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长期置身在这样沉重、紧张和压抑的环境中，杜修贤觉得自己的精神都快崩溃了。一段时间，竟害怕电话铃响，那悠长悠长的铃声，每响一下，心就蹦跳一次，似乎预告某种最惧怕的事情来临。
他们满腹委屈，却要镇静自然地将责难之词整理成书面材料，送给总理阅示，及时向他汇报外界对中央外事协作组的反应。
对待这个问题，总理有时不像他们那样紧张，他看看手里的“状纸”，再看看一脸苦涩的杜修贤，居然会像打开折扇似的舒展眉头，笑出了声。
走进毛泽东的本色世界（4）
可杜修贤心里沉甸甸的，实在笑不出来。
“老杜，群众反应是对的，但是你不要有问必答，更不要背包袱，你看这句话……”总理取下老花镜，在纸上的某一段话下面划过，“这几句话显然是不符合客观情况嘛，是红卫兵的语言。这些你就不要去管它了。这不能都怪你们！”
杜修贤不知怎的鼻子酸酸的。在欲诉无语、欲哭无泪、最需要鼓励和理解时，有总理这么一句话，这委屈这苦涩这沉重……也认了！
他离开西花厅时，尽管挎相机的肩头又沉又酸，但心里轻松了许多。
为了主席的眼睛，周恩来指示把拍摄时间限制在三分钟。这下可让那些平时从容不迫的摄影师慌了手脚。
1973年春季，毛泽东患白内障多年的眼睛，视力急剧下降，愈发讨厌耀眼的摄影灯在他书房里闪来闪去。因此，中央办公厅的领导给“红墙”摄影师们打了个招呼，可能在主席那儿拍摄还要作些新的规定。
从70年代起，外国首脑大凡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有个急切要求：我们要拜会毛泽东，并以一睹“东方巨人”为快为荣。
毛泽东身体状况日衰，而外宾求见的要求日盛。八旬老人面临的是纷至沓来的友谊之手，这能拒绝吗？犹如人不能拒绝空气一样，毛泽东也不能拒绝这些热忱的请求。
这天下午，杜修贤刚在人民大会堂拍摄了总理会见外宾的场景，照片和电影胶片也刚冲洗剪辑好，等总理的空隙见缝插针，送他审看。
“文化大革命”以后，总理规定拍摄人员，外事活动结束后两小时，新闻照片要到他手里审发；三小时内电影电视片要投在幕布上。当时杜修贤他们机子里装的是32度电影胶片，冲洗工艺比较复杂，从冲洗到看样片，最快也要一个多小时。有时他只好少剪点电影胶片，一卷好快些照完。像流水作业似的，他边拍边叫人不停地将胶卷往社里送，这样可以节省不少的时间。
杜修贤等了一会儿不见大会堂来电话，估计总理正忙，没有时间审看片子。他也想来个见缝插针洗个澡，不料这“针”还没插进“缝”，总理那边来了电话。
“老杜老杜，快、快，主席见客！”杜修贤慌忙跳出浴缸，也来不及擦干身子，湿漉漉套上衣裤，抓起相机，就水淋淋往门外跑。跑出门才听清楚，刚才总理电话说主席晚上11点见客人，现在叫他们去大会堂。
怎么这样紧张？是不是总理要审片？
杜修贤等人一进大会堂就径直往总理常看片子的西大厅走，到门口一看，总理不在。服务员告诉他，总理在东大厅。总理见他到了，看了看表，做了个手势叫他坐下。
借着灯光杜修贤观察总理的神情，好像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最近主席视力下降厉害，你们知道吧？”
杜修贤点点头，但他已意识到不妙。
“医生建议主席少用摄影灯，要避免强烈光线的照射。我找你们来，是给你们下道命令，从今天开始，只给你们三分钟的拍摄时间，多一分也不行。时间一到立即关灯。”说到这，总理将严肃的目光投向杜修贤，“老杜，你负责指挥好。”
三分钟？！杜修贤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惊讶地交换了一下目光。
“谁要违反规定，我不找别人，就找你这个头儿！”总理不容置疑的口气把杜修贤想放宽时间的请求全堵在嗓子眼儿里了。
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如此。
宴会后，总理在西大厅看了电影电视片，他没提什么意见。
放映完，他们收拾好东西，就驱车去“海里”。“海里”是工作人员对中南海的简称。
毛泽东住宅外很静，微风徐徐。不远的中海映着一轮朗月，皎皎月光随着波动的水纹，星光跳闪……这恬静的夜晚，杜修贤却无法平静，心里老想那“三分钟”。
杜修贤踏上极为熟悉却又陌生的台阶时，发现失去了以往的镇静和从容，汗老是密集地渗出来，本来就潮湿的内衣，显得更加闷气、黏糊，很不舒服。
毛泽东书房里没有人，他们赶紧放线架机子。
“三分钟能够吗？新闻片放一次还要五六分钟。”
“主席的神态要慢慢等，三分钟光拍也来不及，别说等了。”
拍电影拍电视的记者在一边嘟嘟囔囔的，杜修贤的心情更烦躁，勉强压住阵阵攻心的虚火，说：“今天，咱们先试试，万事只有开头难。你们还比我强一点，机子可以转足三分钟，回去可以剪辑，多少有个余地。我呢，只能一张一张地按。每张都要成功才行。你们说三分钟我能按几张？我心里比你们还急。可这是总理的指示，咱们得听啊！千难万难，咱们不能再给总理添难了。主席的眼睛不到这么严重程度，也不会这么限制我们的。再说咱们到底还有三分钟时间，抓紧点，估计还是够用的。”
大家这才不吭气了，埋头整理手里的机器。他们谁心里都清楚，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周恩来操的心最多。他今天只给我们三分钟也是事出有因，无可奈何之举呀！
第一次的“三分钟”难关他们终于闯了过来。
握手一分钟，关掉摄影灯。他们微微地松了一口气，等客人就座，开始会谈，他们又进去拍一分钟会谈的镜头。最后，毛泽东站起来送客人，他们再拍一分钟。
开始，他们不太掌握毛泽东的病情规律。会谈刚进行时，毛泽东的精神面貌不佳，头无力地倚在沙发上，照出照片显得无精打采。后来渐渐发现，稍晚一点进去，毛泽东的情绪要好一些。有了经验，他们便摸到了三分钟摄影时间的最佳分配，冲洗出来的镜头效果也要比刚开始好一些。
走进毛泽东的本色世界（5）
路是人走出来的。几个月后，三分钟的摄影时间好像也不那么紧张可怕了，不说绰绰有余，倒也能从容自如。
可是“好景不长”，刚摸到了三分钟的最佳分配规律，领导又对他们说：“要尽量减少开灯次数，只拍一次握手的镜头，告别握手就不要再拍了。电影电视放映告别镜头时可重复使用见面时的握手镜头。少开灯，对主席的眼睛刺激也少一点。”
这样显然对杜修贤不利。主席和客人见面时，精神有时没提上来，留在镜头里的表情往往是平淡、漠然甚至是呆滞的。
会见活动每人能有两次握手的机会，而属于杜修贤拍摄的瞬间只有一次。
他走出书房，左想右想，总觉得主席握手的镜头没把握。
和以前一样写请示条递给里面的总理！可递出来的条子，不像以前指示明确，只有三个字—“视情况”。
杜修贤想总理可能也为难，叫他们自己灵活掌握情况。
可他们不怕“死”，就怕“活”。一灵活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视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叫行，什么情况叫不行，是个什么样的标准。总理为难，他们更为难哪！
没有办法，他们几人只好轮流将眼睛贴在书房的门缝边，费劲地往里瞅。这三分像记者七分倒像小偷的滑稽举止，让站在门外的卫士掩嘴窃笑。但他们也管不了那么多，目不转睛地望着毛泽东，只要见毛泽东情绪好，只要见客人要告辞就拿着机子往里跑，迅速抢拍。如果偷看到最后，毛泽东仍情绪不好，他们只好偃旗息鼓，悄悄收兵。
第三章
繁忙的晚年外交活动（1）
国庆节，斯诺被毛泽东请上了天安门。很可惜，斯诺在中国的新闻竟没能引起尼克松注意。
进入70年代，毛泽东虽已步入暮年，但是他的思维仍然非常活跃。他反复思考和忧虑的是：中国的国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
在1972年内，他和周恩来—两位中国的巨人，他们在古稀之年以惊人的胆略携手打开了冰冻多年的中美、中日关系之门。这一英明之举，使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 变化，掀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上新的篇章，也在他们合作史上写下了闪光的一页。
中美、中日外交关系的确立，迅速改变了世界格局。为中国后来的对外开放跨出了关键一步。
长期以来，孤立和遏制中国，一直是美国在亚洲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重要内容。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他意识到不改变这种政策，美国就无法摆脱在亚洲的困境。美国要有效地对付苏联，也必须改变过去的反华政策。他立即指示基辛格“探索同中国人民和解的可能性”。
同年3月，尼克松在访问法国时对戴高乐说：无论困难多么大，他决心要同中国进行“对话”。不久，又正式请求戴高乐把美国谋求同中国对话的设想转告中国政府，接着又分别要求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把他的想法转告中国领导人。
从中国方面看，自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苏联已成为对中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为了中国的自身安全和利益，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作出决策，争取改善中美关系。
1970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照例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当一个高鼻子外国人和他的妻子走出电梯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迎了上去，用他那有力的手，握住了这个老外的手，说：“欢迎你，斯诺同志。”
当斯诺知道他是第一个被邀请上天安门的美国人时，他很兴奋，说：“我真是第一个被邀请上天安门的美国人吗？”
周恩来肯定地点了点头。
斯诺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记者，要不是充满好奇心，当年他会到陕北红色的土地上去吗？
今天，他登上天安门，依然是那个充满好奇心的记者，他对这座东方城楼上的一切都觉得新鲜，甚至觉得眼睛都不够用了。
“毛主席叫我请您来，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的声音响在耳边。
斯诺也很动感情地说：“当年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第一个见到的红军领导人就是您。”
回忆起往事自然都很高兴。斯诺还记起，当时周恩来用英语和他交谈，他很吃惊。
周恩来也回忆起当时给这位外国记者安排的采访路线，说那时没有汽车，只有一匹马给他骑。
“当年您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这在西方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我上天安门，也是……”
周恩来以政治家的语气说：“在中美关系相互隔绝的情况下，你三次访问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我们的国庆活动，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情。”
“我又有独家新闻了？！”斯诺显得很兴奋。
这时，电梯又一次打开，毛泽东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周恩来和斯诺迎上前去。此时，毛泽东已经步入老年，和斯诺印象中的毛泽东有了很大的变化。
“主席，您看谁来了？”周恩来用他那特有的江苏口音普通话说。
毛泽东显然已经认出了斯诺，他笑了，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我们又见面了。”
斯诺感到，毛泽东虽然老了，但他说话还是像当年一样地有趣。他把自己的妻子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和他们握手，对他们表示欢迎。
周恩来又向林彪介绍斯诺，他对斯诺说：“这是林副主席。”
斯诺和林彪认识，在延安时他采访过这个著名的红军将领，所以他说：“林彪将军，我们又见面了。”
林彪说：“斯诺先生，你是毛主席请来的，我们热烈欢迎你！”
天安门广场上的庆祝活动开始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声浪此起彼伏，使斯诺感到茫然。
毛泽东把他叫了过来，让他站在了天安门的正中央，翻译冀朝铸正好站在了他们身后。摄影记者杜修贤急忙抢下了这个镜头。
第二天，经周恩来总理精心安排的这张照片发表在了中国的各大报上。
毛泽东把斯诺请到天安门上的用意，许多人都不甚清楚，就连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忽略了这一重要情况。事后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转弯抹角，以至于使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请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这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后来自己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国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事情做得过分微妙，反而达不到通信联络的目的。”
的确是这样，毛泽东是要用这样一种方式，向美国总统传递这样的信息—中美关系要解冻了。
繁忙的晚年外交活动（2）
这不仅是在天安门上作了一个象征，而且是和斯诺明明白白地说了。这在1970年12月18日的谈话中已经是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毛泽东说：“中美会谈15年谈了136次。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要当面谈。”
“主席愿见他吗？”斯诺问。
“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
“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当做旅行者也行，当做总统来也行。我看我们不会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自我批评……”
这应该是很明确的了吧！
可惜的是，毛泽东的这个明白无误的信息，并没有能转告到尼克松那里……
毛泽东和周恩来巧妙地利用小球推动大球，打了一个漂亮的“近台抢攻”。这次尼克松没糊涂，派了高级顾问基辛格前往中国。
1971年4月6日深夜，中南海毛泽东住所的书房里还亮着灯。柔和的台灯光洒在大写字台桌面上，桌上放着一份请示报告。这是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打来的关于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
报告是4月3日打的。此时，在日本名古屋，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在比赛期间，中国邀请了若干个国家的球队在归国途中来北京打球。一些美国队员很想来中国。碰巧，在他们动身去日本之前，美国政府完全取消了美国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方面的限制。美国运动员向中国运动员表示了他们的兴趣。
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
周恩来在午夜前来这里，向他汇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传来的信息。还谈起了美国国务院3月15日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
当周恩来汇报外交部和体委的负责人讨论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分歧时，毛泽东沉默了！他深思着，他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决策。
1970年，曾有两个重要的法国人到过中国。第一个是计划部长安德烈·贝当古，第二个是戴高乐政权时的总理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为戴高乐将军访华做好了安排，这次访问本来是准备在当年进行的。戴高乐如来中国访问，将在促成中美认真交谈方面起关键的作用。然而，戴高乐却去世了。他的死使这一点未能实现。毛泽东还给戴高乐夫人发去了对这位将军的唁电，这是自从罗斯福去世以来他对非共产党政治家的惟一的一次赞扬。
想到这儿，毛泽东精神为之一振。
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有何不可？它将为尼克松或是他的特使来北京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这是打开中美关系局面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毛泽东丝毫没有睡意，就像烽火岁月的时代沉浸在大战前夕的兴奋之中一样。4月的北京天亮得早，屋外响着呼呼的风声，天边已经渗出几抹宣纸一般的白色。他毅然作出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把美国惊呆了，把世界轰动了，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
尼克松得知消息后喜出望外，马上批准美国乒乓球队接受邀请。
4月14日下午2时半，周恩来面带微笑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