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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隆科多，满朝文武并无人敢碰。
传说，一日，河南巡抚田文镜府中来了一位绍兴师爷邬先生。邬先生对田文镜道：“公想作寻常督抚，还是名督抚？”田文镜道：“必作名督抚。”邬先生道：“名督抚须佐以名幕宾。”田文镜道：“谁？”邬先生道：“邬某。”田文镜道：“如何相佐？”邬先生道：“邬某将为公草拟一疏上奏。”田文镜道：“何疏？”邬先生道：“疏中一字不可令公见，疏上，公事成矣。”田文镜心知其异，首肯。疏稿早已拟好，署田文镜名即上，原来正是参劾隆科多之疏。隆科多果获罪，田文镜自此宠眷日隆。有人说邬先生乃雍正之人。又有传说雍正左右有文觉禅师参与了诛杀年、隆的决策。内幕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不管雍正采取了何种手段，年、隆必死。
雍正必须集权。
“灭口”说与“集权”说，着眼点都集中在雍正诛杀年羹尧、隆科多的缘由。而无论哪一种缘由的说法，都忽略了一点：雍正不顾前后偌大反差、眼都不眨地诛杀两名重臣，是因为他自信自己天子、释主的地位，自信自己有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信自己行使的是“天杀”之权。
杀年羹尧之前京城出了一件怪事。一只不知从何而来的野虎，十二月初三从东便门上城，跑到前门，下马道，直入年羹尧家，上了房。四日天明，九门提督率兵放枪，老虎从房上跳下，窜入年家后花园。官兵追上用枪扎死。相传年羹尧出生时有白虎之兆，为此，雍正兴奋激动之极，在臣工奏折上批道：“年羹尧究竟杀不杀，朕意实未决。然竟出了这样的奇事！对年羹尧，朕正法之意实决矣。上天如此明彰显示，实令朕愈加凛畏也。朕实惊喜之至！奇！从古罕闻之事也！”
雍正再次参悟了正果，证实了自身，验明了结果。佛在心中，佛就是他，他就是佛。他“果然”是天命所归、代天行事的真龙天子。
信仰的终结（1）
雍正的信仰的第三个阶段，可冠以一个标题：天崩地裂。
人都是如此，自信了一生，到最后，又觉得不自信了。奔波了一生，到最后，又觉得什么都是虚的，需要用来世彼岸来安慰自己了。
雍正很累。允禩、允禟已死，隆科多、年羹尧伏法，《大义觉迷录》颁发全国，一次次的文字狱，一次次的打击朋党，整饬吏制，已高度集权，他已没有政敌。从任何角度来说，他都已获得了全胜。他应该轻松，但他很累。他本来是一个容光焕发、野心勃勃的中年人，现在却颓然老矣，颌下、颊上、眼皮的肉松垂，两眼浑浊不清、暗淡无光。他勉强在回忆中，在往日血腥的迷雾中，忍受一阵阵心悸、心绞痛的侵袭。
为了摆脱这种痛苦，他开始寻觅。
雍正七年，雍正在岳钟琪所上密折的朱批中，曾令其秘密往终南山查询一个名叫鹿皮仙，又名狗皮仙的修行之士。同年，雍正还曾召见白云观道士贾士芳。后因贾士芳只通心性之学，不懂其他，而略加赏赐使退。
两次轻描淡写的试探后，雍正八年，很多地方官，包括四川巡抚宪德、河东总督田文镜、浙江总督李卫、云南总督鄂尔泰、署川陕总督查郎阿、山西巡抚石麟、福建巡抚赵国麟等都收到了雍正下令秘密查访名医、道士的谕旨。曰：“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副朕意，慎密为之！”
当时有人奏言，四川成都有一个名叫龚纶的人，年九十，善养生，强健如少壮，八十六岁犹有妾生子。他精通歧黄术，步履如飞，善骑马用剑，在当地有龚仙人之称。雍正立命四川巡抚宪德优礼荣待，速安车送至北京。宪德回奏：“此人已无疾而终。有子四人，幼子方四岁。”雍正还不甘心，又问：“其子中有没有得其父秘传的？必须优礼婉转开示，方能得其实。若有，也如前旨，安其家，送至京来。”宪德答以“没有，医道也平常”，雍正方罢。急迫如此。
看来雍正病了，有病，不但求医，而且求道士。这只可能是两种病：一是心病，疑神见鬼；一是阳衰，荒淫过度。
朝鲜《承政院日记》记载朝鲜臣工向其主报告清朝情况说：“雍正沉淫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运用者久矣。”是雍正六年政局大定以后，雍正开始生活放纵了吗？可能性不大。雍正自云：“朕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
较有可能的是“心病”与“阳衰”的结合。雍正患心病，疑神见鬼，而阴盛阳衰。雍正精于佛、道理论，又以章嘉呼图克图喇嘛作为自己的证道恩师，想必明了道教的“玉女喜神术”、密宗喇嘛教的“大喜乐禅”，想必会欲以房中术采阴补阳，守生养气，祛病延年。然而采阴补阳谈何容易，旧病未除又添新病，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也许就是雍正急于访求道士的原因。
白云观道士贾士芳在浙江巡抚李卫的举荐下，二度进宫。贾士芳属北派全真派道士，主张炼养，“清静无为”，“除情去欲”，不讲究服用丹药。他初次应召进宫不称旨，被遣回。此次，雍正病急投医，贾士芳未进丹药，仅予以按摩，并授秘咒之法。雍正试行，顿觉心神愉畅，肢体安和。但好景不长，雍正不能保持“清静无为”，“除情去欲”，病情时好时坏，却怀疑贾士芳手握其柄，操纵他的健康，加之贾士芳咒语中有“天地听我主持，鬼神供我驱使”词句，于是将贾士芳以左道妖逆之罪处斩了。贾士芳既死，南派正一派道士娄近垣得宠。正一派炼养服食兼重，娄近垣更不喜言炼气修真之法，主要是用药。有效，即称旨。贾士芳处斩后，雍正命大学士马尔赛寄语各督抚，传旨：“从前所言修炼养生之人，不必送来。若有医学精通之人，仍送来。”雍正并非仰仗娄近垣为他炼丹。娄近垣也是个十分谨慎的人，恭王曾请他到王府做客，向他请教如何成仙，娄近垣道：“王今锦衣玉食，即真神仙中人。”又问如何养生，娄近垣指席上烧猪，笑道：“今日食烧猪，即绝好养生术，又奚必外求哉！”
雍正一定经历了一个复杂、矛盾、痛苦的思想过程。他为自己的郁闷、沮丧、神不守舍，为自己求助江湖术士、游仙野道而羞愧，自责，无地自容。“菩提只向心觅，何须向外求玄。”一个堂堂真命天子的雄心，或者雄心已泯、只说意志、志气，竟被往事、老病，斫削到如此地步！雍正不解，不甘心。他忽然觉得人生如此神秘，他又要向冥冥之中讨教人生的根本。不过，他已不再是那个雍王府中初出茅庐的白衣居士，他是天子，是释主。
他不会再求于他人，他的丹炉，已经立起来了。
他曾赋诗道：
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
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
光芒冲斗曜，灵异卫龙幡。
自觉仙胎熟，天符降紫鸾。
道教的修炼包括内外炼丹法。
内丹术是将人体视为一个鼎炉，通过服气、行气、胎息、导引（肢体按摩、运动）、房中术等炼精化气，炼气化神，使人体先天禀赋的元精、元气、元神，在脐下一寸三分名为下丹田（又名下黄庭、气海）之处，凝聚成“类如鸡子”形的金丹（又称丹珠、大丹、仙丹、圣胎）。丹成便是仙成，便突破了人神的界限、生死的界限。
外丹术又称炼丹术、金丹术、仙丹术。是“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炼丹服食以求长生的办法，是白日升天的捷径。所谓“不死之药，道在神丹”，丹药一般用丹砂、金、铅、雄黄、曾青、巩石、磁石、水银等炼制而成。
雍正炼的是什么丹呢？
雍正自云“功兼内外丹”，他自年轻时起打坐参禅，能破三关，服气、行气、胎息等是驾轻驭熟之事。老来有病，又尝试了房中术，并有道士贾士芳指导其行，大有收获，想必内炼的功夫是高的。然雍正系心高气盛、急功近利之人，他可能更热衷于修炼外丹。一个人，端拱而坐。在青烟红焰的丹灶旁，在肃穆清雅的音乐中，在抑扬顿挫的祝诵中，在神秘梦幻般的意境中，忘记一切。
他日日热衷于此。这已成了他精神的一种寄托。或者说，他的精神、灵魂，已随着那青烟，那雅乐，那梦境，飘然而去了。
事情有可能是这样的：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雍正视朝时略感不适。退朝后，他像往常一样摈退从人，在丹灶前端坐修炼。没有人知道他看到了什么，他想到了什么。入夜时分，丹炼成。
他几乎不假思索地服了下去。也许他自信是真丹，也许他并不在乎真丹或假丹。他只想快些离开这迷雾缭绕的世界，飞到彼岸。
子夜时分，金石躁烈，鼎湖龙升，天崩地裂。
这种推论似乎也不算失之武断。历史上服丹药而死的帝王很多，唐朝有五个，明朝十六帝中有一半，他们都希求长生。雍正希望长生之外，似乎还有一些别的什么。
他曾信佛道儒，他曾只信自己，最终，他信什么？他的确心力交瘁，病入膏肓。
按这种推论，雍正或者不是自然了断，而是他自行了断的。
第三章 雍正功过
被刺的传说
除雍正突发暴病而亡、炼食金丹而亡的说法之外，还有一种说法，便是雍正被刺身亡。其中吕四娘刺杀雍正的传说流传最广。
吕四娘，有说是吕留良的女儿，有说是吕留良的孙女。总之，吕留良惨案发生之时，吕四娘年方十三岁，因住安徽乳母家而幸免于难。传说吕四娘血书“不杀雍正，死不暝目”八字，不辞而别，只身前往京城报仇。她“晓行夜宿，风雨兼程”，历尽千辛万苦，途经洛阳白马寺时，饥渴交加、精疲力竭，不慎摔成重伤。有白马寺高僧搭救疗伤，问其所往，吕四娘如实相告，高僧遂收吕四娘为徒。四年后，吕四娘绝技在身，她辞别师傅，施展轻功潜入京师圆明园，用闷香将宫女熏倒，换上宫女服装，混入宫中，手刃仇人，割下雍正的头，神不知鬼不觉地提头而去。宫中报雍正大渐，鄂尔泰等入宫见驾，惊骇欲绝，见到的就是这样一具无头尸首。
吕四娘的事，究竟有没有根据和可能？当然首先是有没有吕氏孤儿。
雍正九年（1731年）二月十日，山西发现匿名揭帖，上有一首诗，道：
走狗狂惑不见烹，祥麟反作釜中羹，
看彻世事浑如许，头发冲冠剑欲鸣。
诗后有文，说：“曾静可杀不杀，吕晚村无罪作罪，真古今一大恨事也。为此感愤，倾吐血性，倘好义君子与我同心，请将此诗传布宇内，俾当途闻之转奏天阙，庶朝廷知所悔改，而枭曾之首，存吕之孤，则刑罚中而人心皆服矣。”其中要求“存吕之孤”，而早在雍正八年，即有关于吕氏孤儿的传言。雍正对此事十分重视，特谕浙督李卫，道：“外边传有吕氏孤儿之说，当密加访察根究，倘或吕留良子孙有隐匿以致漏网者，在卿干系非轻。”李卫则密折覆禀：“吕氏一门不分男女老幼俱皆严禁，连吕氏坟地也派人监视。”李卫以擅长侦缉得宠于雍正，吕氏孤儿漏网的可能性极小。
那么，有没有犯人妻女，特别是十五岁以下女子，没官为奴而入宫中的呢？有这样的例子。然重犯眷属，均发边远之地。如吕留良孙辈尽数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假若有吕四娘这个人，她以“没官为奴”的方式混入宫中也绝无可能。再说，圆明园虽为御园，却是雍正主要驻跸之地，警戒森严，绝非可轻易往来出入之处。
但是，人们却热衷于添油加醋地传播雍正被刺的故事。这固然由于故事本身实在离奇、刺激，从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雍正王朝和雍正的印象：一个充满阴谋、暴力、杀人惨剧的黑暗王朝；一个主宰着黑暗王朝，制造所有阴谋、暴力、杀人惨剧的元凶和暴君。人们宁肯希望事实就是雍正被人砍去了头颅，似乎那样方才合情合理、大快人心。
使人们留下上述印象的缘由，除了雍正即位前后阴森血腥的迷雾、父子手足相残的传闻，雍正自即位到暴亡的十三年间，方方面面的作为，都使方方面面的人感到紧张、重负、恐惧、窒息。
雍正的作为（1）
雍正心里十分清楚，只要拿不出确凿证据证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就无法彻底消除朝野上下对其人品的怀疑、对其统治的反感与反抗。他拿不出，因而，他只有采取高压、严猛的做法——“忠我则臣，背我则敌”，对那些“不笃诚敬，如禽兽者”，不可以宽仁感化，“惟有治之以法而已”。
这种做法，不仅止于与雍正夺位争权的对手，而且推及到雍正王朝政治统治的各个方面。
首先，便是权力的高度集中。一切权力高度集中到皇帝、亦即雍正的手中。其中最重要、对清朝政治影响最大的，是奏折制度的全面推行与军机处的设立。
过去地方官上呈皇帝的奏章有两种，一种叫做“题本”，内容是地方公事，加盖官印；一种叫做“奏本”，内容是个人私事，不盖官印。两种奏章均交由通政司进呈。在皇帝之前，有关官员已先过目，因而是公开的。奏折，又称密折，是臣下秘密直接达于皇帝的奏章。据说顺治年间即已出现，但未见实物。康熙中期苏州织造李煦、江宁织造曹寅等奏报当地情况的奏折，上有康熙朱批“闻尔所奏，少解宵旰之劳。秋之后，还写奏帖奏来。凡有奏帖，万不可与人知道”，“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等等。李煦、曹寅尚属与康熙有密切关系的家奴，到康熙晚年，一些地方官方奉旨在请安折中密陈地方官民动态，康熙表示代为保密，原折朱批后发还。然当时密奏范围不广，有密折权的官员不多，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奏折制度。
雍正严密并推广了奏折制度。雍正元年，雍正赋予全体封疆大吏密折权，下令各省总督巡抚密上奏折，只遭处分时停止其权。“各科道每日一人上一密折，轮流具奏；一折只言一事，无论大小时务，皆许据实敷陈，即或无事可言，折内亦必声明无可言之故。” 雍正二年，令督抚布按、将军提督保举州县官员，“才干素著，廉洁自持者”，“俱各密封保奏，不得会同商酌”。后来雍正又给提督、总兵官、布政使、按察使及学政全体官员密折权，甚至特许一些“品级卑微”、“无奏对之分”、如道府同知副将之类的小臣径上密折之权。雍正并对这些“从无奏折子之例”的人打气说：
“朕今准你奏折子，就是你家里有什欺侮，教他们寄信与你，你缮折子，面上写一密字，差妥当家人赉来，门上人不敢不替你转奏，钦此。”
密折可随时随事奏闻，“一切地方之利弊，通省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属员某优某劣，营伍是否整饬，雨旸是否时若，百姓之生计若何，风俗之淳浇奚似，即邻近远省以及都门内外，凡有骇人听闻之事，不必待真知灼见，悉可以风闻入告也。”
雍正推广奏折制度，使处理国家大小事务的权力全部集中到他自己手中，封疆大吏及内阁职权同时削弱。地方事务稍大一点，都要上奏折请示，秉承皇帝旨意办理。这种奏折并不通过内阁所属的通政司专呈，皇帝对奏折的批示并不同内阁大臣商讨，完全出自御撰。如当时内阁中书叶风毛所云：“国朝拟旨有定例，内外大臣言官奏折则直达御前，天子亲笔批答，阁臣不得与闻……庶务事皆朝廷总之。”
雍正推广奏折制度，改变了过去皇帝仅靠少数官僚或机构获取政治情报的传统，广泛增加了耳目和资讯渠道，密折人因此也不敢谎报政情，这便为其洞悉下情、决断决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雍正曾不无得意地说：“今许汝等下僚亦得折奏者，不过欲广耳目之意。”“然谕你打听的事，也不是你奏来就是了，朕还另有访问打听。”各种不同身份的官员背对背从各种不同角度秘密反映各种社会问题的奏折，使雍正成为从内到外、全面掌握中央、地方情况的第一人，也可能是唯一一人，从而真正做到了乾纲独断。
奏折制度取消中间环节，提高行政效率，成为雍正推行革新大政的有力工具。诸如“耗羡归公�