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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支柱”以下，不少衙门前尚有钱庄、米行、典当、果铺等其他买卖，大多与衙署催征 粮赋、科罚敲剥等业务发生牵丝攀藤的联系。此外，专以“做公人”及进衙办事或诉讼者为 服务对象的各色饮食摊挡，也是衙前的特色行当。递进一层分析，大凡能将生意做到这块“ 风水宝地”上的，都要有些“门路”。比如西门庆，女儿是禁军杨提督的亲家陈洪的媳妇， 自己是左卫吴千户的女婿，此即生药铺开在衙前的背景，也是他“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 把揽说事过钱”的代办处。小到《水浒传》里在郓城县衙前赶早卖汤药（饮料） 的王公、卖糟 腌而兼做帮闲“线人”的唐牛儿，也都有押司宋江做靠山。更有胆大妄为的劣胥恶差，与地 痞土棍勾结一气，就在此三教九流的环境中设柜坛开烟馆，明娼暗窑，无所不有，自然又要 伴 生出不少匪夷所思的“生意”。如专述明代开封城池衙署、市井贸易、祠庙古迹及风土人情 的《如梦录》里，仅衙署迤东、总铺之南这一片区域内，便有专营“广东人事、房中技术” 、“助老扶幼、走马乌须”的行当多处，现在的说法是“成人用品”或“性保健”，时人径 称“角皮淫店”。衙前生态之藏污纳垢，不正是衙门内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多棱折射吗？
鼓楼·戒石·皮场庙（1）
《水浒传》第六十二回里写到：大名府财主卢俊义的管家李固设计将主人陷害，使之入 狱，又亲自揣上金子，来贿买押牢节级蔡福，要他将卢俊义在监牢里结果了。蔡福冷笑着说 ： “你不见正厅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苍难欺’？你那瞒心昧己勾当，怕我不知！”
蔡福话里的这块“戒石”，可算是天下官署的镇宅之宝。一千多年中，全国州县衙门口 一左一右蹲在那儿的石狮子，形状多不相同，但是一个朝代之间，戒石的模式和内容 ，却总是一模一样的。要说有什么变换的话，那就是两宋时代的戒石，都立在衙门内的大堂 中央，即如蔡福所言；元朝以后则移到了大门和二门之间的甬道中央，还为它盖了个石亭， 就叫戒石亭，也管叫圣谕牌坊。这块像石碑一样的玩意儿远不及牌坊那样高，二门打开时， 甬道一直通到大堂阶下，坐在大堂上审问案件的县太爷一抬眼，视线恰好与它相对，便看到 了镌刻在石碑上的16个大字——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这是皇帝告诫地方官员不可贪污腐败、虐政害民的“座右铭”，所以叫戒石。
根据清人赵翼的考证，在衙门里立戒石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当时是把处置枉 法官吏的刑律“儆于有位”，大概就是书写在官员的座位旁吧。《文心雕龙》上说扬雄写过 卿、尹、州、牧箴25篇，这就更具体了。《北史》记何妥任龙州刺史时，写有一篇《龙州 刺史箴》，勒于州衙门前， 是为确定搞成一通石碑形制的开始。但是戒石走向普及全国而且内容统一的历史，恐怕是从 唐朝玄宗时才开始的。唐玄宗有《赐诸州刺史题座右》五言古诗一首，总共20句100个字， 中心意思是视民如子，当一个廉洁奉公的好官。五代时，后蜀国主孟昶又重新写了一遍戒石 辞，改成四言体的韵文，凡24句。宋朝建立后，宋太宗赵光义嫌24句太多，从里面抽出4句1 6个字，此便为蔡福所引证之由来。到宋徽宗时，这16个字又统一换成黄庭坚的书法。假如 现在谁还能找出一块来，倒是双料文物了。
两宋之后，戒石上的文字基本上稳定下来，只是所立位置从大堂上搬了家，朝前移至堂 前甬道上，原因是妨碍行走。不过明人郎瑛所著《七修类稿》中又说，当时浙中官衙里的戒 石上镌刻着另外16个字——
天有昭鉴，国有明法。
尔畏尔谨，以中刑罚。
戒石的另一变化是：原先石碑北向上刻16个字专给老爷瞧，南向上也刻有3个大字专给 百姓看的，这就是后来飞到衙门匾额上的“公生明”；到了清朝时，“公生明”三字变成了 “圣谕”二字，或许是清朝皇帝认为这16个字讲得很好，他再来讲一遍，便成为他的“圣谕 ”了。戒石亭又叫圣谕牌坊的来历，似也缘于这个原因。
体现“廉政”要求的戒石历史有这么长久，而且天下州县衙门里都有一块，可是无论汉 唐五代，还是宋元明清，官场的腐败、吏治的堕落，也从来没有断绝过。看来形式主义真是 官僚主义的好兄弟。至于把它从大堂上搬到甬道上去，依笔者看来，也有个小小讲究：原 来县衙的大门（亦称头门），确实是“八字朝南开”且长开不闭的，但是二门 （亦称仪门）却时 常关锁。虽说“上天难欺”是吓吓人的，但做贼心虚，看看总是心有余悸，如今把它关在 二门外，坐在堂上行舞弊敲诈之事的老爷便可以眼不见为净了。《瓮牖闲评》记，曾有人于 戒石铭每句下各添一句，云——
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 欺，他又怎知？
真是绝妙的讽刺。
堪与戒石亭媲美的“廉政”摆设，是有明一代之制的“皮场庙”。我们看沈榜所著《宛 署杂记》中，这样描写宛平县衙门的前面一部分，“堂前为露台，为甬道，为戒石亭，为仪 门。其外，东为土地祠，西为狱，又前为大门”。可知大门和二门中间之一侧，还有个土地 祠。为什么要把土地祠造在衙门内呢？原来这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发明。这位叫花子出身的皇 帝 ，曾在民间目睹元末吏治的腐败，所以开国之后，就以倡导廉政为巩固政权的急务。他告谕 群臣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 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但是“ 天 高皇帝远”，他—个人顾不了天下州县，于是请上天和土地一起帮着监督。“上天难欺”， 已写在了戒石上，这会儿再令全国“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 赵翼《 廿二史NC021记》卷33）。按他手订的惩贪法律，凡贪污额达60两银子以上的官员 ，一律枭首示众 ，还要享受剥皮之刑。剥皮的场所，就放在这个县衙里的土地祠内，所以土地祠又名曰“皮 场庙”。贪官的人皮被剥下后，还要继续发挥反面教员的作用，“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 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赵翼《廿二史NC021记》卷33），这等人皮 模特儿的摆设，无论是听 起来还是亲眼看见，都怪吓人的。可惜到了后来便流于形式。《明史·海瑞传》记，万历十 三年（1585）正月，海瑞以72岁高龄出任南京右佥都御史，劲头十足地给皇帝 上疏，引证太祖 剥皮故事，极劝明神宗恢复对贪官污吏的酷刑，“时议非之”。由此可见，皮场庙的作用早 已消失，不仅土地老爷赋闲，那会儿防腐药水还没发明，那些人皮模特儿想必也腐烂而火化 了。
鼓楼·戒石·皮场庙（2）
如果说皮场庙只是明朝一代之制的话，那么鼓楼可谓是古来衙门的积年通 用之规了。鼓楼通常都建筑在县衙大门正前方的街口，其作用是向人们报告时辰。中国古代 的传统，是以一方官署掌握本地区标准时间，这也是体现衙门尊严的一个方面。报时的方式 一般是每天分早、午、晚三个时辰各擂鼓三通。后来发明了火药，擂鼓之外，还要放炮，炮 筒子就安置在鼓楼底下。有的地方是白天擂鼓三回，报早晨、中午、傍晚，夜里放炮三回， 报初更、三更和五更；也有些地方，擂过鼓后还要放炮。是否按时击鼓，也是判断一方吏治 的标准之一。宋朝时张泳守金陵，有人出公差经过，他问沿路可曾见好官员。那人说，昨天 经过萍乡县，虽然没见到知县张希颜一面，但知道他是个好官。所举的依据之一，便是“夜 宿邮内，闻更鼓分明，是以知其必善政也”（魏泰《东轩笔录》）。假使同一 城池内，还有比 县署更高的官署，如府署等，那么放炮报时的职责就用不到县衙门管了。此外，鼓楼还具有 报警的作用，也有人认为它的起源就和报警有关。——北齐时，李崇在交州当官，当地的治 安状况极坏，于是他设计了在官署前起造鼓楼的措施，一发现盗情，马上擂鼓，通知各方 警戒并发兵来援，从此就有了衙门前盖鼓楼的制度（引自《土风录》卷4）。
五脏俱全麻雀小（1）
看过《老残游记》这部小说的读者，都该记得老残在齐河县为贾魏氏澄清不白之冤那一 段故事，因此又会对齐河县县衙的构造，留下依稀有点儿轮廓却又含混不清的印象，一会 儿仪门、大堂，一会儿厅房、门上，一会儿又是本房、花厅……只听有“侯门一入深似海” 一说，难道小小一个州县衙门内，也有此回折往复、曲径通幽的景致？
正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用这句俗话来形容州县衙门大墙内的空间状态，真是再 确切不过了。
我们不妨先从最有象征意义的大堂看起。具体的大堂都各有名称，比如明朝时宛平县的 大堂叫节爱堂，清朝时上海县的大堂叫清节堂；但它们除了依排列次序被统称作大堂之外， 还照例有个一致性的别号——讼堂。所谓老爷升堂，听讼断案，场面都摆在这个大堂上。古 时候计算房屋占地面积的单位，以一列为一楹，大堂的宽度和进深规制，照例是三楹。大堂 上的具体摆设，则是：
大堂的背后是堂帐，犹如现在舞台上挂的“天幕”，不过这幕布后面并非是实实在在的 墙壁，而是六扇门，又叫中门，专供县太爷升堂时进出，所以这堂帐上齐门枋，下及于地， 从中间上方起呈人字形分挂两边。由中门往前走，堂上又砌起一块石台，比起现在学校里的 讲台要高出许多；台上再放一张长方形公案和一把靠背椅子，这就是县太爷高高在上的地方 了 。在明刻小说的插图里，人们还常能见到在中门与公案之间放了一架六扇头的屏风作障蔽之 用，但到了清末的写实画报里则少见了，看来也是时异事移，原无一贯之规矩的。比如秦汉 时还没有靠背椅子、高台面，正史上也只给后人留下县署前树有桓表 等零碎记载（参见《汉书·尹赏传·注》）。
公案之上和公案两边可记者，即印包、签筒、笔架、砚台、醒木，以及写有“回避”、 “肃静”等字样的虎头牌面之类。看过《十五贯》等戏剧的人，对这些应有形象性的记忆。
大堂前也有一面大鼓，放在一个高高的木架上，叫作堂鼓；和鼓楼的作用不同，它是用 来作“放衙”的。“放衙”，就是宣布县太爷退堂下班。元杂剧《窦娥冤》里，那个昏庸的 楚州太守桃杌下令说：“左右，打散堂鼓，将马来，回私宅去。”正可作为这一制度的印证 ，又可见当长官的可以随自己需要灵活掌握击鼓放衙的时间。据《坚瓠集》记，宋太祖赵匡 胤曾对县令们下过一道指示，“切勿于黄绸被里放衙！”大概五代时基层吏治腐败纪律涣散 ，不少老爷直到日上三竿乃至西斜，还在被窝里睡觉。所以刚创建新朝的宋太祖有此告诫。 文彦博登第后，被派到榆次县 当知县，县吏新鞔衙鼓一面，文彦博在上面戏题小诗一首，末两句为“如今幸有黄绸被，努 出头来道放衙”（《宋人轶事汇编》卷9），引用的即是这个典故。《老学丛 谈》谓高爽和 孙抱交好，孙抱当了延陵县官后，高去看他，而孙翻脸不认人，高爽便在堂鼓上题诗一首： “徒有八尺围，腹无一寸肠，面皮如许厚，受打未渠央。”照这类记载来看，堂鼓上题诗弄 墨，也是一种风气。
明清时期，衙门上班退堂的信号改为敲梆子击云板，但是堂鼓依旧放在 那儿，专供来不及写帖子告状的老百姓鸣击叫冤用。《坦园日记》的作者杨恩寿系清朝时湖 南长沙人，曾随其兄赴广西北流知县任上，日记里有这么一段——
五月初八日，晴。早起，有击鼓鸣冤者，乃乡民胡步云。其妻梁氏，与其邻 梁兆才私通；初七日，胡上城贩米，遇雨，梁兆才以为必不返，遂赴阳台。胡踏月而归，撞 破之，立决其首，故荷男女二首级赴诉。
此便为典型事例：胡步云杀了人，没有从容写状词的时间，急急忙忙提着两颗人头来县 衙门里投诉，便以击鼓方式相惊扰。故老相传，击鼓喊冤法只是在紧急情况下才使用，因为 稍有应答失误，便要挨上几十大板，所以很少有胆敢轻易去敲它的人。
大堂上又可一叙的，是牌额下那块横匾，名色不少，诸如“神君慈父”、“才高制锦” 、“续奏弦歌”、“弹琴而治”、“愚民见日”等都有，更常见的则是“公生明”或“清慎 勤”。总之，大堂匾额的中心意思，都是突出清正和廉明。不过也有唱反调的，比如郑板桥 之“难得糊涂”就是著名的例子。
大堂后是二堂，也是派听讼问案用处的，和大堂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公开审理，一个是秘 密审理。二堂的后面，有的还安排有三堂，有的安排为后衙，也叫内衙或知县廨。本章开篇 时郑板桥长吟竹诗的 地方，就在这个圈子里，包括县太爷的书房及其家属生活起居的上房、仆人房、师爷房、花 厅等许多建筑，其中最称衙门心脏 部分的是签押房，是衙门第一把手的办公厅。
五脏俱全麻雀小（2）
签押，即签名画押的简称。古代州县衙门的文书公事，从拟稿到正式发出，要经过各道流转 程序，相关的办理人员都要一一签上自己的姓名（也可用姓氏、名字代替）， 表示连带责任，然 后由衙署首长用红笔画“行”。如果属于判示、文告或牌照契约、任命书等性质的文书，还 要钤盖衙署的大印。这些最称关键性的程序履行，按规定都得在签押房即机要办公室里运作 。同样，上司下发或平行衙署平移的机密文件，按规定也必须在签押房里拆阅。惟实 际情 况是官府文书中需要长官朱笔画“行”或钤盖官印的数量极多，怕辛苦的老爷，往往将一般 性的 签押盖印或批词拟稿委托给亲信“长随”和“师爷”之类操作，所以签押 房也不是一间屋子的概念。仍以《老残游记》为例，该书第十九回述老残先生应山东巡抚约 请 ，去抚署签押房谈话，有“迎至门口”、“迎入屋内”等描写，可知是一个多开间的套房结 构 。上述机要人员的办事场所，通常都安排在外房，长官本人的办公室则深藏在内室，故签押 房尚有内外之分。清代小说《宦海》第二回，述广东布政使金翼“回到藩台衙门，就催着 师 爷办稿，自己踱到签押房去等着送稿”。接下来便有一段其儿子为人利诱溜进来找父亲耳语 要当说客，被老头子劈面一巴掌叱责的描写，岂知儿子已经受了别人一万两银子贿赂，还偷 了他的“藩台印信印在那收据上头”。这间屋子，显然就是连机要人员亦不得涉足与闻的内 签押房了。
另一部清代小说《活地狱》第十二回中，也有一段桃源县衙的签押房写照，略谓知县魏剥皮 上午坐堂审案后，“命将诸盗带过一旁，暂派差役看守，自己退转签押房吃饭。一时饭罢， 躺在炕上抽烟，又命人请了刑名老夫子来，同他商量。刑名老夫子便在他对面躺下……”可 知这个签押房还有小饭厅和可供老爷打盹抽烟的铺炕。宜称设备齐全，舒适方便。
再说花厅。花厅是个宽泛的概念，厅房多间之外，往往还 有园林假山、楼台小阁等建筑供老爷太太们享受，这就叫“凡治必有公署，以崇陛辨其分也 ；必有官廨，以退食节其劳也，举天下郡县皆然”（沈榜《宛署杂记》）。
古人往往称州县官署的具体办公场所为“堂前”或“门上”，这就是泛指大堂前面左右 两侧的廊房式建筑了。秦汉魏晋时代，它们分别有户曹、法曹、兵曹、吏曹、仓曹等名称， 唐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