政、暴政和贼人之行。孔子要求把教育置于首位，显然包涵一个思想前提，
即承认公布法律的必要性。各国司法现象中层出不穷的法律制裁和社会犯罪
使他强烈感到，不仅要反对严刑苛法和滥用刑法，还要加强法令、法律方面
的教育，以免除民众因不知法而招致的灾难。
五美全是从两面立论，把每一个问题的利与弊都联系起来，兴其利而防
其弊，以防弊为兴利所应掌握的度，这就是孔子所要求的中。而四恶中，在
惩与教的问题上，联结两端，以教育为惩治之前提，以惩治济教育之所不及，
二者互为补充而取其中。这充分表现出，孔子力图用中庸之道去探讨一条切
实可行的治国方针。尊五美、屏四恶就是中庸思想在治理国家中的应用，它
的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教育、道德和领导作风等诸多方面，实际上是一篇
施政大纲。
儒家学说的基本特征是：以《诗》、《书》、《易》、《礼》、《乐》、
《春秋》的思想为育人的内容，崇仁厉义序人论为儒家的思想中心，培养君
子人格，成为贤人圣人为儒家育人的最高理想；把仁的思想扩大到政治上，
实行德治，重民生，行教化，旨在维护以等级制度和纲常秩序为核心内容的
封建社会。儒家各学派虽有其共同的特征，自从孔子制立儒家学说后，儒家
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时代特征，而且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
孟子（公元前385年～前304年），名轲，鲁国邹邑（今山东邹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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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是战国中期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孟轲幼年
丧父，家庭贫困，孟母特别重视对孟轲的教育。据说，孟轲幼年的时候，他
家住在坟墓旁边，小孟轲做游戏就学埋葬死人，孟母惟恐这样下去对孟轲产
生不良影响，就把家迁到集市附近去住。小孟轲在集市旁边，又去学商贩叫
卖。孟母感到这不是教育孩子的环境，又把家迁到学校旁边，使孟轲从小就
学习礼仪。这就是有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小孟轲有些贪玩，读书不努
力，孟母问他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小孟轲借口说，我的东西弄丢了，我去找
东西去了。孟母听了很生气，就用刀子把织机上正在织的布割断，小孟轲又
惊又怕地说：“为什么要割断布呢？”孟母说：“要你读书，增长知识，就
是要你成名。现在你不读书而去玩耍，就像我割断机上的布一样。现在学习
不努力，将来就只有干点勤杂劳累的活了。”孟母的严格教育使小孟轲养成
了用心读书的好习惯，“断机教子”的故事一时传为美谈。
孟轲稍大以后，从学于孔子的嫡孙子思。孟轲通《五经》，尤长于《诗》、
《书》、《春秋》。孟轲是孔子的崇拜者，一生的出处进退也与孔子相似。
壮年以后从事教学，中年以后怀着政治抱负访问各国，是游士阶层中很有名
望的人物，经常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所到之处，国王都以宾客
相待。他曾任齐国卿相，但无职守，后来因为不赞成攻打燕国，与齐宣王意
见不一致而辞去卿位，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实际成就。晚年时候，他退居讲学，
与弟子万章等人著有《孟子》七篇。该书在北宋以后被列为封建大夫必读的
经典，而孟子则被封建统治者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如果说孔子的思想为“人学”的奠基，那么孟子的思想则是“人学”的
发展。他的仁政学说和民本主义，意味着“人”的初步发现，其理论基础是
性善论，并蕴含着不少的辩证思维。 （“人学”指探讨有关人的价值，人的
完善的品德，以及人性的冶炼的思想学说。）
孔子“人学”的核心范畴是“仁”，其基本含义：一是“爱人”，二是
“复礼”。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孔子“人学”的继承和发展。
孟子也讲“礼”，但他所讲的“礼”在一般情况下是指聘辞受等的礼仪
而言，没有维护奴隶制度之意。实际上，他对周礼关于等级身份关系的种种
规定是很不满意的，孟母死时，他埋葬母亲用了很好的棺木。有个弟子以请
教的口气批评他说，棺木似乎太好了，暗示按等级身份，其母亲不该有这等
待遇。孟子回答说：“上古对于棺椁的尺寸没有一定的规炬，到了中古，才
规定棺木厚七寸，椁的厚度以相称为准。从天子到老百姓，讲究棺椁，不仅
是为着美观，而是这样才尽了弟子之心。为法制所限，不能用上等木料，当
然不称心；能用上上等木料，没有财力，也还是不称心。既能用上上等木料
又能买得起，古人都这样做了，我为什么不这样呢？”
孟子将孔子“爱人”与“仁”引深到人心中去，他说，“爱人”就是一
种“不忍人之心”，即不忍看到别人困苦危难之心。他打比喻说，如果突然
看见一个小孩掉到井里去了，任何人都有惊骇同情之心。这种心情的产生，
不是为了要和这孩子的父母攀结交情，不是为了要在乡里朋友中博取名誉，
也不是厌恶这个孩子的哭声，而是不忍看到孩子痛苦危难。这种发自内心的
同情心，就是“仁者爱人”。另一方面，孟子又把这种“爱人”精神扩展到
政治上去。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同情别人之心。先王因为有同情别人的心，
这才有同情别人的政治。凭着同情别人的心去实施同情别人的政治，那么，
治理天下就像运转小物件于手掌之上一样容易。因此，他主张以“爱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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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为施政的出发点，要求统治者“施仁政于民”。这就是孟子的仁政学
说。
孟子的仁政学说，其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上，主张
正经界、行井田、薄税敛。他说，实行仁政，一定要从划分整理田界开始。
田界划分不正确，井田的大小就不均匀，作为俸禄的田租收入也就不会公平
合理，所以暴虐的君王和贪官污吏一定要打乱正确的田间划界。田间划界正
确了，分配人民的田地，制定官吏的俸禄，都可以毫不费力地作出决定。二
是政治上，主张实行禅让制、尊贤使能、省刑罚，尊贤就应该像尧对舜那样，
把王位让给有贤能的人，这就是禅让。省刑罚，就是要减免刑罚。军事上，
孟子反对争霸和并战争，而主张兴仁义之师。文教上，孟子主张君主要与民
同乐，重视民众的教育。
在孔子思想中，“仁”既是一个伦理的范畴，又是一个政治概念。而孟
子用“仁”和“仁政”将伦理范畴和政治概念区别开来，这是人学理论体系
严密而完善化的一种表现。
春秋以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潮，但儒学开创者孔子
并没有对这种思潮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孟子的民本主义把“以民为本”的社
会思潮推进了一步，其特点是从君民关系上大胆地论述了民为国本的激进思
想。他的脍炙人口的名句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就是说，
民众最为重要，国家次一等，君比民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孟子认为，一方面，
按等级地位来说，君位是尊贵的，臣民地位是卑下的；可是，就道德意义上
来说，君对有德的臣是师事的关系，“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便谈不上随
便召唤了。孟子还认为，不仁的君主只会残害百姓，是不称职的，这种无道
之君，是可以杀掉或换掉的。
孔子在创立儒学时，曾经提出了“人”的问题，并从哲学、伦理、政治、
教育诸方面对“人”的价值作了一定的探讨，但这只是一个开始。由于孔子
主张复礼，在政治上有保守倾向，没有能够对当时流行的“以民为本”的思
想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孟子从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革中，看到了百姓的
作用，并对当时流行的“以民为本”的思想作了理论概括。孟子的民本主义
思想在先秦的诸子百家中是很少见的。道家的庄子主张“小国寡民”，“使
民复结绳而用”，基本上没有民本思想。纵横家虽然有一些民本思想，但他
们注意的只是智谋策略，而不是民心臣力。法家则是民心民力的否定派，韩
非把哀怜百姓与国家安危对立起来，以“严刑重罚”来驱使平民百姓。孟子
的民本思想成为民主思想的前奏曲。
人性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孔子曾提出“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但并没明确指出人性的善恶。孟子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人性问
题，并主张性善论。性善论的人性论，是孟子伦理道德和仁政学说的理论基
础。
孟子认为人生下来都有四种善的萌芽，他称之为“四端”，即“恻隐之
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端”的扩充和发
展就是“四德”——仁、义、礼、智。孟子说，仁义礼智，不是从外边给予
我的，而是我先天所固有，不需要人去思索它已经存在了，认为人天生就具
有仁义礼智等善性。
孟子认为，两三岁的小孩没有不知道爱他的父母尊敬他的兄长的，既然
包括孩童在内的人都有这种良能良知，说明人性是善的，孟子又从人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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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同的嗜好，耳闻声音有相同的听觉，目观颜色有相同的美感，从而得出
人心对于理义也有相同的喜悦；说理义使我心喜悦，如同牛羊猪狗肉使我可
口一样。
孟子力排众议而提出了性善论，在当时与告子有一次激烈的争论。在告
子看来，人性好比急流水，从东方开口便问东流，从西方开口便流向西。人
没有善不善的定性，犹如水的没有东流、西流的定性一样。孟子反驳说，水
诚然没有东流、西流的定向，难道也没有向上或向下的定向吗？人性的善良，
正好象水性的向下流。人没有不善良的，水没有不下流的。当然，拍水使它
跳起来，可以高过额角；戽水使它倒流，可以引出高山。这难道是水的本性
吗？形势使它如此的。人之可以使他做坏事，本性的改变也正像这样。
人之所以有道德、智慧、技术和知识，经常是由于他处于患难之中。只
有那些孤立之臣、庶孽之子，由于他们时常提高警惕，考虑患害也深，所以
才能通情达理。因此可以说，忧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而安逸快乐足以使人
死亡。这段推论闪烁着孟子辩证思维的光辉。
辩证思维是孟子对儒家学说的重要贡献。孟子通过辩证思维，阐述了事
物的矛盾性及矛盾的转化。孟子认为，事物的大小、好坏、美丑，人的有为
和无为、忧患和安乐、生与死、知识上的博与约，等等，都是矛盾的表现，
矛盾的对立面可以相互转化。矛盾的双方还有主次之分，比如，对于人来说，
志是主要的，是气之帅；气是次要的，是体之充；但对于腿瘸者，气反而影
响了其心志。这就既看到了矛盾主要方面对次要方面的决定作用，又看到次
要方面对主要方面的反作用。正因为如此，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是相互转
化的。有一次，孟子与齐宣公讨论狩猎场的大小问题。齐宣王问：“周文王
的狩猎场纵横70里，有这回事吗？”孟子答说：“是这样。”齐宣王说：“既
然是这佯，你说周文王的狩猎场大吗？”孟子说：“我认为还是很小。”齐
宣公不解地问：“寡人的狩猎场才只有方圆40里地，你却认为很大，这是为
什么呢？”孟子回答说：“文王的狩猎场能与老百姓共享，所以虽方圆大，
而百姓仍嫌其太小；而宣王的狩猎场方圆虽小，却不但不与民共享，而且像
陷阱一样坑害百姓。百姓怎么不厌其大呢？”
矛盾双方的转化需有客观条件，这种客观条件是可以创造的。孟子谈到
楚子说齐语的例子。一个齐国人教他，却有许多楚国人打扰，纵使每天鞭打
他，逼他说齐国话，那也是办不到的；而假若带他到齐国的闹市住上几年，
纵是每天鞭打他，逼他说楚国话，却也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客观条件不
仅重要，而且可以创造。在这里，孟子是重视主观能动性的。但是，人的主
观能动性的发挥是以客观条件为前提的。他举“拔苗助长”的例子，来说明
忽视客观条件导致的结果。
孟子通过辩证思维，还认识到了事物量变和质变的区别。在一定范围
内，事物量变不会引起质的变化。他谈了一个现在众所周知的“五十步笑百
步”的例子。战鼓咚咚一响，枪尖刀锋相接触，就抛下盔甲拖着兵器向后逃
跑。有的一口气跑了一百步停住脚，有的一口气跑了五十步停住脚，那些跑
五十步的竟然耻笑跑了一百步的，说他们胆子太小，这行吗？当然不行。因
为跑了五十步的同样是逃跑。二者虽有量的区别，却没有质的不同。但孟子
并没有否认量变的重要性，相反地他认为质变必须以量的积累为前提。比如
说，仁胜不仁，正像水可以灭火一样。如今行仁义的人，好象用一杯水来救
一车柴的火；火不能被熄灭，但能说水不能灭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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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把握量变和质变的界限呢？孟子认为关键是“执中”而有
“权”。这种思维方式是从孔子那里继承来的，孟子又发展了它。孟子说，
掌握“中”的人应该教育熏陶那些没有掌握“中”的人，有才能的人应该教
育熏陶那些没有才能的人，故而人人都喜欢有个好父兄。相反地，如果掌握
“中”者不去教育熏陶没掌握“中”者，有才能者不去教育熏陶没有才能者，
那么，所谓好与不好，他们中间的距离也就相近得难以用分寸来计量了。简
单地说，如果不“执中”而教，那好与不好就没有什么标准了。前面在介绍
孔子创立儒家学说时，谈到孔子提出了“权”的概念。如果说“中”是原则
性，“权”则是灵活性。只有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才是辩证的思维。
中国封建社会延绵几千年，封建制度发展水平高，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灿
烂的中国封建文化，而其中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儒家思想不仅
对中国现代文化，而且对其他众多亚洲国家现代文明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以
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今日世界，儒家思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成为人们研究的
热点。由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日本和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